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ovid爆发前几周，武汉实验室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中文翻译版)

在Covid爆发前几周，武汉实验室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Jonathan Calvert ｜George Arbuthnott

2023年6月10日星期六

 

      《星期日泰晤士报》洞察团队报告说，从机密报告中得出的新证据显示，中国科学家在大流行前不久将致命病原体拼接起来。

 

      武汉的科学家与中国军方合作，在大流行开始时，将世界上最致命的冠状病毒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变异病毒。

 

       调查人员仔细研究了截获的绝密通信和科学研究，认为中国科学家正在进行一个危险的秘密实验项目，这导致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泄漏，并开始了Covid-19的爆发。

 

       美国调查人员说，没有关于这项工作的公开信息的原因之一是，这项工作是与中国军方的研究人员合作完成的，他们说，中国军方在为这项工作提供资金，这项工作是在寻求生物武器。

 

     《星期日泰晤士报》审查了数百份文件，包括以前的机密报告、内部备忘录、科学论文和电子邮件通信，这些文件是在大流行病开始以来的三年里通过信息来源或信息自由运动者获得的。我们还采访了美国国务院的调查人员（其中包括在中国问题、新发流行病威胁和生物战领域的专家），他们对Covid-19疫情的起源进行了首次重要的美国调查。

 

       该病毒的出现是由于实验室的泄漏还是来自自然界，已经成为科学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试图找到确凿证据的研究人员受到了中国缺乏透明度的阻碍。

 

       然而，我们的新调查描绘了迄今为止武汉实验室发生的最清晰的画面。

 

       该实验室于2003年开始寻找Sars病毒的起源，通过一个纽约的慈善机构吸引了美国政府的资金，该机构的主席是一位出生在英国并受过教育的动物学家。美国领先的冠状病毒科学家分享了尖端的病毒操作技术。

 

       该研究所对其从中国南部的蝙蝠洞中收集的冠状病毒进行了越来越危险的实验。起初，它公开了其研究结果，并认为相关风险是合理的，因为这项工作可能有助于科学发展疫苗。

 

       2016年，研究人员在云南省墨江的一个矿洞中发现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那里的人死于与Sars 病毒类似的症状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中国当局没有向世界发出警告，他们没有报告这些死亡事件。在那里发现的病毒现在被认为是Covid-19直系亲属中唯一已知在大流行之前就存在的成员。

 

      它们被运到武汉研究所，其科学家的工作成为机密。"文件的线索开始变暗，"一位美国调查员说。"这正是机密计划启动的时候。我的看法是，墨江之所以被掩盖，是由于这是与军队寻求病毒生物武器和疫苗的双重用途能力有关的军事机密。"

 

       据美国调查人员称，该机密计划是为了使矿洞病毒对人类更具感染性。

 

      他们认为这导致了Covid-19病毒的产生，并在一次实验室事故后泄漏到武汉市。其中一名调查人员说："越来越清楚的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参与了Covid-19大流行的创造、发布和掩盖。

 

       他们发现有证据表明，从事这些实验的研究人员在2019年11月（在西方意识到大流行的一个月前）被送往医院，出现了类似Covid的症状，他们中的一位亲属死了。

 

       一位调查员说： "我们有坚如磐石的信心，这很可能是Covid-19，因为他们在实验室里从事高级冠状病毒研究。他们是三十多岁和四十多岁的训练有素的生物学家。三十五岁的科学家不会因为流感而得重病"。

 

       另外的分析显示，已经造成700多万人死亡的Covid-19最初的爆发中心靠近该研究所的实验室，而不是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在该市的野生动物“湿货”市场。

 

      美国调查人员还透露了他们是如何得到证据表明该研究所在大流行之前就已经在研究疫苗了。"我在亚洲采访了与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密切关系的科学家，"该消息人士说，"他们告诉我，他们认为在2019年秋季就有疫苗研究在进行，与Covid-19疫苗有关。"

 

       试图确定该大流行病来源的外国专家被中国国家阻止调查。

 

