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 --- 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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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电影《中国》引起的风波

                              ·陈东林·

    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中国》，对中国人来说，既熟悉又陌生。
３０多年前几乎家喻户晓，知道有这样一个“老外”拍了这样一部电影。然而看过
的观众，至今却寥寥无几。安东尼奥尼也不知道，他的这部影片进入中国后的第一
批观众，就有当时全部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据说美国总统尼克松也在百忙
之中抽出时间，两次观看了这部影片。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５日到１２月５日，由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处和北京电影
学院策划组织的安东尼奥尼作品回顾展，引起中国文化界的特别关注。本次影展放
映了他的《中国》、《爱情故事》。《奇遇》、《蚀》等７部长片和７部短片，以
及２部关于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安东尼奥尼的夫人艾丽卡代９２岁高龄的丈夫发
来了贺信，表达了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热爱和挂念，并对他的作品《中国》能
在３２年后与中国“重逢”表示感谢。信中说：“这个等待很长，但应中国政府邀
请而拍摄的《中国》今天能在北京放映，给了他巨大的满足，并想借此机会再次向
你们表达他的感情。他祝愿这部影片能尽快与全中国的观众见面。”因此，许多人
怀着好奇的心情前来，想揭开这个谜。１０元一张的《中国》票价，被炒到２００
元以上，仍一票难求。可容纳９００人的电影学院放映厅，人满为患，许多观众席
地而坐看完了近４个小时的《中国》。

    几乎所有的人看完后，仍然没有揭开一个谜——电影《中国》在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的中国，是怎样成为一件轰动的政治和外交事件的？

◇　安东尼奥尼应邀来华拍摄影片

    安东尼奥尼，１９１２年９月２９日出生在意大利费拉拉的一个中产家庭，１
９３５年毕业于波伦尼亚大学的经贸专业。他第一次接触戏剧是在朋友办杂志之时
。１９４０年，他拒绝了在费拉拉的一份薪水丰厚的工作，决定去罗马的电影界闯
荡，在《电影》杂志做编辑。几个月后，他开始编剧本，一个剧本只有２０００里
拉，而且不能署名。３１岁时，他以度过童年的波河为背景，得以完成第一部短片
《波河上的人们》。这是他第一次直接的体验。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后期，他曾随意
大利著名新现实主义电影导演罗西里尼工作。１９４８年，他完成了《城区清洁工
》，这部短片与另一位导演的短片，一起获得意大利最佳纪录片银带奖。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他开始独立探索。他以摒弃现实的“叙事”，注重性格的刻画以及含义
隐晦的隐喻风格而著称，其导演理念对世界电影艺术的发展影响极大。他的主要影
片有《女朋友们》、《奇遇》、《蚀》、《红色沙漠》、《放大》等，并以此成为
意大利著名的电影导演、摄影师兼制片人，世界级电影大师。１９９５年，在电影
诞辰１００周年之际，安东尼奥尼被授予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中国人比较多地知道他，是在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５日中国和意大利正式建交以
后。１９７１年５月２１日，由意大利外贸部长、众议员马里奥·扎加里率领的第
一个意大利政府代表团访华，代表团成员中包括当时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负责文化
节目的主管弗利奥·哥伦布。双方在会谈中，决定加强两国的文化交流往来、周恩
来接见了代表团，鼓励加强两国的往来。

    ７月２０日，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出公函，希望在中国
拍摄一部介绍中国的纪录片，提出聘请的导演，就是安东尼奥尼。意大利驻华大使
福尔科·特拉巴扎与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彭华在北京会谈后，中国驻意大利大使
沈乎经过考察，给国内写了一份报告，认为：鉴于中、意两国的友好关系，并考虑
到陪同外贸部长访华的意大利记者对中国作了客观报道，所以建议“让一些记者来
华工作”。后来，安东尼奥尼听说他们曾向周恩来请示了这个建议。

    １９７２年５月６日，经过中国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和代行文化部职责的国务
院文化组批准，由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文化参赞正式向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转交中
国的邀请函。安东尼奥尼对此很感兴趣，退掉了正准备接手的另一部影片。在出发
前的几个月，他寄给北京一份意向书，对于他的拍摄目的是这样写的：“我计划关
注人的关系和举止，把人、家庭和群体生活作为记录的目标。我意识到我的纪录片
将仅仅是一种眼光，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按计划，
他准备在中国拍摄半年之久，去很多地方。

    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３日，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负责文化节目的主管弗利奥·哥
伦布亲任领队，率安东尼奥尼摄制组到达中国，受到中国接待小组的欢迎。接待小
组成员包括政工干部、电影摄影师等。这个小组在整个拍摄期间都陪同在他们左右
。为拍摄计划，安东尼奥尼一行和中方人员整整讨论了３天，最终放弃了在意大利
设计的半年计划，按照中方要求，在２２天之内匆匆赶往北京、上海、南京、苏州
、河南林县等地拍摄完。

    当时，中国正处于“文革”时期，极左的政治标准被置于一切的首位。一般人
还不能自由地与外国人交谈，更不能让他们摄入镜头。虽然尼克松访华以后，对外
交流有了一些松动，但是仍然遵循着严格的“不卑不亢”规定。一切都在预先安排
好的轨道上运行。所到之处，他们看到：学校、工厂、幼儿园、公园里，人们井井
有条地做操、跑步、工作，脸上洋溢着幸福、自信的笑容。儿童们天真烂漫，歌声
清脆嘹亮。纺织厂的女工们甚至在下班之后还不愿离去，她们自觉地在工厂院子里
围成小组，学习《毛主席语录》，讨论当前形势。影片详细地拍摄了当时在中国被
广为宣传的成就——利用针灸麻醉对一位产妇实施剖腹产手术的全过程，像一部科
教片那样精确而机械。

