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家詹姆斯·拉夫洛克(JamesLovelock)相信整个生物圈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他称之为盖亚(即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传统看法认为地球和其上面各种生命形式是无关的。但根据拉夫洛克的理论,人类生命和我们的星球是有密切的关系的。“盖亚理论认为,不仅动植物,而且大气、海洋和土壤都是由复杂的相互依存的网络维系在一起的”。
这个理论认为有机体不光是对地球的变化做出反应,它们还创造了地球的环境,以保证各个物种得以生存。一个常用的例子是地球的稳定温度。尽管在地球的40亿年历史之中太阳的发光度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辐射至少增加了30%),但是地球的温度保持了相对的恒定,生命也才得以出现。海洋的成分同样也保持了稳定,在至少一亿年中盐分始终保持在3.4%。
这些例子成为盖亚理论的佐证。它们证明了现实宇宙中的一切都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整体的一部分,而每一个局部都影响着所有其他部分。用TedPerry更富有诗意的语言来说:“我们知道,所有的事物都联系在一起,犹如血缘维系一个家庭……降临于地球的,也降临在地球之子与之女身上。人类不是在编织生命之网,他本身就是这网上的一根丝。他对网所做的一切就是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这段话的灵感得自西雅图酋长的讲话)
新的观点
我们有些人患有幻视的病症。我们相信我们与物质宇宙以及他人是分离的。我们这种分离的幻觉是有多种成因的。它是古老的犹太—基督教信仰中人类是为统治物质世界而被创造,物质世界的存在就是为了供其利用这一信念的自然延伸。牛顿那种由独立零件构成的钟表式的宇宙模型,笛卡尔将精神与物质分离的二元哲学以及形形色色的以自我为导向的心理学理论都加强了这种分离感。然而,我们已不再适合于孤立主义、二元论和对自我的自恋倾向。可能我们已到达了人类进化的这样一个阶段,为了更好地保持和发展“我”,就不得不关注“我们”。作为一个地球村的世界是如此的紧密相连,我们别无选择。
当然,很多人已经认识到我们的相互依存关系。东方哲人常把世界描绘成一个宇宙的网络。即使在西方,这一主张也并不是完全无人关注。卡尔·荣格(CarlJung)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与他的同行们那种以个体为中心、以自我为基础的心理学理论就有着巨大的区别。荣格认为我们每一个人不仅有与自己的记忆库相连的个人无意识,而且我们也与一个大得多的所有记忆的共同记忆库相连——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集体历史的无意识记忆库(引自Hall和Lindzy所著TheoriesofPersonality)。
荣格这种共同的无意识记忆的集体数据库想法和英国生物学家罗伯特·谢尔德雷克(RupertSheldrake)在20世纪后期的形态场(MorphicFields)理论相类似。谢尔德雷克的理论提出全人类的记忆都存在于无形的能量场中。根据这一理论,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做法不是来自于个体的学习,而是来自于积累在共同信息场(形态场)中的信息。我们都与这共同信息场联系在一起。
形态场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已经有先行者之后学习新技巧(或改变范式)会比较容易。知识结构进入了形态场,使得后人的学习变得越来越省力。当个人的能量与场中的能量相互作用时,会产生自然的行为变化。形态场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改变一种行为是如此之难。文化范式即使在我们认识到其不足之后仍会继续给我们以强烈的影响。谢尔德雷克的理论认为个人的变化可以通过两种完全不同的途径产生:通过个人的决定产生(量子看见),也可以在临界数量群体获得了更高层次的知识之后(这有时被称作百猴现象)由于形态场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而自然产生。
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概念和谢尔德雷克的形态场理论提供了量子的不可分原理在人类层面上起作用的可能形式的例子。如果我们的个体意识持续性地与量子场有着复杂的非局部相互作用,那么就可以解释被称为同步性(synchronicity)的自然的有意义巧合。吉恩·休斯顿评论说:“如果按照全息模型,所有东西之间都存在共振和某种形式的干涉,那么就根本不存在什么巧合。”
在电影《渔王》(TheFisherKing)中对同步性有生动的描述。在这部电影中,一个傲慢的广播谈话节目主持人对一位情绪不稳定的来电者的粗暴态度触发了这个精神病患者的一个发狂的举动。那位来电者到纽约的一家餐馆里进行了一场疯狂枪击,杀死了7个人。这一事件使那位主持人陷入了忧郁症和滥用毒品。两年后,这位住持人企图自杀,一个流浪汉救了他。这个无家可归、情绪无常的人就是那次凶杀中一位死者的丈夫。亲眼看到自己的妻子被枪弹爆头所受的冲击使他精神失常。那位主持人这样表述他对这一看似巧合的事件的反应:“为什么全纽约的人中间我偏偏要被这个要为他老婆的死负责的人所救?”
当然,这里没有什么符合逻辑的解释。然而,在我们理解了宇宙纷繁复杂的相互关系之后,这类巧合也就可以理解了。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中的金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是有其物质和精神基础的,于是我们开始有意识地选择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不仅具有伤害或帮助他人的潜力,而且具有伤害和帮助我们自己的潜力。这样,做好事不仅是一个无私的选择而且也是一个自私的选择。通过自觉地选择负责任的行为,我们使回报以新奇的不可预测的方式降临在自己身上成为可能。
东方的智慧
传统中医把人的身体看作一个全息的整体。五脏六腑、五官九窍,乃至四肢百脉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从身体外表就可以看出内部器官的问题,也可以实施治疗,所谓“脏藏于内,象见于外”。足疗可以通过足底按摩调理全身各处的问题。同样,耳针疗法在人的耳朵上可以找到自身全部器官的对应点。我们的祖先不仅相信人体各部分的联系,同时也相信人与自然(天)有着同样的联系。因此,中医的辨证施治还要考虑到外部的环境,东西南北、春夏秋冬、昼夜晨昏等等。
中医只是表现出中国古代整体性思维和辩证思维的一个例子。朴素的辩证思维是在对现象世界的直观认识中,浑然一体地、动态地把握世界的方法。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儒、道、墨等诸家都包含了这一思想。西汉的董仲舒强调“天人感应”即“自然、季候、政治、人体、社会、情感等等相比类而共感”,如李泽厚所说,它“包含着对主体心理情感与外界事物的同形同构关系的朴素的观察和猜测”。在这种人与自然密切相关的信念下,我国古代非常重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体自身的和谐。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的主题“和谐之旅”,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和谐”、“人际和谐”和“身心和谐”与奥林匹克“使体育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维护个人尊严的和平社会的发展”精神的契合。
出于这样的和谐观,古人在人际交往上注重信、义,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相信自己行动的后果会影响到自己的将来。因此,在行动上讲求负责任。佛家讲因果报应,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易.系辞》中孔子的话说:“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王也,言行所以动天动地也,可不慎乎。”由于人与自然就如音乐会产生共鸣一样,如董仲舒所说“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因此人的行为会与他人,与万物形成一种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