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之张闻天发言
2011-05-11
张闻天是遵义会议选举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总书记）和力荐毛泽东回到中央、三次让贤总负责人予毛泽东，被毛泽东誉为“开明明君”的我党面临生死存亡时期主要领导人。1959年，庐山会议张闻天在会议的小组发言和毛泽东给他的信，致使他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主要成员，然而，张闻天的发言和毛泽东给他的信却不太为人所知。张闻天,遵义会议后任中共总书记，1942年3月20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张闻天正式移权毛泽东。
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毛眼中的张闻天，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懂几国语言，受过较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训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老资格”的领导人之一。还是党内少有的“吃过洋面包”的“洋博士”。作为革命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在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错误在全党的统治。这期间，张闻天在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对王明错误路线造成的严重后果，他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1935年，在对党的前途命运有决定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被推举为中共中央负总责，在当时情况下，张闻天坚决支持毛泽东，对于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十分重要，后来又三次让贤予毛泽东，毛泽东都当众称他为“开明明君”。可以说，他是为中国共产党立过大功的。10年后，在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这样说过：“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关系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张闻天作风民主，谦虚谨慎，不居功，不争权。遵义会议后，他和毛泽东配合默契，高度一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毛泽东在相当时间内对时任总书记张闻天也很尊重，时常说张闻天是“不争权”的“明君”，甚至，有时候还称张闻天的夫人刘英为“娘娘”然而，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张闻天所走过的生活道路是异常曲折的。他的长处和他的弱点，在知识分子干部中是具有典型性的。张闻天犯过错误，也有过功绩，他的错误和功绩都是无法磨灭的。但到后来，他的功绩已经不再被人提起，而他的错误却像希腊神话中那把达摩克利斯剑一直高悬在头顶上，随时都可能掉下来。
毛泽东给张闻天的信
在庐山会议上，由于他对彭德怀7月14日的信表示大力支持，达摩克利斯剑掉下来了。7月21日，张闻天在华东组会议上作长篇发言的时候，他对自己的论点和所据有的大量材料的正确性是坚信不疑的。就在发言之后，秘书曾提醒他说可能会有人对他的发言进行批驳，张闻天还满有信心地说：“我作了很好的准备，他们要反驳也难。”但是，两天以后听了毛泽东那篇怒气冲冲改变会议方向的讲话，张闻天忽然发现自己又陷入危险的漩涡之中去了。他立刻主动从严检查自己，并三次恳请大会不要把他的发言印发下去，但都没有获准。他几次打电话给毛泽东请求面谈一次，以便有机会对自己的言行作些解释。他的努力总算有了结果。8月2日毛泽东写给他一封信，就是在庐山会议后期和在不久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以及外事工作会议上作为重要学习材料的那封《给张闻天的信》：
