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良介绍

张维良：民乐其实是变数

在又一个年底来临的时候，我想起了老朋友张维良，这是一个让人迟迟不能下笔的人物。他似乎总是在跳动，就像一个异常活跃的音符，充满变数。他用独特而又卓有成效的努力，孜孜探求着民乐的多种可能性。多年来，他并不篡改民乐的本质，却给予民乐空前的发展空间。有时候，你甚至会怀疑他是不是有一个魔杖，他手中的笛子，那个他从6岁起拿起来再也不曾放下的长条乐器，的确就像他的魔杖。
　　张维良，有时候是那个一袭长衫横握长笛的古典男人，有时候，在非舞台状态下的多数时候，他是一个喜欢并且善于侃侃而谈的男人，他说话时嘴部有十分活跃的运动，脸上有生动的表情。古老的民乐因为有他而变得生动。先是香港的“雨果”，后有台湾的“风潮”，相中他，至今已经为他出版发行了大约14个民乐专辑。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不知道已经去过多少次欧美大陆，在法国，张维良教授几乎已经成为一个著名的音乐品牌，在美国，张维良也有很高的知名度，克林顿访华时专门要走了张教授的两支笛子。在香港和台湾地区，张维良教授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民乐这一领域。在音乐教育界，张维良教授已经有桃李满天下的成就。如今，张维良教授在吃透了乐器的脾气之后，在睁大双眼看清了世界之后，在熟练掌握了不同级别的电脑之后，把自己发展成为一个不拘一格的作曲家，偶尔他可能也会自问：我的路为什么越走越宽啊？但是，答案显然就在他心里。

我执著所以我成长

　　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人，对于今天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来说，恐怕已经老得像个古董了。如果这个人还不幸从事的是民乐这样的工作，那他有可能会被认为是高级古董。张维良恰好就是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人，尽管他生于50年代末。可是，谁比谁更年轻，仅看出生年月是很不可靠的。有的人的确是年轻的，但却老了；有的人已经不年轻了，可是仍然不老。张维良就是一个可以永远年轻的民乐艺术家和教育家，让他永葆青春的是他的永远不会停歇的脚步、头脑、心灵。
　　他的心像6岁那年一样澎湃。那一年，许是他嫉妒哥哥的才华，当然主要是因为不服，在他的要求下，爸爸带他来到了商店。眼前有很多种乐器，张维良挑了一个最小的、最便宜的，他说这样随身带着比较方便。看来他选择时就不打算再丢下。很少有男孩子有这么坚定的主意。何况那时候没有人能看清楚未来。
　　苏州可是一个人人吴侬软语的地方，张维良如何生得那么倔强，挺费思量。上学他带着笛子，课间，几乎所有的10分钟他都不放过。妈妈病了，希望他不要用笛子吵闹，他就出去练。寒冬腊月，他在田头河边苦练，凡谱成曲的毛主席语录被他吹了个遍。14岁那一年，苏州京昆剧团把他招了进去，一个笛子少年，从此开始了在舞台上的反复实践。实践着，于是就发现了无师自通的局限。趁着去杭州演出的机会，他拜访了浙江艺术大学笛子系教授赵松庭。2003年11月，民乐界学人聚集在中国音乐学院，缅怀并研讨赵松庭先生的艺术与人品，张维良是当之无愧的召集人。他铭记着赵先生一生的坎坷与坎坷中的高尚坚守，不禁情由心生。当年赵先生正处在对时局的失望中，起初并未答应收徒，结果却发现了一个不能拒绝的后生。安心于赵先生门下，张维良没有急于求成。他继续着舞台上的实践，并且将理论思考融入其中。陆续地，借助四处演出的机会，他又拜访了陆春龄、谭渭裕、王铁锤、冯子存等大师，将南北笛子贯通于心，之后，在1977年的春风中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伴随改制，后又成为中国音乐学院的才子，最后留校，成为一名教师。
　　其实可以裹步不前，其实可以知足常乐，但这不是张维良的性情。他要的境界在远处。
　　1987年、1992年，他以个人音乐会的形式，对自己的实践与探索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同时在音乐界、新闻界引起一片哗然。人们惊奇地发现他太与众不同了。他开始被音乐界以及与音乐相关的领域广泛地关注，他走进了著名作曲家陈其刚的视线、走进了著名导演张艺谋的视线、走进了欧美主流音乐圈的视线、走进了克林顿的视线。
　　由于他的成就太过丰饶，完全列举出来未免有些枯燥，但完全不说，似乎也不便于大家对他的认知。作为笛、箫、埙演奏家、音乐教授、作曲家，他的这些业务经历是不可忽略的：创作并演奏了多种音乐专辑，《箫的世界》、《张维良的吹管艺术》、《花泣》、《殇》、《别梦》、《喜相逢》、《问情》、《天幻箫音》、《问天》、《醉笛》、《红叶》、《茶语》、《茶禅一味》等计有14种之多。先后担任电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等影片中的音乐独奏，并荣获最佳音乐奖。1995年录制的《箫的世界》荣获中国唱片金唱片奖，多部舞蹈音乐在国内外舞蹈比赛中获奖。带领华夏室内乐团并以个人名义，多次出访了欧、亚、美、非等地数十个国家以及我国的港、澳、台地区，声名远扬，并让人们对中国民乐刮目相看。连年来，张维良已经发表了多部专著及论文，《笛子演奏法》、《箫演奏法》《箫曲集》、《中国笛乐文化发展的透视》在民乐界、更对后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由于以上成就，张维良荣为2003年度北京首届中青年德艺双馨奖获得者。