      由英国蝙蝠专家爱丽丝-休斯（Alice Hughes）领导的团队一直在矿区工作，她是中国科学院的副教授，中国科学院负责监督武汉研究所的工作。休斯说，她被禁止向媒体谈及她的研究，并受到中国安全部门的监视。这些限制迫使她离开中国，搬到了香港。

 

       罗格斯大学瓦克斯曼微生物研究所的微生物学家理查德-埃布莱特教授（Richard Ebright），长期以来一直反对在武汉进行的那种高风险的工作。

 

       他审查了一些实验，并将其描述为“迄今为止，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冠状病毒（或实际上对任何病毒）进行的最鲁莽、最危险的研究”。

 

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实验：武汉实验室的内部情况 

 

       2002年11月，中国广东省的农民和食品工人开始出现严重的呼吸道症状。医务人员很快也跟着发病。Sars病毒在29个国家迅速蔓延，感染了8,000人，并导致774人死亡。这是新世纪的第一次严重流行病，也是对科学家的警醒。

 

       Sars病毒被确定为一种冠状病毒，在此之前，它大多引起轻微症状，如普通感冒。如果它能像这样变异，那其他病毒也可以。需要一种疫苗。

 

       武汉病毒研究所及其最知名的科学家39岁的石正丽博士承担起了找出Sars病毒是如何出现的任务。她和她的团队专注于蝙蝠，因为蝙蝠与其他致命的病毒有关，如狂犬病、尼帕和马尔堡。2004年，她开始在中国南部的山洞里寻找蝙蝠群，因此她被称为 "蝙蝠女"。粪便样本被送回武汉进行病毒测试。

 

       他们开始对Sars病毒和其他病毒进行实验。英国蝙蝠专家彼得-达扎克（Peter Daszak）博士也加入了石正丽的行列，他们成为了亲密朋友和合作者。他出生于曼彻斯特附近的杜金菲尔德，在班戈大学获得了动物学学位，后来搬到了纽约，在一个非营利组织--野生动物基金会担任管理职务。

 

        其保护宠物和濒危物种的工作并没有吸引大量资金。但在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和Sars爆发后，美国开始看到资助打击生物恐怖主义和大流行病工作的重要性。该信托基金会开始关注病毒如何从动物传染给人并引发大流行。

 

       石正丽的团队为该信托基金的活动提供了实地考察，并提供了测试和实验病毒的实验室。2009年，该信托基金从一个名为 "预测"（Predict）的新项目中获得了5年180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识别大流行病毒。此后不久，该信托基金被更名为“生态健康联盟”，达扎克担任主席。帮助他走上正轨的中国合作者也得到了回报："预测"项目的100万美元拨款被转给了武汉研究所。

 

对人源化小鼠的试验

 

       真正前沿的实验是由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资深病毒学家拉尔夫-巴里克（Ralph Baric）在美国进行的。他使用了一种技术，通过混合不同的病原体的基因将其合成在一起。为了测试这些实验室创造的突变病毒对人的影响，他通过给小鼠注射基因，使其发展出与我们相似的肺部和血管系统，创造了 "人源化 "的小鼠。他的最终目标是创造一种针对Sars型病毒的通用疫苗（这一目标仍未实现）。

 

        巴里克意识到这种类型的 "功能增益 "，因为它可以增强病毒的效力，是有争议的，并可能有邪恶的应用。

 

      他在2006年的一篇论文中写道：“不祥的是，存在着同时修改基因组以增加毒力和传播性的工具。"这些生物武器可以针对人类、驯养的动物或作物，对人类文明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到了2012年，活动家和科学家们开始意识到冠状病毒工作中固有的深刻风险。华盛顿军备控制和不扩散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林恩-克洛茨（Lynn Klotz）呼吁停止对Sars冠状病毒活体的研究。

 

       “现在全世界大约有30个实验室在研究Sars病毒活体。至少有一个实验室逃脱的概率很高，”克洛茨在一篇合著的文章中写道，“十分之一的逃逸会导致一次重大的爆发或大流行吗？百分之一？一千分之一？没有人知道。但是对于这些概率中的任何一个，受害者和死亡者的可能性加权数都会高得令人无法接受。”

