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批准10名战犯申请去台湾的请求
中国政府7次特赦国内战争罪犯，引起国内外的巨大反响。尤其是在1975年3月释放全部国内战犯，更引起了轰动。在这些战犯中，有10名前国民 党军官提出回台湾的申请被批准。他们是：王秉铖，原国民党第五十一军中将军长；陈士章，原国民党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蔡省三，原国民党青年救国团赣东青年 警务总队少将总队长；周养洁，原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局长；王云沛，原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段克文，原国民党军统局少将专员；杨南 邮，原国民党一五0师上校团长；赵一雪，原国民党二八一师上校团长；张铁石，原国民党六十八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张海商，原国民党青年军二0四师上校团长。
在这10名愿意回台湾的特赦人员中，除蔡省三外，其余9人都有直系亲属若干在台湾岛内。
据档案资料记载，早在1956年3月14日，兼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在主持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二届19次扩大会议上，就已建议中共中央并经采纳同 意，已正式实行对在押的国内战犯一律实行“一个不杀，分批释放，来去自由，言论自由”及“集中管理，不审不判”的处理方针。1974年12月末，在中央决 定全部释放在押的国内战犯之前，毛泽东主席又一次重申：“国民党那些战犯放出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都可以去，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嘛！”为 此，1975年3月20日，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共同拟定，并经中共中央同意，向各地下达了《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实施意见》，其中第6条即明确规定： “凡愿意回台湾的，报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办理。”在前三天的3月17日全国人大四届二次常会上，审议全部特赦在押战犯议案时，华国锋副总理到会作说明，代 表国务院明确宣布：“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但由于考虑到海峡两岸多年的敌对和隔绝，担心此举会对台湾当局造成猜忌与冲击，遂经中央审慎研究，临时组成了一个“专责小组”，具体负责处理有 关10人回台事宜。当时，专责小组的直接领导人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华国锋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专责小组由中央统战部、 调查部、公安部组成，统战部牵头。小组负责人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工作人员有统战部的焦琦、刘小平，调查部的杨荫东、耿文 卿，公安部的胡治安。在香港，同时也组成了专责小组，负责人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一副社长李菊生及该社研究室台湾研究组组长黄文放。黄直接领导中国旅行社香 港分社总经理方远谋、副总经理黎汝湛，以及两名工作人员。他们负责去台来港人员的欢送等项接待工作。
4月12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著名的北京烤鸭店，为王秉铖等一行10人即将离开北京前去台湾饯行。为了打消获释人员的思想顾虑，统战部副部长童 小鹏再次重申了中央的有关政策，并满怀深情地说：“政府对你们没有任何要求，也不交给你们任何任务，只希望你们能早日回到台湾，同自己的亲人会面团聚。” 在场的所有申请去台人员，因受到政府的各项厚遇，又听到童小鹏如此坦诚、亲切的话语，无不感慨万分。
