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宪文：“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 （1）

路宪文：“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

发布时间:2014-02-19 17:00 作者:路宪文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7284次

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一日   　　序 言   　　六十年代初全国为之震动的“信阳事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把这一事件的历史真相如实地反映出来，并对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及经验教训进行分析和总结是我多年的夙愿。进入晚年又患癌症，作为当时信阳地区第一书记的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来完成这一工作。   　　在病床上，经我回忆口述由我女儿路霞记录整理出《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一文。希望通过此文尽可能客观地再现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阐述我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信阳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是五十年代末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左倾路线在河南推行的必然结果。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人民公社这个时代产物的出现，促使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造成了社会生产力和物力资源、人力资源的极大破坏，死人事件的发生也成必然。虽这类事件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发生，但遭遇特大旱灾的信阳就成为其中较突出的一个地区。它的发生和发展是社会的、政治的乃至自然的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现在回忆和分析这一事件的意义就在于为后来的领导阶层，为后人提供一个反面的教训。   　　因为各种原因，这篇文章现在才写出来，它的面世如能给人们了解事件真相以帮助，使人们从中得到一点有益的启发，这就是我这个三六年参加革命的老人，当年信阳事件的当事人、见证人的最大愿望了。   　　“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   　　一九六0年春，全国许多地方相继出现了大量饿死人的问题。信阳地区饿死人的情况向党反映最早。党中央首先查了信阳饿死人的问题，把信阳作为一个典型处理，并称之为“信阳事件”。事实上，称“信阳事件”是不确切的，因当时饿死人的问题，是全国普遍存在的；把“信阳事件”中的大批干部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更是错误的。实际上“信阳事件”是执行党的左倾路线的结果，是五九年庐山会议的直接恶果。正如胡耀邦同志所讲的“它是我党建国以来重大政治事件之一”。时隔三十余年，我们党应该有勇气正视这个问题，应反思这一事件发生、发展的历史根源和和社会根源，从中吸取深刻的经验教训。   　　那么，“信阳事件”发生、发展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是什么呢？第一，从河南来说，错误地开展反潘、杨、王运动把河南的工作引向了一个左倾错误的高潮。   　　1957年春，在省委四次全会上，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传达当时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的讲话。邓的讲话中说：河南没有人性，群众饿着肚子讨荒（逃）要饭，河南打肿脸充胖子，吹如何如何丰收。潘复生强调说：合作化搞快了，搞糟了，要纠偏。并说：河南西北高，东南平，灾情多，生产很落后，丰收年略有结余，常年只能自给自足，灾年还得向外求援，不能征购太多，不能只顾任务，不顾政策，把群众口粮购走。当时列席会议的地委县委书记谈了河南群众的灾荒情况，要求省委减轻征购任务，发放救灾粮款，并立即派代表去中央反映情况。   　　省委四次全会后，潘复生起草了十二条宣传要点，宣传入社自由、退社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等，并通报当时临汝群众闹社事件和洛阳某地吃树叶、观音土等灾情，支持群众。这在干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继之，省委五次全会召开。会议开始时，各地委书记汇报多数群众对潘复生的十二条宣传要点是欢迎的。