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供

来源: 宜城渔翁于 2015-12-20 10:12:28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7563 bytes)

特供

《人曲》作者严祖佑先生，回忆和描绘了“文革”前的上海。高级知识份子一方面要接受“思想改造”，另一方面享受着高薪，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严祖佑先生以其亲眼所见，写出的历史，没有偏见。建国后“文革”前的十七年，既有“阶级斗争”对少数人的“残酷无情”，也有对大多数高级知识份子的“温情”。看过他写的特供部分，很难说毛泽东是“坑儒”。

当时，上海大学生的月工资是58元，普通工人是三四十元，当兵的津贴不过几块钱。严祖佑先生的父亲严独鹤，一九六八年上半年之前，虽然属于被打倒之列，但工资还是照发。每月的工资是二百十几元。一九六六年春，发现患了早期肺癌，不久，住入上海级别最高的干部医院——华东医院。主刀医生是当时上海最好的外科大夫之一，石美馨教授。

据“杨子荣”回忆，1958年他的工资是300元，他姐姐童芷苓是1000元。“文革”中遇难的言慧珠，也还是住在“洋房”里。熟悉当时上海的人，可能会知道，有多少人家和相当级别的高干一样，可以请保姆，吃高级餐馆，住大房子，有小汽车。

严独鹤(1889—1968)，《人曲》作者严祖佑先生的父亲。严独鹤先生自1914年起，在上海主持《新闻报》副刊笔政长达30余年。作为当年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民办报纸主笔，带红了“鸳鸯蝴蝶派”作家张恨水。一九五九年以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是上海图书馆五、六位副馆长之一。

以下资料，选自严祖佑《相濡无沫——父亲严独鹤的最后岁月》(4)_共识网

在大饥馑年代，父亲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在食品供应上，享受着与众不同的特殊待遇。他每月可获额外以官价配给二斤猪肉、二斤鱼、二斤蛋、二斤油和一定数量的黄豆和白糖，以及两条当时市面上根本见不到的甲级名牌香烟（大致是牡丹牌或凤凰牌，逢节日，偶而也有中华牌和双喜牌）。

此外，最吸引人的，更在于父亲还拥有一张上海文化俱乐部的会员证。上海文化俱乐部的地点原先是在长乐路茂名路口的前法国总会（今花园饭店老楼），其中拥有六十米长、三十米宽的当时上海市内最大的室内游泳池，以及当时上海仅有的安装弹簧地板的舞池。后来，迁至座落在北京西路泰兴路的原丽都花园旧址。

该俱乐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是上海各界知名人士的聚会场所，到了食品匮乏年代，演变成了上层人士的一个食品供应点。享有会员资格的有上海市和全国人大的代表、政协委员、市政府参事室的参事、各民主党派市委候补委员以上的负责人以及科学、技术、教育、文化、艺术各界的一、二、级教授、医师、工程师、演员、作家……等等。

当时，每一位会员每月可获得十五张餐券。每张餐券可在餐厅以极低的官价，点上一盆在其他饭店绝对买不到的高级菜肴。我至今记得，那里一盆烙鸡面只要一元五角，鸡片和面的份量既多，奶油又充盈，烙得焦黄，实在诱人。同时，每个人只要再付一角饭费，雪白的上等大米饭，可以敞开肚子吃。因之，当时各界名流，对拥有这张文化俱乐部的会员证是十分看重的。在这里，我几乎拜识了那个年代几乎所有享有成名的明星、大师、作家、学者、名流。文化惧乐部内也有名烟供应。但规定，必须本人亲自持俱乐部会员证到场，验明正身，不得由他人代劳。每人每天一包。于是，就为了这一包烟，众多上海一流的明星、学者，每天下班后乃至休息日，都必至俱乐部报到。济济一堂，蔚为奇观。

一九六零年冬，我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学校组织下乡劳动，我懒得干农活，就伪装患了急性肠炎，住进南汇大团人民公社卫生院。那时，一天五顿流汁，吃的是二小碗粥汤（没有米粒的），二小碗菜汤（没有菜叶的），再加一小碗豆浆。一个星期下来，时年十八岁的我，饿得像一头狼。出院次日，正值劳动期满回家，当天将家里饼乾筒中的饼乾，连同残屑，吃了个兜底翻。第二天是星期天，父母带我到文化俱乐部吃饭，我一连吃了满满六碗。记得邻桌有著名出版家，茅盾先生的内弟孔令境先生，以及昆剧泰斗徐凌云先生，见我如此饕餮，都感叹地对我父亲说：令郎年轻力壮，食量真好！

在文化俱乐部就餐，除了每盆正菜需付一张餐券外，还有一碗一角钱的海蜒冬瓜汤，不必付餐券。有的人本人懒得上餐厅，就想出一个主意，让家中的保姆前去，点上一、二个菜，外加一碗小汤。菜打包回家给主人，保姆就着汤，敞开肚子饱饱地吃一顿大米饭（那时的保姆，不是主人不让吃饱，而是每人每月的粮食都有定量。即使具有上海市户口的保姆，一个月的粮食定量也只有二十五斤，绝对不够吃）。这一来，每逢星期天，餐厅中充斥着各家各户的保姆，大声喧哗，热闹非凡。过了一段时间，俱乐部的管理层对此认为有碍观瞻，终于下令，凡是保姆，一律不准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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