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磨殺驢！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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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13日
紅朝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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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華社原副總編輯穆廣仁披露，大陸政權即將易手之際，中共曾對在南京的地下黨員採取“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十六字方針。這一方針受當時客觀條件影響，原件很難見諸於世。1949年以後的歷史事實早已明白無誤地證明，十六字方針並不是針對一時(“解放”初期)、一地(南京和其他剛“解放”的城市)的一種政策，而是要把以青年學生、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地下黨員，從得勝的紅色陣營中暗地裡逐步排擠、清除出去的一個總戰略。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自反胡風、反右以來一直到“文革”，接連不斷的一系列政治運動當中，受害者歷來不限於黨外的民主人士和黨外的“布爾什維克”，大量昔年在“國統區”參加地下黨的熱血青年，都成了打擊對象。這十六字方針，就可以看作是破解這一歷史謎團的鑰匙之一。

以前，人們都曾聽說過，共產黨在奪取政權之前，對於潛伏在“國統區”的地下黨有一個非常著名的十六字方針：“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在國民黨要害部門和軍隊將領中就有按照這一方針長期埋伏的精幹，在1949年政權易手前夕紛紛倒戈，顯示出這一方針的威力。香港新近出版的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文版更是爆出驚人史料，包括衛立煌、張治中、邵力子乃至胡宗南在內的國民黨高層人物都是“紅色代理人”。雖然，對於這幾個人是否真的是卧底，現在還存有爭議，不能定論。但是，可以肯定，中共地下黨確實在國民黨的心臟里埋得很深，從早期的錢壯飛到後來的郭汝槐、劉斐等人，他們在隱蔽戰線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成為打敗國民黨的一張張有力王牌。如果單是從謀略上說，上述十六字方針真的是十分高明。

1949年5月，“百萬雄師過大江”，南京的易手固然是戰場的勝負決定的，但潛伏在南京的地下黨在各方面所做的工作，毫無疑問也有力地配合了前方的軍事征戰。然而，當大局已定，勝利已不可逆轉時，中共中央關於如何處理南京市委領導的地下黨，有過一個十六個字方針：“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人曾經拿這十六個字問過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2003年謝世的李慎之先生，他不無感慨地說：“怕不止是南京，是對全國地下黨的。”

1949年以後的歷史事實早已明白無誤地證明，這十六字方針並不是針對一時(“解放”初期)、一地(南京和其他剛“解放”的城市)的一種政策，而是要把以青年學生、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地下黨員，從得勝的紅色陣營中暗地裡逐步排擠、清除出去的一個總戰略。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自反胡風、反右以來一直到“文革”，接連不斷的一系列政治運動當中，受害者歷來不限於黨外的民主人士和黨外的“布爾什維克”，大量昔年在“國統區”參加地下黨的熱血青年，都成了打擊對象。這十六字方針，就可以看作是破解這一歷史謎團的鑰匙之一。

對於那些曾為紅色政權的創立甘冒生命危險的老人而言，這個“解放後”的十六字方針帶給他們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相隔半個多世紀，面對聞所未聞的這十六個字，他們心中自然充滿了疑惑與痛苦。在尋找這十六字方針來源時，有一位作家找到了一位住在昆明的右派老人M，M已80多歲，身體多病，風燭殘年，已不能執筆寫信，只能在電話里回答他的問題。他從“微弱而有點破碎”的聲音中得知，大約二十幾年前，當M的右派結論得到改正，從下放的雲南偏遠農村返回昆明後，遇到一位中共西南局的老同志，告訴了M這十六字方針，那人還親口表示，自己曾親眼看到過這十六字方針的文件。但事隔多年，M已記不起那人的姓名了。線索嘎然中斷，但這位作家相信這個方針的文件一定存在，而且一般的黨史檔案室中不會有。

這位作家從另一位友人S那裡又聽說，復旦大學有一位老人，上個世紀50年代在安全部門工作過，那裡的人曾告知這十六字方針。他就此事和原新華社副社長李普交換過意見，李普先生說，從這16個字的文風、氣勢看，是毛澤東的作品，從毛對知識分子一貫的偏見，從“解放”後發動的歷次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來看，這都是毛的作品。毛是有遠謀大略的，是從全局的大政策考慮的。別人沒有這個資格、也沒有這個膽略發出這樣的指示。

