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的蒙古后妃14

十四. 后妃不知忘国恨



林丹汗的兼并战争，致使辽东以及蓟辽、宣大地区的一些蒙古部落损失惨重。这些颠沛流离的残兵败将屋漏兼逢夜雨，又再受到饥荒的困扰，无何奈何之下，一齐向明朝“请粟”以赈灾。然而，明朝拒绝伸出援手。崇祯帝意欲改善财政赤字，节省开支，便利用这些蒙古部落惨败之机，革去了依照惯例在互市时应该给予他们的赏赐。蒙古“诸部皆哄然”，为了生存不得不倒向后金一边。[1]



鹤蚌相争,渔翁得利。后金成了林丹汗西迁的最大赢家，在占领林丹汗的辽东旧地盘的基础上，势力范围进一步大幅度扩张到蓟辽地区，到达明朝山海关以西至宣府、大同一线，从东面威胁着明朝的京畿地区，而西面则与林丹汗刚打下的新地盘接壤。看来林丹汗怎么也摆脱不了后金这个老对手，总是被后金如影随形地紧跟着。



崇祯帝一方面在宣大地区禁止与林丹汗互市，另一面在蓟辽地区加强对后金的经济封锁，如此一来，明朝边境就存在受到林丹汗与后金夹击的隐忧。



所幸的是，林丹汗与后金在争夺漠南蒙古霸权方面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不可能组成统一战线来对付明朝。现在，后金势力跨越辽河河套到达宣府、大同，随时威胁着林丹汗的新地盘。为了应付后金即将发动的进攻，林丹汗广交盟友，分别与西藏的统治者藏巴汗、朵甘（川、甘、青三省藏族聚居一带）的伯利汗、漠北外喀尔喀的朝克图台吉结成四人联盟，以稳住阵脚。



林丹汗还向明朝示好，当他如愿以偿地消灭卜失兔，夺得顺义王之印后，多次派遣使者来到明朝，声称自己愿意代替卜失兔为明朝“守边”，[2]真实的意图当然是要全部控制右翼与明朝在宣府、大同地区的互市贸易。



宣大总督王像乾为化解明朝边境的危局，建议顺水推舟，恢复林丹汗旧赏，与之重归于好，利用其牵制后金，以保宣、大地区不受后金侵扰。但崇祯帝迟疑不决。



1628年，后金联合归附自己的蒙古左、右翼的一些部落以及科尔沁等部，准备按原定计划征伐林丹汗。但是女真与蒙古贵族们在行军途中经过商议之后，认为其地遥远，便改变了计划，转而进攻明朝。皇太极率部绕过明朝重兵防守的宁锦地区，从山海关以西至宣、大一线中的喜峰口突入关内，兵临北京城下，大肆掳掠，厚载而还，以此破坏明朝所实施的严密的经济封锁。



心力交瘁的崇祯帝经过反复思考，决定两害相衡取其轻，继续奉行“以夷制夷”之策，承认林丹汗吞并右翼的事实。明蒙双方达到和议，在宣、大地区恢复互市。同时，明朝为了扶持林丹汗抗衡后金，恢复给与予林丹汗的重赏，一次性补尝赏金及马价一百万两银子，另外每年还给予八万一千两银子作为新赏。[3]



可是，明朝对林丹汗是否有能力长期统治右翼仍然有所怀疑。顺义王之印是明朝所颁赐，是统治右翼的象征。根据过去的惯例，在一般的情况下，蒙古右翼朝贡使团要携带着顺义王印信入塞，才能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林丹汗也清楚这一点，他在开始西征时曾经说过：“吾欲得金印如顺义王，大市汉物，为西可汗，不亦快乎？”[4]然而现在明朝却不准林丹汗再用“顺义王旧印”，又没有颁发新印，只充许其用无印的“白头表文”通关，进行贸易往来。[5]



皇太极始终不忘征伐林丹汗，他经过长时间充分的准备，于1632年从盛京（今沈阳）出发，联合附属的蒙古诸部，召集了五、六万大军，向呼和浩特发动了千里奔袭。[6]这时，林丹汗的同盟国明朝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冲击下，统治摇摇欲坠，根本帮不上什么忙，而西藏、朵甘、外喀尔喀等盟友也是远水难救近火。



林丹汗在右翼的高压统治已经丧失人心，无力抵抗后金即将到来的排山倒海般的击势，为了保存实力，避免玉石俱焚，无奈只好采取“壮士断腕”的方式，放弃能够与明朝进行贸易交流的宣、大边外地区，向西撤退，企图会合从漠北移牧到青海的外喀尔喀朝克图台吉，控制前往西藏的交道要道嘉峪关，再与明朝在延绥、宁夏、甘肃地区进行通贡互市。



