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著名女作家杨沫的小女儿遇害事件，是七十年代一个颇有影响的案件。马豁然（小名小胖）出生于1945年，于1975年一月年仅29岁时因服用过量安眠药死亡，但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一直存有争议，当时唯一的嫌疑人指向她的情人、著名歌唱家刘秉义，在押期间，因江青派人送去一件军大衣而被开释，后来案件不了了之。多年来被害者家属不能释怀，今年初，老鬼一家举行了纪念会，并公开拉条幅抗议。
今年北京电视台的春晚邀请了著名歌唱家刘秉义，作家老鬼和79岁的哥哥闻讯在电视台门前打条幅抗议。
作家老鬼回忆姐姐遇害经过
姐姐小胖是1975年1月21日遇害的，年仅29岁，到现在已经29年。她遇害时，我还在内蒙古兵团。对她的情况一点不了解。直到我回北京后，父母才向我讲了前后经过。并告诉我杀人嫌犯是个唱歌的，小胖死后不久就给抓了起来。
姐姐小胖文革中从外语学院毕业，分到徐州，结婚后有一子。但不久即离婚，于1973年调回北京，分到石景山区金顶山中学教英文。小胖不安心在这个条件很差 的中学当老师。她想调动工作，可一进教育口很难调出来。她喜欢唱歌，想通过唱歌，考进文工团，就拼命练发声，天天早上都在家里“鬼哭狼嚎”地练。母亲对她 这样做表示怀疑，认为她岁数有些大，小胖却说朱逢博就是大学毕业后才转学声乐的。她先拜了两三位女老师，都是比较有名的歌唱家。后来，母亲把嫌犯介绍给 她。这人在文工团时曾演过话剧《青春之歌》里的于永泽，认识母亲。
小胖很快就崇拜上嫌犯，尽管那人只比她大10岁，还称他为“叔叔”。在与朋友聊天时，张口闭口都是嫌犯的名字。小胖还劝说母亲给她买了架钢琴，这样嫌犯就 可以来家里教她。尽管那人已有老婆，小胖却全然不顾，不断地向其进攻。两人关系迅速升温，很快就上了床。小胖流产几次，并经常劝嫌犯离婚。对方却以种种借 口搪塞。他那时候很有名，他的《我为祖国献石油》深深博得江青的厚爱。据说多次见他，夸他的声音好。他自然无比珍惜自己的名誉，害怕离婚会使他的利益受 损。渐渐的，他开始有点想往后缩。
大约1974年年底，这嫌犯被选为中国艺术团访美成员，准备去美国访问，春节前已经在民族宫进行出国前的集训。那时中美刚刚接触，去美国的机会非常难得， 万人所盼。嫌犯自然不愿错过这个机会。可是小胖还三天两头找他，不断地给他打电话，催他出国前离婚，跟她把事办了……嫌犯哪敢在这关键时刻去离婚，于是两 人发生争吵。小胖说了一些威胁他的话。如：你不离婚，我就把这事捅到你的单位，让你身败名裂；我要像毒蛇一样死死地缠着你；甚至还说：要揭发他过去聊天时 说过的一些话，如羡慕日本人的富裕生活，希望移民西方发达国家等等。
于是，1975年1月21日，小胖突然死亡，致死原因是喝了大量的对了糖的安眠酮。两天后家里才在小胖的屋发现她躺在床上，蒙头盖着被子，只露些头发，嘴角微笑，流着口水。第二天，市公安局13处的人来家里勘查现场。我大姐回忆起小胖曾对她说，最近跟嫌犯吵了架，嫌犯有家里大门钥匙，遂向公安局反映，再根据小胖的日记，马处长亲口对我母亲表示：马豁然是他杀。
小胖解剖后，发现肚里还有一个3个月的胎儿。
大约两周以后，就在民族宫中央乐团的全体大会上，公安人员当众宣布嫌犯与马豁然之死有关，将嫌犯拷上手铐，当时寒冬腊月，嫌犯满头大汗。
1975年初，这个消息，在北京很轰动一时。社会上流传了很多小道消息。有的说我姐姐作风不好；有的说我姐姐腐蚀样板团革命演员。所以，父母悲痛之余，还很紧张，不敢催公安局太紧。因为知道嫌犯是江青的大红人，文革的红人，怕催紧了，得罪江青，招来大祸。
3年后，1978年6月13日，我母亲在给文化部长黄镇的一封信中说：“1975年，我的小女儿马豁然被中央乐团—江青的红人刘秉义谋杀惨死，但浩亮却反说是我叫女儿去腐蚀样板团。”可见，母亲当时除了悲痛，还相当的恐惧。果然，嫌犯仗着江青的厚爱，死不承认。一切作案的构成要件都承认了，就是最后结论不承认。