 

生物武器警告

 

        2012年，在中国南部云南省偏远山区的一个叫“石头”的山洞里，石正丽团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们找到了一种病毒，是当时发现的病毒中与Sars最接近的。他们将其命名为WIV1，使用该研究所的首字母，并通过实验室操作证明它能够感染人类细胞。

 

       但是他们无法培育出足够数量的在洞穴中发现的第二种类似Sars的病毒，被称为SHC014，以进行类似的测试。

 

       石正丽需要巴里克的专业知识。她在2013年联系了他，他同意提供帮助。武汉研究所向巴里克的团队提供了SHC014的基因序列，因此他可以从其两侧突出的微观刺突中重新创建基因。然后，美国的科学家将SHC014的 "刺突蛋白基因 "插入巴里克在其实验室创造的原始Sars病毒的副本中，并在他的人源化小鼠身上测试新的突变体。

 

      2014年5月，生态健康联盟获得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370万美元的公共资金资助。其中50多万美元用于武汉实验室的设备，另有13万美元主要用于石正丽和她的助手的工资和福利。

 

       然而，实验室的工作正面临着压力。这一年，奥巴马宣布暂停所有 "合理预期"会增加病原体感染性或致命性的功能增益实验。这包括与Sars有关的工作。

 

        这可能是武汉-北卡罗来纳州合作的终结，但有一个漏洞，允许功能增益的工作在被认为紧急和安全的情况下进行。巴里克向NIH提出了这一论点，后者给予了批准。

 

       2015年11月，巴里克用石正丽给他的基因序列所做的实验结果发表在合著的研究报告中。合并后的Sars副本和SHC014病毒是一个潜在的大规模杀手。它在人源化小鼠中造成了严重的肺部损伤，并且对针对Sars病毒开发的疫苗有抵抗力。该论文承认这可能是一个太危险的实验。

 

       “这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病毒学家西蒙·韦恩-霍布森（Simon Wain-Hobson）警告说，"如果病毒逃逸，没有人能够预测其轨迹。”

 

武汉实验室的安全恐惧

 

       武汉研究所开始利用巴里克的技术加强自己的实验室操作。它通过将病毒与它在石头洞发现的WIV1病原体融合，创造了两个新的突变体。达扎克在提交给美国政府资助者的截至2016年5月的年度进展报告中提到了这些实验。同一份报告披露，该研究所计划通过将骆驼病原体Mers与蝙蝠病毒相结合，创造出一种传染性版本。在2012年沙特阿拉伯爆发的一次疫情中，Mers杀死了35%的受感染者。

 

       这给美国政府敲响了警钟，因为这涉及到仍被禁止的功能增益实验类型。根据信息自由运动者获得的文件，达扎克认为Mers实验不是功能增益，因为它不可能使病毒更具致病性。双方达成妥协，如果科学家创造出的新的变异病毒的生长速度比它的天然病毒快十倍，他们将停止工作并向美国官员报告。

 

       同年，达扎克在纽约的一次会议上宣布，石正丽正 "越来越接近"获得一种 "能够真正使人致病" 的病毒。

 

       到2017年，根据石正丽发表的一篇论文，她的科学家们已经试图从石头洞发现的类似Sars的冠状病毒中创造出八个突变病毒。其中两种突变病毒被发现可以感染人类细胞。这项工作大部分是在该研究所的生物安全2级（BSL-2）实验室进行的，这些实验室只采取了被比作牙科手术中使用的轻微预防措施。

 

       相比之下，美国的指导方针要求对类似的工作采取3级（BSL-3）预防措施，包括自闭门、过滤空气和科学家在医疗监督下配备全套个人防护设备。

 

        根据泄露给《华盛顿邮报》的外交电报，美国大使馆发现了武汉的实验，并在2018年1月派出具有科学专业知识的外交官检查该研究所。他们观察到 "严重缺乏经过适当培训的技术人员和调查人员，他们需要安全地操作这个高封闭实验室"。

