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中的后勤工作 聂荣臻 zt

严格地说，我们是从抗美援朝战争中，才充分认识到后勤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的。打一场现代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力物力的竞赛。尤其对具有高度技术装备的美军作战，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物资保障，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 
    建国以后，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加速恢复国民经济，钢产量由一九四九年的十五万八千吨，增加到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的六十万吨，粮食由一九四九年的二千一百六十亿斤增加到二千四百九十四亿斤；其他生产部门也有比较大的恢复，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对我们进行抗美援朝是有利的。但是，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连年战争，经济凋敝，我军武器装备主要取之于敌，型号杂乱，后勤供应手段落后，组织机构不健全，这些又是我们很大的弱点。而美国是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武器装备比我们强得多，后勤供应的手段也是现代化的。所以，我们面对着的是一个强大的对手，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在朝鲜战争中集中了大兵团连续作战，战争物资的消耗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两年多的抗美援朝，仅从国内运出的各种物资就有二百六十多万吨，品种达九千多种。往往一次战役就要消耗很多物资，一九五三年夏季攻势中一次二十多分钟的火力急袭，就用了弹药一千九百多吨。抗美援朝中，我军的后勤供应始终是在敌人空军的封锁破坏下进行的，工作极其困难，装备、物资损失也很大。出国作战不久，有个汽车团一次就被敌机炸掉七十三台车(当时一个汽车团只有一百多台车)。三登车站一次被炸，就损失物资八十多个车皮。
    物资消耗损失如此巨大，我们出国以后的后勤工作，再沿用过去在国内作战的那一套办法，已经不适合现代战争的要求了。过去我们是打到哪里吃在哪里，完全取之于民，武器弹药主要靠缴获，所以没有想到后勤方面会有那么多问题，一入朝参战，才发现问题很大。我军身在国外，就地取给有限，即便能缴获一些敌人的物资，往往多被敌机炸掉，所以物资供应主要依靠国内。后勤工作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就充分显示出来了。       
    当时总后勤部部长是杨立三同志，他从红军时代就当后勤部长，是一个老后勤了，人很勤奋，为了把东西送上去，他想了好多办法，不幸后来得了癌症，病逝于苏联。当时我和他打交道最多，我们一起研究，想方设法保证前方的需求。后勤方面的电报也最多，每天都是一大叠。
    整个后勤工作，当时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关怀下进行的。这方面的事情，我几乎每件都向他请示。他抓得很细。在志愿军准备出国前夕，恩来同志多次听取后勤保障工作的情况汇报或出席有关的会议，对出国部队的粮食、被装、武器弹药等的供应，交通运输，伤病员救护治疗，后勤干部的调配等等，都一一作了明确指示。他提出了出国作战要自力更生，立足于国内供应的方针。第一批志愿军出国时，走得非常仓促，冬装要得很急。恩来同志多次给总后勤部打电话，催问冬装的生产、调运情况。入朝初期，为紧急解决部队的干粮问题，他指示政务院向东北、华北、中南各省市布置，发动群众，家家户户炒面，从东北一直炒到长沙。他还亲自到北京市的一些机关视察，同大家一起动手炒面。
    我们在后勤供应上特别重视东北地区，因为那里是转运站和志愿军的后方基地。恩来同志尽管工作非常繁忙，仍多次要我们询问东北在后勤保障方面有什么问题，还派人到现地了解情况，亲自拟定解决问题的实施方案，要总参、总后对东北的困难，一定全力以赴地帮助解决。一九五一年一月，东北军区召开后勤会议，研究志愿军的供应问题，恩来同志要我同他一起，专程赶到沈阳听取汇报，并且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那次会议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使国内的后勤保障工作有了较大的加强和改进。总之，恩来同志对志愿军的后勤保障费尽了心血，作出了宝贵贡献。     
