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九大：投票选举更似滑稽戏
（续上篇，中共九大：神秘召开犹如地下党）
“表忠”
1969年4月24日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那些青年代表无产阶级感情再次得到极致发挥。会议于16时05分开始，议程是选举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会场划分为七个区，每区设一票箱，主席台单设一票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分两次选举。16时28分，开始选举中央委员。由于主席团成员比大会场任何一个区代表都少，因而主席台投票先行结束，主席团成员都回到各自座位。
突然，一个青年代表在把选票投入票箱后，没跟随前面代表返回座位，却转身快步向主席台走去。但见他双手扶着主席台前沿一撑，两腿一蹬，便轻松跃上主席台，然后快步到前排中央，依次把手伸向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领袖们自然都一一与他握手。
这位代表的成功，使许多怀有同样愿望青年代表受到极大鼓舞。霎时间，有许多青年代表从投票队列中或从座位上向主席台跑去。原来躲在大幕后面的警卫人员纷纷出来阻拦，却顾此失彼，还是有不少人成功冲到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面前，如愿以偿，成了“最最幸福的人”。最后，台上工作人员不得不在台前组成一道人墙，才使局面得以控制。
大会结束时，再次出现狂热的“表忠”场面。林彪宣布闭幕，毛泽东等坐在第一排中央领导人刚刚离席，会场前部许多青年代表，几乎在同一时间蜂拥而上，一瞬间把主席台上摆的茶杯、铅笔、纸张全部抢光。
具有这种狂热表现的并不限于年轻代表，个别老党员代表也不甘落后。在讨论林彪政治报告时，海南岛一位30多年党龄代表提出：新党章总纲中，有一段对林彪评价，写明“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他要求把这段文字也写入政治报告。有人笑说：“你意思挺好，不过，这是林副主席报告，他怎么能说自己是毛主席接班人呢？”不料，这位代表勃然变色：“这是广大党员心愿和要求嘛，应该把这个意见向中央反映嘛！”
这种人在中国政坛颇不少见，历久不衰。
“复古”
代表们到达北京后，大会秘书处负责人向各团秘书宣布作息制度，说毛泽东提出这次会议在生活上要“复古”，住房、坐车、伙食都要从俭，为全国做榜样；代表们不论原来身居何职，都要打成一片，体现政治平等原则。据说伙食标准原曾考虑每天8角，最后才定为1元。
这次会议确实开得比较俭朴。吃饭10人一桌，凭票就餐，桌上基本不见剩菜。广东58名代表，除团长孔石泉和早就在党内被称为“元老”的陈郁、王首道外，都是2至4人共住一房，广州军区参谋长阎仲川和广东省军区司令员黄荣海住在一起，与原广州市委书记焦林义同住是一位青年教师。除在京极少数高级领导外，代表外出和参观都坐大车。大会没有发放或制作任何纪念品。
晚间看文艺演出，座位按代表团划分，前后不定。笔者有两次发现朱老总和董必武坐在广东代表后面，感到很不自在。演出节目他们大概都看过，但是，是否参加活动，看不看革命文艺演出，这是个政治态度问题，他们也马虎不得。4月26日，在天桥剧场演出革命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散场后，笔者见到朱老总由两名警卫搀扶着，站在大门外等车。人们潮水般涌出剧场，朱老总车子一时调不上来，他就一脸木然站在那里继续等，笔者顿觉一股悲辛涌上心头。这年，我们尊称的“红军之父”已83岁。
但是，要求别人如何如何的人，却未必身体力行。每次演出，“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总是先在剧院贵宾室休息，到演出时间，才在前呼后拥下入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江青。他们在预留最好的席位入席。此时全场还得热烈鼓掌表示欢迎、致敬，演出结束时，大家又要起立鼓掌欢送他们退场。
如此选举
历次党代会对中央委员会选举，都是会内外关注的焦点，这是观察中国以后政治动向最重要的依据。特别是经历“文革”巨变，中国今后向何处去？“九大”选举，不但是全国，而且为国际所注目。
九届中央委员会格局，其实早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就已基本定下。内定参加这次中央全会的“八大”中委和候补中委只有59人，仅为在世中委和候补委员人数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绝大多数在“文革”中成了“叛徒”、“特务”、“死不悔改走资派”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既无权参加中央全会，自然不能再入九届中央委员会。除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外，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其余74人，他们之中一部分是以江青、张春桥等“文革”中暴发户，再就是中央直属机关、各省市和各大军区负责人。除个别人外，这些人后来都进入九届中央委员会。
按照大会议程，4月15日开始酝酿选举中委。先是由各团提出候选人名单，很多代表在提名时表示：小组提名有不少困难；以毛主席为首主席团最了解全面情况，最了解党的历史，考虑问题最周到，对主席团提出名单我们完全信赖，坚决拥护！
大会主席团将候选人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八大”中委及候补中委；第二类是“革命领导干部”；第三类是军队干部；第四类是基层工农代表。对四类人提出大体比例，要求总数控制在210—250人，各代表团提名实际为493人。