 

创造一个变异病毒

 

       大约在同一时间，武汉研究所通过对 "石头"病毒的研究实现了另一次危险的飞跃。它开始了被理查德·埃布萊特（Richard Ebright）教授描述为有史以来最危险的冠状病毒实验。科学家们选择了三种实验室培养的突变体病毒，它们是通过将类似Sars的病毒与WIV1混合而产生的，它们都被证明可以感染人类细胞。然后将这些突变体注射到有人类肺部的小白鼠的鼻子里。

 

       其目的是观察如果这些病毒融合在一起，是否有可能引发一场大流行，就像它们在蝙蝠群中可能自然发生的那样。原始的WIV1病毒被注射到另一组小鼠体内，作为对比。

 

       这些小鼠在笼子里被监测了两个星期。结果是令人震惊的。融合了WIV1和SHC014的变异病毒杀死了75%的啮齿动物，其致命性是原始WIV1的三倍。在感染的早期，小鼠类似人类的肺部被发现含有的病毒量比原始WIV1病毒高1万倍。

 

       科学家们创造了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超级冠状病毒，具有可怕的杀伤力，它在自然界中很可能永远不会出现。这种新的转基因病毒不是Covid-19，但如果它泄露了，可能会更加致命。

 

      Sars病毒的流行已经证明了这类病毒的致命性，而且Sars病毒本身的致命性是Covid-19的十倍。但是Sars病毒已经通过隔离得到了控制，因为被感染的人在可能传播它之前一天左右就表现出了症状。

埃布莱特说，实验结果表明，如果新的实验室制造的病毒泄漏到人群中，将更难阻止。它在疾病的早期似乎具有高度的传染性。

 

       研究人员的测试还显示，为防治Sars而开发的疫苗和其他治疗方法对新病毒无效。该实验的结果没有在任何科学杂志或论文中与其他科学家分享。

 

       该实验由生态健康联盟的拨款资金部分资助，但FOI文件显示，虽然达扎克在2018年4月提交给NIH的年度进展报告中描述了武汉研究所的实验，但他并没有提到人源化小鼠的死亡。

 

        当年晚些时候，达扎克向NIH提交的拨款续期申请中也没有提到小鼠的死亡问题。在这份报告中，他说小鼠在感染变异病毒时出现了 "轻微的Sars临床症状"。实际上，在8只被感染的人源化小鼠中，它已经杀死了6只。

 

       达扎克最终在Covid-19大流行之后的一份报告中向美国当局提供了该实验的致命结果的细节。他现在说，他在2018年关于 "温和 "疾病的声明是基于初步结果--尽管导致小鼠死亡的实验在他发表声明前几个月已经发生了。

 

美国国防资金拒绝

 

       到2018年3月，武汉研究所热衷于推进更多实验。达扎克向美国申请了更多资金。他向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提出了三年1400万美元的申请，该局负责军方使用的新兴技术。

 

      这份名为 "Defuse "的申请--其中包达扎克、石正丽和巴里克--建议武汉实验室寻找大量新的Sars病毒，并将其中一些病毒与来自石头洞的两个致命毒株--WIV1和SHC014--混合，以观察会发生什么。Darpa拒绝资助这项研究。

 

       一个具体的实验涉及到在病原体中插入一个弗林酶切位点，这是病毒基因顺序的一个微小部分，使它们更具感染性。达扎克和武汉实验室说他们没有继续进行这项工作。但是当Covid-19在第二年出现时，它因成为第一个具有弗林酶切位点的Sars类冠状病毒而引人注目。

 

       上周，达扎克否认与生态健康联盟有关的实验是危险的。他说，NIH不认为这些实验有什么功能增益，而且中国的实验室一直遵守安全规则。NIH说，它 “从未批准过任何会使冠状病毒对人类更危险的研究。”

 

寻找Covid的起源

 

       虽然美国资助者一直被告知有关洞穴病毒的工作，但调查人员认为武汉研究所正在运行一个影子项目，它甚至对达扎克保密。

 