    在纪录片《波河上的人们》中，安东尼奥尼对于挣扎在故乡一条名叫波河的河
流上的人们，饱含着一种诚挚的同情，展现出来的画面并不是纯客观的，而是有着
导演本人对它们深深的理解和热切地想要告诉人们的感情。他抱着这样的情绪来拍
摄生活在苏州河上的船工，结果却是旅游风光。此外，还有蜿蜒起伏的长城，故宫
奇特的城楼，公园里的太极拳，街头武术，苏州园林的古色古香建筑……作为一个
“天生的悲情主义者”，安东尼奥尼显然不满意这种刻意的安排，想另辟蹊径。于
是，两种文化和两种意识形态的碰撞时时发生。

    在河南林县的一天，安东尼奥尼他们发现路上的一些老百姓行动诡秘，于是他
们扛着摄影机追了过去，结果来到一个自发的农村集贸市场。农民们带着自产的一
点粮食、家禽和自制的副食品，在那里做起了买卖，这在当时“割资本主义尾巴”
的年代是非法的。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的小村庄农民，看到一群高鼻子蓝眼睛的洋
人，扛着没见过的“大炮”乱扫时，立即引起了惊恐和躲避。也有好奇者贴着泥土
墙远远站着看，不后退一步，也决不靠前一步，没有一个人走上前来主动说话。当
地干部一挥手驱赶，他们就骚动着散开，然后躲在暗处，只露出半张脸偷窥。这与
事先安排好让安东尼奥尼拍摄的北京西单商场里商品琳琅满目、东风市场肉类和各
种时鲜蔬菜堆成小山的盛况，形成鲜明对比。

    安东尼奥尼在镜头里捕捉到一些“另类”内容：与课堂上非常有序的读书的孩
子们不同，也有个别胆子大的，仰起圆圆的小脸东张西望，对于老师的安排感到困
惑和桀骜不驯；从胡同里突然冲出，来不及躲避的光脊梁拉车老人，遮挡着脸匆匆
离去；在巍峨的古代建筑一角下，露出杂乱贫困的居民大院……安东尼奥尼在解说
词里自己曾经得意地说：“为了不引人注目，我们掩盖了我们的摄影机。”禁止拍
摄的地方，就“假装停拍”，暗中继续拍摄；而双方商定拍摄的，他们又不感兴趣
的地方，“就用未装胶片的摄影机空拍”。这样用摄影机偷偷摸摸地扫射着中国真
实社会的手法，引起了中方一些人的愤怒，西方社会左翼也认为是无礼的、中方随
行人员虽然进行了干涉，但并不坚决。他们向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彭华反映了情况。
彭华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新闻的“猎奇性”、“趣味性”、“自然主义”，并没有
要求采取特别措施。

    当然，安东尼奥尼总的态度是友好的。“这是一个巨大的、不为人所知的国家
。”他解说道，“我只能看，但无法作深入的解释：在这个国家中，我知道人民以
前生活在极其不公正的封建统治下，而今天，他们在一天一天地努力建立一种新的
公正。在西方人眼中，这种公正看上去似乎是种普遍的、节衣缩食的贫穷，但这种
贫穷决定了一种有骨气的生存的可能性，使人变得祥和，比我们更富有人性，甚至
它接近我们的人文主义理想：与自然相融，人际关系温和，用坚韧的创造力在这个
常常是相当贫瘠的土地上简单地解决财富分配问题。”

    １９７３年１月，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了电影《中国》的放映发布会。安东
尼奥尼对新闻界说：“我去了中国，这首先是因为我想了解这个在政治社会结构和
历史上都以全新面貌展现自己的国家。”“我的影片不只是一个关于中国的电影，
而主要是关于中国人的电影。我选择中国人——而不是他们的建设和风景——作为
影片的主角，是一个当机立断的决定。这不是一部纪录片，这更是一部电影笔记…
…在中国，我问了我的陪同：你们发动了革命，并用革命来建设了这个与其他国家
完全不同的国家，什么是最能象征业已发生了变化的东西？他们回答道：人。那么
，我的决定是正确的。”

    因为是西方国家第一次被批准进入“文革”中的神秘中国摄制纪录片，又是著
名导演执导，电影《中国》在西方放映后，引起了很大反响。舆论界立即分为两派
：有人说好，有人说坏。美国广播公司花了２５万美元重金购进这部影片在美国的
公开放映权。当时，欧洲刚刚结束一场受中国“文化大革命”思潮影响的风暴。在
法国，１９６８年爆发的“五月学生运动”中，先是反传统、反秩序的学生，后来
是工人走上街头巷尾，模仿中国的造反有理，与政府进行街垒斗争。知识分子中，
也存在一种崇拜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思潮。著名的哲学家萨特等也参与其中。因
为安东尼奥尼只是用他的亲眼所见来解释中国，让那些不了解中国、但期待在影片
《中国》中看到中国政治和社会评价的人十分失望。一个非常有名的意大利左派知
识分子弗朗科·福拉迪尼在评价这部影片时写道：“导演的局限帮助他记录了人的
一面。一个毫无本质的世界，面向昙花一现的东西、外表的和生存的困窘：这就是
他的哲学，没人会把这种哲学当真。”

    电影《中国》在意大利的影响似乎过去了，风潮的中心却转移到了中国。

◇　两封来信引起江青等人的注意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１０日的下午，一架美国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美国国
务卿基辛格走下舷梯，开始了他的第六次访华，和前五次相比，这次并没有引起外
界更大的关注，因为，中美两国已经在５月互设了联络处，结束了带有神秘色彩的
暗中交往，１１月１４日上午，行色匆匆的基卒格登上飞机，离开北京。４天里，
他会见了毛泽东，与周恩来进行了多次会谈，但没有产生什么震惊中外的新闻，然
而，基辛格走后不久，发生了一件令美国人大惑不解，许多中国人至今也不明内情
的事件——１１月下旬至１２月初，毛泽东听了两个翻译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在与
基辛格会淡中犯了错误，要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叶剑英。“四人帮”乘机
对周、叶进行大肆攻击。会议中，江青和张春桥等人肆无忌惮地批判周恩来“丧权
辱国、投降主义”、“给美国人下跪”。范围扩大到从１９７１年基辛格秘密访华
以来的所有外交活动，继而上升到权力之争。江青说，这是继“林彪事件”之后的
“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是“错误路线的头
子”。周恩来被迫进行了违心的检查。

