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阳光由窗棂浸到室内，照亮了何龙的半个脸；他还没醒，嘴角挂着一丝隐隐的笑。她不忍心叫醒他和他分担一个令人失望的事实。她想马上简单洗漱一下就出门，但身体似乎被他的柔情所牵，竟然动弹不得。她看着手指上的婚戒，十分的珍爱。但想到要去布朗士，一个不太安全的地方，她很不忍心地把那个戒子慢慢摘了下来，在衣柜里找了个小首饰盒，把戒子放了进去，又把盒子放进了卧室里的一个柜子的抽屉里。本来，她是要给母亲一个惊喜的，不过现在她想母亲的心绪一定不佳，还是暂时不提订婚一事。她又回到床边看何龙，贪心地看他熟睡的样子。睡时，他的脸上没有平时那份让她有点心疼的严肃。睡着了的他显得温柔，嘴角露出几分稚气。有他在的时候，卧室里透着一种米黄色的恬静。这种恬静在她的生活里也就偶尔有一下。她略感失落，似乎是怕一离开这个屋子便会损失这份亲密的情绪。她坐在床边想了想，有点抱怨时间不能保留一个人的情绪，而遗失掉那一刻的情绪对她尤是莫大的损失。但她还是坚强地把自己捡了起来。她走到客厅，匆匆给他留了张条，提到了母亲遭到的意外，还告诉了他去哪里买好吃的面包和咖啡，让他一个人去大都会观展，又留了把钥匙在纸条边。然后她把自己略为打扮了一下，匆匆地出了门，穿过几条街，进了五号地铁站。
明明在一种焦灼的情绪中挤上了五号地铁，手扶着中央的杆子站着，眼前浮现着妈妈的样子。妈妈的脸上很少有威严，但妈妈骨子里的执拗是明明从小就能感觉出来的。一直以来，明明就只有被教训的份。直到董超凤病后，妈妈才显示出对女儿的依赖，而那种依赖感让明明觉得既亲切又惶恐。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来帮着支撑一个和她血肉相连的生命。不过，当她想到了何龙，她的信心又增强了几分。她现在明白了，何龙能够帮她咀嚼生活，能在她精神塌陷的时刻撑起她的后背。同时，他似乎也能够在她脊背上感到痒痒的时候帮着找到那个痒点，用他的手背在那个点上轻轻地搓揉，给她一份舒坦。她此刻又懊悔，为什么没把他叫醒？如果有他站在她的身后，令她在身边的陌生纽约人中间觉得更加无畏！
可她又怎么忍心在订婚后的第一天，在他们尚未充分享受那一番经历了磨砺后的喜悦前便让他见到病房里的那个妈妈？母亲受了伤，说不定还愁容满面，会和她发生一些非理性的争执？ 她幼年时代对父母之间的仇恨的记忆是这辈子抹不掉的痛。父母急迫地发泄对彼此的憎恶，两个都斯文扫地，无心用一丝的理性来寻求更合理的沟通途径。她那时常常愣坐着，眼看着地，拒绝跟任何人说话，任心上磨出一层恨的茧子，而茧子下的依旧是温婉的心底。
虽然明明已经把何龙的交往以及近期内可能和何龙订婚的想法告诉了母亲，妈妈没有表现出特殊的高兴。她首先是对明明找一个在那么个小国家出生的法藉华裔表示不解。对其不谙中文更为不满。在明明描述了他的种种优点之后，她还是说：“你还是慢点订婚。穿破男人三条裙，不知男人什么心，侬懂伐？” 后来母亲听说何龙是个医师，她的语气才温和了一些，说：“医生好，可以赚大钱，为啥勿到美国住？法国老早没落了，住在那里没前途。” 最后继续强调她的警示之言：“人世险恶！侬没脑子，要我看过才算数!” 明明没有顶撞她，但她情定何龙，也绝不会因为母亲的异议而改变自己的想法。
到了布朗士地铁站之后，明明叫了辆计程车，总算很快找到那家社区医院。走进妈妈的病房，看见她半靠在枕头上闭目养神。她的脸色略显苍白而浮肿，两条淡眉之间，隐隐约约写着一个“川”字。为了不惊动她休息，明明便在她床边的靠椅上坐下了。不一会儿，一个护士模样的人进来了，瞅见了明明，便问她是不是粱老太的女儿。明明点头说是。那护士自己是管这一层的，说主治医师波尔正在急着找她，让她赶快去他的办公室。明明又看了一眼母亲还是眯眼睡着，她便跟着那护士去了。波尔医生五十开外的年纪，长得慈眉善目，很有亲和力。他先自我介绍了一番，又把粱老太的X光片给明明看了，指出了骨折的部位，并安慰明明说，那是一种修复相对容易的骨折。他直言希望明明说服母亲尽快做一个小手术，即用皮螺钉固定断骨，这会大大加快创伤恢复过程。明明对他很信任，但也委婉地表示了自己无把握的心态以及母亲固执的个性。波尔爽朗地笑了笑，用手在她的肩上按了一下说：“这才需要你的介入呀！你母亲是个好老人，她的眼睛也很有魅力。但她有语言障碍，你没有！”