林丹汗临走时派遣部属将呼和浩特几乎搜括一空，“驱富人及牲畜渡黄河，国人仓促逃遁，尽委辎重而去”。[7]这位蒙古大汗往西逃奔时，很多“臣民苦其暴虐，抗违不往。”[8]



林丹汗前脚离开，皇太极后脚赶到。然而，金军浩浩荡荡进入呼和浩特这座不设防的空城时，并没有获得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不得不分散“入村收聚人畜。”[9]



金军行动迅速，一日之内在呼和浩特周围七百里的范围里进行了搜索，“西至黄河木纳汉山，东至宣府。自归化（即呼和浩特）城南及明边境，所在居民逃匿者悉俘之，杀其男子，俘其妇女，归附者编为户口。”[10]这支虎狼之师在完成竭泽而渔的搜括任务之后，对于带不走的东西，如“庐舍粮糗”等等，全部焚毁。[11]



一些蒙古人逃入明朝境内躲避，金军尾随而来，向明朝在边境守卫城堡的将士索要蒙古逃人及财物，[12]而明朝宣大官员为了避祸，也瞒着朝廷私自与后金议和。



战果丰硕的后金，共俘获人畜“十万有余”，[13]在离开时，干脆连呼和浩特城也放火烧掉了，只剩下一片废墟。



从此，宣府、大同这两处明蒙之间重要的市口就被后金所掌控。因为后金与明朝处于敌对状态，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能直接出面与明朝开展贸易。后来，皇太极将驱逐林丹汗时缴获的顺义王之印，付与归降的原顺义王卜失免的儿子鄂木布，令其打着顺义王后裔的旗号，重返呼和浩特一带，在宣府、大同地区与明朝互市。[14]而明朝宣、大地区的官员深知后金的厉害，为了避免因互市停顿而遭到后金的攻掠——引火烧身，对后金间接通过蒙古右翼进行贸易一事也详作不知，继续与蒙古右翼部众保持往来。[15]



再说林丹汗在西渡黄河之后，逃亡途中，“连遭两月大雨，马死了三分之二，达子亦死了很多”；[16]残部想与明朝在延绥、宁夏、甘肃地区恢复经济联系，想不到却遭到了明朝边将的拒绝。缺衣少食的蒙古人迫不得已，经常入塞掠夺，明延绥巡抚陈奇瑜、督师洪承畴等率部反击，双方为此冲突不断。[17]特别是宁夏的战况，最为激烈，明总兵贺虎臣战死，继任总兵马世龙在巡抚王振奇的支持下围堵敌人，斩俘数千，“半岁中屡奏大捷，威名震西塞。”[18]



四处碰壁、穷途末路的蒙古部落“食尽，杀人相食，屠劫不已，溃散四出”。[19]1634年，郁郁不得志的林丹汗在打草滩（甘肃天祝自治县一带）抱憾病死。



林丹汗死后，部属溃散，四处分布在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等边外辽阔的地方，而外喀尔喀、明朝、后金都争相招抚这些散兵游勇。



后金高度关注林丹汗遗部的动向，皇太极亲自致书招抚这些人，称：“朕闻，察哈尔西迁部众，俱住明边外，尔等与其住彼，不如归我”，他在信中郑重许诺，凡归附者都可以官复原职，接着，温磬地提示道：“我两国语言虽异，衣冠则同，与其归附异类之明人，何如来归于我，不惟尔等心安，即尔祖父世传之衣冠体貌，亦不烦变易矣”，又以右翼作为反面例子，指出“先归附明之右翼土门蒙古等，长年累月不得家居，妻子不能相见，又累为我所杀，又驱之使战亡命，尔等所目睹也”，最后，进行了赤裸裸的威胁，称：“若不从朕言，亦听尔自便。以彼地以我，彼时尔等欲求我抚养，亦何益焉！”[20]与此同时，皇太极积极派遣军队在林丹汗遗部出没之地反复搜索，招降纳叛。



后金软硬兼施的招抚政策起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包括林丹汗的多位福晋及儿子在内的大部分部属络绎不绝地前来归附。



后金经过努儿哈赤、皇太极两代人的努力，吞并了蒙古左右翼的大部分人马，几乎控制了漠南所有的牧地，完成了征服漠南蒙古的壮举。后金下一个目标是明朝，而征伐明朝需要蒙古部落的全力协助。皇太极为了怀柔归附的蒙古贵族们，给这些人封官晋爵，让他们继续享受特权。