    毛泽东了解到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后，１２月９日，他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
兰德拉后，曾分三批先后同王洪文、周恩来和翻译土海容、唐闻生淡活，指出：这
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
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
才是迫不及待。对江青所提增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要求，毛泽东表示：“增补常委
，不要。”他还说：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那一套，要内部
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几个老同志和我，都是不久于人世的了。毛泽东
还握着周恩来的手，指着王海容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
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于是，“帮周”会议宣告结束。但是，江青等人并不甘
心，仍然在捕捉着其他机会。

    在这样的背景下，１２月１１日，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的一名干部，就电影《
中国》问题给江青和姚文元写了封信，姚文元立即批示：“转中组部业务组调查后
写一报告。”１７日，这名干部又在第二封信中说：意所谓《中国》长片，是完全
站在帝国主义立场观点上，极恶毒地诬蔑我国的反动影片，整个影片通篇把我国描
写成贫穷、落后、愚昧、灰暗的样子，完全歪曲了我们伟大中国的形象，令人非常
气愤。此片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放映后，对我国影响极坏。为此，美籍中国科学家杨
振宁给周总理来信，反映此片很坏。这一坏影片为世界上帝国主义和右派反华提供
了宣传依据资料，给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抹黑，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
严重损失。我们认为经过文化大翠命，还出现了这样一件严重的问题，是绝对不能
容许的，但也绝非偶然。……为我们提出了一个认识新形势下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
线索。

    姚文元如获至宝，立即批示：“建议文化组调看影片，并会同中组部彻查此事
，共同提出处理意见。”江青仍不满足，更加上纲地批示要求：“应严肃认真对待
，并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审批。”他们还别有用心地在来信中提到的“摄影组是
外交部和广播局合签批准来中国的”和“杨振宁给周总理来信，反映此片很坏”这
两句话下面，重重地画上道道。

    １９７４年元旦前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谢静宜等人在钓鱼台
１７号楼看了电影《中国》，江青一边看一边骂：“中国人里也有汉奸，只有汉奸
才让外国人拍这种片子！”她还当场质问：“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是谁？驻意大利大
使是谁？”有人回答是彭华和沈平。她叫嚷道：“我看把汉奸这顶帽子送给他们两
个戴上吧！我看对他们很合适！”江青召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在钓鱼台
谋划，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他负责的外事工作。江青阴险地说：“这几年放进来这
么多坏人、特务、间谍，太危险了！当然也不奇怪，外交路线上出了大问题！出了
修正主义！出了投降主义！坏人自然都进来了！”又故作不知地说：“过去我不知
道，杨振宁对总理说过此片很坏。最后，广播局ＸＸ同志给我和文元同志来信揭发
这个影片很坏，我们才抓。”他们决定从追查谁批准的入手，把火引向周恩来。在
江青的要求下，全体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于１２月３０日晚上调看了《中国》。
江青说：“这是与帝国主义开办的合股公司！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中央政治局
成员看完电影时，已经是３１日凌晨１点多，姚文元还打电话指示中央广播事业管
理局核心小组：“今天政治局同志看了《中国》电视片，非常愤慨，简直不能看下
去，这完全是有意地丑化中国人民，丑化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非常恶毒的反共反
华卖国的电视片。……这个电视片没有你们陪同人员做后台，不可能拍出来……要
认真对待，给中央写报告，不要写给我。这个摄影组是怎么来的，谁请来的……要
写清楚。中央派人调查，那是中央的事，你们要向中央写报告。陪同人员是谁？为
什么你们报告不点名？你们核心小组要认真对待！”

◇　污水泼向周恩来

    １９７４年１月９日晚上，中央领导人审查电影《年轻的一代》时，江青又借
题发挥，对国务院文化组说：“你们给意大利人搞的那个坏片子，我看了很生气，
奇怪的是那样的坏人，是我们自己请来的。你们要看，组织他们把外交部的人找来
看。”另一个政治局委员附和说：“河南林县那些镜头是怎么拍的，你们要注意防
止外来的细菌。”

    １月１６日凌晨，江青又指令宣传口各单位负责人看影片《中国》。她说：“
难道这不是卖国？”“驻意大利使馆赞扬野鬼！他还不觉得有什么责任，这个大使
要撤！”“不配当使节！不能当代表！出中国人的丑！”“戴汉奸的帽子是戴定了
！”“一定要有纪律处分，大使要召回，具体负责的要撤职，记者也要调回！”

    １月２５日，江青擅自召开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临时得到
消息的周恩来匆匆赶来主持。迟群当着周恩来的面在大会上指责说：他们尽拍了一
些歪曲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镜头，我们有些个很好的一些个建筑，一些个场面
，一些面貌吧，他不拍，专门突然地给你出来一个镜头，个别的我们有一个女同志
拉了一个车子，在那个胡同里头，他专门给你放大，一个特写镜头，他给你搞这个
形象，所以像这样的片子，实际上就是一个间谍加汉奸搞出来的，难道不需要联系
吗？７月中旬，当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开帽子店的做法时，江青又扯上
电影《中国》说：“帽子店，就是有一个电影叫《中国》，太坏了，但是汉奸帽子
还没有戴，因为还弄不清楚是谁搞的。我一定特别注意，主席放心。”

    此时的周恩来，正处在他后来向邓颖超所说的最困难的两个关头（另一件事是
“文革”前期，江青利用红卫兵制造的“伍豪事件”风波）。已经发现患有膀胱癌
的周恩来，每天晚上要忍着剧痛接受江青等人操纵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轮番批评
，回去要写检查。白天还要打起精神，领导国务院日常工作，进行繁忙的外事活动
。一个多月里，他苍老了许多。他尽自己所能，对此事作出了解释。

