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感觉器官实际上就是为二元思维设计的 线性逻辑

我们的感觉器官实际上就是为二元思维设计的。人类视网膜上接受的信息比新皮层能做线性处理的要多得多。于是我们就回到了低层大脑中心，以认知的效率和感知连续性的理由对信息进行分类和清除。把事物简单地分门别类可以使我们以最小的认知努力来处理大量信息，并可以让我们以极大的一致性来体验生活，但这也同时导致了一种扭曲的视角。

我们对于感知连贯性的追求不仅削弱了我们创造性思维的能量，更让我们错失了很多看到新思维方式必要性的机会。因此，我们很多人像机器人一样生活，将所有不符合我们对世界的狭隘认识的一切都搪塞过去。我们总是用老眼光看待事物，常常忘记了我们的感知有其隐藏的一面。比如说，街边有一枚正面朝上的硬币。我们观察这枚硬币时只能看到它的一部分。而目前没有看到它的反面并不意味着反面不存在。它具有潜在的现实性，而当我们决定看那一面时，它便有了实在的现实性（玻尔的互补原理）。

海森堡（Heisenberg）的非确定性原理对日常经验中的世界也是适用的。这一原理认为每个事物都是具有多重性的，而我们每次只能观察到它的某一个方面。因此，越是以一种固定的方式来看待事物，我们就越可能产生环境性盲区。这并不意味着真理总是相对的，但它说明以一种方式看待事物是有局限性的。典型的情况是，我们只看到纷繁复杂的多种可能性中的一小部分。量子真实的不明确真理鼓励我们始终接受着其他的可能性。这种不明确性可以把我们提升到创造性的新高度。它使我们能放弃对正确答案的追求，而去寻找新的、更具创造性的解决方法。于是我们可以致力于对真理多面性的毕生探寻之中，因为我们知道，探索的角度越多，我们其后的经历就越丰富。

当开始探索新的思维方式时，逻辑成了我们最大的敌人。逻辑经常告诉我们真理的“另一面”是行不通的。但所有的具有创造性的突破都是非逻辑性的。它们超越了当前看待事物的方式。最终，逻辑的解释会出现，但它总是跟在创新的后面，而极少能超越创新。对于19世纪的先辈们来说，让飞机飞翔是一件不合逻辑的事，但怀特兄弟相信这是可以做到的，于是就做到了。

联邦快递公司是一个更近的例子。弗雷德·史密斯（FredSmith）在耶鲁上大学时在他的一份期末论文中提出了一夜送达服务的概念。他的管理学教授只给了他一个“C”，并评论说：“这个概念是有趣和相当成形的，但要想得到比‘C’好的成绩，想法必须是可行的。”史密斯拒绝让逻辑阻碍他的发展，毅然成立了联邦快递公司，而后来的一切，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已经成为了历史。不幸的是，很多人没有史密斯的勇气来挑战牛顿式的世界观。历史上往往只有天才、神秘主义者和精神分裂症患者敢于进行理性以外的思考。今天，我们必须都要学会这么做。我们要想发展（或生存）就必须这样。

东方的智慧

与西方非此即彼的思维不同，中国传统的思维体现出矛盾性（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的特点。心理学中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证明了东西方思维特点的不同。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彭凯平和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侯玉波等所做的研究发现“中国人常用的谚语中，朴素辩证思维的谚语比例大于美国人常用谚语中富有辩证思维谚语的比例”，“中国的大学生比美国大学生更喜欢蕴含丰富辩证思维的谚语”。