不料会议结束时，吴芝圃代表省委党小组在会议上揭发了潘复生同志，说：潘复生十二条宣传要点是错误的，是反对合作化的纲领，反映了地主、富裕中农的情绪，潘是反对统购统销，反对合作化；实际上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现在潘复生对自己的错误已作了自我批评。当时在会议上就展开了对潘复生的批判，会后让潘复生下农村去调查研究。省委要求各地委把潘复生的错误传达到县社。这在全省范围中引起强烈震动，使左倾思想在河南得以迅速发展。   　　1958年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河南代表团在大会的发言中（杨蔚平），以“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河南的主要危险”为题目，揭发批判了潘复生在河南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唯条件论，制造悲观情绪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中央在会上撤销了潘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和军区政委的职务，在河南全省群众中公开开展了反对潘复生的运动。在批判潘的过程中联系潘展开了对杨珏、王庭栋的所谓错误的揭发和批判。与此同时，河南省委发起了全国着名的放卫星运动，以放卫星当炮弹，反对潘的右倾。河南省办起了小麦产量展览馆，各地区农业局长带技术人员在省里办各自的版面，省农业厅长组织各地区农业局每天向县里打电话落实亩产量，各地区互相观望攀比，小麦亩产量很快由110斤增长到200多斤。这样，边放卫星边提高亩产量，开了大放卫星大刮浮夸风的先例。当时在全省范围内到处抓小潘复生，插红旗，拔白旗，刮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把河南的左倾思想推向了高潮。在反潘、杨、王的基础上，1958年秋，在河南实现了人民公社化、食堂化、掀起了大办钢铁运动。   　　河南的第一个卫星是遂平县委书记赵光的试验田，亩产1千多斤。这是河南日报记者到当地采访，根据村干部的汇报放的，试验田的主人赵光竟然不知道。遂平嵖岈山人民公社韩楼大队妇女队长亩产3400多斤的卫星，也是河南日报记者亲自采访后放的。地委，县委均是看了报才得知的。西平城关公社放了亩产7300多斤的卫星，是由公社党委直接报给河南日报社的。河南日报当时是分管农业的书记史向生批的。史曾打电话问我是否有这样的情况，我说不知道。为慎重起见，我问了县委书记，他也不知道。我又派地委办公室主任王秉林带一个工作组去调查，当时因麦已收打完毕，他召开了一个社队干部和老农座谈会，并看了标本麦穗、粮食堆。回来后他把调查所得情况如实向省委作了汇报。第二天，河南日报上就放了卫星。当时省委常务副书记杨蔚平对放卫星有个总结，把放卫星说成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放卫星打破了社会发展的平衡，使后进者向先进者赶上去，然后又放新的卫星，使新的后进赶先进。吴芝圃在《中州评论》上发表了《哲学的跃进和跃进的哲学》一文。杨蔚平还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讲：这几年总结了一条经验，春季布置，夏季检查，秋季批判，产量就上去了。事实上，河南的粮食是如何上去的呢？   　　1958年秋，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会上大家汇报各地的产量，本来就有些浮夸。吴芝圃听后仍很不满意，认为地委书记留的余地太大了，产量决不只这么些，他指定戴苏理主持会议和地委书记再座谈一下，把产量再搞搞。地委书记都知省委嫌少，想让增加，就都拿起算盘，佯装算亩产，实则互相攀比。结果全省产量算到了500多亿斤（原报300亿斤）。吴芝圃高兴地说：这才接近实际，实际还留有余地。   　　会后吴芝圃到中央开会，向毛主席汇报河南全省产量500亿斤，大丰收（当时全国7000亿斤产量）。毛主席也很满意地说：大家可能留有余地，实际不是那么多，留点余地好嘛！   　　当时河南省副省长彭笑千，计委主任邵文杰，农业厅长冯鸣臬等6同志曾向省委反映产量有浮夸。吴芝圃在会上批评道：“这些是秋后算账派，思想跟不上形势。”结果这几个同志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右倾时，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   　　1959年春，在豫东商丘、豫北新乡造成严重的饿死人现象。河南省委并没吸取经验教训，却向中央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实际十几万），当时信阳就曾支援他们每个地区1亿斤粮食。对饿死人的地区领导，只当工作问题轻描淡写地作了批评。然而他们对反映饿死人和浮夸问题的领导干部，则当右倾机会主义批判，说成是造谣、扩大化，是给三面红旗抹黑。   　　这样颠倒是非，使整个河南的左倾思想愈演愈烈，在干部中造成错觉，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使大家失去了辩别是非的能力，人人自畏，个个看领导意图行事，说假话。从而形成了在河南全省范围内饿死人的思想根源。   　　