“怎么搞的。你陷于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是安的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住脱不了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了。昔人咏疟疾词云：‘冷来时冷得冰凌上卧，热来时热得蒸笼里坐，疼时节疼得天灵儿破，颤时节颤得牙关挫。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真是个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三十四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涩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于是乎跑进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璧合，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笔，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忙，请待来日，先用此信，达我悃忱。”在全信500多个字中，有两句话对张闻天可能是致命的，一句是说张闻天发言中的那些材料“尽是假的”，另一句是指出张闻天“旧病复发”。在那个时代，毛泽东的话如同圣旨，一旦出口，即成定论。对于枚乘的《七发》，毛泽东历来很欣赏。在庐山他指示将此文印发给与会者。
枚乘字叔，江苏淮阴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枚乘生前做过吴王濞的文学侍从之臣。《汉书Ÿ艺文志》有枚乘赋九篇，《七发》是他的代表作，讲的是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用七件事来启发太子，故名“七发”。先陈说音乐、饮食、车马、游观之乐，都未能使太子兴起；再说田猎、观涛，引起了太子的兴趣，使他略有起色；最后说要向太子推荐方术之士论述精辟的道理，太子听了出了一身冷汗，霍然病愈。它的主旨是在说明腐朽享乐的生活是致命的根源，以“要言妙道”开通思想是治病的最好秘方。在印发《七发》时，毛泽东写了一篇很长的批语，借古论今，把道理说活了。批语的前部是用通俗语言为《七发》作注释，帮助人理解原文内容。毛泽东要印发枚乘这篇赋的本意在批语的结尾处。他写道：“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较低的阶层，有一条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这是对于封建阶级上下两个阶层讲的，不是如同我们现在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无产、资产两个对抗阶级说的。我们的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代表了革命无产阶级和几亿劳动人民的意志。枚乘所攻击的是那种泄气、悲观、糜烂、右倾上层统治的人们。我们现在也正有这种人。” 《七发》是作为一种武器，用来批判毛泽东所说的那种具有“泄气、悲观、糜烂、右倾”思想的人们的。但是，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大力推荐的那篇2000多年前的“妙文”，并没有发挥他所设想的那种巨大作用。由于文化素养和性格方面的原因，批判会上，多数人采用的不是理论和思想的批判，而是抓住一些“莫须有”的问题，进行追逼，让对方交代“军事俱乐部”成员间的接触情况、谈话内容、“秘密反党计划”。
张闻天这位造诣颇深的理论家有口难辩了，在8月9日的小组会上他发言说：“我的右倾机会主义是有来源的，从全民大办钢铁，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就开始有右倾思想，其主要问题是：土高炉，那么多人上山，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人民日报》关于资产阶级法权、主观能动性的文章，以及主席、少奇同志与外国人的谈话，我总的感觉是太‘左’了。对毛主席过去讲的一句话：‘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不准讲反冒进’，我也有抵触，认为有冒进也要讲……”在张闻天看来，已经很彻底，很真诚了，但距会上人们的要求仍相差很远，震耳欲聋的追逼声仍然一阵紧似一阵。
会上，毛泽东点名批评张闻天，而且再一次提到土地革命后期的错误路线问题。他说：洛甫开始不承认路线错误，七大经过斗争，洛甫承认了路线错误。那场斗争，王明没有改，洛甫也没有改，又旧病复发，他还在发疟疾，一有机会就出来了。