我开放所以我高远

　　张维良教授总是有思想要表达的，每当这时候，原来的吴侬软语往往会被他弄得很慷慨。他说：进入21世纪，民族乐器以及民乐面临的不是机遇，而是挑战。中国人必须是清醒的，就像一位驻奥地利的文化外交官所说的，我们必须懂得“如何看待被欢迎”。一遍又一遍地走进西人的“金色大厅”，并不是解决国乐实际问题的办法。祖先留给我们的东西，那是祖先的东西，那不是我们的。无论我们做什么，在今天这个时代，都必须以开放的思维为前提。
　　事实上除了频繁地走进什么大厅，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些“弘扬”民乐的方式，比如民乐的美女组合，比如改坐姿为站姿，改静坐为摇摆，改民乐为摇滚或爵士。是不是不太妥当？新鲜一时可以，轰动一时可能，但那不是民乐的良性发展方式。民乐确乎存在着无数的可能性，这正是张维良教授多年来发展民乐的着眼点。在张教授看来，音乐艺术的革命必然伴随科学技术与工业革命的步履，比如电子音乐的问世，它为我们带来的绝不只是数码，相反，是高清晰度的思维观念。身处今天信息与多媒体并存时代，一味地固守在泥泞的田埂上，不是明智的做法，旁观一下，稍稍偏转一下身子，就会发现原来有不止一条高速公路，这条路将引领我们走向更高更远的民乐道路，而不是歪曲民乐的独特审美价值。具体说，张维良教授如今作曲，在有了586之后，决不会抱守残缺地留恋286时代，观念应与技术进步同步。
　　张维良对于电脑的依赖，会不会影响他的音乐风格？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张教授的回答非常简单：我一辈子都不想形成自己的风格。历史是我们写的，但是，总结历史，那是由后人来完成的。但是非常个性化的著名作曲家瞿小松对他说：就这样坚持下去，就会形成你自己的风格。
　　张维良先生是少有的既务实又善于开拓的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他不会厌倦过程的麻烦。凡是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会不厌其烦地做，彻彻底底地做，在他看来，过程的乐趣可能会大过目的，所以他喜欢享受过程。早在1987年，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就说过：人生的乐趣在于不尽的追求中。人生观能够如此一以贯之，也算难得。
　　我们甚至也较少可以发现有人能像他那样，晚上在电脑上作曲作到深夜，有时候突然发现原来天已经大亮，紧接着，他稍微整理一下，就进入另一项工作——给学生上课。平均每天睡三四个小时，竟然不困，除了可以理解为被充实的事业激励，还能怎样解释？
　　令张维良教授精神饱满的、思路开阔的还有其他因素。张维良几乎不在民乐的小圈子里厮混，他有更广泛的交友范围，在那样的大范围里，他收获了真诚的友谊，赢得了大家的信任。据说由于他常常是来了又走了，颇让朋友们恼火：他精力那么充沛，想法那么多，大伙被他调动起来了，他却走了，叫人如何适应啊？
　　忙而不乱，忙而不衰，为何？张维良说：可能是因为天天吹笛子。除此之外，他没有别的运动。可以看看他的成绩：去年，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新版《蔡文姬》写了长达60多分钟的音乐，起先被怀疑音乐恐怕会抢去“话”的风头，结果证明担心是多余的。那音乐恰倒好处地烘托了话剧的气氛，张教授自我感觉越发好了起来。不久前，张维良又为国家体委将要推广的“新功法”写出全新的音乐，笛箫埙研磨了这么多年，对于如何借鉴民乐的传统，张教授的手法已经完全驾轻就熟了。