       这个项目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一个据称引起中国军方对武汉科学家工作的关注的事件。2012年，武汉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调查了中国南部墨江地区一个有大型蝙蝠群的废弃铜矿。在那里清理蝙蝠粪便的六名男子被一种神秘的疾病击倒，导致发烧、咳嗽和肺炎。

 

       所有这些人都需要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中三人死亡。对这些人进行的各种疾病的测试结果为阴性，但是他们对一种未知的冠状病毒的抗体测试呈阳性。

 

       然而，从治疗这些人的医院的一名医生的硕士论文和中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的一名学生的博士论文中，已经可以拼凑出发生的情况。

 

       事件发生时，该研究所正在进行生态健康联盟的 "预测 "计划，该计划旨在寻找这种类型的动物和人类之间的病毒交叉。但武汉研究所向生态健康联盟和美国政府隐瞒了有关矿井死亡的信息。石正丽团队花了四年时间对墨江矿进行剥离，从蝙蝠身上收集了1300个样本，并发现了293种冠状病毒。

 

       他们在该矿洞的工作似乎已于2015年5月结束。一年后，石正丽发表了一篇科学论文，提到在现场发现了一种冠状病毒，它来自以前从未见过的萨氏病毒的一个品系。她称其为RaBtCoV/4991。

 

       该论文没有提到矿工的死亡，也没有提到科学家们在矿井中发现了来自同一个先前未发现的家族的其他八种Sars冠状病毒。

 

       大流行开始后，4991病毒的意义越来越大。它被确定为与Covid-19最接近的已知亲属。这意味着在矿井中发现的九种病毒是已知在大流行之前存在的Covid-19的唯一成员。当武汉研究所被迫承认4991的存在时（在2016年将其基因组序列的一部分列在一个国际数据库中）它将名称改为RaTG13，这意味着它不能轻易地与矿区联系起来。

 

        2021年，在持续的压力下，石正丽公布了其他八种矿洞病毒的基因组序列，声称它们与Covid-19的距离比RaTG13更远。然而，这些序列的真实性受到了质疑。

 

       印度浦那Agharkar研究所的微生物学家莫纳利-拉哈尔卡博士(Monali Rahalkar)迅速在推特上写道： "看起来像是作弊......。可能是他们改变了序列，所以人们放弃了去墨江矿洞的行程。"

 

一个影子项目 

 

       当世界从封锁中走出来时，美国国务院的调查人员获得了关于Covid出现前几个月和几年在中国发生的秘密情报。

 

       十多名调查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限，可以接触到美国情报部门截获的 "元数据、电话信息和互联网信息"。

 

       调查人员的报告于2021年初发表。它提出了两个论断：武汉的科学家正在进行来自墨江矿洞的RaTG13实验，以及在大流行之前，该研究所正在进行秘密的军事研究，包括实验室动物实验。但是发表的报告很简短（只有700个字）而且被剥离了所有的来源和细节，因为其中有很多是机密。

 

      《星期日泰晤士报》已经与该小组的三名成员进行了交谈。他们看到的情报表明，对“石头”山洞Sars病毒进行的各类风险实验也在秘密进行，涉及RaTG13和矿区的其他类似Covid-19的病毒。

 

       其中一名调查员说："他们正在使用九种不同的Covid变体。他们认为武汉研究所的一种病毒与Covid-19的匹配度甚至比RaTG13还要高。"我们相信他们正在研究一个更接近的未公布的变体（可能是在墨江收集的）"该调查员补充说。

 

       调查人员与在美国实验室工作的两名研究人员进行了交谈，他们在疫情爆发时正在与武汉研究所合作。他们说，武汉的科学家们在2019年将弗林酶切位点插入病毒中，其方式正是达扎克向Darpa申请失败的资金申请中所建议的。

 

      调查人员还看到证据表明，该研究所至少对其中一种矿洞病毒进行了 "连续传代"实验。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验动物被感染了病毒并被监测，以了解哪种病毒对其健康有害。最具破坏性的毒株被选作重复实验，以鼓励病原体变异为更致命的东西。