8月16日，全会闭幕后，会议决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分别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分别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观后效”。决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9月中旬张闻天被撤销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之职。1969年10月26日，被关押了523天的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带着养女，离开北京被遣送到广东肇庆，开始了流放生活,张闻天多次要求回京,至死也没被批准。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三十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这是张闻天同志七月二十一日在华东组会议上的发言全文。）
我是搞外交的，对经济是外行，情况知道得很少，发言权不那么多，讲些外行话吧！这次庐山会议，是总结经验嘛！
一、大跃进的成绩
“成绩应该说够”，我也赞成。《记录》草稿列举的成绩都是事实。工农业发展速度很高，公社建立起来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各方面都有跃进，应该加以肯定。中国人民在总路线的鼓舞下，鼓足干劲，反对保守，解放思想，创造了许多奇迹。连外国人也称赞我们的大跃进。《记录》的这一部分有必要讲充分，因为在民主人士中、党内外干部中，对成绩估计、认识不足的情况是有的，表示怀疑的也是有的。成绩从何而来？来自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体现了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政治与经济的结合，体现了生产中数量与质量的结合，也体现了按比例发展。三个“并举”，“两条腿走路”，就是按比例发展。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是靠发动群众，靠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这些原则。所以，大跃进的成绩，就是总路线的成绩。这些伟大的成绩，我是感觉到也看到了的。
二、缺点
缺点主要发生在去年九月以后的一段时间。再后来，虽然还有一些，但基本上纠正了，没有那么厉害了。在这方面，同志们讲得少一些，我想多讲一些，希望不致引起误会，以为我专找岔子。既讲成绩，也讲缺点，这也是“两条腿走路”嘛！对《记录》草稿所讲的三条缺点，我都同意，但觉得可以讲得再具体些。例如关于比例失调的一条，可以指出其原因是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关于“共产风”的一条，可以指出主要是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问题。除了已列的三条，还可以考虑再加一条：下放过多，体制紊乱。内蒙就反映，下面各自为政，什么都调不动。缺点的产生是由于没有很好执行总路线，违背了总路线，它们多少损害了总路线的成就，大跃进的成就。
三、缺点的后果
讲缺点，就要研究其后果之所在。这是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便采取措施，纠正这些缺点。不讲缺点产生的后果，对缺点的认识就不具体，印象就不深刻，问题也不容易看清楚。《记录》草稿的一个缺陷，就是整个文件缺乏有机联系，东一团子，西一团子。其原因，就是在讲了形势之后，立即转入对各项任务（读书、综合平衡等）的叙述，没有指明缺点产生的后果。那么，究竟产生了些什么后果呢？
先看比例失调这一条缺点带来的后果。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引起比例失调,就造成了很大损失,要是具体地算一算,就可以看出损失确实是很大的。
首先是钢铁产量指标过高带来的影响。最初定的是三千万吨，后来是两千万、一千八百万，再后来又不得不降到一千六百五十万吨。钢铁指标过高，其他指标也被迫跟着上，就造成生产的紧张和比例失调，引起很大损失。对钢铁的作用片面强调，强调得过分，所谓“元帅升帐”，其他让路，结果就破坏了按比例发展的法则。原来强调一下是需要的，因为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是强调过分了，就不好，何况重工业也不单是钢铁。对发展钢铁生产的客观条件也估计过高，要求增产过急，同当时的实际可能不相符合，以致产量指标被迫一缩再缩，影响所及，整个经济计划直到六月初才定下来。六月以前一再变动，每次开会都是大批人马算帐。这种变动造成生产中的动荡、不稳和混乱，带来了损失。比例失调至今还没有完全扭转，我们还在背这个包袱，还在被动，各个部门还在动荡。
