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杂忆之一：横扫牛鬼蛇神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５０周年。这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的浩劫至今仍深深铭刻在我们这些亲历者心中。但对于没经历过文革的年青一代中的大多数，他们的了解难免较为肤浅，认识也常常是表面化或脸谱化的。作为过来人我们有责任将自己的经历和体会告诉他们。我绝不相信文革是为了什么“反修防修”或是“教育人民”之类冠冕堂皇的谎话。在我看来，文革就是毛为了夺回权力、清除党内外反对派而将全国拖入深渊的一场血腥动乱。癞痢头上的虱子就是虱子，哪怕这生癞痢的家伙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伟人”，那虱子也不会成了伟人痣的。
对于我们这些毫无官方背景的普通老百姓来说，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爆发应该是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在此以前，尽管报纸和广播也有批判吴晗、三家村及其他一些“毒草”文艺作品，将毛吹捧到神化的调子越来越高，舆论上的倾向也越来越左；社会上能感觉到又一场整人的大运动即将来临，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尤其是有“历史问题”的个人和“出身不好”的家庭更是忧心忡忡，不知何日灾难会降临。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其杀气腾腾的调子令人读了不寒而栗：“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当天晚上，毛更命令新华社广播聂元梓等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从那天起，残酷迫害广大无辜群众，首先是知识份子的运动在全国铺开。我当时是广州市中山医学院大学一年级学生，亲身见证运动是如何开始的。
中山医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柯麟是１９２４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广州暴动失败后他和叶剑英一起逃亡香港和上海，后又在澳门创建、经营镜湖医院长达１６年。１９５１年回国，他以海外丰富的医学工作经验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当时条件下）依靠专家教授办学，使中山医学院成为国内少见的学术风气极盛的学府。我妈文革中私下对我说：“柯麟这人是有点迂，人倒是好人；李静阳是真坏。”
１９６６年柯麟因高血压在青岛疗养,院务由党委副书记李静阳代理。此人阴险歹毒，善于投机。他乘当时左风盛行之际，立即在６月２日下午召开全校动员大会，宣布无限期停课，并发电报给北京大学支持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从当天起，数不清的大字报揭发批判各专家教授、普通教师、医务人员。李静阳更诱导将斗争矛头指向柯麟、刘志明（党委副书记）黑帮。学院的一些有名望的专家教授、医护人员受到冲击，被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等帽子，被挂牌、游街、批斗、抄家，关“牛棚”，人身受到极大的侮辱与摧残，政治气氛异常紧张，人人自危。
在我的记忆中，社会上的恐怖气氛比校内浓烈得多。学院后门外的蚬壳岗华侨新村是５０年代兴建的，出售给海外归侨和侨眷以获取当时国家急需的外汇。这些华侨来自全世界五大洲和港澳。不管是开工厂、做生意或是在橡胶园当苦力、在唐人街涮盘子，华人赚了钱老了总想叶落归根。文革一起，这些归侨和侨眷虽然没有地富反坏右的帽子，更不是什么“黑帮”、“走资派”。但在阿Q们的心目中“你总比我有钱”,这就够了－－－－“吸血鬼”、“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就是罪名。一群群穿军装戴红袖章的冲锋队杀进去，谁敢阻挡？据华侨新村居民冼锡鸿的孙女冼文珊说：我很记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被抄家。那时我１３岁,见到家里的所有大人在门口站成一排,被人批斗。我看不太懂,但心里又气愤又难过。我们家被连续抄了两天,第一天就运走了１４卡车的东西。
那时我才恍然大悟：查抄什么“变天账”、“杀人武器”(这些归国华侨肯定都没有）全是幌子；现金、房产、金银财宝、字画古董才是抄家的真正目标。
然而全国的“横扫牛鬼蛇神”浩劫中，还是以北京最为触目惊心。所谓的“红八月”的恐怖惨剧，就是在７月１８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严厉指责刘邓“压制群众”、“运动冷冷清清”，决定从学校撤消工作组后开始的。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鼓动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８月５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云被她的学生活活打死。凶器是军人扎在腰上的宽皮带。那些女中学生把她折磨两三个小时打死后，还往她身上踢打、扔脏东西。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检阅红卫兵，卞仲云所在学校的红卫兵代表宋斌斌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时，毛泽东对她说：“要武嘛。”
