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立果死后封神（一）伪造、骗取林彪9月8日手令

林立果死后封神（一）伪造、骗取林彪9月8日手令

 

    自从2004年丁凯文根据张宁的《尘劫》和澳洲记者的调查，主编出版了《重审林彪罪案》一书， 近年来关于‘九一三事件’的研究，已经取得重大进展。特别是吴润生的《林彪与文化大革命》，舒云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的出版，国内外的学者，“搜罗境内外研究者的文章”，层出不穷。为此， 丁凯文再次写了《“九一三林彪出走事件”研究述评》。

 

    在这些研究中，其中一个突出的成果是，发现了林立果的重大作用，林立果死后封神。诸如，林立果“伪造、骗取林彪9月8日手令”，“林立果和叶群绑架林彪上飞机”；“林立果独立制订和执行‘571工程’以及‘暗杀计划’”。所谓的“谋杀”和“南逃”都仅仅是林立果一伙人的“狂想”，安排“南下广州”，指使周宇驰“北上”，都是林立果个人行为。“叶群是林立果杀毛行为的背后主使人”，“林立果的逃跑计划，诸如安排飞机、了解中蒙边境的军事部署情况等，都是叶群主使”。“毛的南巡与林立果的行为之关系，林立果身边是否有毛泽东的“卧底”，是谁将毛回京的消息及时透露给了林立果”。

 

    九一三事件”中，给林彪所定的诸项罪名，“篡党夺权、阴谋政变、另立中央、叛党叛国”，或是 “莫须有”，实在“有的”，也是林立果干的，最多还有一个叶群。

   

    材料太多，建议有兴趣的看官，可从《“九一三林彪出走事件”研究述评》开始阅读。

 

    1971年 9月8日，林彪在北戴河写下了“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林立果拿着它作为尚方宝剑，在“小舰队”内部下达命令，开始了谋害毛泽东的阴谋活动。林办秘书中唯一看过手令的是于运深，他没有对手令的真伪提出过疑问。他看到的是竖写的手令。他看到手令一事，是他在“九一三”后主动向专案组交代的。在舒云整理的于运深口述历史中再次得到确认，而且，这份手令就是周宇驰凭手令调取直升飞机那一份。

 

    既然手令的存在无法否认，为了实现阴谋，林立果会不会“矫诏”、“假传圣旨”呢？林立果会不会和叶群勾结起来这么做，让林彪完全蒙在鼓里呢？从理论上说不能完全排除，但必须拿出足够的证据来。否则，是难以洗刷和摆脱林彪在“两谋”中的干系的。于是林立果伪造、骗取林彪9月8日手令的证据和推测应运而生。

 

1. 据张聂耳在《风云“九一三”》一书中讲：林立果把这个“手令”给江腾蛟看过，江腾蛟还作了誓死效忠林彪的坚决表态。 “江腾蛟在羁押中两次讲，他所看到的手令，与公布的这份周宇驰临死前撕碎后拼上的手令不一样，字体不像。”

　　

    对于江腾蛟的说法，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手令本来是一个，江腾蛟慌乱之中，看走了眼，误以为有两个手令。另一种是江腾蛟看得仔细，确实有林彪亲笔写下的和林立果、周宇驰伪造的两个手令。林立果、周宇驰伪造林彪手令的目的是借林彪这杆大旗来欺骗、蒙蔽林立果搞阴谋活动所需要的一切人。

 

 

2. 三、林彪“九八手令”的真实性问题  (“九一三林彪出走事件”研究述评 丁凯文)

 

    国内党史界在谈及林彪阴谋政变时，最常引用的就是林彪手写的“九八手令”。官方的说法是，林彪知道了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内容后，为了加速反革命政变计划，在9月8日给林立果下达了手令，全文为“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　九月八日”。依照这一说法，于南写道：“林立果、叶群、林彪了解到毛泽东对他们尖锐而明确的批评，受到极大的震动，同时引起极度的恐慌和不安。9月7日，林立果就向他的‘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命令。次日，林彪下达了武装政变的手令。” 

 