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估计过高，以及今年粮产指标规定高达一万零五百亿斤，也造成了损失，使吃、用发生了问题。至于钢铁指标订得太高，是否就是由于对粮食估产过高，仿佛粮食问题既已解决，便可大干钢铁，两者之间是否有此因果关系，这倒不一定。有些同志认为是这样，有些同志认为不是。究竟如何，可以研究。但是，现在调整估产过高、指标过高引起的问题，确实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
钢产指标过高，引来了全民炼钢。为了完成指标，不得不把一切力量，包括土炉子，也一起用上。应该怎样看炼钢这个局部问题的得失呢？全民炼钢的意义很大，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得到了一定结果。但是，也应该看到它的缺点，看到它造成的损失。问题不单是赔了五十亿元，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七千万至九千万人上山，抽去了农村中的主要劳动力，打乱了工农业劳动力之间的正常比例关系，使农副业生产遭受很大损失。粮食收得粗糙。棉花收起来了，但质量很差。松香、木耳、油漆，都没有人搞了。这么多人上山，历史上没有先例，可谓盛况空前。但是，只搞炼钢一件事，单打一，这也是空前的，对农业、副业、手工业，都产生了严重影响。这个包袱，我们也是至今还在背着。在这一具体问题上的得失如何，可以研究，现在还难以断定。但是，“全民炼钢”的口号本身是不妥当的。去年干什么事都提“全民”，甚至要求“全民写诗”，搞得老百姓不胜其烦。所有事情都搞“全民”，相互间势必发生冲突，有些事势必被挤掉。在炼钢这件事情上，只能是钢铁工人再加上一部分人。全民炼钢的方法也有问题。不经过事先调查资源，不知道有没有铁矿，条件还不那么清楚，就搞几千万人盲目上山。现在冷静下来考虑，去年有没有其他办法能够增产钢铁呢？我看是有的。去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时，少奇同志已经提出，钢产量可以超过七百万吨。如果在此基础之上，提高原有厂的利用系数，再按各地条件，搞一些小洋高炉，那么，把钢产搞到八百多万吨，恐怕是可能的。这样做，比较合乎实际，比较可行。可是后来却提出了钢产一千多万吨的指标，而且又采取了那样一种办法。当然，我现在这样说，是事后诸葛亮。有同志说，大洋炉必须从小土炉开始，炼钢一定要经过小土炉。那也不一定，从洋炉子开始也是可以的。实际上，中国的钢铁工业就是从大洋炉开始，后来才提出大中小结合。总之，我们承认全民炼钢运动有意义，但其得失关系可以研究，这个运动、这种方法，可以研究。当然，这是局部性质的问题，时间只有三个月。
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生产和基建方面都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基建战线太长。一个指标提高，其他指标就得跟着提高，于是基建纷纷上马，现在又不得不纷纷下马：限额以上的项目下马者五百多个，限额以下的项目下马者五千到一万个。这些项目都是搞了一半，中途下马，挪用了银行贷款。当然它们将来还有用，但是现在资金积压，材料分散，造成很大浪费，而且使主要项目不能按期投产，今年上半年限额以上项目真正建成的只有六个。基本建设中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做法，浪费很大。即使搞成了一些项目，工程质量也差。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调，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的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
新增工人太多。由于生产指标提高，去年招工两千零八十万人，造成人浮于事。假定其中五百万人是确实需要的，一千五百万人是多招的，又假定平均每人每月工资二十元，那么仅多招工人的工资一项，一年就达五六十亿元。这还仅就县以上的招工而言。县以下究竟招了多少，还不清楚。这批多招的人，不仅不创造价值，反而使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质量下降，成本提高，起了妨碍生产的作用。这个问题造成的损失也很大。