崇尚自然、不追求过分的明确，是中国思维的另一个特征。《庄子》中有两个著名的故事，一个是为混沌凿七窍：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经常聚会在浑沌之地，浑沌招待得很好。儵与忽商量着如何报答浑沌，说：“人皆有七窍以视、听、进食、呼吸，而他偏偏没有，咱们给他头上凿出七窍来试试。”于是每天凿一窍，七天后浑沌死了；另一个是黄帝丢失了玄珠，最终将其找回的不是知（智慧），不是离朱（明睹），也不是诟（言辩者），而是象罔（无心者）。这些都反映了以一种包容的、模糊的、自然的态度来思考和行动会优于过分执著的追求作为。区别于西方的线性思维，中国人的思维重整体把握而轻具体分析，因此对于模糊的容忍甚至推崇也就不奇怪了。

西方人易于把黑与白这样对立的概念看得比较绝对。而中国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发现，所有事物都是在对立面相互斗争、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过程中得以发展的。北宋哲学家张载认为：“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主张“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把矛盾当作统一体的固有内容，而又把统一当作矛盾的最终归宿。中山大学心理学系的杨中芳在阐述她的“中庸思维体系”时引用了蔡锦昌的研究，认为“中国人心目中的阴阳，并非两物，而是两种态势……两者一起代表一个可能关系，这个关系不是两者物化的特质或元素关系，而是由人的行动所产生的后果关系”。

佛家对于色与空等诸多两两相对的概念并不是简单地肯定一个，否定另一个，而是要有圆融透彻的把握，避免落入任何一边。《老子》中更是充满辩证思维，如“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将欲歙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故兴之；将欲取之，必故与之。”也许正是因为中国人的思维较少受逻辑性的限制，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以打破常规的创造性思维取得成功的例子，如孙膑的田忌赛马和诸葛亮的草船借箭等。这些“跳出圈外”的思想，不正是所谓“颠倒和逆向”的量子思维吗？

量子思维技巧

量子思维是进行矛盾性思维的能力。这一技巧能帮助我们超越二元逻辑的界限，对生活中的挑战做出具有高度创新精神的应对。在我们练习这一技巧时，用加里森·凯勒（GarrisonKeillor）的话来说，我们要学习“直面现实并否定它”。这并不是因为某一特定现实威胁到我们对于感知连贯性的需求，而是因为我们已自觉地选择去看其他的感知可能。

《旧约》中的大卫和歌利亚（Goliath）的故事是量子思维作用的一个例子。在故事中，以色列人遭受着严重困难。他们即将输掉一场与敌人——腓力斯人的战斗。腓力斯人有一张王牌——一个叫做歌利亚的巨人，他装备着极好的甲胄和武器。歌利亚向对手发出挑战，要他们派出最好的战士和他格斗。以色列人以逻辑想到了两种选择：一是把战士一个个地派去，直到整个军队被杀绝；二是立即投降接受奴隶的命运。

当他们挣扎于这两个可怕的选择之间时，一个12岁的牧羊人大卫站了出来。大卫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性，由他来和巨人搏斗。尽管这个建议十分可笑，国王最终还是同意了。说到底，国王又会损失什么呢（除了大卫）？这个孩子从队伍中走出来，既没有盔甲也没有武器。他倒是有一只投石器和五块石头，结果你大概已经知道或至少也猜到了，他用神奇的手腕只一掷就杀死了歌利亚。大卫是一个典型的量子思想者，他相信非逻辑的可能性。

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常面对自己的歌利亚。一般来说我们总是试图用符合逻辑的战略来打败歌利亚们。如果遇到财务方面的困难，我们就加倍努力地工作；如果时间不够用，我们就减少睡眠时间。这些都是逻辑性的行为。但是，生活中对困难的这些逻辑性的反应让我们陷于陈旧的思维模式之中。量子思维技巧鼓励我们进行不同的思考——通过量子飞跃进入对现实的新看法。当我们行动的时候就会看到新的可能性。普里切特告诉我们量子飞跃是在我们追求“优雅的解决方案”时产生的。这些方案通常不会如我们想像的那么复杂和费时。它们对精力和情感的要求大都较低，而且可能是我们所不熟悉的解决方式。


能量的显现， 非线性， 多维多面多重性， 起伏， 波粒二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