后金贵族成为蒙古贵族的靠山，他们结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共同统治蒙古。蒙古贵族为了让信奉佛教的蒙古普通老百姓心安理得地接爱皇太极这个新主人，编造了很多神话来赞美皇太极命中注定是“收服一切的皇帝”，肩负着养育众生，“弘布佛教”的重任。[21]



蒙古贵族不遗余力地宣扬皇太极夺取林丹汗的政权是合理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甚至处心积虑地强调林丹汗的一些福晋投降皇太极与“大黑天佛像”的旨意有关。大黑天，又称“嘛哈噶拉”，是藏传佛教的护法神之一，自元世祖忽必烈时代开始，历代元帝信奉此神，此神遂成为蒙古的最高护法象征。元亡之后，奉祀于五台山上一座用千金铸成的大黑天佛像被人运出塞外，辗转之间，落入林丹汗之手。传说林丹汗死后不久，当苏泰、囊囊两位福晋及太子额哲等人欲将大黑天佛像载于驼背之上，继续前行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佛像在瞬息之间变得异常沉重，以至不能举起。两位福晋见佛像显灵，向佛像“顶礼而祝日：‘自我祖宗以来，敬谨奉佛，今我等危急之秋，未知所向，仗佛慈悲，指示去留。’”这时，平日向南的佛像，忽然转动一下，面朝东方。两位福晋恍然大悟，据此认为“东行吉。”便奉着佛像东返，顺应佛意归附了从东面前来招降的金军。[22]



蒙古一般的百姓只是热衷于拜佛，他们不懂汉文，没有机会阅读清朝史籍之中与蒙古传说完全不同的记载。回顾一下清朝官方史籍的记载，就知道苏泰、囊囊这两位福晋并非一起投降的，她们投降的时间分别是在林丹汗死后第二年的三月及四月。



那是皇太极得知林丹汗死亡的确切消息之后，派遣弟弟多尔衮等人率精骑一万，渡过黄河以西，招降林丹汗残部。当大军于三月份到达一个名叫西喇珠尔格的地方，首先碰上囊囊福晋率部属一千五百户来降，多尔衮让人护送他们先回盛京，自己继续向前搜索。



林丹汗的儿子额哲及其母亲苏泰福晋等千余户在黄河河套的托里图（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陶力苏木附近）徘徊。而外喀尔喀的车臣汗已经遣使劝额哲北投外喀尔喀，以图东山再起。在这个关健时刻，多尔衮抢先一步到达，控制了那一带。



当时，大雾萦绕，多尔衮为了避免蒙古人乘天地昏暗之机一哄而散，暂时按兵不动，转而采取了攻心之术，决定派遣南楮等人潜入蒙古大营进行招降。南楮是苏泰福晋的弟弟，早已经归附了后金，当苏泰福晋见到这个弟弟时，不禁号啕大哭，两人拥抱在一起，其后，南楮向苏泰福晋转述金国招降之意，并保证金军将“秋毫无犯。”[23]苏泰福晋与额哲为了自保，不得不投降了后金，而多尔衮为了消除蒙古人的疑虑，亲自与额哲誓告天地，以示诚意。



1635年四月，额哲与苏泰福晋跟随多尔衮东返盛京之后，额哲仅仅只向皇太极献上了传国玉玺，并没有献上大黑天佛像。因为大黑天佛像早在半年之前已经落入后金手中——官修的《清太宗实录》清楚指出，佛像是由曾经辅助过林丹汗的高僧沙尔巴胡图克图于1634年十二月携带来降的，与囊囊以及苏泰两位福晋无关。[24] 既然囊囊福晋、苏泰福晋归附后金并非禀承大黑天佛像的旨意，那么，蒙古贵族散布关于大黑天佛像显灵，指引蒙古福晋前进的故事，从头到尾都是纯属虚构的。



更重要的是，皇太极一生推崇汉人的儒学，[25]并不信奉西藏的佛教，他曾经告戒国人切勿模仿蒙古君臣“俱学喇嘛，卒至国运衰微”，[26]尤其对某些喇嘛的所作所为不满，指责这些人“口作讹言，假以供佛持戒为名，潜奸妇女，贪图财利，常悖逆造罪，索取生人财物畜牲，声称使人免罪于幽冥，诞妄莫过于此！尔喇嘛造罪在此，索取财物牲畜也，至于冥司，谁念尔等索取之情面，遂免其罪孳乎？今之喇嘛，当称之为妄人，不宜称为喇嘛。蒙古人深信喇嘛之言，糜费财物牲畜，忏悔罪过，欲求冥魂超生福地。愚谬莫过于此者！”[27]他还针对藏传佛教利用女性修法的事实，提醒“凡人欲请”喇嘛等人“至家”做法事，“必主人男妇须在，白昼方许请”；如果男人不在家，妇女擅自请喇嘛等人至家，“与犯奸者同罪。”[28]不过，皇太极出于怀柔蒙古的目的，在漠南采取了一些推崇藏传佛教的政策，而蒙古贵族据此误认为皇太极会在普天之下“弘布佛教”，实是自作多情。