许多企业产品不成套。主要原因是原材料供应不足和生产计划多变，根子还是比例失调。产品有所谓“六保户” 。生产任务朝令夕改，一下子命令生产这样，一下子又要生产那样，刚刚上去又下来，经常下马，经常压缩，给下面同志造成很大困难。产品不成套，就没有使用价值，也不能实现价值，造成物资、资金积压。许多工厂流动资金用光，靠向银行贷款发工资，太原钢铁厂就是这样。
许多企业原材料缺乏，经常停工待料。轻工业部有个材料说，不少生产香烟、糖、纸的工厂就是这样。甚至象石景山钢铁厂这样的重点企业，也因缺煤而要停产。上海这样的重要工业基地，也难保证按质、按量、按时地得到外地调拨的原材料而维持正常生产。外交部到上海采购国庆十周年用的香烟，当地先要烟纸，给了烟纸又要香料；到景德镇采购瓷器，要给煤炭，还要给包装用的木箱、锯末。工厂停工待料，就是发了工资而不创造任何价值，
损失是很大的。
产品质量下降，技术水平下降。不注意设备维修，提出什么“轻伤不下火线，重伤如何如何”，硬让机器带病运转。煤炭只顾出煤，剥离、掘进都不怎么管了。炼出的铁，很多是不能用的。钢铁产品的质量，直接影响机械产品的质量。铁的含硫量太高，拿来造普通机器还可以，假如造好的机器，就很危险。轻工业产品的质量也下降。棉织品有洞洞，有黑点，出口了不受欢迎。最近德国使馆有一封信，几十万套出口衣服要求重新加工，由我们出钱。许多出口商品在国外信誉扫地。煤炭运到瑞士，三分之一是石头，要我们赔钱。到东南亚的商品包装差，一下船就散掉。现在情况开始好转，那时确有粗制滥造。在质量下降的同时，成本提高，利润下降，甚至赔本。
总之，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比例失调，就造成一系列问题：国家资金、物资大量积压、浪费，发了工资不生产，或生产了不能抵偿消耗，给各方面造成很大损失。
再看《记录》草稿所列第二条缺点即“共产风”造成的损失。
农村除受七千万人上山的影响，又对粮产估计过高，办起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而且闹了一阵“放开肚皮吃饭”，因而浪费粮食不少。“一平二调”，打击了农民积极性。生产无人负责，损失很大。“平调”时杀鸡宰猪，牲畜的损失，据山东说要几年才能恢复。农村情况不好，使人口向城市盲目流动。总之，“共产风”在物质上造成很大损失，这是大错误。幸亏纠正得快，不然还有更大危险。主席在郑州会议 上也讲，那时造成阶级关系的局部紧张，同农民关系的局部紧张。
以上这些问题，反映到市场上，就是供应紧张。不仅个人消费品的供应紧张，而且生产资料的供应，即生产部门内部的工业与农业之间、各工业部门之间的供应关系也紧张。因为比例失调了，不失调，哪有那么紧张？粮食紧张，只剩了这一点后备。食油紧张，城市供应定量降低，农村根本不供应。肉紧张，上海的供应量减少到每人每月六两。物资缺乏，人民手中拿了货币买不到东西。物价有些上涨，甚至有黑市。人民对这些情况是不满意的。当然没有到愤怒、仇恨的地步，但是不舒服，闲话不少。他们不是同解放以前比，而是同一九五八年以前比，觉得今天不如那时。这就是说，市场供应问题，反映了人们之间的关系问题。
现在，供应情况有了一些好转。但是，要真正解决问题，还不是一下子的事。这是个同生产的调整联系着的问题。城乡人民手里拿着货币，当然可以储蓄一些，但是总要买东西，而国家手里却没有东西，因为生产失调，劳动力闲着没有创造价值。所以说，市场问题，不是简单的几样副食品问题，而是整个经济的比例调整问题，是经济法则问题。自来水供应，看上去很简单，现在也紧张了，抽水马桶没有水，有的钢铁厂因为缺水要停产。在这个简单的事情里，就非常突出地暴露了比例失调问题。问题反映到财政金融上，是结余用完。一九五八年的结余用光了，今年上半年多收三十七亿元，也用掉了。国家大量的资金、物资浪费或者积压，货币不能回笼，只好靠银行增发钞票。经济上的问题，从财政金融不平衡上反映出来；财政金融不平衡，又对各方面产生影响。一个国家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很危险；如果再发钞票，问题就更大。这个问题可以解决，现在已经采取很多步骤，但也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的，要解决还得要有一段时间。
还有，国家的物资后备减少了。钢铁如此，粮食也如此。一个国家搞得只剩三百三十亿斤粮食后备，确是相当紧张。计划经济要有后备，因为生产中的局部比例失调是经常可能出现的，有了后备就不怕。现在的情况是，比例失调太大，许多后备都用掉了。我们不仅不应把后备用掉，还要使它有所增加。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例如大荒年或国际形势紧张，就能做到有恃无恐。
还有，外贸也很紧张。进口计划上半年完成百分之四十七，出口完成百分之三十七。也就是说，人家完成了计划，我们完不成。进口多，出口少，逆差七亿元。出口商品质量差，在国外名誉不好。总理专门为此召集会议，还是解决不了。经济生活中这些方面的问题，应该同整个比例失调问题联系起来考察，不能夸大，但是要重视。