4月13日，王秉铖等10人启程离京时，中央统战部负责人童小鹏、乔连新、彭友今，以及爱国民主人士杜聿明、宋希濂、郑洞国、庞镜塘、黄维、文强等均到机场送行。当送行人员与之紧紧握手，依依惜别时，杜聿明、黄维等人还一再嘱托去台人员给在台的旧部、故友问好。
在登机之前，蔡省三还笑着问童小鹏：“副部长，我的亲人都在大陆，我到台湾后，若是让我的亲人申请去台湾可以吗？”
童小鹏肯定地回答：“党的政策是尽可能照顾亲人团聚，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能够做到的，当然可以。”
4月14日上午，王秉铖等10人由广州乘91次特快到达深圳，在这里每人领到路费港币2000元、新制服装ｌ套，及往返通行证一张。通行证有效 期半年，半年后随时都可申请办理入境签证手续，陪同人员中央统战部一局局长焦琦一再重申：各位先生到达香港后，已委托由中国旅行社香港分社负责安排日常起 居，但办理回台湾的手续、打电话、发电报、找亲友、见记者等等，均由各人自便；发表谈话，对各方表态，也请各位自定。
中午12时30分，在有关方面负责人的热情陪伴及中旅社香港分社前来迎接的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王秉铖等一行10人来到通向香港的门户--罗湖桥。下午1时25分，他们在罗湖桥畔依依道别，去台人员眼含泪花，不停地回头招手，连连喊道：“谢谢！谢谢。”
台湾当局拒绝10人去台，张铁石自缢身亡
但是，台湾岛内的新闻舆论对中共特赦战犯及允许前“国军”军官申请去台之举缄口无言，甚至刊载此类新闻的港澳等地的报纸运抵台湾之后，也一律予 以查禁。后来，迫于形势，也仅有简短报道。据港澳地区报纸披露，台湾舆论界之所以先对特赦战犯消息避而不登，随后虽有简略报道但并不刊登获释人员名单，是 有其难言苦衷的。因台湾当局一直把有些在押战犯当做“烈士”，并把他们牌位供奉在台北的“忠烈祠”内，如已“慷慨就义”的周养浩等人。在岛内外舆论的压力 下，3月20日，台北的《中央日报》上发表一篇题为《毛共释放所谓“战犯”的动机和阴谋》的社论，
特赦战犯“除了试图摇惑我们心防之外，至少还有三重动机：第一，对内佯示'宽大＇……第二，对外伪装'安定'；第三，说得远一点是为将来可能对台湾进行武装冒险时，布下一段伏笔。”
还在10名获释人员即将离开北京往香港之际，在台湾岛上，重病在身的蒋介石突然惊叫了一声：“毛共是在要我的命！”便撒手西去。其公子蒋经国刚 接管了政权，便面临着中共释放国民党战犯，并有10人要求去台的棘手难题。一方面，王秉铖等10人都是国民党军事将领，在内战战场上被俘，现在获得特赦， 要求到台湾同自己的亲人会面团聚，在情在理，不能拒绝接受。而且，在国际上也没有对对方宽大释放的人员拒绝接受的先例，如果执意拒绝，恐难避免国际舆论的 谴责；但另一方面，如果准许这10人进入台湾岛内，又势必会引发各界民众的轰动，进而戳穿了国民党长期制造的种种反共谣言与神话，冲击和动摇岛内的“民 心”和“军心”，这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要陷入极大的被动。
此时台湾当局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以台湾的所谓“大陆救济总会”会长、国民党元老谷正纲为首的一部分政界人士，包括原“行政院长”张群等人在 内，极力主张应立即接受这10人赴台，以消除台湾当局已在国际上造成的恶劣影响；但岛内掌握实权的少壮派军官，以及军警特部门的首脑，则坚决反对让这10 人进入岛内，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使长期营造的反共心态不致溃散，军队的士气也能得以维持，在激烈的分歧与争吵中，蒋经国一时难于作出决断。于是，先由“中 央社”社长曾恩波出面，于4月初发表谈话称：“中华民国政府欢迎该批前国民党军官及党政官员重投'祖国'怀抱。”
隔几日，于4月18日，继任“总统”严家淦在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则你：“政府欢迎一切反共分子到台湾来，但不让共产党间谍和统战人员进来。”严 家淦还说：“中华民国政府欢迎任何向大陆灾胞救济总会求援的人。”4月22日台北消息改称：“台北政府对宗事件，将采取坚定立场。除非该10名中共释俘， 在香港发表其反共态度，同时自动向自由中国救济总会申请，否则国府没有让步余地。”但当10名获释人士在香港拒绝以“难民”身份申请入境，并严词拒绝“发 表反共声明”之后，香港《明报》6月6日却又发表专访称：
