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应该为谁立碑

来源: 宜城渔翁于 2016-03-21 16:03:22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5378 bytes)

杨继绳在“前言”中写下为书起《墓碑》一名的缘由：

“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第四，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当然，主要还是前三种意思。

“饿死的中国人”，主要是农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应该是为“饿死的中国农民”立碑。

“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这是该书引起巨大争议的原因。“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也是一个值得考证的数字。实际数字，无人能够给出。《纪实》，如果是“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可能就不能纪实了。

在那个时代，突然降临的灾难，并不是“暴君”的荒淫无道。城市没有或极少见饿死人，上海还为特殊人群设有“特供”。作为挨饿的高中生，在从家乡到学校近百里的路上，渔翁往返过多次，从未见到一个倒地的饿殍。户口在学校的高中生，除了挨饿以外，未见有死亡。

但是我们村里，确实有人没有逃过1960年的大劫。

根据《张恺帆回忆录》，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齐同志参加安徽组讨论，追问安徽饿死多少人，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400万。张恺帆在《回忆录》中说， “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实际死亡人数是548万，除去正常死亡数、逃亡及失踪数等，安徽饿死约500万人”。

但是，六十年代曾传言，安徽饿死300多万人。安徽当时总人口约3300万，我相信300多万这个数字，约占当时3000万安徽农民的十分之一。“报到400万”，可能是上限。

大批农民饿死的原因之一，是被迫为国家作出奉献。其次，“一大二公”，捆住了农民的手脚。

杨继绳在书中引用了刘少奇一段话：

“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
　

杨继绳有些看法，是对的。“这个政权，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全体民众的最高目标，并且用强制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来推行这种理想。农民承担着实现这个理想的成本的主要部分：承担着工业化的成本，承担着集体化的成本，承担着城市廉价生活的成本，承担着各级官员奢侈生活的成本。这些主要是通过统购统销政策来实现的。农民只能将自己的产品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卖给国家。农民生产的粮食，首先满足人口快速增长的城市需要。这个制度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工业化，需要快速增加城市人口，需要出口农产品换回机器。因此，就不能让农民吃饱，而是用征购的方式强制地收走农民的粮食”。

农民，从来都是弱势群体。毛泽东为了防止在农村中出现两级分化，强势推行“一大二公”，结果捆住了农民的手脚。1960年，哪怕允许农民可以在屋前屋后种几棵南瓜，种点荞麦，都可以坚持到1961年麦收。彭德怀“为民请命”，如果能晚发生一年，不改变庐山会议“纠左”的原定方向，1959年下半年以后出现的饥荒和死人，不至于到“要上书”的地步。

墓碑，应立給饿死的农民。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