第二，1959年秋信阳地区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晚秋作物播种后一直到收割时期没下一场雨。尤其是水稻受害更为严重，晚稻几乎绝收。这是造成“信阳事件”的客观原因。   　　59年春，毛主席在视察河北、山东省以后来到河南，召集省、地委书记在火车上开座谈会。主席把一路上听到的浮夸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情况向大家作了介绍，征求河南省委的意见，问是否也有这样的情况。当时地委书记把各自了解的情况如实向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讲：这是严重脱离群众的问题，如果不纠正，发展下去，就会成为左倾冒险主义。当时省委正在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主席建议把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召集来听听他们的意见。三级干部会就扩大成为六级干部会（省、地、县、社、大队、小队，共六千人）。基层干部听了毛主席讲话的文件后，非常高兴，纷纷把自己的看法，本单位的情况作了汇报。毛主席又召集地委书记汇报讨论情况。听到干部们都拥护，才放心了。毛主席在会上写了关于生产队管理的要点（顺口溜：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主席还在在郑州召开了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各省书记的扩大会议（二次郑州会议）进行讨论。会后主席到武汉，又给河南省委打电话，询问贯彻情况，并给全国生产队写了一封公开信，即《告生产队干部的一封信》，要求生产队自觉抵制浮夸风，共产风。这次会议后，全省进行了贯彻，以县为单位进行了算账退赔，基层干部和群众情绪高涨，“三风”有所收敛，农村又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好形势。   　　59年，河南，尤其是信阳地区遇到特大旱灾，从7月到9月没下一场透雨。广大群众掀起了抗旱高潮，情绪之高历来是没有的。经过抗旱斗争，早秋获得较好的收成，晚秋几乎绝收，这就成为饿死人事件的客观原因。如果当时正确对待这种情况，引导群众进行生产自救，是可以度过灾荒，做到不死人，少死人的，可是当时从省到地、到县，对当时的抗旱情况都估计得过高，群众受灾了还强调丰收。特别是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后，在全省开展了反右倾运动，并强行提前向群众大量征购粮食。在左的思想倾向还没来得及解决的情况下，又反开右了。越反越脱离群众，最终产生了“信阳事件”的恶果。   　　第三，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以后，信阳地区率先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继之全国搞起了公社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是大面积饿死人的社会组织原因。   　　58年春天，遂平县嵖岈山的几个合作社想修水库，但是占地、效益等问题不好处理，当时六个乡的干部在一块商量后，把六个乡的合作社结合在一起，成立了一个社，大家称之为集体农庄。各区各县知道后，纷纷要办，当时地委劝阻大家不要操之过急，等等看再说。   　　我还派了地委农工部书记（部长），带工作组去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八大”二次会议上，我在河南的小组会议上发了言，引起了强烈反映。许多同志说这是大好事，建议我写出发言稿在大会上发言。我就写了稿送交大会。由于时间关系，只形成了书面发言。会后毛主席看到了这篇稿，感到很好，就派中央办公厅四位同志和“红旗”杂志社副总编李郁九等住在嵖岈山进行调查研究。李郁九帮助写了《人民公社社章》。毛主席从山东视察回来到郑，中央政治局的谭震林叫遂平县委书记赵光汇报工作。汇报过程中一个记者问主席：   　　“遂平有个集体农庄？”毛主席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看了李郁九写的社章，毛主席高兴地说：“好得很呀！多年梦想的东西得到了。”紧接着，人民日报以“河南省信阳地区实现公社化”为通栏大标题，在第一版发表新闻报道，同时刊登了《人民公社社章》。我在嵖岈山开了全地区乡党委书记以上的千人干部会议，总结经验，在全区推广。   　　人民公社以后，首先是大办钢铁、公社化、托儿所、食堂化一起搞了。我受红旗杂志社委托写了《人民公社两个优越性》，在《政治学习》上发表。中央在嵖岈山召开组织部长会。一个月内，全国18万人参观了嵖岈山人民公社，参观其“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当时在嵖岈山讨论吃饭问题，中央工作组提出吃饭不要钱，我不同意，我怕吃饭不要钱，粮食吃光了没有什么交公粮。完不成任务怎么办？中央办公室的人说我太保守了，人民公社粮食多得很，怎么能吃光了？后在省委书记史向生的劝说下，我才勉强同意。