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遇见一个华人,我想问第一个问题,你是哪里人,我要从你的家乡来了解我的祖国。如果我遇见一个上海人,我必会问一个问题,你从哪所中学毕业,我爱从一个学校的校史来了解上海的教育史,那是上海文化中的一个点,有点入门,好比走进黑暗的房间,眼睛越来越明亮,视野开阔。
我在1993年夏天,成为了1903年建校的上海民立中学的老师。民立中学的历史带出了一个一个校友和老师。我接待过被请回母校的游泳名将乐靖宜,高高个子,短短头发,一个前世界冠军,在校园里因为高大显得更引人注目,但她却有羞怯神色,站在母校的操场领操台上。我买过几本陈丹青的书,想了解他到底在他写过的书里提不提母校,没有,他就是不提,虽然他住在学校隔壁。100周年校庆请他,他不回复。他的拒绝或许源于当年他父亲的右派使得他有被歧视的少年经历。所有的校友里最最让我想写点什么的是殷夫,一个与国民党高官大哥走完全不同道路的青年作家,红色革命者。
1910年6月11日,是清宣统二年的端午节,改朝换代的激荡岁月。殷夫出生在浙江靠海的象山,他的大哥是徐培根。1923年7月,原名徐白的殷夫在县立高小毕业,由已经在军队里的大哥徐培根接往上海,考入上海民立中学“新制初中一年级”。 民立中学是当时上海的私立学校,以英文和国文出名,学费高,但高中学生毕业后,找工作便利。张充和书里提到的最钦佩的昆曲曲人前辈吴梅曾受聘过为国文老师。1934年,柳亚子先生在上海新亚酒店雅集取餐,是文艺的南社成员聚会,到会者109人,文人的雅兴上来,仿造《水浒》108将,柳亚子先生即兴开列名单,蔡元培为头领托塔天王,这份留下的名单里,有三个民立中学的教员。在校史小册子之外读到这样的文化轶事常让我激动,我好似看见有血有肉的师生。少年的徐白在上海接受新知识新文化。
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民立中学师生积极参加“三罢”斗争,使徐白受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教育。“五卅”运动后期,他一度回乡,在家中认真阅读了许多革命书刊和理论著作,在当地小报上发表抨击封建礼教的新诗。同年9月,他仍回民立中学,读完初中二年级下学期及初中三年级的全部课程,于1926年夏初中毕业。转入浦东中学,加入共青团。
徐白革命的生涯开始,那个爱用殷夫,也用白莽等笔名的青年清瘦地在上海写诗歌翻译革命。 1927年,“四一二”后,国共分裂,他被捕关押3个月。由大哥作保。1928年初,再次被捕,大哥徐培根已经去德国陆军参谋大学,大嫂请大哥的朋友作保,他出狱后回乡。1929年2月,重返上海,从事他的革命活动。同年5月因组织上海丝厂工人罢工第三次遭捕。他不愿通知家人,在狱中受到毒打。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在《萌芽》等左联刊物上发表了《血字》(纪念南京路上上海工人反帝的流血斗争)《别了,哥哥》等诗歌,他的诗集序言里鲁迅称誉为“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又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摧残者的憎的丰碑。”当然,我也读到过另一面的评价,指出殷夫诗歌的红色暴力。
1931年,1月17日,在秘密会议时被英国巡捕逮捕。狱中的他教柔石德文,文学青年革命者根本没有预见等待的命运。徐培根远在德国,而2月7日晚,五名左联作家在龙华荒野遇害。他年久21岁。生命短暂的民立校友留下的是他的诗,“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鲁迅先生对他的诗作评论的词语都是诗的韵味。
前两年,我读台湾出版白先勇纪念父亲白崇禧的上下册书《父亲与民国》,里面有我从未见过的很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台湾的照片。在一张照片下面,我看见与白崇禧合影的人中,有徐培根的名字,我灵光一现,再上网查,他正是殷夫的大哥。徐培根 (1895年-1991年),民国陆军二级上将,国防部次长,著名军事理论家。抗战时,参加过淞沪会战,为五战区参谋长,辅佐李宗仁。他三年内战时为白崇禧的参谋长,到台湾后,任“国防研究院”上将主任十二年。而且,殷夫的三哥也是国民党军官,在台湾。
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北伐后道不同不相谋的两兄弟,对比北伐期间任总司令部参谋长的徐培根和四一二后坐牢的殷夫。原来,现实革命的传奇故事比影视更激荡。
别了,哥哥!——1993年秋,21岁的我在民立校园内,听我的初二学生在讲台前朗诵殷夫的这首诗。当2013年最寒冷的冬天,我在日记本上写我的“觉晓民立”时,我在心里纪念一个理想主义的年青诗人——殷夫!三年后的今天,我要在博客里写出,在1931年冬天,五个年青的文学家被害了,在冒险家乐园的上海,有纸醉金迷,依然压不住文化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