 

       调查人员采访了武汉研究所的一位内部人士，他声称正在对RaTG13进行连续传代实验。"一位消息人士说，"人源化小鼠和连续传代是一个有毒的组合。"它加速了自然突变过程。因此，不需要几年的时间来突变，而是可能只需要几周或几个月。它确保你加速了自然过程。"

 

        为国务院调查提供建议的美国科学家史蒂文-奎伊博士（Steven Quay）认为，武汉研究所对矿洞病毒的保密工作从来就没有道理。"他说："从来没有蝙蝠病毒直接感染人类并杀人的例子。Sars病毒是一种蝙蝠病毒，通过中介动物感染了人。"如果那些矿工死于蝙蝠病毒，那是人类科学史上第一次发生这种情况。他补充说：“而中国人并没有公布它。” 调查人员认为达扎克在这部分工作中被蒙在鼓里。

 

       奎伊认为Covid-19是通过在其中一种矿洞病毒中插入一个弗林酶切位点，然后通过人源化小鼠连续传代而产生的。他向美国参议院提交了一份声明，解释了这个过程。"你感染小鼠，等待一个星期左右，然后从病重的小鼠身上回收病毒。然后你重复。在几个星期内，这种定向进化将产生一种可以杀死每只人源化小鼠的病毒。"

 

      他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从疫情爆发的一开始，大流行病毒就如此明显地适应于感染人类。

 

与军方合作 

 

      据三位调查员称，没有关于此类工作的公开信息的原因之一是，武汉研究所关于矿洞病毒的影子项目是由中国军方资助的。

 

        国务院调查员在他们的报告中写道： "尽管武汉病毒研究所以民间机构自居，但美国已确定该研究所与中国军方在出版物和秘密项目上有合作。至少从2017年起，武汉病毒研究所代表中国军方从事机密研究，包括实验室动物实验。"

 

        其中一位调查员的消息说，由军方资助的关于矿洞病毒RaTG13的秘密实验始于2016年。大约在那个时候，武汉研究所对其工作变得更加不公开，并且大多不再透露其发现的任何新冠状病毒。在大流行之前，武汉研究所经常与中国人民解放军（PLA）的研究机构（军事医学科学院）一起对冠状病毒进行实验。在发表的论文中，军方科学家被列为为北京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工作，该研究所是军事科学院的基地。

 

      根据美国参议院的一份报告，军方也被赋予了在武汉研究所的责任职位。该军事科学院在2015年出版的一本书讨论了Sars病毒如何代表了一个 "基因武器的新时代"，可以 "人为地操纵成一种新出现的人类疾病病毒，然后将其武器化并释放出来"。

 

       作者是解放军的研究人员，该书的一位编辑曾与武汉科学家合作发表过许多科学论文。他们讨论了如何通过将Sars病毒与其他病毒合成，并对产生的突变体进行 "连续传代 "以使其更加危险，从而实现武器化。

 

转移权力的疫苗

 

       调查人员认为，中国军方对开发病毒疫苗感兴趣，以便将其作为潜在的生物武器使用。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为其人民接种自己的秘密病毒，它就可能拥有改变世界权力平衡的武器。

 

       解放军有自己的疫苗专家周育森，他是学院里的一位功勋军事科学家，曾与武汉科学家合作研究Mers冠状病毒，并且在疫情爆发时也正与他们一起工作。

 

      大流行之后，人们对他产生了怀疑，因为他在2020年2月以惊人的速度做出了Covid疫苗的专利，这是在中国首次向世界承认该病毒爆发后一个多月。

 

       4月发表的一份由负责美国疫苗开发计划的罗伯特-卡德莱克博士（Robert Kadlec）共同撰写的报告，结论是周育森的团队一定是在不晚于2019年11月（就是大流行开始的时候）进行疫苗研究。一位美国调查员说，与武汉研究所合作者有关的科学家的证词表明，在疫情爆发之前，实验室正在进行Covid-19疫苗的工作。

 