台湾“救总”理事长谷正纲，最近致函“救总”办事处（注，指在香港九龙），转达国民党最高当局处理战俘入台方案的要点，并不要求战俘公开发表 《反共宣言》……“谷正纲函件”仅要战俘补呈现《申述信》作为入境申请表格的附件。该信包括三项内容：ｌ、说明入台动机；2、表明入台是无条件的（不提任 何条件）；3、入后愿意遵守法律，如果言行上有违法律，愿接受法律制裁。此间“救总”负责人谢伯昌，曾电召战俘前往办事处，将“谷正纲函件”给他们看，有 九名战俘看完函件，觉得没有什么为难，即呈交“申述信”，只有蔡省三拒绝呈交。谷正纲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十个常委之一，系国民党决策机关的权要，但他主持 的“救总”，只是民间团体，没有党政机关的权力。10战俘入境手续的文件传送，虽由“救总”办理，奉命负责审核者，却是“总统府”的“国家安全局”。
但是，台北“救总”却又出尔反尔于6月17日在国民党机关《香港时报》登出启事：“查本会谷正纲理事长从未对港九救济机构有过上述函件，所载全非事实。”
另据港澳报纸披露，无计可施的实权人物蒋经国，采用“大化小，小事化了”的“拖”字诀应付局面。香港《明报》披露：“权威人士对本报记者透露 说，上月他赴台参加已故蒋介石总统的丧礼时，蒋经国先生曾亲口对他说：国府对十名战俘申请赴台所采政策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蒋经国对这八个字并无进 一步地解释。权威人士个人认为台北显然并不欢迎他们前往，决定用'拖'字诀来应付问题，拖得一时算一时，和中共实行比斗'忍耐力'，直至一方忍无可忍，自 动召回十名战俘为止。”
被拒去台人员的归宿
为了更加要妥善地处理好获释人员的回台事宜，在张铁石被逼自杀后的第三天，新华社香港分社研究室台湾研究组组长黄文放，奉命回北京向中央专案小 组汇报情况，对其余9人今后的去向进行了研究与安排。决定：中央的指示是要以更高的姿态处理9个人的去向。由于已经确悉国民党当局不让10人回台的决策已 定，留港的9个人可以自由选释，愿意回内地的，欢迎，回来后由内地安排工作；愿意赴外国的，继续给予协助，帮助旅费；愿意留在香港的，国家长期照顾他们的 生活。至于张铁石的遗体，让国民党人员领取。最后，张铁石的遗体是由他的儿子自台来港处理，火化后把骨灰带回台湾。
被拒的9人中，赵一雪自香港返回大陆后在上海安家落户，因其妻子、子女均在上海，即被中共统战部和上海市政协聘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同他一起自香港返回内 地的张海商和杨南邮，因他们在湖北和四川有亲人，则根据本人意愿，被分别安排为湖北省和四川省政协委员。其余6人的归宿，陈士章于1975年7月4日由女 婿接往美国住印第安纳州女儿家中，他的夫人及儿子仍住台湾。7月14日，段克文经向“国际救济总会”申请，离港去了美国纽约。段在美国无亲人，靠给一家亲 台湾的中文报纸编写《战犯自述》糊口谋生，期间曾秘密去了一趟台湾，1991年客死美国。王秉铖因有儿子、女儿和侄女在美国，于1975年9月26日离港 赴美，居住在女儿家中。1979年，正在台湾任“国大代表”的夫人李志衡，留赴美国与其聚了两个多月后又返回台湾。后经其夫人多方周旋，终使王秉铖由美国 转道秘密去了台湾，但不得长期居留。周养浩直到1975年11月12日乘飞机到了美国住在一个女儿家中。周在美国有三子二女，但他的妻子却因思念丈夫不久 即在台湾病故。
最后，在香港只留下了王云沛和蔡省三。住在兰宫酒店的王云沛，为急于去台湾，离店另租房屋居住。他的夫人为了同其会面，急急与儿子由台湾移居美 国，王则在香港向美国领事馆申请去美国会亲，竟然不予核准。无奈中，1978年5月，王云沛的夫人张佩霞则由美国来到了香港同其团聚了一段时间。可惜好景 不长，1979年10月8日王云沛先生即因病故去，骨灰由在家乡的长子王敏惠专程自内地来港领回，葬于浙江省相庐县原籍。至此，滞留香港的只有蔡省三一 人，他决定一面以写作为生，一面主动从事海峡两岸的沟通工作。到90年代初，蔡省三曾多次赴台湾参观访友。至此，10人申请去台受阻事件，始由沸沸扬扬的 高潮，转而成为风平浪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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