林丹汗的直属武装力量由八位福晋所掌管，投降后金的有六位——除了囊囊、苏泰两位福晋之外，还有高尔土门固山、窦土门、伯奇、俄尔抬图等四位福晋。剩余的两位福晋从“榆林西甘州之东口”等地逃入了明朝境内。[29]



高尔土门固山、窦土门、伯奇、俄尔抬图这四位福晋落入皇太极之手也与佛的旨意毫无关系，其中有的福晋很可能是在权臣的胁迫之下而降的。皇太极于1636年四月十五日写给朝鲜国王的一封信中披露：“插汉（‘插汉’即‘察哈尔’，这里指林丹汗）不修德政，听谗臣之言，与我媾兵，予往征之，穷迫而遁。其谗臣反胁妻子，并牲畜等物来投。”[30]



尽管林丹汗的一些福晋可能是被迫投降后金的，不过，她们在投降之后，将亡夫置之脑后，很快便适应了新环境，与后金贵族一起共享荣华富贵，正应了那句老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临各自飞。”



林丹汗生前喜欢令对手妻离子散，而皇太极报复仇人的办法也是霸占其妻妾，[31]这两位领袖的处事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当林丹汗的福晋们落入皇太极手里的时候，无可避免地被后金统治者于1634至1635年间瓜分。



首先被皇太极强行安排婚姻的是高尔土门固山福晋。本来，高尔土门固山福晋在投降后金前后，已经改嫁给原林丹汗属下寨桑（蒙古语“寨桑”源于汉语“宰相”）衮出克僧格，这桩婚事事先没有得到皇太极的同意，皇太极为此谴责道：“衮出克僧格叛其主，又私娶其妻，大失臣子之义，勒令离异之。”不久，皇太极想见一见高尔土门固山福晋，立即召她入宫相聚。在欢宴时，高尔土门固山福晋跪地献酒，皇太极大喜，“为尽一卮”，尽显帝王唯我独尊的风范。皇太极接见过高尔土门固山福晋之后，再将其转赐给祁他特台吉为妻。[32]



皇太极也是后金贵族当中第一个迎娶林丹汗遗孀的，那是在窦土门福晋归附时，他亲自出城迎接，并举行盛大的宴会。以皇太极的二哥代善为首的一些后金贝勒，不约而同地认为这位福晋条件不错，上奏请求皇太极将其“选入宫闱”，以“抚慰众心”。皇太极推辞不受，试图让与别人，称：“贝勒中有妻不和睦者当与之。”然而，代善等人乐此不彼地开解皇太极，认为迎娶蒙古福晋之举“非好色”，“此福金（即“福晋”）乃天所赐，上若不纳”，恐怕会“拂天意”。一言惊醒梦中人，皇太极情不自禁地联想到早些日子驻军于纳里特河的时候，曾有一只美丽的野雉飞入御营的帏幄之内，如今窦土门福晋来归，正巧应了预兆，显然是天意！尽管如此，皇太极还是思考了三日，才半推半就地接纳了窦土门福晋。



皇太极要迎娶窦土门福晋的喜讯传到了蒙古人那里，很多人欢呼雀跃。在封建社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窦土门福晋的部下多尼库鲁克寨桑高兴地说：“新附诸国与我等皆不胜踊跃欢庆之至矣。”他望天而拜谢，屁颠屁颠地将窦土门福晋护送到皇太极宫中。[33]



代善不是省油的灯，他早就对归附的蒙古佳丽们垂涎三尺，看中了苏泰福晋，心里暗暗盘算，耐心等待皇太极纳了窦土门福晋——首开瓜分林丹汗遗孀的先例——再步其后尘。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还是晚了一步，苏泰福晋已经被皇太极的堂兄弟济尔哈朗抢先下手占有了。



独乐不如与众同乐，皇太极派人传话给代善，要他选择“察哈尔有名”的囊囊福晋，可是，代善却嫌囊囊福晋“无财帛牲畜”而拒婚。皇太极不满代善的抗旨行为，说：凡人娶妻，当先给女方聘礼，岂有贪图女方“财物而娶之理乎。”[34]最后，皇太极自己将囊囊福晋纳入宫中。[35]