      志愿军所取得的后勤工作经验，是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换来的。如第二次战役中，我们原计划以两个军、两个师的兵力担任西线的战役迂回任务，就是因为所需粮食运不上去，被迫取消了两个师，影响到取得更大的战果。东线部队入朝仓促，准备不足，就更困难了，部队不仅吃不饱，而且冬装太薄，难以御寒，出现了大量非战斗减员。如果不是因为某些其他原因和后勤供应方面的困难，他们本来是可以在长津湖东部消灭美军陆战第—师的。当时美国自己的广播已经宣布它那个陆战一师完了，但后来却从海上跑掉了。  
    随着战线南移，运输线不断延长，后勤供应更加困难。第四次战役时，粮弹补给的困难尤为突出。例如，因为炮弹不足，使进攻的步兵得不到有力的炮火支援而大大影响了战果。步兵因弹药缺乏，有时不得不用刺刀与敌人拼杀。第五次战役中，我军在县里地区突破敌人防线后，因等待补充粮弹，曾停止进攻三天，失去了有利战机。我军还包围过许多股团、营规模的敌人，也因为火力不足，没有能够予以歼灭。有的部队因供应不上，被迫后撤，严重地影响了作战任务。总之，在运动战阶段，志愿军因粮食、弹药等供应不及时，在作战中或被迫停止进攻，或加重了自己伤亡的例子是相当多的。到后来，敌人摸到了志愿军的规律，知道我们进攻作战主要靠部队本身携带粮食、弹药，而且只能维持一个星期，所以，美军称我们为“礼拜攻势”。在一个星期内，他们往往掩护退却，不跟我军硬拼，但过了一个星期，估计我们的给养快完了，就开始拼命反扑。运动战后期，我军就吃了这样的亏。   
    人们常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抗美援朝经验证明，这仍然是进行现代战争的一条重要原则。我们进行抗美援朝，虽有预见和准备，但从决定参战到入朝，是很仓促的，大约只有十多天的时间。准备不足，再加上没有出国与美军作战的经验，因而出现了上述教训，后勤供应在一段时间里跟不上作战的需要，限制了作战行动，影响了战果。现在，应该接受这些教训，平时就要根据军队现代化建设与作战的需要，在国家财力、物力允许的范围内，加强后勤建设和储备必要的作战物资，一旦有事，使后勤能起到“先行”的作用。
   一九五一年五月三日，志愿军党委作出了《关于供应问题的指示》，强调各级党委要把后勤工作列为议事日程的第一项。中央军委同意志愿军党委的这一指示，于五月十九日作出了《关于加强志愿军后方勤务工作的决定》，并且批准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统一指挥后勤的对敌斗争和组织供应工作。此后，后勤工作逐步有了改善。在前线，为了减少供应层次，统一撤销了兵团后勤部，开始实行划区供应与建制供应相结合的供应体制。一方面，大量的物资弹药储备在各个分部和兵站，供应所在区域的军队；另一方面，加强军、师后勤的建制力量，提高其保障作战的能力。这样一来，作战部队本身不必携带那么多东西了，走到哪里，都能比较迅速地得到供应，从而加强了部队的机动能力和作战能力。为使后勤适应作战任务的要求，各后勤分部又受所在地区的兵团司令员指导。这样，可以使后勤分部能够及时了解作战意图，得到必要的指示，适时地供应作战部队的需要。    
    除了供应体制的改进以外，在战争中实行全军动手，加强兵站运输网和后方工程建设，在后勤战线开展爱物资、爱车辆、爱伤员的“三爱”活动，利用可以利用的战区物资和战场缴获等等，这些对取得战争胜利也都起了良好的作用。
    在作了上述种种努力以后，过去后勤供应上的被动局面得到了比较大的改进。后来的上甘岭战役、金城反击战役，后勤供应就是实施了这种高度的机动和集中，才比较顺利地保证了战役的充分需要。    
    抗美援朝经验证明，坚持供应体制与指挥体制相一致的原则，加强对后勤工作的统一组织领导，实行划区供应与建制供应相结合，建成兵站运输网，这是志愿军后勤工作逐步走向主动的成功经验。今后，我们仍然应该重视和认真研究这些经验。    
    志愿军后勤工作的许多重大改进，都是洪学智同志在那里具体组织实施的。当时他是志愿军副司令兼后勤司令员，为改善后勤工作动了很多脑筋，想了很多办法，是很有成绩的。    
    志愿军在作战中遇到的后勤方面的问题是很多的，尤其是在解决吃饭、穿衣、运输这几个问题上，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    