    事情的真相是，１９７３年５月１７日夜里，周恩来会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
宁。杨振宁曾说：我不知道周总理是否认识安东尼奥尼，他是意大利很有名的导演
。去年来中国访问了很久，后来又拍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我没看过，一般看过的
中国人都不喜欢。后来，我看了一个比较左倾的小报纸，上面有一个中国学生的分
析，我觉得很深入。这个人大概是个学电影艺术的，他说，这个电影表面上看不错
，但如果你对安东尼奥尼过去的电影手法有点了解的话，你就知道他是在恶毒地攻
击中国。他举了一个例子，在电影结束时有两个场面，一个是有一群小孩在那里玩
，接着是一个木偶戏的场面，当然这两个场面都拍得很好。他的意思是说，中国的
小孩都变成了木偶。因我自己没有看过，不知道具体是怎样。

    显然，杨振宁只是将此事当作一种动向和信息关心地报告给周恩来，他自己一
再说没有看过《中国》，不知道具体是怎样，只是听比较左倾的小报说不好。这是
实事求是的态度。

    周恩来深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的世界，各种思潮都在涌现，出现一些争
论，并不奇怪。而且，他也确实不认识安东尼奥尼，不知道他来华后的情况。因此
，他要在场参加会见的工作人员查查。此事就过去了。然而，在场的记录人员不是
熟手，对周恩来的这些吩咐并没有记录下来，给他后来带来了说不清的麻烦。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彭华等人看了该片，在向外交部领导的
报告中说，这是近几年来，外国人在我国拍的片子中“最差的一部”，但也说“没
有恶毒反华的内容”，不再“正式提出交涉”，只是提出在适当的时候向意大利方
面表示，对此片“我们不能理解”。

◇　调查组向中央提交报告

    根据江青的要求，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６日，中组部和国务院文化组成立了电
影《中国》联合调查组，负责人分别是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和国务院文化组组长、中
央政治局委员吴德。从这个规格就可以看出，事件被置于何等的政治高度。郭玉峰
布置任务时说：“中央首长有一个批件，先把片子查清楚。第一，拍片人怎么来的
？报告中央没有？协定是什么？超出没有？第二，片子内容问题，叫于会泳看一下
，我们也看。第三，上层建筑、阶级斗争问题要抓。”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０日，郭
玉峰又召集调查组说：“弄清问题性质，主要是谁的责任？怎么处理？”还说：“
要看尖锐些，是国际意识形态问题。”

    周恩来了解到调查组的行动后，感到有必要作些澄清，让办公室向中组部借调
来了广播局关于《中国》的拍摄档案，发现自己与杨振宁谈话时要求查查的指示没
有被记录在案。于是，他叫秘书摘抄了他与杨振宁谈话的有关部分，并在摘录材料
前面写道：“我因不识此人，不知此事，故告当时参加谈话者查查，记录非熟手，
未记人。供中组部查核此事时参考。”但是，调查组把周恩来的批件搁置一边，仍
然继续追查。调查组在找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彭华谈话时，直接问：安东尼奥尼的摄
制组来华，外交部上边是谁批准的？彭华回答：由外交部批准。他们又进一步追问
：外交部有那么大的权力吗？有这种规定吗？彭华不语。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
个字的责任推卸，就可能给周恩来带来麻烦。尽管没有找到根据，但是，在当时的
巨大政治压力下，调查组仍然按照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
的口吻处理此事。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３日，调查组研究给中央的报告初稿。吴德套
用政治局会议对周恩来的批评，说：“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外交路线取得很大胜利
，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联合时易右，决裂时易左。”“前段转尼克松来这个弯，
现又出来右倾投降主义。”郭玉峰接着说，“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右，
当前各方面都有”。

    １月３０日，调查组向中央提交报告。报告说：“遵照江青、姚文元对ＸＸ同
志来信的批示”，调查组先后在北京、林县、苏州向有关人员作了了解，查阅了档
案资料。报告指出：“这部影片，是１９７２年５月由帝国主义分子、意大利导演
安东尼奥尼拍摄的，是一部反华反共的影片。”“对这样一个触目惊心的丧权辱国
、反华反共的重大问题，竟然放弃原则，丧失立场，是典型的右倾投降主义。”报
告分析说：主要问题有三方面：一、外交部对意摄制组来华丧失警惕，不加审查。
二、在接待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工作中，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三、反动影片拍
完后，外交部新闻司、广播局不审查，又不报告中央。报告下结论说：“所以犯这
样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是丧失阶级警惕性，是不抓路线、不抓大事的必然结
果。”这句话的矛头所指，是很明显的。１９７３年７月，毛泽东曾经批评周恩来
和他分管的外交部：“大事不请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１
２月，毛泽东又批评周恩来、叶剑英分管的政治局和中央军委：“政治局不议政，
军委不议军。”整个报告，有６处提出外交工作的“右倾投降主义”，最后提出４
条建议：

一、广泛发动群众，彻底批判这部电影，组织力量撰写文章，对帝国主义反华行径
，予以坚决回击。
二、通过外交途径向意政府和意广播公司提出抗议，要他们立即停止放映这部坏片
；对买此片的国家，要进行交涉，要他们不要放映；在已经放映的国家和地区，要
组织国外友好人士和爱国华侨，对影片批判，肃清影响。
三、今后来华拍片，要严格控制和审查，拍片后必须经我审查，才准放映。
四、犯错误人员要作出深刻检查，要作出组织处理，并报告中央。

    根据这一报告，对有关人员进行了处理。中国驻意大利大使沈平和其他外交官
员毕显声、许家现、李玉成被调回国，给他们办学习班进行批判。外交部代部长姬
鹏飞和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彭华被点名批判，多次作出检查。

