在接近均衡的区域，如果内部和外界引起涨落的因素是线性的，也不可能产生任何新的组织结构

本世纪初以来自然科学革命性的进展到80年代开始成为演化经济学发展的直接动力。这里我们只简要讨论生物学与耗散结构理论的意义。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核心在于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首先，在一个物种的成员间必须存在变异，无论这种变异是盲目的、随机的或有目的的，如果没有这种变异，进化过程将无从谈起。其次，必须存在某种遗传机制，借此后代更像他们的父母而非同一物种其他成员。第三，自然选择对变异和遗传发生作用，导致新物种的形成或旧物种的灭绝。但达尔文当时不了解孟德尔所做的工作，未能提供一个遗传机制的理论，曾考虑是否采用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理论。在拉马克看来，生物对环境的适应产生了变异，这种变异可以遗传给后代。生物学未能为拉马克主义提供例证，但拉马克进化机制在社会科学中得到了应用，许多学者在研究文化基因及其传递上借用了这种隐喻。
自达尔文以来，生物学取得了巨大进展。新达尔文主义把达尔文理论与孟德尔“基因”理论相结合，对遗传过程给予了说明，核心概念是表型和基因型的区分，表型是指有机体外部特征和形态结构，而基因型是由遗传组织所构成，植根于dna结构中。基因决定了一个物种的个体或物种间的差异，是代际间遗传连续性的根源，表型生活的环境对基因突变进行选择。然而，许多生物学家对此提出了异议，主要的批评是，第一，新达尔文主义把基因看作是选择的唯一单位，仍不能解释新物种形成的机制等问题。与生物简化论相反，一些学者提出了选择是在不同层次上展开的，淘汰过程可以在整个物种水平上发生，而不仅仅发生于对基因型的选择。第二，新物种的形成不仅仅是突变的累积，环境的快速变化是物种形成的主要原因，这就是由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和尼尔斯·埃尔德里奇提出的“间断平衡”进化理论。他们认为在环境巨变之后，进化速度放慢，一直到生物群体再次面临环境的挑战。上述隐喻在研究社会经济系统演化时，会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如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将引起日本经济体制的突变，调整之后，体制演进速度肯定会慢下来。生物学中争论的问题很多，很难说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生物学理论，这是演化经济学在借用生物学类比时必须加以鉴别的。

虽然生物学为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但笔者认为物理学的发展，特别是布鲁塞尔学派的耗散结构理论意义更大，这是因为它对人类思想中演化这个统一范式的最终确立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知道，当牛顿经典力学完成其综合之时，就受到了经典热力学和达尔文进化论的挑战。与经典物理学不同，这两种理论或学科都强调了自然演化及时间的重要性，但“时间之箭”的方向却是相反的。整个19世纪人们都陷入了这两种对立方向时间之箭的困惑之中。这个问题经由耗散结构理论一定程度上得以解决。普利高津等对物理规律很少谈及时间、进化和不可逆现象深感惊奇，深信自然界遵循统一的规律，他们从濒于死亡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入手，挖掘这一定律关于时间和不可逆过程的深刻含义，提出了耗散结构理论。从热力学观点来看，耗散结构是指在远离均衡态之下，热力学系统可能出现的一种稳定的有序结构。耗散结构理论的提出，基于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的区分。经典热力学研究的是处于或接近均衡的封闭系统，在封闭系统中，如果最初不是处于均衡，热力学第二定律将驱使系统达到以最大可能混乱和随机为特征的均衡态的形成。但如果系统是开放的逐渐远离均衡的，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在接近均衡的区域，如果内部和外界引起涨落的因素是线性的，也不可能产生任何新的组织结构。相反，如果系统处于外界各种因素的强制作用之下，具有非线性动力机制，系统行为就处于在多重稳定态（分叉）之间进行选择的相变过程，这种新的分叉的增加代表着系统演进的多样性和组织结构趋于复杂。一个非常小的扰动或涨落通过非线性机制有可能导致系统从偶然事件走向必然，使系统从不稳定态走向新的稳定有序状态。系统的发展可以经受突变，系统在分叉点之前的驻留和犹豫，呈现出混沌之特征，因此，约瑟夫·福特说：“进化是具有反馈的混沌”，分叉点区域系统行为的非决定性，表明了大自然所具有的随机性和偶然性，混沌理论把这种因素与系统内在的决定性机制巧妙地结合起来，说明了在秩序和混沌的边缘，大自然创造性演化过程的内在本质。耗散结构是在开放、非均衡条件下，通过非线性、自动催化（正反馈）和系统的涨落而形成的自维生系统。这一理论目前已被社会科学工作者运用于城市和区域发展等许多问题的研究，无疑它对解释中国历史和改革、中日及中俄制度变迁的路径等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三、演化经济学的方法