    拿吃饭问题来说，由于敌机频繁的轰炸扫射，粮食运不上去，运上去了，又不敢做饭，生火冒烟，往往招致敌机轰炸。没有办法，在紧张的战斗中，不少部队只能靠“一把炒面一把雪”充饥。应该说，炒面在运动战时期是起了作用的。可是炒面拌雪吃，很容易腹泻。第五次战役结束以后，战线逐步趋向稳定。由于国内组织工作的加强，广大后勤战线同志的努力，后勤的运输供应有了改善，吃饭问题随着有了好转，到后来志愿军能吃上饼干、鸡蛋粉、油炸花生米等，有时还有一些罐头。同时部队还自己动手养猪种菜，生豆芽，磨豆腐，生活越来越好，战士们就很高兴了。
    抗美援朝中吃饭难的问题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所以，我常对总后的同志讲，要搞炊事车。这个东西在苏联军队的编制上就有，一个团还有一个面包房。面包不容易坏，便于储存，吃了也好消化吸收。苏军靠炊事车，午晚餐都保持一菜一汤，汤里有时还有牛肉，像冬天的气候，能吃到一碗热汤，那就很好了。还可以多搞些罐头，罐头保存的时间长，有的可以做成一个班吃的大罐头，很方便。最近我还对总后的同志说过，要靠炊事车、面包、罐头解决好部队战时的吃饭问题。其实，这些并不困难，我们完全可以搞。吃饭问题，仍然是涉及我军战斗力的大问题，应该引起我们重视。
    穿衣问题，开始也有许多困难。朝鲜气候寒冷，冬季作战，气温常在零下三十多摄氏度以下。出国之前，对朝鲜气候特点缺乏了解，有的部队没有携带必要的冬装，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朝鲜战场山岳丛林多，衣服容易挂破，损坏快。敌机封锁和经常投放凝固汽油弹，也造成了我军被装的损失。还有别的一些困难。但这与“吃饭难”相比，问题容易解决些。事实上，在当时的条件下，志愿军的穿衣问题解决得还是比较好的。朝鲜作战经验证明，军装搞得太厚了也不行，太厚了笨重，同样会影响作战行动。未来战争中，穿衣问题依然不容忽视，应该在有利于作战的前提下，尽量把衣服做得轻些，以减轻战士负荷。总之，要因地制宜地解决好部队战时穿衣的问题。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由于敌机集中力量轰炸封锁交通运输线，我军无论火车还是汽车运输，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为了解决运输问题，一九五一年九月在东北开过一次运输会议，主要研究铁路运输问题，是由吕正操同志主持的。会议反映，当年朝鲜境内出现了少有的水灾。自从七月份山洪暴发和敌空军实施“绞杀战”以来，朝鲜的铁路、公路损坏的情况极为严重，由于换修材料不能及时供应上去，中断的时间比通车的时间还长。加上当时朝鲜的火车站多数是一两股道，会车很困难，前方需要物资又紧迫，不得不连续前运重车，空车不能及时返回，积压车皮五千余辆，形成严重堵塞。到一九五一年秋季，朝鲜战场需要的车辆已占全国铁路车辆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其中棚车占百分之六十。数量如此之大，成为我们后勤供应工作的一大难题。当时，运输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为了把前方需要的粮食、油料、弹药、杂品及空军、炮兵、坦克部队和供应朝鲜人民军的物资，还有铁路器材等等运上去，只是九月下半月到十月底，就需要长途运送一万二千个车皮。而按铁路运输能力，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一个半月也只能长途运输六千个车皮。恩来同志知道这个情况后，指示主要运粮食、被装和油料，其他东西尽量少运，以保障前方最起码的需要。我们按照这个精神，积极组织抢修抢运，终于完成了运输任务。
    为了对付敌机轰炸，力争完成运输任务，我们先后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在重要地段、桥梁和交通枢纽，增加高射炮火；在后方运输沿线组织地面各种火力(主要是轻重机枪)集火射击低空入侵的敌机；派歼击机部队在一定地域内掩护巡逻，与敌机斗争，以减轻对我地面运输线的压力；严查潜入我后方的敌特，以切断其地空联络；修筑铁路、公路的迂回线路；沿途增加防空掩蔽部；广泛设置防空哨，克服夜间行车的种种困难；在可能遭受破坏的地点，预先准备好抢修材料，有的地点还修建了备份桥、水下桥等等。另外，调铁道兵五个团的兵力到前方，重点配备在咽喉地段，限期修复桥梁，整理线路。我们的铁道兵部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自从他们去了以后，朝鲜的铁路桥就成了“炸不断的桥梁”，他们的口号是“敌随炸，我随修，路随通”。他们凭勇敢和技术，把大量抢修器材贮存在桥梁附近，敌人一炸，立刻进行抢修，很快就修通了。