明明回到病房，看见那护士正在给妈妈插打点滴的针头。母亲看见了她，脸上有一丝痛苦状。明明好奇地问护士为什么要给母亲打点滴？护士说血液报告出来，显示老人缺钠，要补液。等护士走了，明明走近妈妈，在她的手上轻轻地撸了一下。母亲看着她，眼神里有一种责备，说：“怎么现在才到？姜先生陪了我一夜，也给你打了无数次电话。你都这么大了，还在到处疯呀？”明明连忙解释何龙到了，自己和他到一个朋友家去了。妈妈说：“侬啊，男人顶要紧。我摔了侬一点都不急的样子！侬还勿如外头人！”
明明知道妈妈可能因为疼痛而心烦意乱，突然失去了勇气提那手术的事，只问妈妈要不要她做什么事。妈妈平平气，要她去董超凤家看看他的情况，顺便给她带来几件宽松的换洗衣服， 把她换下的脏衣服带回家洗了。随后，她又要明明跟医生说马上出院回家。明明情急之下，便提了一下手术的事，妈妈顿时神色严肃地说：“啊呀，我勿要手术，侬勿要再逼我。我要回到我屋里，格头（这里）难过煞哉！我要回去呀。”明明已经失掉了说服她的信心，但还是把波尔医生的话转述了一遍。没想到粱老太的反应更激烈了：“侬勿要再烦了，我死也勿上手术台。我几个朋友全死在受术台上！”
明明无语，想着如何先把妈妈嘱托的事情办了，然后赶快找何龙商量。他是个神经内科医生，在医学上总比她懂得多。她如今真的是分不清谁是谁非了！明明看一眼妈妈给她的脏衣服，也就是一些裤衩内衣罢了，便顺手在洗脸池里把它们打上肥皂洗清，但只好晾在衣柜里了。这时妈妈又突然提出要上厕所。她说打点滴后，就觉得腹部涨得难受。明明惶恐地走到母亲身边，问自己能如何帮她。梁老太把老姜的一套要领重复了一下。明明十分努力地去做了，但做得不到位，自己还差点绊了一下。恰巧那护士进房，等梁老太进了洗手间坐定，护士严肃地警告明明：不许再这样做！说梁老太不肯在扁马桶里排便；如果起身后摔了，医院还会被告。明明连连道歉，说会和母亲解释一下。护士说她去取个轮椅车过来，等她母亲用完了，请她打铃通知一下。
明明等了好久，还不见母亲出来，就在门口问她有没有问题，她说肠道里的东西还是出不来，后来又说出来一点，最后她说，“算了，就这样吧。” 明明打了铃，护士来了。明明目睹她先把轮椅车的脚固定住，然后把母亲搀扶到轮椅上，推到床边，把她放上了床。明明看着，心里充满矛盾：回家，母亲的右腿不能下地，怎么办？谁来料理？ 董伯伯又处在那个状况中，自己该如何是好呢？那个时刻她只觉得自己渺小而无力。她提着颗依旧迷惑着的心，离开了妈妈，打的士到车站。等了十来分钟，她上了车，心里盼着车能开得快一点。她突然又特别地想何龙，便想碰碰运气，试着用手机往家里打了个电话。
何龙那天醒来后见了纸条，出了一身冷汗。他没想到明明会不叫醒他而独自去担当她的那份责任。他给她打了几次手机，她的手机居然还没开。他便按照她说的地点买了早餐回来，心神不定地在床上翻阅了一些明明看的艺术书籍，一阵阵地想象她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阻碍。对梁老太的脾性，明明也断断续续和他说过一点。明明和母亲的一点隔阂他当然能感觉到。他能理解明明在某种程度上是想把他们之间的幸福和对母亲的亲情看成两个单独事件。但他知道这是不现实的。有过感情磨难的他，并不害怕面对这一个现实。他觉得，就凭明明没有嫌弃自己是“弱势人群”中的一员，还坚决和他在一起，他对明明的事情应该没有什么不可妥协的。当他听到明明从手机里传来的略带惶恐的声音，就不忍心再生气了；又听她说了一番母亲的不合作，便劝她别太着急。他说人在有伤痛的时候会表现得无理一些，她母亲的种种顾虑也可以理解。他说他想赶快见到她母亲，也许可以帮上一点忙。明明说她也必须马上见到他。于是她把董超凤在法拉盛的地址给了他，让他去时代广场坐7号地铁，她会在车站等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