在演化经济学中，对演化概念的理解是不一致的，霍奇逊在《经济学与演化——把生活带回经济学》（1993）一书中，对经济学中演化含义进行了分类，参看下表。根据霍奇逊的看法，遗传一词应在它被生物学采用之前的最初含义上所使用，经济社会系统的遗传理论是指对系统各组分之间交互作用的因果解释。个体发生论认为，某个个体的成长是从给定发育可能且不发生变化的基因的展开过程。与此相反，系统发生论认为进化既包括基因库又包括系统组分的变化，演化经济学更多地采用了系统发生论的隐喻。
单线路
１.发展—|
多重线路（马克思、霍布斯）
经济演化—|　　　　　　　　　　　 连续（斯密、门格尔、瓦尔拉和马歇尔）
个体发生论—|
间断（熊彼特）
２.遗传—|
社会演进具有终级完美趋势（斯宾塞、哈耶克）
系统发生论—|
无终极完善趋势（马尔萨斯和凡勃伦）
那么一个明确的演化分析框架由哪些因素组成呢？笔者根据对文献特别是制度演化专题的了解，归纳为以下三要素。第一，基因类比物或选择单位。演化经济学家对此存在争议，一般认为选择单位应与环境相区别，具有某种有机连贯性和相对不变性。博尔丁提出选择单位应是从汽车到知识的人类人工制品，但批评者指出由于汽车等物质产品不具有有机之品质，且与人类知识不处于同一逻辑地位，因而不应作为选择单位。虽然把知识作为基因类比具有启发意义，但知识不构成选择单位，并且它可以脱离其创造者存在于图书馆和计算机之中。大多数现代演化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或组织具备选择单位的条件，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凡勃伦，“社会结构的演进，（却）是制度上一个自然淘汰过程”。凡勃伦观察到制度和惯例具有相对稳定和惰性的品质，因此可以历时传递其重要特征，它是社会有机体的基因组织，扮演着生物学中基因进化的作用。尼尔森和温特在他们那本名著中讨论了类似于基因的企业惯例的作用：它是企业的组织记忆，执行着传递技能和信息的功能，但惯例并不是新达尔文主义严格意义上的基因，它具有学习效应的获得性遗传特征，因而可以是拉马克式的。第二，变异或新奇性。变异原则强调种类和多样性的作用，有时等同于已有特征的变化，即系统内新奇事物的创造。经济系统的新奇事物是人类创造性的结果，是新的行动可能性的发现。这种变异或新奇事物事先是不可预测的，事态的进程因新奇事物揭示出来的特定含义而异，因而社会经济动态系统不可能存在一个已知的、唯一确定的解。新奇或变异是如何产生的？凡勃伦把它看作是随便的好奇心之结果，威特（witt）认为有两个因素起着重要作用，一是经历新奇的快乐和刺激，这类似于熊彼特创造性欢乐的看法，它与个人的偏好结构有很大关系，也与社会制度是否鼓励创新有关。二是现实中经受的挫败推动了对新奇或变异的搜寻。与理性最大化理论不同，西蒙和马奇等认为人的行为是满意原则。依据这一原理，尼尔森和温特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如企业利润低得无法忍受时，企业被迫搜寻新技术及新的组织形式（新奇性产生），由此导致企业惯例发生变异。日韩经受金融危机的挫败，被迫对其体制模式加以修正（变异），但某些遗传特征仍会保留下来，它将经历路径依赖式的演变，不可能完全采用英美式体制，相反将会具有原有体制更多的相似性。第三，选择过程。按照凡勃伦的看法，制度是人类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因此新奇或变异必定是新思想和新的做事方法的出现。生物进化论强调变种和多样性对进化过程的重要性，把微观差异和个体可变性看作是进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对于经济社会系统来说，个体思维和行为差异的基础来自人的偏好或知识的主观性质，它是由经验和认知模式的不同产生的。新奇或变异产生后，它是如何在经济社会系统中导致创新和扩散的？从而导致社会群体思维和行为模式发生变化（制度突变）？演化经济学采用生物学的“群体”观点对此加以解释。“从群体水平来看，任何个体的决策，无论是创新、模仿或保守的，都影响到群体中全部行为的相对频率”，这就是威特所谓“频率依赖效应”：一个个体对创新者是模仿还是反对取决于群体中有多少成员已做了这种选择。不管创新者主观偏好如何，市场过程将对其加以检验并进行选择。报酬递增作为“频率依赖效应”的一个重要特性近年来得到了更多的讨论。在创新阶段，如果大数定律发挥作用，创新很可能被扼杀；但如果系统是开放和远离均衡的，由于自增强（正反馈）的作用，创新就会通过系统的涨落被放大，从而使之越过某个不稳定的阈值而进入一个新的组织结构，在这个相变过程中，大数定律失效了。但当新结构形成后，自增强又会启动大数定律，新思想和新的做事方式进入扩散阶段，逐渐成为社会流行的状态，这就是凡勃伦关于思想和行为的惯例化过程，亦即新的制度结构最终确定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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