      2020年5月，年仅54岁的周育森似乎已经去世，这一事实只是在中国媒体的报道和一篇科学论文中顺便提到，在他的名字后面的括号里有 "已故 "一词。据说有目击者告诉美国调查组，周育森是从武汉研究所的楼顶上掉下来的，尽管这没有得到证实。

 

Covid是在2019年泄漏的吗？

 

       调查人员还看到了截获的通讯，据称这些被截获通讯显示，在其三级实验室从事冠状病毒增益功能工作的三名武汉研究所研究人员在2019年11月的第二周出现了冠状病毒症状，许多专家认为这时大流行开始。其中一名研究人员的家人后来死亡。

 

        一位调查员说： "我们有坚如磐石的信心，这很可能是Covid-19，因为他们在石正丽博士的实验室里从事高级冠状病毒研究。他们是三十多岁和四十多岁的训练有素的生物学家。三十五岁的科学家不会因为流感而病得很重。"

 

       该研究所当然有很多活动。它于11月15日发布了一项止血带专利，用于治疗 “意外暴露的研究人员，特别是当发生针刺和刀片切割等伤口时”。几天后，它发出了一份采购请求，要求购买一台焚烧炉，以便对从其实验室综合体中输送出来的空气进行消毒。

 

       据中国科学院网站报道，11月19日，中国科学院的安全处处长进行了访问。他在研究所领导班子会议上发言，提出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于 "复杂而严峻形势 "的重要 "口头和书面 "指示。

 

       武汉大学的学者们后来进行了一项研究，找到了武汉的热点地区，人们在社交媒体上报告说他们需要治疗Covid。当时，当局急于淡化该市华南海鲜市场是疫情源头的说法；这项研究被用来表明，12月和1月的最初热点在几英里之外。

 

       当这项研究首次发表时，武汉研究所并没有在其提供的地图上被标注出。因此，美国参议院的一份报告就这样做了，并发现该研究所就在1月23日该省被锁定之前的那个月的最大热点旁边。英国的第一个案例是在一周后记录的。

 

       甚至在西方被告知一种神秘的病毒正在杀死武汉人之前，中国当局就已经开始了信息封锁。

 

       在大流行的头几个月，中国科学家们强烈希望前往云南的蝙蝠洞，看看他们是否能找到Covid可能的发源地。

 

       爱丽丝-休斯博士说： "中科院的每一个研究所都被优先安排出去，组成这些工作组，进行更多的采样。"

 

        然而，有一个禁区：墨江矿。2020年6月，休斯的团队中有7人前往该矿，其中包括曾在矿工死后不久调查过他们的神秘疾病的博士生黄康平（音）。

 

       当他们到达时，他们被告知墨江矿已经关闭，所以他们在附近的另一个废弃铜矿对蝙蝠进行采样。在他们工作的第一天，警察来到这里，没收了样品，并把他们带到警局，在那里他们被审问并拘留了48小时。

 

       警察还去了他们的下榻旅馆，没收了他们从其他地方收集的样本。尽管该小组已获准在该地区进行测试，但他们还是被勒令离开。休斯说："我们确实提供了文件，表明我们在那里是合法的。但是有太多的恐惧，所以他们没有归还这些样本。"

 

       石正丽从未透露她在疫情爆发后是否回到了墨江矿区或周边地区。她仍在武汉研究所工作。

 

       休斯说，她被禁止向媒体谈及这项研究，并受到中国安全部门的监视。她说： "我被告知，由于我们在蝙蝠方面所做的工作，我被云南安全局监视，这不是你想要的，尤其是作为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

最终，对Covid溯源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打击。2021年初，云南禁止搜寻蝙蝠病毒，对外国研究人员的新限制使休斯难以继续她的工作。今年早些时候，她离开中国，在香港大学任职。

 

       她说，中国的大多数冠状病毒专家都太害怕后果，不敢研究Covid的起源。"他们没有碰过它，因为研究它有风险。＂

 

       "中国已经进入一种状态，他们可以说他们想要的情况--他们可以挑选符合这种说法的数据，并防止收集可能带来不便的数据。我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