    在调查组作出结论向中央报告的同时，江青等人已经展开了一场口诛笔伐的批
判运动。

◇　对电影《中国》和安东尼奥尼的批判

    １９７４年１月３０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本报评论员撰写的文章《恶毒的
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文章指
出：“去年开始在一些西方国家放映的、由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
国》的反华影片，就是当前国际上一小撮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分子对新中国极
端仇视的心理的反映。这个影片的出现，是一个严重的反华事件，是对中国人民的
猖狂挑衅。”文章描述了电影“展开一连串的反动画面，把新中国糟踏得不像样子
”的例子：明明上海有许许多多现代化的大型企业，影片的摄制者却视而不见，而
专门搜集设备简陋、手工操作的零乱镜头。明明黄浦江边矗立着能制造万吨轮的造
船厂，江上停泊着我国的远洋轮，而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下，黄浦江里的大货船都
是外国的，小木船都是中国的。影片的摄制者公然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说，上海
的工业“并非产生于今天”，“上海作为一个城市，则完全是由外国资本在上世纪
建立起来的”，而解放后“仓促建立起来的工业往往只比大的手工业工厂好些”，
“上海最大的炼油厂，也是一个可怜的厂，几乎是用废料建成的”。

    安东尼奥尼把林县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山区”介绍给观众，其目的恰
恰是要诬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农村。在影片中，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既看不
到“人造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县河山重新安排后的兴旺景象。银幕上不厌其
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他大肆
渲染林县“农民的贫困”，把一个山村说成是“荒凉和被抛弃的地方”，把一所乡
村小学竭力加以丑化。在林县，安东尼奥尼突然闯入一个山村，把摄影机对准那里
的群众，当群众反对他这种手段时，他就诬蔑群众的反应是“有的恐惧，有的害怕
”，“经常是麻木不仁和毫无表情”。安东尼奥尼大摆其“欧洲人的自傲”的架子
，处心积虑地往中国人民脸上抹黑，这是对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莫大侮辱！

    影片在拍摄南京长江大桥时，故意从一些很坏的角度把这座雄伟的现代化桥梁
拍得歪歪斜斜，摇摇晃晃，还插入一个在桥下晾裤子的镜头加以丑化。影片关于天
安门广场的描绘更是十分可恶。它不去反映天安门广场庄严壮丽的全貌，把我国人
民无限热爱的天安门城楼也拍得毫无气势，却用了大量的胶片去拍摄广场上的人群
，镜头时远时近，忽前忽后，一会儿是攒动的人头，一会儿是纷乱的腿脚，故意把
天安门广场拍得像个乱糟糟的集市，这不是存心污辱我们伟大的祖国吗！影片拍摄
者先是向观众介绍十三陵地下宫殿陈列馆中反映明朝劳动人民受压迫和进行反抗的
泥塑群像，讲述当时农民的生活是如何的悲惨，然后镜头一转，就出现一队青年学
生扛着铁锹下乡参加劳动的情景，再转到中阿友好人民公社，用一位女社员在劳动
中擦汗的镜头，来宣扬什么“日常的田间劳动是劳累繁重的”，并且叫嚷中国农村
没有“天堂”！这种手法分明是影射今天中国农民的境遇比几百年前封建社会的农
民好不了多少。

    文章最后说：“在他拍摄的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影片中，根本没有反映我们伟大
祖国的新事物、新气象、新面貌，而是把大量经过恶意歪曲了的场面和镜头集中起
来，攻击我国领导人，丑化社会主义新中国，诽谤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污辱
我国人民。任何稍有民族自尊的中国人，看了这部影片，都不能不感到极大愤慨。
如果容忍这样的影片在世界上招摇撞骗，那就等于承认任意污辱中国人民的反动宣
传是正当的行为，那就是向国际反动派的反华挑衅投降。我们要彻底揭露和批判这
部影片的反革命实质，回答国际反动派对中国人民的挑战。这是当前值得人们十分
重视的思想和政治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

    此后，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批判文章，一直持续到１９７５年年中。仅１９
７４年二三月间发表的部分文章就结集了一本２００页的书出版，名为《中国人民
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

    今天看来，安东尼奥尼镜头里反映的中国，是基本符合“文革”时期社会实际
情况的。但是，同样的镜头，在观众不同的思维方式下，引起的联想是完全不同的
。这里除了有东西方巨大的文化差异外，更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特有
的政治敏感性在起作用。何况，还有江青等人的欲加之罪。所以，安东尼奥尼起初
面对批判浪潮，虽然不理解，但还能容忍。他通过意大利通讯社安莎社发表了一则
声明：“如果说这是对我的影片、我的工作、对影片所反映的那么不同的世界所作
出的理解力的批判，那不管这种批判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我都会受宠若惊，这就
是说，一个艰难的工作得到争辩和讨论，这对作者总是有益的。”

    他也朦胧地感到了中国人内部有极左和温和的两种斗争，说：“相反，就我所
知，我们面对一个相当暴力和不太明确的攻击，也许在这一切的下面是一种极其不
同的文化背景，在我眼中温馨和感人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则不够尊重和革命。或者
，也许是，在协助我工作并赞扬了工作结果的那些宽宏大量的人的后面，有一群不
会容忍和极其强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纪录片就是一个权力结构内部争权夺
利的借口。”因为这次拍摄活动是中、意两国政府达成协议来拍的，中国的强烈反
应也引起了意大利政府的不安。在１９７４年的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上，安东尼奥尼
的《中国》原安排在威尼斯最好的凤凰剧院上映，但消息传出之后，由于受到各方
压力，最后改在另外一家影院放映。出乎意料的是，正要进入影院的安东尼奥尼被
突如其来的一大群抗议的左翼观众包围了，他在自己的国家也被指责“背叛了中国
”。但是，当“四人帮”控制报纸称呼安东尼奥尼为“小丑”，并以他参加过军队
，将他称为意大利法西斯分子时，他忍无可忍了。在１９７５年２月１８日英国《
卫报》采访中，安东尼奥尼愤怒地说：“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指责我，这真是闻所
未闻。我还想说明他们在指控时所用的言语深深地伤害了我……他们使用的方法那
么小人，他们对我进行人身污辱的方法，称我为‘小丑’，就是这个字。”