经过综合平衡，在4月20日召开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由周恩来代表主席团提出了一个274人名单：第一类60人，其中有原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八大”中委胡耀邦，据说因他认错态度不好，决定让原山东省委书记、“八大”中委谭启龙替换；第二类35人，周恩来特别提出其中余秋里和原新疆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说余对开发大庆油田有功，王有代表性，而且愿意改正错误，建议把他们作为革命干部候选人；第三类99人都是军队干部，周恩来解释说，在四类候选人中，都有解放军代表，这是由军队光辉历史和“文革”中参加“支左”和“三结合”担任领导这一现实情况决定的，完全合理、必要；第四类80人，其中产业工人46人，贫下中农25人，其他劳动者1人，“革命知识分子”8人，周恩来说，知识分子人数似乎少了点，但实际上不止8人，因为革命干部和军队代表中都有知识分子，他本人就是一个。
在“文革”中呼风唤雨，一直以毛泽东化身自居，凌驾全党之上的江青，在4月20日主席团扩大会议上，却突然表现出“伟大的谦虚”，说“我现在还是提不要选我，我觉得很狼狈”，“如果我还能退居幕后，做个无名英雄，那就好得多”；与此同时，她还借机为女儿及紧跟她的毛泽东侄子毛远新大造政治舆论，说代表都要求把两人选进中央，但毛泽东对身边人要求很严，本着亲者疏、疏者亲原则，不赞成两人提名。当时巴结江青大有人在，有人提出江青“一定要选上”，她是“众望所归”。
毛泽东在4月11日和4月23日召集主席团部分成员，谈选举问题。在4月23日会议上，毛泽东说，九届中央委员会应该是全国工农兵代表会（苏维埃）。主席团候选人提名总的是好的，起码没有刘少奇那一伙吧？至于公道不公道，只能说是大体公道，因为很多人他都不了解，甚至没有见过。有些该选进来的人可能没有提名，可是把名单增加到500人，也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只能大体是这样子了。
毛泽东在两次会上都谈到党内“反对派”，或曰“对立面”问题。他点了10人名字：陈云、朱德、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徐向前、邓子恢、张鼎丞。说他们这些人：“功劳也有，错误也不少，检查甚多，但别人不满意，我看算了，够了，看行动了。”这10人中，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属“二月逆流”成员，“二月逆流”主要代表人物谭震林则早已被打成“叛徒”，被排除于“九大”之外；至于朱德、陈云等人，则被说成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简称“老机”。
但毛泽东却主张把这些人作为对立面选进九届中央委员会。他说：“不把这几个犯错误的老同志选进去不好。党内有几个反对派有什么要紧？你反你的嘛！”这时，许世友忿忿不平说：“反一两年可以，反几十年怎么行！不过，我们坚决听主席的，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康生也说：“昨天中央机关组还叫朱德写书面检讨。”毛泽东说：“算了。我们看他们，他们也看我们。开‘七大’时，王明、张闻天他们就不相信我们，以为非把他们打倒不可，结果，选了他们还是犯错误。但是，如果不选他们，可能坏得更快。他们不改怎么办？地球还不是照样转！”
但是，把这些“对立面”选进中央委员会，并不是无条件的。根据毛泽东指示精神，主席团秘书处作出规定：既要保证这10人当选，又不能让他们得到高票，据说这样才能使这些人认识到错误严重性，促使他们转化。为此，各代表团受领任务：要把投或不投这10名“对立面”的票，落实到“人头”；各代表明确了自己任务后，必须以“三忠于”高度、以党性保证，按要求投票。各团不敢马虎，由领导亲自动员、布置，有的甚至作了演练。大会秘书处还不放心，于4月23日晚以大组为单位进行预选，对结果感到满意。
4月24日下午，进行选举。到会代表1510人。分两次投票：16时28分开始投票选举中委，16时52分开始投票选举候补中委。投票结束，主席团成员与全体代表退席，合影；工作人员紧张地先分区计票，最后汇总得出选举结果。完全手工作业：口唱、手写、拨算盘，用了近两小时。
20时57分，重新入席，林彪宣布请大会副秘书长、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宣读结果。大会主席团提名170名中委和109名候补中委全部当选。会场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毛泽东全票当选，虽然是天经地义、意料之中，大家仍报以热烈掌声。林彪获1508票，大家也报热烈掌声，掌声过后，可以听到会场有小声议论。
会后有权威人士透露，林彪为表示不能与毛泽东平起平坐，他和妻子叶群投了反对票。周恩来获得1509票。风头正健的江青获得1502票，虽然只少了8票，但这8个敢于在江青名字打×的人，却有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危险。江青是很看重这8票的，事后曾秘密作过调查。江青军师张春桥1496票，少的14票也不可小看。
10名“对立面”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当选：
朱德809票；陈云815票；李富春886票；陈毅867票；徐向前808票；聂荣臻838票；叶剑英821票；邓子恢827票；李先念922票；张鼎丞1099票。
从得票情况看，在“文革”前“名气”越大得票越少，朱德得票率还不到53.6%！真不知如果有几十个人不听招呼，不按要求投票，这场选举将如何收场！