８月２４号，红卫兵到北京东厂胡同６号居民左庆明家抄家。他从前开过劈柴铺子，１８６６年时已经没有铺子，但还有几间自己的房子。租住他们房子的马大娘是个家庭服务钟点工。当时左庆明正好外出不在家。看到红卫兵毒打左庆明年已七十的妻子，马大娘到胡同口报信叫他不要回家。红卫兵发现后把马大娘和左奶奶一起绑在葡萄架子上毒打。红卫兵还用开水浇烫她们。四周邻居听到她们在惨叫着被折磨死，然后尸体被丢进火葬场的卡车。
８月２５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红卫兵查抄崇文区广渠门内大街１２１号居民李文波家。他住的是自己的房子。他已经在前一天上交了房产证，也就是说放弃所有权。他在刚毅胡同口修自行车养家。红卫兵抄他家，没抄出黄金、珠宝，李文波老两口被关在楼上，一整天不许吃饭、喝水、上厕所。老太太憋急了硬要下楼，被红卫兵推倒踢了几脚，老头儿李文波上前理论，被棍子揍的流了血，急了抄起菜刀，把红卫兵吓跑了。次日上午，被污“持刀行凶”的李文波被打死。随后，无辜老太太李文波的妻子也以反革命罪被枪毙，他的妻子刘文秀被判处死刑，在９月１３日被处决。这么颠倒黑白的匆促处决明白地表明国际机器就是红卫兵暴行的后台。文革后他们得到“平反”。
８月２８日，红卫兵查抄西城区大红罗厂南巷２０号。三小时中红卫兵打死了五口人：北京玻璃陶瓷水泥设计院技术员黄瑞五，他的姐姐黄瑞班，他们的母亲陈玉润，外婆李秀蓉，还有一个年老佣人。除了一岁的小孩子被机警的保姆抱出，其他在家的人都被打死。即使根据共产党自己的标准，上面这些受难者根本就不是所谓“阶级敌人”，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们住的小院是他们自己的房产。
１９６６年８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标姓名堆在一起被运往火葬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校长高云和北京第３１中的书记杜光，都是在被红卫兵打昏过去以后就送去了火葬场。火葬场的老工人发现他们还没有死，没有烧他们。他们又回了家。
上面列举的只是北京“红八月”成千上万宗血腥暴行中的普通几例。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于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怂恿那些青少年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９日人民日报社论《向我们英雄的红卫兵致敬！》更煽动说：“ 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
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账，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１９６６年９月５日，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这个“内部”的统计是，在北京，红卫兵打死了1，７７２人，没收私房５２万间，抄家３万多户。作为红卫兵的功绩和“文革“的成果，当年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林彪为其题词。可见红卫兵血腥暴力的迅速蔓延是有来自上面的煽动和纵容的。
杀戮从市区蔓延到农村。在北京大兴县，从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７日到９月１日，３２５名所谓“四类分子”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被杀害。２２个家庭被灭门，受难者中有８１岁的老人和出生才３８天的婴儿。
１９８０年陈伯达在特别法庭上承认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他口述、修改和定稿的。他认罪说：＂就凭这篇文章就够判我死罪了。＂因为从社论发表那天起，残酷迫害广大群众的运动在全国铺开。可这篇社论不正是毛授意的吗？他在武汉写给江青的私信中交底说：“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４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 、八年以后还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为了一己私利，不惜伤天害理而残害亿万无辜民众。中华民族历来信守仁爱和平的美德，可这些枕边黑话暴露了这两个败类根本没有半点中国人的气味，是够判他们死罪的铁证。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国贼不除，民无宁日。十年后，１９７６年的清明节，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终于爆发“秦皇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的怒吼。毛不得不悲叹出“赞成的人少，反对的人多”的哀鸣，在心惊胆战“血雨腥风”的四面楚歌中可耻地死去。他死后第二天，他钦点的接班人就策划收拾他的老婆、侄子、姘头、亲信等党羽。人亡政息，毛能收获的也就是毕姥爷给他４个恰如其份的拼音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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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５０周年。