李普先生的分析後來得到了證實，答案終於找到了。這位作家從一位曾從事南京黨史研究的人那裡了解到，一位原江蘇省安全廳的負責人在查閱檔案時發現，確有這樣一個文件。當時是康生向毛澤東提出報告，說許多地下黨存在嚴重問題，南京、福建、廣西、雲南是重點，請示毛應如何處置。毛的批示就是這十六個字：“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這個批示當時的下發範圍極小，只發給了大軍區的負責人。所以，長期以來很少有人知道，包括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都未聽說過。有了這十六字方針，人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1949年以前中共地下黨南京市委書記陳修良，一位1927年白色恐怖中入黨的老資格女黨員，在和橫渡長江的大軍會師後，在新成立的劉伯承、宋任窮為首的新南京市委中，雖然還安排了一個組織部長的位置，但很快就挨了批評，離開南京，先到上海、後到杭州工作，這正是十六字方針中的“降級使用”。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她被劃為“極右”分子，和丈夫沙文漢(時為浙江省長)雙雙墜網，成為著名的“沙陳”集團之首，是當年黨內職位最高的大右派。

1949年下半年，天下初定，即對南京地下黨展開了整黨，理由是地下黨“組織不純，反革命混進來了；許多新黨員是在國民黨大勢已去的時候發展入黨的，其‘動機不一，成分複雜’。”陳修良對於這些強加在南京地下黨頭上的罪名不服，曾和上級有過激烈的爭論，因此而挨批。當時鄧小平還在南京，在9月17日的黨支部書記和排以上黨員大會上做過一次報告，題為《忠誠與老實》，公開表示對南京地下黨的整黨是必要的，是中央批准的，南京黨組織不同意，不認真執行，是“無組織無紀律”。鄧在報告中強調，革命勝利一是靠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軍，地下黨有功勞，但是第三位的。報告中嚴厲批評了南京地下黨的同志對解放軍不服氣的情緒。(這次整黨實際上沒有查出一個貨真價實的所謂“反革命”，可是有100多個黨員受到“停止黨籍”的處分。鄧報告中列舉的“組織不純”事例，經查證都不屬實。此文後來也有沒收入官方出版的《鄧小平文選》。)

對於南京發生的情況，當時一定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作了彙報，這才有康生向毛請示對南京等地下黨的處理方針，才有了毛大筆一揮的十六字批示，但這決不是毛個人一時心血來潮信筆寫下的，而是經過深思熟慮作出的。從鄧小平的報告看，包括鄧在內的中共高層領導當時完全認同這十六字方針，而且後來也是執行了這個方針。

1945年，在陝北的窯洞里，毛澤東還沒有預見到四年後即可登上天安門城樓，但他在“七大”的口頭報告中就已明確地告訴全黨：“開國以後，掌握政權以後，我們的鬥爭對象就是民主人士了。”李銳先生當年就聽到過這個傳達。1947年10月27日，由周恩來起草、經毛澤東審閱修改的黨內指示更是白紙黑字，鐵證如山：“等到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一經打倒，我們的基本打擊方向，即應轉到使自由資產階級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公開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央檔案館編)第十六冊收入了這一文件。可惜，羅隆基、章伯鈞等倒向左翼的民主人士做夢也想不到，他們這些“自由資產階級”在紅色政權迎來的將是滅頂之災，大網早已布下，與他們的聯盟、合作只是暫時的，充其量是利用他們。現在，十六字方針的浮出水面，進一步告訴世人，不僅是那些有自己政治理念、與共產黨聯合起來反對蔣介石的民主人士、自由資產階級們，即便是那些在國民黨眼皮底下不顧身家性命、秘密加入了地下黨的自己人，在毛澤東的棋局上，用不了多久也是要拋棄的棋子。現實是如此嚴酷，如此無情，滿腔的熱血換來的只是被猜疑、被戲弄甚至被虐殺的命運，“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這是一種什麼樣的“革命”？難道“革命”僅僅是某個集團或個別人登基的台階？難道權力的頂戴一定要用他人的熱血塗紅？

1949年以後，全國各大城市許許多多大學生、知識分子出身的地下黨員，以他們血淚人生見證了這一切，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他們中的多數人幾乎都未能逃脫“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命運(只有個別幸運者例外)，從“潘漢年案”、“胡風案”到“反右”，到了“文革”，他們已“消化”、“淘汰”得差不多了。那是一代人啊，他們在上世紀40年代抗日救亡和反對國民黨獨裁的學生運動中成長起來，但是他們滿懷希望迎來的新天新地容不下他們單純的熱情和理想，他們被救世主和紅色新朝棄如敝履，即使他們有幸熬過“文革”的長夜，他們一生中的大好時光也已耗盡，歷史留給他們的只有一聲深長而無奈的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