当时我们过高估计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根本没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这种社会组织形式诞生后，会对社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人民公社化后，第一个考验是大办钢铁。在全国“以钢为纲”钢铁元帅升帐的时期仅信阳地区就有100万人参加大办钢铁。上蔡、遂平、西平、汝南、新蔡、平舆等淮北几个没矿石县的人，集中分到淮南的确山、罗山、商城、光山等县。淮南的这几个县平均每天要接纳近5万人。可想而知，没有人民公社这种形式，大办钢铁根本搞不成。这正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优越性的体现。但也是人民公社的这个所谓优越性，又显示出了它严重的弊端。可以这样说，没有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就不会形成当时那种农民大规模弃农炼钢的局面，也不至于农业生产遭受巨大的损失，即使遭受天灾，信阳地区也不会饿死那么多人。众所周知，在思想上党一再宣传人民公社是金桥，共产主义是天堂，群众为空洞的宣传所鼓舞，都想马上过上共产主义生活，就勇（踊）跃投入社会化的高潮。但人民公社的生产、生活管理权仅由各级干部掌握，实行计划经济。群众没有了生产管理权、生活主动权，也就没有了管理的积极要求。生产的好坏已不为群众关心，只要有饭吃，有衣穿就行。在生活上，因搞军事共产主义，搞供给制，群众有对党组织的依赖性，不再留生活后路，把铁犁、铁锅等砸了炼钢铁，粮食在场上就直接征购入了国库，群众一点存粮也没有。刚收了粮食，继之而来的是饿肚子，群众坚信共产党不兴饿死人，希望上级会送回粮食吃。但粮食好走不好回呀！加之在食堂管理上，干部利用特权多吃多占，甚至有人把群众的粮食打成烧饼卖钱。这样群众仅有的一点口粮也不能进肚。又由于反右倾，有一切服从人民公社的口号，群众怕拔红旗，插白旗，挨批评，饿着肚子却说吃饱了。芸芸众生饿肚子待粮，粮不可待，终于死于饥荒。人民公社这种与社会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组织形式与泛滥的左倾思想相结合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   　　第四，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把春季已收敛的“五风”又推向新的高潮，加之以庐山会议反右的精神和手段不切实际地提前强行征购粮食，这是促成“信阳事件”恶果的直接原因。   　　59年8月初，我到下面巡视抗旱情况，中旬，省委通知我立即到省里参加省工业会议。会上杨蔚平作总结时说：“庐山有彭德怀跳出来反党，河南有张申跳出来反党，上下呼应。”   　　事实上，开封地委书记张申，调查了死人问题，搜集材料在工业会议上说：“群众饿死了，小麦长得不到一尺高，能看见地皮，你们还放大丰收，还打肿脸充胖子。”结果大会批判了张申，把他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信阳地委的杨玉璞（工业书记）只说了一句“张申同志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结果也挨了批，在会上作了检讨。   　　工业会议结束后，省委召开地委书记座谈会，摸地区领导班子的思想情况，并派人到各地调查班子里有没有反党分子，为贯彻庐山会议精神作了准备。   　　9月初，省委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在传达庐山会议精神之后，省财贸书记宋致和传达中央粮食工作会议精神。他说：“李先念同志讲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现在如果不抓征购粮食，庐山会议精神贯彻后群众就把粮食吃光了。征不到粮食城市生活怎样安排。要求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同时，两手一齐抓，一手抓征粮食，一手抓精神贯彻，早秋下来群众边收割边征购。”宋致和要求各地委书记向回打电话，让各县汇报产量，分配征购任务（往年都是从省里开会后回去再开会，动员，统计，最后分配任务）。当时各县委听说庐山会议反右倾了，思想都很紧张，明明大旱了，还报大丰收，高产量。   　　信阳报的是45亿至50亿（分配给信阳秋季的征购任务是11亿斤）。地委书记们一面每天打电话向各县要任务，抓征购，一面开会批右倾。反右倾会上，把省委机关的彭笑千、邵文杰、冯鸣臬等6人说成是秋后算账派，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耿其昌因在省四次全会上说他去孟县，被群众包围要粮食，说时痛哭流涕，这时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说他是反右倾漏网分子。商丘地委书记陈秉之被打成右倾，副书记张申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洛阳地委书记王惠之曾提倡过生产到队，耕牛分槽喂养，此时被批判撤销地委书记职务，说他是富裕中农的代表，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时几乎每个地委都反了一个书记，或正或副。我也作了以把春季群众没饭吃讨饭问题扩大化，多分了几千斤粮食造成浪费，反对“小土群”，下放小商贩为内容的检讨。