◇　重新认识《中国》

    时光飞逝。粉碎“四人帮”后，在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０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
议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对有关部门又谈到了这部电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他说：影片《中国》是有点毛病的，它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但“四人帮”利
用它来反对周总理。外交部要好好研究一下。

    根据这一指示，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５日，外交部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了《
关于肃清“四人帮”在批判＜中国＞影片问题上的流毒、拨乱反正的请示》报告。
报告指出：１９７４年“四人帮”借题发挥，捏造罪名，无限上纲，别有用心地大
搞所谓“批判”，在“一·二五”大会上公然叫嚷《中国》是汉奸加间谍搞的，在
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其险恶用心主要是打击、诬陷敬爱的周总理，干扰、
破坏毛主席的外交路线，同时借机诬害、打击干部和群众、“四人帮”制造的这一
事件影响极坏，流毒很深，对外进行过多的交涉，强加于人，给外国人以不良影响
。

    报告建议：一、应彻底揭穿“四人帮”利用这部影片反对周总理的阴谋，批判
他们散布的种种谬论，进一步拨乱反正，肃清流毒。二、在中央和各地有关部门，
在过去所谓“批判”这部影片问题上，有冤案、错案的，应予彻底平反。一切诬蔑
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２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外交部的报告。一场持续几年的政治风
波到此，似乎可以画上句号，但是，事情对安东尼奥尼来说，还远没有结束。他执
著地等待着他的这部影片能够重新进入中国，中国能够重新认识《中国》。１９８
３年，安东尼奥尼患中风，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２００４年９月，在他的回顾展
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的前夕，一位中国记者采访了他，最后问他：“您想回中国吗
？”２０年间几乎丧失说话能力的９２岁老人吐出了：“ＡＮＤＩＡＭＯ，ＳＵＢ
ＩＴＯ！（我们一起走，赶快！）”记者、夫人、助手，在座的人无不泪流满面。

□　摘自《党史博览》２００６年０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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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料】

                      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
          ——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

                        ·人民日报评论员·

    自从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五星红旗，新中国宣告诞生的一天起，世界上各种政治
力量就对我们国家发生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
，抱有不同的态度。亿万革命人民和广大国际朋友表示赞扬和同情，而一小撮反动
势力则表现出极端的恐惧和刻骨的仇恨。这是古今中外一切大革命所必然遇到的一
种现象。去年开始在一些西方国家放映的、由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
中国》的反华影片，就是当前国际上一小撮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分子对新中国
极端仇视的心理的反映。这个影片的出现，是一个严重的反华事件，是对中国人民
的猖狂挑衅。

    安东尼奥尼是在一九七二年春作为我们的客人到中国来的。他带着摄影机访问
了北京、上海、南京、苏州和林县。但是，他的中国之行，不是为了增进对中国的
了解，更不是为了增进中意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是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敌意，采取别
有用心的、十分卑劣的手法，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专门搜罗可以用来污蔑攻击中
国的材料，以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在他拍摄的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影片中，根本没
有反映我们伟大祖国的新事物、新气象、新面貌，而是把大量经过恶意歪曲了的场
面和镜头集中起来，攻击我国领导人，丑化社会主义新中国，诽谤我国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侮辱我国人民。任何稍有民族自尊的中国人，看了这部影片，都不能不
感到极大愤慨。如果容忍这样的影片在世界上招摇撞骗，那就等于承认任意侮辱中
国人民的反动宣传是正当的行为，那就是向国际反动派的反华挑衅投降。我们要彻
底揭露和批判这部影片的反革命实质，回答国际反动派对中国人民的挑战。这是当
前值得人们十分重视的思想和政治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

（一）

    影片摄制者在解说词中说，他“不打算评论中国，而只想开始观察中国的各种
面目、姿态和习惯”。这完全是骗人的。这个所谓“纪录片”，每一个镜头都有评
论，这是借用反动艺术手法污蔑和丑化中国的极其恶毒的政治评论，是肆无忌惮地
公开露骨地反华反共反革命的政治评论。影片的镜头从北京天安门开始，看起来似
乎是很自然的，其实，这种安排却是为整个“纪录片”的反动主题服务的。影片说
，“北京是中国政治、革命的中心”，　“人民共和国就在天安门宣告成立”，“
文化革命的红卫兵浪潮也在这里兴起”。然后，影片“离开天安门”，带领观众开
始“观察”中国，也就是要人们看看中国革命究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接着就
展开一连串的反动画面，把新中国糟踏得不象样子。影片的这种结构和布局，纯粹
是为了把攻击矛头集中地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咒骂革命，否定革命，反
对革命，就是这部影片的要害所在。

    反动影片《中国》全盘否定和完全抹煞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取得的伟
大成就，企图使人相信今天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同往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几
乎没有什么两样。

    安东尼奥尼把上海作为“工业化的大城市”介绍给观众，其目的恰恰是要污蔑
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明明上海有许许多多现代化的大型企业，影片的摄制者却视
而不见，而专门搜集设备简陋、手工＊作的零乱镜头。明明黄浦江边矗立着能制造
万吨轮的造船厂，江上停泊着我国的远洋轮，而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下，黄浦江里
的大货船都是外国的，小木船都是中国的。影片的摄制者公然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
上说，上海的工业“并非产生于今天”，“上海作为一个城市，则完全是由外国资
本在上世纪建立起来的”，而解放后“仓促建立起来的工业往往只比大的手工业工
厂好些”，“上海最大的炼油厂，也是一个可怜的厂，几乎是用废料建成的”。这
不是明目张胆地大肆炫耀十九世纪帝国主义侵华的“功劳”，竭力贬低我国人民自
力更生发展工业的伟大成就吗？影片中还以极其卑劣的手段拍了一些丑化劳动人民
的镜头。作者的险恶用心是要暗示，中国的主要工业城市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地区
岂不可想而知！