挑剔的代善终于找到了意中人，财色兼收。他迎娶了跟随着苏泰福晋一起归附后金的泰松公主[36]——泰松公主是林丹汗妹子，同时也是一位“富饶于财”的富婆。[37]



伯奇福晋则被皇太极的儿子豪格所娶，皇太极的姐姐哈达公主的女儿是豪格的正室，哈达公主为此私下在皇太极之前埋怨道：“吾女尚在，何得又娶一妻也”，[38]“何故为我女增一嫉妒之人？”[39]哈达公主担忧是有原因的，史载蒙古女人有“善妒”的习俗，[40]她不想自己的女儿被豪格冷落，受到委屈。就这样，掀起了一场家庭小风波。[41]



后金贵族接二连三地办喜事，皇太极的兄弟阿巴泰也不甘落后，迎娶了俄尔抬图福晋。[42]



后金历来重视与蒙古诸部进行联姻。从努儿哈赤时代开始，有很多公主及宗室女子嫁给了蒙古贵族，而后金贵族亦乐意娶蒙古女人为妻。随着后金征服漠南蒙古，双方的联姻掀起了新一轮的高潮。在这场有预谋的瓜分林丹汗的福晋的行动中，皇太极是后金贵族当中的最大受益者，他共娶了林丹汗的窦土门福晋及囊囊福晋，这两位福晋分别被封为麟趾宫贵妃及衍庆宫淑妃。[43]



至此，林丹汗的福晋们在林丹汗死后委身于新兴的统治者，保住了原有的位置，仍然母仪天下。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她们在新任丈夫死后可能要守活寡，尤其不能改嫁给与新任丈夫同姓的亲属，因为这些蒙古习俗被大力宏扬儒教的皇太极视为乱伦之举，明令禁止。[44]1636年，皇太极在颁布给后宫诸福晋的册文中明确要求她们遵守儒家学说，“信守三纲五常”这些“亘古之制”。[45]





[1]《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三之《插汉寇边》

[2]《明史稿.王象乾传》

[3]《崇祯长编》卷二十

[4]《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三之《插汉寇边》

[5]《崇祯长编》卷十九

[6]《明史纪事本末补编》之《西人封贡》

[7]《东华录》天聪六年四月

[8]《东华录》天聪八年六月

[9] 《满文老档》下册，1285页

[10]《清太宗实录》天聪六年五月甲子条

[11]《满文老档》下册，1285页

[12]《清太宗实录》天聪六年六月庚午条

[13]《清太宗实录》天聪六年五月辛未条

[14]《满文老档》下册，第1552页

[15]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第332页

[16]《明清史料》乙编第二本，第110页

[17]《明史.鞑靼传》

[18]《明史.马世龙传》

[19]《清史稿.太宗本纪》

[20]《内国史档》第81页

[21]乌兰《〈蒙古源流〉研究》第474页

[22]罗密《蒙古家谱》

[23]《清太宗实录》天聪九年五月丙子条

[24]《清太宗实录》天聪八年十二月丁酉条

[25]《清太宗实录》天聪五年闰十一月庚子条

[26]魏源《圣武记》第十二卷

[27]《满文老档》下册，1406页

[28]《清太宗实录稿本（清初史料丛刊第三种）》，第十四页

[29]《清太宗实录》天聪八年闰八月庚寅条

[30]《清太宗实录稿本（清初史料丛刊第三种）》，第二十页

[31]《清太宗实录》天聪九年十二月辛巳条

[32]《清太宗实录》天聪八年八月辛丑条

[33]《清太宗实录》天聪八年八月癸丑条

[34]《清太宗实录》天聪九年九月壬辰条

[35]《清太宗实录》天聪九年秋七月戊辰条

[36]《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192页

[37]《清太宗实录》天聪九年秋七月戊辰条

[38]《清太宗实录》天聪九年九月戊午条

[39]《清太宗实录》天聪九年九月壬申条

[40]峨岷山人《译语》

[41]《清太宗实录》天聪九年九月庚申条

[42]《清太宗实录》天聪九年九月辛未条

[43]唐邦治《清皇室四谱》卷二之《后妃》

[44]《清太宗实录》天聪九年十二月辛巳条；皇太极于1643年死去，年仅五十二岁，年幼的顺治帝即位，朝政大权掌于摄政王多尔衮之手。相传，多尔衮娶了皇太极的福晋，但至今仍未有确切的证据，所以专家们在这个问题上仍有争议，详见孟森《清初三大疑案考实》。

[45]《满文老档》下册，15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