吴芝圃、戴苏理都曾找我谈话，让我批副书记张树藩。许昌军分区步司令员，因看不惯公社妇女穿短袖衣服，短裤头跳舞，被说成反公社化挨了批斗。   　　这一反右倾，把毛主席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和以后的一些正确措施都推翻了，造成了大家思想上的极端混乱。当时以反右倾的精神去搞粮食征购，完不成任务就是右倾，大家怕被反，都宁左勿右。   　　由于完不成粮食征购任务，宋致和对我们说：“信阳每年能完成，今年完不成，是不是反右倾不彻底，县委书记有问题？”我以县委书记没问题，公社一级工作做得不太通为由搪塞了过去。   　　在这种形势下，各地、县提前强迫性向群众征购早秋粮。村干部怕被打成右倾，把粮食就场交出，打多少交多少。结果群众的粮食被征透了底，群众饿肚子，村干部却不敢反映饥荒，荒说食堂没有停伙。   　　59年9月底，信阳地区完成5亿斤粮食的征购后，进展不动了，省委三天一个电话，两天一个电话催征购，并说粮食征购进展缓慢，完不成任务，有实际问题，也有思想问题。所谓实际问题，是个别地方有灾；所谓思想问题，是反右倾不彻底，思想右倾。地委，县委一面批判右倾，一面打电话催征购。到11月初，全区征购任务完成六亿多斤，已推不动了。   　　我在潢川开了县委会议，县委书记汇报了食堂停伙、群众讨荒要饭，发生饿死人现象、流传乌嘴病等问题。我在会上提出停止征购，先安排好群众生活，然后再征购。并派医疗队下去给群众治病（后来发现是食物中毒）。晚上，宋致和也赶到了，我把停止征购，先安排群众生活的做法汇报了，宋同意，并和我一起到平舆，召开淮北几个县委的会议。平舆县（新蔡县）发现蛟停湖公社群众大批逃荒，要求发粮，宋致和讲回省研究后再批，我个人无权批，你自己先解决吧！我还到确山，开了确山、遂平、西平等县委书记会议，听县委书记汇报饥荒灾情，提出先安排群众生活，停止征购。在向省里要救济粮，省里还没给的情况下，我指令各县自己有动用50万斤国库粮的权力救灾，先用后报。我路过潢川县，遇大雪，路上司机发现路旁地里有死人。到孙铁铺公社，街上食堂外来的群众排队抢着买馍吃。我找到公社书记，让他想办法救济群众。   　　回地委后，我马上召开地委会，研究制定了八项措施，大致有暂停征购，安排生活，摸清灾情，生产救灾，在群众发生困难的时候加强对地富分子的控制，打击流窜犯，安排外流人员，县社队各级设浮肿病医院，治疗浮肿等内容。我向省委作了汇报，省里感到还不错。   　　12月中旬，省委召开地市级干部会议，宣布停止征购，全面转向生产救灾。在会上，吴芝圃讲：宪文同志思想不要顾虑，信阳一贯对全省贡献很大，现在你有困难省委帮助你。会后，省财贸书记宋致和带领数十名机关干部到信阳来帮助救灾，每个县委都有一个厅局级干部蹲点。我向省委要了四亿斤粮食，又从地委粮食局管的城市指标中调节了5000万斤粮食，召开县委书记会，分配了救灾粮款。还派县区级干部到公社里帮助生产救灾。第二次潢川会议我要求对死人的问题写检讨，并要求处分。宋致和说：“这么大的灾情，死几个人是难免的，是工作问题，又不是你叫饿死了。先不要调查、写检查，先集中力量抓救灾。”   　　我又向省里要了两亿斤粮食，分到各县。在平舆县，我发现很多群众得浮肿病，决定县、社、大队分别办浮肿病医院，重病号送县抢救，中等病号送公社治疗，一般病号在大队卫生所治疗。省、地都派了好医生巡回治疗。   　　春节期间，公安局年终统计，全区死人18万4千多人，除掉正常死人10万，饿死人为8万。我让公安局全部向省里汇报。可是正月初八，省委召开六级干部会议布置生产和生产救灾工作，粮食厅厅长王秉章去找我，说信阳地区外调粮食计划没完成，要抓一下，赶快完成。我说我们已没粮食吃，不能再调了。吴芝圃把我叫到他家谈话说：“宪文同志，粮食调购是中央统一安排，你必须服从，你需要粮食我供给。”   　　会上吴芝圃讲：河南省有灾情，群众生活有困难，我们要自己解决，不向中央开口要粮食。有问题依靠群众解决（实际上是反瞒产），瓜菜代。3、4月份，吴芝圃要去中央开会，他和宋致和找我谈话说：宪文同志，信阳死了些人，你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向中央写个报告检讨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顾虑，我提出死人数字怎样报的问题，他说不要调查，死人问题调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让县委书记估计报一下就行了。   　　回地委后，我召开县委书记会议，让大家报死人数，统计结果非正常死人8万4千人。省委加个批语：报告中央通告全省，并加一句注释：包括一部分正常死亡。当时固始县委向中央民政部、卫生部报告饿死人数、浮肿病人数，要求中央支持。省里很生气，立即打电话命令：固始县死了4万人，要做检讨，受批评，地委路宪文也有责任，要写检讨。当时省里仅存11亿斤粮食，我向省里要了两亿五千万斤，省里给了两亿斤。我令各县打开仓库，除留下城镇供应口粮和种子外，全部拿出救济群众。   　　五月，省委召开夏粮征购会议，这时灾情已停止。中央派纪检会处长李坚带领一个小组到信阳检查。他找我谈话说：“死人不是8万，10万也不止，20万也不止，推算有30万人”“你为什么不揭省委，你有那么大的本事，能顶得住吗？”我把这些给省委汇报了。他们说：这些办事人员就不了解中央意图，毛主席说了，死了一些人是工作问题，要总结经验教训，一般不要处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