    安东尼奥尼把林县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山区”介绍给观众，其目的恰
恰是要污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农村。在影片中，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既看不
到　“人造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县河山重新安排后的兴旺景象。银幕上不厌
其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他
大肆渲染林县“农民的贫困”，把一个山村说成是“荒凉和被抛弃的地方”，把一
所乡村小学竭力加以丑化。安东尼奥尼还恶狠狠地说，在今天的中国，“如果我们
想发现一个农村‘天堂’，那就天真了”。这不是赤裸裸地诬蔑解放了二十多年的
中国农村是人间地狱吗？

    这部影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诋毁和污蔑是多方面的。从城市建设到人
民生活，从文化教育到体育运动，从医疗卫生到计划生育，以至幼儿园，统统不放
过。

    影片完全无视我国城市面貌的巨大变化，渲染北京“依然是个古老的城市”，
住屋“非常简陋”，“城市规划化令人失望”；苏州“同它的古老的面貌差异很小
”；上海城市面貌的改变，不过是昔日“西方的经济帝国”在租界修建的房子“今
天成了办公楼”。

    影片竭力否认我国人民生活条件的显著改善，说什么“北京人是贫穷的，但并
不悲惨”。承蒙这位导演先生手下留情，还说我们不算悲惨；但他的真意是嘲笑我
们“贫穷”。他不是在城市和乡村拚命捕捉一些镜头，攻击人们“衣服破旧”，“
劳动繁重”，诬蔑在中国到处都可以遇到“穷人”吗？所有这些完全是一副帝国主
义老爷的腔调！

    安东尼奥尼所以把解放后的中国描绘成这样一团漆黑，一无是处，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无非是要人们得出中国不应当进行革命的反动结论。他攻击人民公社经
历了“失望”，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乱了生产系统”，使前人遗留下来的
古迹已剩下“寥寥无几”，甚至借用打太极拳的镜头，造谣说“新的领导人”要“
取消”这一“古老的传统”。总之，在安东尼奥尼这个反动分子看来，中国的社会
主义制度不好，中国的革命搞糟了，只有倒退，只有复旧，才有出路。这就充分暴
露了挂着“左派”招牌的安东尼奥尼的反革命真面目。

（二）

    安东尼奥尼为了诋毁中国革命，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影片中对中国人
民的形象和精神面貌进行了令人不能容忍的丑化。他企图通过影片制造这样的假象
，似乎中国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地位，没有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得到解放，
而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也是没有热情的。

    全世界都看到，已经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
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在我们的国家，
“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但是，
安东尼奥尼却把中国人民描绘成愚昧无知，与世隔绝，愁眉苦脸，无精打采，不讲
卫生，爱好吃喝，浑浑噩噩的人群。为了丑化中国人民，他挖空心思地拍摄坐茶楼
、上饭馆、拉板车、逛大街的人们的各种表情，连小脚女人走路也不放过，甚至于
穷极无聊地把擤鼻涕、上厕所也摄入镜头。在林县，安东尼奥尼突然闯入一个山村
，把摄影机对准那里的群众，当群众反对他这种手段时，他就诬蔑群众的反应是“
有的恐惧，有的害怕”，“经常是麻木不仁和毫无表情”。安东尼奥尼大摆其“欧
洲人的自傲”的架子，处心积虑地往中国人民脸上抹黑，这是对站起来的中国人民
的莫大侮辱！

    更刻毒的是，安东尼奥尼还用拐弯抹角的语言、含沙射影的手法来向观众暗示
，中国人民的精神是受压抑的，心情是不舒畅的，对现实是不满的。他在上海城隍
庙茶楼的画面中插入了一句不怀好意的旁白：“这里的气氛稀奇古怪”，“既想念
过去，又忠于现在”。他在这里说的所谓“忠于现在”不过是一句反话，实际上是
要诬蔑中国人民对新社会的拥护是出于被迫的，并非真心实意。安东尼奥尼不是在
影片中一再渲染中国人民是不自由的吗？他公然嘲讽工人讨论会的发言“重复而单
调”，“不是一个真正的讨论会”，诬蔑中国儿童高唱歌颂毛主席、共产党的“政
治性”歌曲同他们的天真可爱不相容，因而并非发自内心。他还胡说由于人们的
“谨慎”“使人几乎觉察不到他们的感情和痛苦”。在他看来，中国人民是有着不
满现实的莫大“痛苦”的，只是不敢表达出来而已。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在我们这
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当家作主，政治局面生动活泼，广大人民
享受着真正的民主，心情无比舒畅。安东尼奥尼企图钻空子，煽动中国人民对新中
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只能是枉费心机。感到“痛苦”的则是一小撮妄想在中
国复辟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派。至于说什么中国人民“想念过去”，这更
是污蔑。什么人“想念过去”？中国人民对百年魔怪舞翩跹的“过去”，是深恶痛
绝的，只有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才念念不忘他们失去了的“天堂”
，朝朝夕夕梦想使中国倒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但是，历史的车轮是拉不回
来的，任何企图开倒车的人，必将被历史的巨轮辗得粉碎！