他说，他要是公安局的，也认为他是最大的嫌疑人，但就不是他。
1、小胖死的那天晚上，他去了我们家，是小胖生前所见到的最后一个人。
2、那晚上，他何时离开我家，离开后又去了哪儿，都找不出证明人（很可能是眼看着小胖睡过去，并确认停止呼吸后，精心消除一切犯罪痕迹，早上才走）。
3、放安眠药的玻璃杯上虽没有他的指纹，但他可以带着手套往里放药。
4、他有一个人在屋，往杯子里放药的机会——小胖会上厕所，会到父亲的房间接电话，会去厨房打水等等。
5、小胖死后，所盖被子极平，两只鞋排列整齐，这不符合她邋遢的生活习惯，显然有人整理过。
6、特别是小胖嘴角挂着微笑，无任何痛苦表情，不是自杀的样子。分明是在嫌犯的呵护下，甜蜜地进入了梦乡。
老鬼注：我反对死刑，并不要求以命抵命，但我希望搞清楚到底是不是这个嫌犯杀害了我姐姐。是就剥去他头上的光环，不是就还给他清白。
马豁然 1945—1975
怀念姐姐马豁然
马老鬼
小时候，我在家基本不理小胖姐。总觉得她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爱看大众电影，爱唱《外国民歌二百首》里的黄歌，很蔑视她。有一年回老家时，还打过她。文革中，为去越南，我曾率领一帮同学打砸抢自己的家，并把小胖姐给捆绑起来，用袜子堵上嘴，担心我们走后她去报告。事后听说，小胖非常生气，嫌我绑她时，动作粗暴，弄痛了她胳膊。堵嘴时，塞得太猛，差点给她憋死。
可以说，我们的姐弟关系很冷淡，一点不亲密。但我在内蒙古兵团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后，是小胖姐第一个站出来为我说话，认为这么处理错误，劝母亲出面向内蒙古兵团领导申诉。批斗会开后，父母最初都表态拥护兵团的处理决定，让我低头认罪。只有小胖姐最先给我写信，表示同情和慰问。林彪事件发生后，母亲也感到这么处理有点问题，但慑于兵团的权威，不敢出面让兵团纠正。幸亏小胖姐多次劝说母亲，母亲才开始转变立场，帮我找人求情。最先找的就是魏巍，时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当时内蒙古兵团归北京军区领导，母亲觉得北京军区出面，一定能解决。可事实上并不顺利。虽然是以北京军区政治部的名义要求内蒙古兵团重新复查。但兵团领导发现母亲找的是魏巍，并不尿球。他们只认官，不认文人。继续拖着不办。每当碰了钉子，母亲灰心，有时甚至退缩不想管我的事时，小胖就给她鼓气，晓之以理，劝她不能不管。后来，我有事经常与小胖通信。她甚至还劝我逃跑回北京。就在我接受小胖的主意准备要跑时，母亲得知，与小胖大吵，还竟然给团里打电报，举报我要逃跑，希望领导对我抓紧教育改造……小胖非常生气，把这些都告诉给我，并劝我自力更生，自己拯救自己。所以后来我没听母亲的话，冒险逃跑到了西乌旗阿尔山公社，虽然被抓了回去，却促进了上级的重视，加快了问题的解决。
因此，小胖姐对我有大恩。在孤独无助的草原上，她给了我勇气和力量。当我被专政时，她不计前嫌，主动站出来替我说话。可我还没来得及向小胖姐表示感谢，没有向她倾诉一下手足之情，1975年1月22日，她就突然夭亡！每逢想到这里就无限唏嘘。
1月22日，是姐姐马豁然遇难41周年。哥哥着手组织了一个小型怀念聚会。地点在燕兴大酒店。这天天气异常寒冷。我冒着严寒开车赶到。
纪念会由哥哥青柯主持。可能岁数大了，叙述小胖姐往事时，数度哽咽。
出席者主要是家庭亲友、世交，还有马豁然生前的同学、闺蜜等几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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