我充实所以我大度

　　张维良的音乐最奇妙的一点是骨子里的现代感。正像他反对的单纯外在形式的花里胡哨一样，他追求的是民乐内在的现代意识。生活中的张维良还是有几分时尚感的，可是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舞台，包括CD的封面上，张维良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总是儒雅的、人文的，从中折射出他对民乐的尊重，对文化的尊重。每当他出场，就可以清晰地显现出他的学养和背景。
　　“在阅历中成长”，这是张维良对自我的一种概括，其实对所有的人，也适用。观张维良本人，其实可以猜测从前他应该还是会计较一些东西的，包括认真计较，但是很显然，他现在不了，他忙忙碌碌，踏踏实实，真正充实得没工夫计较身外物了。他饶有兴趣地说到“5分钟现象”。就是说如果有人在5分钟之内出其不意地出言不敬，让你恶心，你一定要设法在5秒中之内把它排遣掉，这才是健康心智的标志。以音乐为事业，或者以其他艺术品种为事业，都格外要求从业人员的心理素质，要敏锐地感受，还要迅速地排遣，过分沉湎其间，就会病入膏肓。人都可能有病，但不能病在血液里，那就没治了。张维良正在把自己的阅历及见解传授给他的学生，他的活跃的思维方式也深度感染了他的学生，尽管民乐的整体形势不容乐观，张教授的学生却有相对好的去处与作为，因为，他们在毕业之前，准备好了应变的心态和应对的技能，他们学到手的不止是专业，更主要的是看世界的方法。
　　张教授的大度不是只表现给朋友、同事、学生，对于家人，特别是妻子，更是同理。他说：一对夫妻，共同生活5年10年之后，关系可能会变得跟普通同事一样，甚至还不如普通同事，因为彼此之间会生出恨的情绪。这时候往往连必须要尊重对方都忘了，在对方眼里连个闲人都不如了。不是主张“气要往肚子里咽”，但是，要学会及时说“对不起”。俗话说，外面一条虫，家里一条龙，小肚鸡肠的男人才会回家耍威风。大部分事业有成的男人回到家中，是懂得该如何摆正自己的位子的。
　　关于艺术院校的教育改革，张维良也曾经倾注了很大的热情，也曾经做过中国音乐学院器乐系的主任，后来他明白，有人适合做主任、院长、部长，而他只适合做教授、演奏家、作曲家，今天的一切，都是健康而正常的状况，他心满意足。唯一永不满足的是，他将无法穷尽民乐的全部可能性，他将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