（三）

    安东尼奥尼拍摄影片《中国》所采用的手法，也是极端反动和卑劣的。

    在镜头的取舍和处理方面，凡是好的、新的、进步的场面，他一律不拍或少拍
，或者当时做做样子拍了一些，最后又把它剪掉；而差的、旧的、落后的场面，他
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在整个影片中，看不到一部新车床，一台拖拉机，一所象
样的学校，一处热气腾腾的建设工地，一个农业丰收的场景……。而他认为可以用
来污蔑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东西，则又是全景，又是特写，不厌其冗长。影片在拍摄
南京长江大桥时，故意从一些很坏的角度把这座雄伟的现代化桥梁拍得歪歪斜斜，
摇摇晃晃，还插入一个在桥下晾裤子的镜头加以丑化。影片关于天安门广场的描绘
更是十分可恶。它不去反映天安门广场庄严壮丽的全貌，把我国人民无限热爱的天
安门城楼也拍得毫无气势，而却用了大量的胶片去拍摄广场上的人群，镜头时远时
近，忽前忽后，一会儿是攒动的人头，一会儿是纷乱的腿脚，故意把天安门广场拍
得象个乱糟糟的集市，这不是存心污辱我们伟大的祖国吗！

    在影片的剪接上，画面跳来跳去，好象是东拉西扯，杂乱无章，其实每一个片
段的衔接，都是恶意安排的。比如，影片拍摄者先是向观众介绍十三陵地下宫殿陈
列馆中反映明朝劳动人民受压迫和进行反抗的泥塑群象，讲述当时农民的生活是如
何的悲惨，然后镜头一转，就出现一队青年学生扛着铁锹下乡参加劳动的情景，再
转到中阿友好人民公社，用一位女社员在劳动中擦汗的镜头，来宣扬什么“日常的
田间劳动是劳累繁重的”，并且叫嚷中国农村没有“天堂”！这种手法分明是影射
今天中国农民的境遇比几百年前封建社会的农民好不了多少。

    影片在光线和色彩的运用方面也是很坏的。影片的大部分都以灰暗的光线和阴
冷的色调拍摄。黄浦江象笼罩着浊雾，北京的街道被抹上一层青光，林县的山村阴
影重重。总之，许多画面给人以惨淡、凄凉、阴郁、冷酷的印象。尤其恶劣的是，
影片摄制者还利用配乐作为进行诽谤的手段。他在影片中没有拍过我国一个革命样
板戏的镜头，却拿样板戏的一些唱段肆意嘲弄。当响起《龙江颂》中江水英唱“抬
起头，挺胸膛”时，画面上出现的竟是猪摇头的动作。据有关单位揭露，这种剪接
完完全全是伪造的。这是蓄意污蔑我们的革命样板戏，攻击我们的文艺革命，真是
恶毒透顶！

    安东尼奥尼对中国人民怀有敌意，这从他在中国的拍摄活动中也可以得到证明
。他在解说词中公开宣扬有很多镜头是象间谍那样偷拍的。他得意地说，他在黄浦
江如何“冲破禁令偷偷地拍摄了”中国军舰；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如何“把摄影机
掩盖住”，“冷不防地抢摄这里的生活场面”。他还埋怨说“带着摄影机在前门大
街那里行走是不方便的”。什么不方便？就是做贼不方便。更有甚者，他为了炮制
污辱中国人民的镜头，在北京中阿友好人民公社，竟然要别人制造社员打架的场面
，让他拍摄；在另一个场合，他还要群众按照他的口味改换服装，否则拒绝拍摄。
他的这种偷拍、强摄、作假的行径，本身就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的不尊重和藐视。

（四）

    反华影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出现，决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事件，而是
有它的国际背景的。

    近些年来，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越来越好，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取得新的
更大胜利，我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妄想孤立中国、颠
覆中国的阴谋遭到可耻的破产。但是，我们的敌人对于他们在中国的失败是不会甘
心的。攻击中国革命，污蔑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是他们妄图在中国实现反革命复辟
，使中国重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种舆论准备。

    人所共知，苏修叛徒集团是国际上反华的急先锋和总后台。从赫鲁晓夫到勃列
日涅夫，都使出浑身解数，对中国人民极尽污蔑、攻击之能事。他们说，中国人穷
得喝大锅清水汤，连裤子都没得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生产力遭到“新
的破坏”；中国人民“疲困不堪”，处在“严重的苦难”之中，过着“兵营式的生
活”，等等。可是，所有这些愚蠢的诽谤，只是暴露了苏修叛徒们的丑恶面目，而
没有使他们捞到任何东西。在今天的世界上，苏修的反华谎言已经没有多少市场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安东尼奥尼的反动影片披着“客观”、“真实”的外衣来欺
世惑众，又把苏修这一套造谣诬蔑搬出来，妄图起苏修反华宣传所不能起的作用。
安东尼奥尼实际上不过是充当了已经破产的苏修反华宣传的应声虫。

    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出笼之后，美国广播公司花了二十五万美元重
金购进这部影片，并在美国公开放映，还有人帮腔说这部反动影片是“吸引人的”
。看来，杜勒斯的阴魂仍然在一些美帝国主义分子的身上，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
的出现，也适应了这些反动势力的需要。

    安东尼奥尼是一个意大利人，但是，他决不能代表千百万对中国人民抱着友好
态度的意大利人民。反华，这是广大意大利人民决不会同意的。安东尼奥尼拍摄这
样的反华影片，同意大利人民和中国人民要求加强友好关系的愿望，显然完全背道
而驰。

    中国人民一贯主张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互相了解。在同各国人民的交
往中，我们从不强求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我们一再指出，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
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但是从不隐讳
我们的国家还存在着前进中的缺点，还有落后、反动的东西，需要继续革命。毛主
席经常提醒我们，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我们欢迎各国朋友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
。但是，谁要是冒充“朋友”而实际上却干着卑鄙的反华勾当，去博取极端仇视中
国的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喝采，我们就要给予彻底揭露，以剥夺其招摇撞骗
的资本。只有这样做，才有利于各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和友好往来。

    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告诉人们，在目前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下，必须继续保
持清醒的头脑，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世界上总有敌视中国人民的势力，还存在着
尖锐复杂的斗争。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当然，反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一
切反华的好汉，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不管使用什么武器，玩弄什么手法，都
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中国人民将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正如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说过的：“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
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
目的。”

□　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７４年１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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