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逻辑的首要定律是不相容定律 当复杂程度提高后，准确的陈述失去了意义

麦克尼尔介绍：模糊逻辑概念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起源于美国。它是由伯克莱加州大学的工程学教授罗蒂夫·扎得（LotfiZadeh）提出的。模糊逻辑的是基于我们生活在一个非二元的宇宙里这一前提的。扎得的同事们没有对他理论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果这个理论对了，亚里士多德就是错的。伯克莱的另一位教授，数学家威廉姆·卡含（WilliamKahan）说：“我们所需要的是更加逻辑化的思维而不是削弱逻辑作用。模糊逻辑的危险在于它宣扬那种不精确的思维，而不精确的思维已经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问题……我想像不出什么问题不能用普通逻辑来更好地解决。”其他一些受人尊敬的学者也做出了强烈的反应，“称之为伪理论和奇谈怪论。它容忍闻所未闻的随意性……威胁到科学的方法”。

然而，日本人（正如在20世纪50年代对待戴明的理论一样）对扎得的想法给予了完全不同的反应。他们不仅欢迎模糊逻辑，而且热情地接受这一理论并用它来设计“聪明”技术——使用非二元电脑逻辑的技术。可以“读”出衣服有多脏，自动输出适量洗涤剂的洗衣机和不需人工输入就“知道”合适的加热时间和温度的一键式微波炉都是模糊逻辑的直接产物。而且，模糊革命方兴未艾，应用刚处于婴儿阶段。在不远的将来，具有高度机器智商的模糊中性网络计算机系统将彻底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从模糊逻辑的观点看，“真正的问题不是机器是否会思考，而是人是否会思考”（B.F.斯金纳）。作为一种文化，我们能在一个模糊技术的世界里总守着传统的逻辑吗？

多价电脑系统处在模糊技术的核心。在这一系统中，“多层过滤”让不同数量电流通过，这样取消了目前使用的1和0的二元系统——完整电流和无电流。不幸的是，这一新模糊技术已经超越了我们中的一些人。很多人还在沉湎于二元的习惯。我们没能认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高度复杂的多价的世界中。模糊逻辑不仅让我们反思二元思维习惯的价值，而且让我们反思整个社会在信息收集和分析方面的困惑。

模糊逻辑的首要定律是不相容定律，内容是：“当复杂程度提高后，准确的陈述失去了意义，而有意义的陈述失去了正确性。”这个定律说明了事情的复杂性和收集信息的价值之间的反向关系。度量复杂的问题会增加其模糊程度，因此我们越切近地检查一个复杂问题就越会得到更加模糊的答案。

谢尔顿教授在自己的咨询工作中多次经历过这样的动态历程。几年前她被一家客户公司邀请去调查17名中级经理。她让这些经理根据重要程度顺序排出10个关键的组织机构问题。排在“1”表示“最重要”；排在“10”表示“最不重要”。10个项目中有3个既被排在1也被排在10；另外6个项目也有至少7分以上的看法上的差距。剩下的一个排序的范围是4到10。显然，这些经理们对目前的现实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公司里的一位高级领导表示希望在咨询项目完成时所有的经理都对这些问题有类似的看法。但在一个模糊的世界中这是非常不现实的。一个人对组织机构的看法总是会和不同角色、不同岗位、不同地域的其他人的看法有所不同。

人类视角的模糊性常常造成混乱和误解，而且像扎得的定律所意味的，收集更多信息并不总是有用的。例如，对于一个特定的市场环境的实际特性的量度与其观察到的特性之间没有什么相关性。美国著名组织行为学专家斯蒂芬·罗宾斯教授（StephenRobbins）解释说：

不幸的是，一个组织机构的环境不像一头一千磅重的大猩猩。你不会忽视后者，而组织环境确不是轻而易举能认清和区分的。在一家公司看来无法确定的复杂环境，在另一家公司看来却可能是静止和很容易理解的……公司中基层的人员会选择一部分“眼前”事物，称其为具体环境，而同一公司中的高层人员却认为另外一些事情是公司的具体环境。同样的差别也存在于不同背景、教育以及不同职能的人员之间。即使是同一家公司的高管人员也会对环境有不一致的看法。这说明组织机构建构和创造自己的环境，而创建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有什么样的看法。

因此，尽管组织机构可能认为他们在根据环境的“实际情况”制定战略决策，事实上他们是在根据他们所理解的实际情况来做决定。收集更多的数据会给我们提供新的事实，但人类理解力的模糊因素仍然存在。我们对所关注的目标的选择往往造成我们忽视了大量其他可关注的事物（不相容定律）。事实总比我们所收集的数据要广阔得多。

观察的偏差影响到我们如何看待他人和如何收集数据。“在人类组织中，我们每天都在进行着薛定谔的游戏，以决定如何相互看待来决定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有多少生气或有多么死板（惠特利）。我们看到所预期的东西而常常忘记了现实是多方面的。这种所谓皮格梅隆作用（PygmalionEffect）早就被发现了，但我们却常常不能完全承认其对组织机构的危害。（皮格梅隆是希腊神话中的塞浦路斯国王，他爱上了自己雕的少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