这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的浩劫至今仍深深铭刻在我们这些亲历者心中。但对于没经历过文革的年青一代中的大多数，他们的了解难免较为肤浅，认识也常常是表面化或脸谱化的。作为过来人我们有责任将自己的经历和体会告诉他们。我绝不相信文革是为了什么“反修防修”或是“教育人民”之类冠冕堂皇的谎话。在我看来，文革就是毛为了夺回权力、清除党内外反对派而将全国拖入深渊的一场血腥动乱。癞痢头上的虱子就是虱子，哪怕这生癞痢的家伙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伟人”，那虱子也不会成了伟人痣的。
对于我们这些毫无官方背景的普通老百姓来说，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爆发应该是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在此以前，尽管报纸和广播也有批判吴晗、三家村及其他一些“毒草”文艺作品，将毛吹捧到神化的调子越来越高，舆论上的倾向也越来越左；社会上能感觉到又一场整人的大运动即将来临，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尤其是有“历史问题”的个人和“出身不好”的家庭更是忧心忡忡，不知何日灾难会降临。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其杀气腾腾的调子令人读了不寒而栗：“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当天晚上，毛更命令新华社广播聂元梓等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从那天起，残酷迫害广大无辜群众，首先是知识份子的运动在全国铺开。我当时是广州市中山医学院大学一年级学生，亲身见证运动是如何开始的。
中山医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柯麟是１９２４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广州暴动失败后他和叶剑英一起逃亡香港和上海，后又在澳门创建、经营镜湖医院长达１６年。１９５１年回国，他以海外丰富的医学工作经验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当时条件下）依靠专家教授办学，使中山医学院成为国内少见的学术风气极盛的学府。我妈文革中私下对我说：“柯麟这人是有点迂，人倒是好人；李静阳是真坏。”
１９６６年柯麟因高血压在青岛疗养,院务由党委副书记李静阳代理。此人阴险歹毒，善于投机。他乘当时左风盛行之际，立即在６月２日下午召开全校动员大会，宣布无限期停课，并发电报给北京大学支持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从当天起，数不清的大字报揭发批判各专家教授、普通教师、医务人员。李静阳更诱导将斗争矛头指向柯麟、刘志明（党委副书记）黑帮。学院的一些有名望的专家教授、医护人员受到冲击，被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等帽子，被挂牌、游街、批斗、抄家，关“牛棚”，人身受到极大的侮辱与摧残，政治气氛异常紧张，人人自危。
在我的记忆中，社会上的恐怖气氛比校内浓烈得多。学院后门外的蚬壳岗华侨新村是５０年代兴建的，出售给海外归侨和侨眷以获取当时国家急需的外汇。这些华侨来自全世界五大洲和港澳。不管是开工厂、做生意或是在橡胶园当苦力、在唐人街涮盘子，华人赚了钱老了总想叶落归根。文革一起，这些归侨和侨眷虽然没有地富反坏右的帽子，更不是什么“黑帮”、“走资派”。但在阿Q们的心目中“你总比我有钱”,这就够了－－－－“吸血鬼”、“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就是罪名。一群群穿军装戴红袖章的冲锋队杀进去，谁敢阻挡？据华侨新村居民冼锡鸿的孙女冼文珊说：我很记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被抄家。那时我１３岁,见到家里的所有大人在门口站成一排,被人批斗。我看不太懂,但心里又气愤又难过。我们家被连续抄了两天,第一天就运走了１４卡车的东西。
那时我才恍然大悟：查抄什么“变天账”、“杀人武器”(这些归国华侨肯定都没有）全是幌子；现金、房产、金银财宝、字画古董才是抄家的真正目标。
然而全国的“横扫牛鬼蛇神”浩劫中，还是以北京最为触目惊心。所谓的“红八月”的恐怖惨剧，就是在７月１８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严厉指责刘邓“压制群众”、“运动冷冷清清”，决定从学校撤消工作组后开始的。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鼓动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８月５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云被她的学生活活打死。凶器是军人扎在腰上的宽皮带。那些女中学生把她折磨两三个小时打死后，还往她身上踢打、扔脏东西。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检阅红卫兵，卞仲云所在学校的红卫兵代表宋斌斌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时，毛泽东对她说：“要武嘛。”