在保障铁路畅通的斗争中，涌现出像杨连第等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在公路运输方面，我们的汽车司机也创造了许多对付敌机轰炸扫射，保障安全行车的好办法，汽车的损失率从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到后来降为百分之零点几，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为了加强后勤运输，成立了前方铁道运输司令部，统一指挥军管局、铁道兵团及掩护铁路交通的高炮部队。与此同时，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还组织了强大的汽车运输部队、装卸部队、警卫部队、通信部队等，以保障交通运输线安全畅通。从组织上，又抽调了一批有军事指挥能力的干部到后勤岗位上来，使整个后勤工作得到了加强。
    运输战线上的辉煌成绩，是我们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抗美援朝经验证明，现代战争中前后方的差别越来越小。为了有效地对付敌人对我军后勤供应线的种种破坏，把大批物资及时地供应作战部队，后勤部门必须配备既懂后勤又懂军事的优秀领导干部，加强战斗化建设。这种趋势，越来越为各国军队所重视，我们有切身体验，更应该重视。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后勤部门依靠本身的战斗化措施，采取多种方法，积极组织对空斗争，保障运输线路畅通，仍然是十分重要的课题。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后勤工作中，比较重要的还有志愿军更换装备的问题。    
    出国作战部队的装备，有一部分苏式武器，也有过去缴获日本的，大部分是从蒋介石那里缴获来的美国货，武器型号口径杂乱，弹药补充是个大问题。像抗美援朝战争这样巨大的消耗，靠我们国内生产的弹药无论如何是供不应求的。虽然我们采取了大力增加军工生产，翻修美、日式炮弹等各种措施，但仍然大约只能满足需要量的百分之十左右。如一九五一年第一季度，朝鲜战场上所需弹药约一万四千一百多吨，而我们的军工生产能力只能生产一千五百多吨，其余的一万二千多吨必须向国外订货。    
    当时，唯一可能供应我们武器弹药的国家只有苏联，虽然口径、型号不同，我们宁肯全部换装，也只能去找苏联帮助。苏方表示，可以贷款给我们，然后用这项贷款购买苏联的武器弹药。  
    在朝鲜战局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时，美国原来估计苏联可能会出兵的，但是苏联没有出兵，只是派了一部分空军和高炮部队，在后方担任掩护任务。苏军几个高炮团配备在铁路枢纽或重点地段，空军则规定不越过“三八线”，当时在配合中朝军队防空方面，还是起了比较大的作用的。对我们的抗美援朝战争，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从物资和道义上给予了支援。苏联为什么不出兵呢?是怕苏美两家打起来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从一九五О年以来，我们共向苏联借了五十六亿旧卢布(约合十三亿四千万美元)，主要用到了朝鲜战场上。当时为了换装，我们从苏联买了六十个师的装备，第一批是三十七个师，其中分出几个师的装备给了朝鲜人民军。就这样，我们逐步换成了苏式的武器装备，并且建造了一系列军事工业。    
    武器装备杂乱的问题，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以后逐步解决了。从朝鲜战争的巨大消耗看，今后的武器装备和弹药，必须做到系列化，立足国内生产，并保持适量的储备。   
    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还证明，后勤装备必须与战斗装备相适应，后勤才能随部队机动而机动，保障作战胜利，否则，即使战斗装备很先进，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为了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应该抓紧后勤装备的列编列装工作，纳入全军装备系列统一发展。要积极采用现代科技成果，逐步实现后勤指挥手段和保障手段的现代化。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伤员抢救、后送、治疗是个大问题。我们的医务工作者在朝鲜战场，在后方，都发扬了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做出了出色的成绩，这方面有许多动人的事迹和经验。今后，我们必须在着重加强战场抢救的同时，进一步研究如何组织好重伤员的后送工作，并且要十分重视野战医院的建设。