    这纸含混不清的“手令”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怀疑：这张手令是林彪写的吗？按照林立果、周宇驰传达的什么命令办？ 

 

    陈晓宁、陈小雅以及舒云对这纸手令的分析探讨都颇为深刻，且各有独到之处，值得研究者们认真思考。陈晓宁在“林彪参与谋杀毛泽东阴谋的罪名之证伪”一文中详细分析了这纸手令。他指出，虽然“存在着这个‘九八手令’就是林彪发动武装政变的命令的可能性”，但是“同时也存在着这个手令是林立果凭借某些次要借口从林彪那里骗来的可能性。”

 

    陈小雅在《中国牛仔》一书中着重分析了这纸手令。她认为：“从‘手令’语气来看，书写者并非最高权威，而像是一个处在‘上传下达’地位的人的手笔。其奥妙就在‘盼’和‘命令’两个用词的矛盾上。既然是‘命令’，就是绝对必须执行的。发布者自知具有这样的权威，接受者也绝对承认这种‘主属关系’。所以，在这里使用‘盼’字，与绝对权威的身份不符。同样，我们经常遇到的另一种状态是，发布命令者具有一种谦虚的心态，事情也不甚紧急，在心理上没有‘命令’的意识，因此，他可能使用‘盼’等一类语气舒缓的‘祈使句式’，但这时，他也会相应地把要布置的内容看成自己的‘话’、自己的‘交代’、自己的‘嘱咐’，而不使用‘命令’这样的措辞。只有那种处在既不是绝对权威，也不是受命者之间地位的人，才会同时具有一方面感受‘命令’的‘威势’，一方面又存在对受命者的‘企盼’。这是‘狐假虎威’的特点。” 

 

    国内著名的文革史研究专家王年一教授在给陈小雅此书写的“序言”中对陈女士的研究备加推崇。王年一说：“她对于一个‘盼’字的洞穿，不能不令人叫‘绝’！在中国，大概读过小学二年级的学生，都能够解释这个字眼的含义，但在林彪事件问题上，人们对这个字的含义熟视无睹三十余年。这个‘盲点’，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到底是政治上的盲目？心智上的蒙昧？还是人们下意识地甘愿生活在一种无情的、麻木状态中的反映？这不能不发人深思。” 

 

    舒云在“回眸1971：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一文中指出，实际上存在着两份不同版本的“手令”，一份横写，一份竖写，林立果和周宇驰各执一份。舒云指出：“文革后林彪几乎很少动笔，文件圈阅也常常由秘书代笔，怎么可能一连写两张‘手令’？就是林彪‘手令’，也不可能写两个。就是写了两个，也会毁掉一个，不可能让林立果把两个都拿走。‘手令’上写两个人的名字，与‘手令’有两个不同版本，对谁有利呢？不言而喻，一份‘手令’不够，因为林立果和周宇驰要分开活动，需要一人拿一个当‘圣旨’，于是再‘创造’一份。那么一模一样不更好吗？或许是忙，没想到那么多的细节？也可能是先写了一个‘横的’，不太像，再模仿一个‘竖的’。模仿也不那么容易，所以‘横的’‘竖的’都没舍得丢掉。林立果却没有想到，由此露出了破绽。”原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直指“这个‘手令’是假的，打着林彪旗号。”这些细致入微的分析都从根本上对官方的定论提出了质疑。 

 

3. 《2000年9月9日舒云采访关光烈笔记》舒云

也有人说，手令有两种：竖写和横写的。中央文件和“两案”公审时公布的是竖写的手令，而胡萍和关光烈则说看到的是横写的手令。胡萍看到过周宇驰练林彪的签名，他认为手令是周宇驰模仿、伪造的。关光烈在林办时，听到叶群曾布置秘书们学林彪的字，林办的李根清学了，学得还很像。据此，关光烈认为，手令是林立果模仿、伪造的。

 

4. 张宁在《尘劫》（香港明报出版社1997年版）中认为，林彪从来不用小、中号红笔书写，而是用红油笔，这个被撕碎的手令是别人模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