８月２４号，红卫兵到北京东厂胡同６号居民左庆明家抄家。他从前开过劈柴铺子，１８６６年时已经没有铺子，但还有几间自己的房子。租住他们房子的马大娘是个家庭服务钟点工。当时左庆明正好外出不在家。看到红卫兵毒打左庆明年已七十的妻子，马大娘到胡同口报信叫他不要回家。红卫兵发现后把马大娘和左奶奶一起绑在葡萄架子上毒打。红卫兵还用开水浇烫她们。四周邻居听到她们在惨叫着被折磨死，然后尸体被丢进火葬场的卡车。
８月２５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红卫兵查抄崇文区广渠门内大街１２１号居民李文波家。他住的是自己的房子。他已经在前一天上交了房产证，也就是说放弃所有权。他在刚毅胡同口修自行车养家。红卫兵抄他家，没抄出黄金、珠宝，李文波老两口被关在楼上，一整天不许吃饭、喝水、上厕所。老太太憋急了硬要下楼，被红卫兵推倒踢了几脚，老头儿李文波上前理论，被棍子揍的流了血，急了抄起菜刀，把红卫兵吓跑了。次日上午，被污“持刀行凶”的李文波被打死。随后，无辜老太太李文波的妻子也以反革命罪被枪毙，他的妻子刘文秀被判处死刑，在９月１３日被处决。这么颠倒黑白的匆促处决明白地表明国际机器就是红卫兵暴行的后台。文革后他们得到“平反”。
８月２８日，红卫兵查抄西城区大红罗厂南巷２０号。三小时中红卫兵打死了五口人：北京玻璃陶瓷水泥设计院技术员黄瑞五，他的姐姐黄瑞班，他们的母亲陈玉润，外婆李秀蓉，还有一个年老佣人。除了一岁的小孩子被机警的保姆抱出，其他在家的人都被打死。即使根据共产党自己的标准，上面这些受难者根本就不是所谓“阶级敌人”，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们住的小院是他们自己的房产。
１９６６年８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标姓名堆在一起被运往火葬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校长高云和北京第３１中的书记杜光，都是在被红卫兵打昏过去以后就送去了火葬场。火葬场的老工人发现他们还没有死，没有烧他们。他们又回了家。
上面列举的只是北京“红八月”成千上万宗血腥暴行中的普通几例。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于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怂恿那些青少年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９日人民日报社论《向我们英雄的红卫兵致敬！》更煽动说：“ 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
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账，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１９６６年９月５日，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这个“内部”的统计是，在北京，红卫兵打死了1，７７２人，没收私房５２万间，抄家３万多户。作为红卫兵的功绩和“文革“的成果，当年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林彪为其题词。可见红卫兵血腥暴力的迅速蔓延是有来自上面的煽动和纵容的。
杀戮从市区蔓延到农村。在北京大兴县，从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７日到９月１日，３２５名所谓“四类分子”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被杀害。２２个家庭被灭门，受难者中有８１岁的老人和出生才３８天的婴儿。
１９８０年陈伯达在特别法庭上承认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他口述、修改和定稿的。他认罪说：＂就凭这篇文章就够判我死罪了。＂因为从社论发表那天起，残酷迫害广大群众的运动在全国铺开。可这篇社论不正是毛授意的吗？他在武汉写给江青的私信中交底说：“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４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 、八年以后还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为了一己私利，不惜伤天害理而残害亿万无辜民众。中华民族历来信守仁爱和平的美德，可这些枕边黑话暴露了这两个败类根本没有半点中国人的气味，是够判他们死罪的铁证。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国贼不除，民无宁日。十年后，１９７６年的清明节，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终于爆发“秦皇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的怒吼。毛不得不悲叹出“赞成的人少，反对的人多”的哀鸣，在心惊胆战“血雨腥风”的四面楚歌中可耻地死去。他死后第二天，他钦点的接班人就策划收拾他的老婆、侄子、姘头、亲信等党羽。人亡政息，毛能收获的也就是毕姥爷给他４个恰如其份的拼音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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