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 子 与 母 亲
八月二十一日，在谢家垱村，我们走访了谢富治的孪生弟弟谢富礼。象所有本分的种田人一样，谢富礼是个不善言谈的人。他坐在我们面前，不停地搓着两只手，手上发青的血管蚯蚓似地蠕动着。
他以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和我们谈起了谢富治：“富治脑子灵光，要是不有那么大的鬼心思，怕也不会死这么早。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六二年……”
那年，常年累月以瓜菜稀汤果腹使谢富礼得了黄肿病。冬天，他从病床上爬起来，扒货车进了北京，在街上转了一夜，民警把他送到了谢富治家。
“你来干什么？”谢富治劈头问道。
“我得了黄肿病，怕活不长了，来看看你。”
谢富治皱了皱眉头说：“你说来就来，也不先给个信，我这里又不是个旅店。”
谢富礼愣愣地看着哥哥，突然哭了起来，他欷歔呜咽地说：“妈和富勤也断了米，让我来找你……”
谢富治看了看身边的工作人员，厉声喝道：“鬼扯！在我这里不兴讲这个！”
谢富礼不再说话，只是点点头。他猜到哥哥此刻正心烦意乱。他怕说出什么不妥当的话来。
兄弟俩面对面坐着。一个是憨厚的农民，一个是显赫的大干部。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但是，他们又那么相象——面孔、体态、以至声音……
谢富治在闭目养神。谢富礼忽然觉得这张面孔是那样陌生。
沉 沉的寂静，象一片沙漠隔在谢氏兄弟之间。人们会难以置信，他们怎么会生长在同一个娘胎，怎么会吮着同一个母亲的乳汁长大。他们似乎既不是兄弟，又不是同 乡，甚至不是同一个民族的子孙。他们只是操着同一种口音，曾经居住在同一块土地上，出自同一个家庭而已。他们之间是那么疏远，疏远得就象遥遥的两个星球。
中 午吃饭时，谢富礼见到了嫂嫂刘湘屏。刘湘屏不愧为卫生部长，她是讲卫生的。她说：“富礼，你带着肝炎来了，住在这里不太相当吧？要是把病过给了富治，你负 不了责，我也负不了责啊！”谢富礼无言以对。谢富治接着说：“你不晓得，北京这个地方很复杂，乡里正在忙跃进，你跑到我这儿来享清福，人家会讲我的闲话， 搞我的鬼。”这是哥哥吗？是和他一起讨过米，相依为命的孪生哥哥吗？这一切为什么如此反常？他的思索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在这一天中，谢富礼看到，哥哥一家生活得很讲究，很文明，各人住在自己的房间里，妻子儿女谁也不能随便进谢富治的屋。吃饭时，各人只能从自己的碟子里夹菜。他不懂这些，屡屡遭白眼，他感到难为情。
谢富礼还看到哥哥显得又老又瘦。他很忙，也很累，连吃饭都在想心事。晚上，哥哥屋里的灯光几乎是亮到天明。看到这些，他又为哥哥难受，感到自己不该来打扰他。
那时，这个憨厚的农民当然不知道谢富治的头脑在思谋着什么。
第二天，谢富礼决定回乡了。
临行前，谢富治叮嘱弟弟：“回去攒劲干，不要靠我。告诉家里，再来人来信我是不理的。”
他微笑着握了握他的手，就象在外交场合礼节性的那样笑着、握着。
几年后，谢富礼又在电影上看到哥哥的这种笑脸，他感到不寒而栗。
应该给谢富治以应有的评价——他是个说话算数的人。在以后的十一年里，他再也没有给家里写一封信，寄一分钱。
值得一提的是，在谢家垱，谁也不敢对谢富治的母亲说儿子把她忘了，听到这个话，老人就会火冒三丈：“我家富治不过是忙狠了，一时顾不上我。等他抽出空来，你们就瞧着吧，你们想有这样的儿子还没有呢！”
讲到这里，老人就会拿出一叠报纸来，准确地指出报纸上记载着谢富治行踪的消息。
“这个富治啊，怕是要忙昏了头。你看，今天在越南，明天又到了阿尔巴尼亚，歇不下来啊……”
人们不禁奇怪，这个目不识丁的老人怎么能看报呢？久而久之，人们才知道，老人想儿子，就经常请人给她念报上有关谢富治的消息，长了，她竟把这些报纸背了个滚瓜烂熟。
然而，直达她去世的那一天，她也没有得到谢富治的一纸一字。
一九七〇年，当谢富治的同乡谢正荣将军告诉他，家乡的人骂他没良心时，谢富治说：“什么良心啊，讲的是真理嘛！”
然而，真理——这意味着人身上良心的胜利。谁没有良心，他也就多半没有真理。
在谢家垱，一位曾在红军时期掩护过谢富治的老人这样说：“对我们来讲，他曾经是谢伢子，后来当了谢副总理，再以后成了‘中央文革’顾问。他一人得道，这里却没有人跟他升天。他忘了我们，我们也就把他忘干净了。”他们确实是把他忘了。
一九七二年，谢富礼和他的弟弟谢富勤接到了谢富治治丧委员会的通知，请他们到京参加追悼会。他们谁也没有去。过后，他们说是忘了！忘了个干净。是啊,在红安人心中，这种人就象湿柴禾上冒出来的烟那样，尽管一时很浓，但终究只是过眼烟云而已。
（原载《解放军文艺》1985年四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