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场规模最大的现代化战争，敌人拥有海空军的绝对优势，朝鲜半岛的地形对它们发挥海空军优势也十分有利。我军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后勤保障工作经验，十分宝贵和丰富。武器装备越是现代化，后勤保障工作就越重要。可以这样说，没有卓有成效的后勤保障，就不可能在现代战争中取得胜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今后我们在建军工作中，仍然应该认真地研究、借鉴朝鲜战争中志愿军后勤工作所取得的多方面的宝贵经验。    
    总之，抗美援朝是建国初期美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一场规模最大的现代化战争。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决策，我们虽然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但战胜了头号帝国主义强国，不但支援了朝鲜同志，也保卫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而且取得了现代化战争的可贵经验，促进了我军的建设。对美帝国主义来说，他们还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严重的打击，也正是从这场战争里开始走下坡路了。而我们新中国的地位和声望则大大提高了。在这场敌我装备极为悬殊的战争中，中国人民的优秀子弟——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同志的直接指挥下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垂不朽!    
    中央对这场战争的结局问题是早有考虑的。在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时候，中央就有按照人民的意志公正地解决朝鲜问题的意图。一九五О年十一月四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发表的联合宣言中说：“只有抵抗，才有可能使帝国主义者获得教训，才有可能按照人民的意志公正地解决朝鲜及其他地区的独立和解放的问题。”
    战争是一种综合较量，胜负要受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我们只能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去争取战争的胜利，而不可能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以外获得战争的胜利。朝鲜是一个狭长的半岛，美军海空力量占绝对优势，我们如果向南推进得太远，就会出现第二次仁川登陆的可能。同时我们在敌机轰炸的情况下，也很难维持那么长的后勤运输线，战线推到南部以后，供应方面会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后来，我们坚守住了三八线，打了像上甘岭、金城反击战等那样的过硬战役，已证明美军无法突破我们的防线，而它的防线倒反而有被我们进一步突破的可能，美国才表示愿意停战，朝鲜也同意，于是大家就停在了三八线上。
    麦克阿瑟开始狂妄得很，一心想过鸭绿江。他是个大资本家，在南朝鲜有工厂。志愿军给了他几次迎头痛击，但他不肯认输，极力想把战火扩大到中国来。美国当时的统治集团在碰了几个硬钉子以后，不敢再冒这个险。于是，杜鲁门撤了麦克阿瑟的职，李奇微接替了他。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一日凌晨两点，东京广播电台广播了这条消息，把麦克阿瑟的四个职务全撤了，当时他本人一无所知，后来他到国会里去大骂。这就充分说明美国内部对朝鲜战争的争论是很激烈的。杜鲁门担心的是把战争扩大到中国以后，会像日本侵略军一样陷在中国的人民战争这个汪洋大海之中。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美国打朝鲜战争在国内和全世界都不得人心。艾森豪威尔在竞选中获胜，就是因为他的竞选口号有这么一条：如果他当上总统，就停止朝鲜战争。我们当时分析了这些情况，认为把战争限制在朝鲜是可能的。事实证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分析判断都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