选举中还有另一类候选人，也受到代表格外关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聂元梓、王效禹、李再含三人。
聂元梓原是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以带头抛出被毛泽东称为“中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而一步登天，她不仅是北大的太上皇，还是北京革委会副主任。但她仍不满足，竟把她的人马派往全国各地，插手全国“文化大革命”。她手下称她“老佛爷”，表示对她的敬畏。
王效禹原是山东一个不大不小的地方干部，因为最早出来支持和带领群众组织“造反”，而受到“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赏识，不但一下子成了山东最高领导人，而且被任命济南军区第一政委。但此人却无自知之明，掌权后仍一意孤行，依靠“造反派”在全省大肆镇压他们所说的“保守派”，实行恐怖统治。
李再含原是贵州军区副政委，他是军队率先造反干部，他能靠“造反派”一下子把贵州党政军大权都夺过来，并得到“中央文革小组”承认。此人自命不凡，在贵州大树个人权威。当地有一种说法：全国听毛主席，贵州听李政委。他成为毛泽东在贵州的化身。
在酝酿候选人名单时，还对四川刘结挺、张西挺，山西张日清、刘格平等领导干部中带头造反的头面人物提出异议，大会主席团为此分头做了不少工作。选举结果，刘结挺1435票，刘格平1117票，王效禹1066票；聂元梓、李再含、张西挺、张日清作为候补中委入选，分别得937票、1256票、1400票和1152票。倘若实行差额选举，这几个人必然落选无疑。
选举中还有一件趣事：当王良恩宣布中委候选人、工人代表王白旦全票当选时，会场立即响起一片议论声。这位工人代表看来毫无政治生活经验，他不懂得等额选举往往是知名度越低得票率却越高。此人在全国毫无名气，谁也不会故意把他划掉，而他自己又不懂谦虚，结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央委员中，得票唯一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人！散会后许多人都愤愤不平地大骂这位工人太不谦虚：“你比林副主席还能！”
陈毅蒙难
陈毅被认定是“二月逆流”重要成员，他却被允许出席八届十二中全会，而且，毛泽东还在会上宣布：要让陈毅参加“九大”。但他是要陈毅以“右的那一方面的身份来参加九大”。
陈毅虽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却是由上海推选的“九大”代表，因而他应参加上海代表团活动。
大概是4月四、五号，陈毅碰上一件尴尬事：他收到一封匿名信，来信人称，从广播中得知“九大”胜利召开，陈毅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他敬佩陈毅为人，认为他是一个光明磊落、表里如一、刚直不阿、敢说敢为的伟大革命家，希望他继续发扬这种革命精神，坚持斗争，多作贡献。
从“文革”以来一直日子难过的陈毅，对怎样处理这封来信犯了大难：交出去，肯定会招来许多麻烦；如果不交，岂不说明自己心中有鬼？再说，万一这是圈套呢？他最终把信交出。上海代表团负责人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得此信如获至宝，先是要陈毅交代“阴暗内心世界”和“罪行活动”，自然不可能通过，然后便组织批斗。上海代表团是“造反派”一统天下，人多势众，又曾掀过“一月风暴”，批斗火力极为猛烈。
他们质问陈毅：“九大”胜利召开，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决心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夺取更大胜利，为什么偏偏有人给你写反革命信件，鼓励你坚持反党立场，与毛主席革命路线为敌？在揭批陈毅“反党罪行”时，他们把历史旧账又翻出，从井冈山陈毅“勾结”朱德排挤毛泽东讲起，要陈毅承认他一贯反对毛泽东。
这位当年曾统兵百万、豪气干云，也曾在外交场面风度翩翩、谈笑风生的共和国元帅，却在几十名“造反派”围攻下有口难辩，怎样解释、检讨都不过关。大会秘书处对此事也给予特别关注，连续出了几期反映批斗陈毅简报，发给主席团成员。但实际上很多代表都知道陈老总“又挨批了”。好在大会日程是早已排定，而且陈毅“旧帐”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已系统地清算过，这次也只能再“打打态度”，批了几天后就不了了之。
4月25日，毛泽东指定由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出面，召集主席团部分成员协商九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选人名单。28日，召开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机构，照例是等额选举，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19人。“二月逆流”成员中“三老”之一李先念和“四帅”中叶剑英，被提名入选，原是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毅未被提名。
至此，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画上了一个留下许多隐患的句号。（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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