至于《记录》草稿所列的第三条缺点，即虚报浮夸、强迫命令，情况已发展得相当严重，带来的损失也相当大。它造成信誉损失，使我们党在人民中、在国内外，失掉了信用。“你们吹牛皮，没有生产这么多，硬说这么多。”弄得我们很被动，产量指标公布不公布都被动。虚报浮夸、强迫命令还造成很不好的风气。群众中本来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是不允许讲话，不允许怀疑，怀疑了就给扣帽子，“怀疑派”、“观潮派”之类。这些问题的严重存在，主要是去年三个月中的事。现在有了好转，基本上有了好转，但是要完全克服也不容易，这是要长期做工作的事。虚报现在还有，少报产量也是虚报。强迫命令也还有：你要退出公共食堂，就不给你粮食，而且要斗你。这类事还不一定很少。下放太多，体制紊乱，造成了半有计划、半无政府状态，发展了某些地方的本位主义、地方主义，破坏了各地区之间的协作关系。
总之，这些缺点损害了我们党和国家在人民群众中以至在国外的信誉。主席就说，我们在宣传问题上很被动。所以，我们在讲大跃进时，不仅要讲成绩，也要讲缺点及其后果。成绩是主要的一面，要肯定。讲缺点则可以使我们头脑冷静一些，全面一些。
当然，由于领导不同，条件不同，这些缺点的严重程度在各地区并不是千篇一律的。
四、对缺点的估计
我同意《记录》草稿所说，这些缺点是局部的（但却是重要的），暂时的，有许多是难免的。《记录》草稿还讲到，这些缺点纠正得快，这点讲得很好。有的已经纠正，有的正在纠正。中央、毛主席领导很坚强，抓得紧，因此我们有信心纠正这些缺点。但是，纠正缺点，例如把比例调整好，也需要相当时间。可能有些问题现在还没有发现。例如财政平衡问题到这次才提出来，过去就没有得到重视。有了正确的决议案，能否一下子贯彻执行得很好，也不一定。而且，旧的缺点纠正了，新的还会产生。
五、产生缺点的原因
同意《记录》草稿所说，主要是缺乏经验。缺乏经验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但是,总结经验时,就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脑子冷静地想一想,就可以取得经验,发现当时有些缺点是可以避免的。而且，现在已经证明当时确实就有人坚持实事求是、挡住了“共产风”。他们当时被当作白旗拔了，现在证明是红旗。所以，《记录》草稿讲到产生缺点的思想上的原因，说缺点部分地是由于主观主义、片面性所引起，这话是对的。从研究、总结经验的角度看，尤其应该着重从思想方法、思想作风方面寻找原因，研究哪些缺点难以避免，哪些又可以避免。这样，今后就可以避免重犯这些错误。否则，都讲客观原因，就总结不出经验，接受不了教训。
六、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对于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关系的了解有片面性。有一个时期，把主观能动性强调到荒谬的程度。干劲虽大，但是强调得过了分，还反对讲条件，这就造成了主观主义。这是违反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的。有良好的愿望是好的，但是还要考虑实际可能。好大喜功也是好的，但要合乎实际，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欲速不达，好事变坏事。说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是就可以接受经验教训而言的。坏事本身并不是好事，我们要尽可能不办坏事。比如订产量指标就不能凭愿望，想当然。可是，在这类问题上，正好看出我们的主观主义。冶金部过去订钢产指标，两千万吨、三千万吨，都说可以做到，结果总是做不到。现在降到一千三百万吨，能否完成，我看也还有问题。不论两千万吨，三千万吨，所提根据都是同样的几条，究竟这些根据是否经过调查研究得来的呢？订指标，总得有现实的可靠的根据。我们是外行，但是搞业务的人，应该是有这样的根据的。在各个相互联系的部门中，如果有一个部门根据实际情况说高指标不可能实现，就可以对整个计划产生好影响。当然，这个部门也可能会因此被插上白旗。如果说,虽然指标高了些,计划没有完成,但是总还是搞到了一些东西,我说,这样搞到的局部的成绩,不能拿来为主观主义及其造成的损失辩护，损失总是大的。主席经常讲要实事求是，上面这种说法就同主席讲的精神不相符合。
七、政治和经济
按照马列主义学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此，领导经济要政治挂帅，这是对的。但是光政治挂帅还不行，还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客观经济规律不能否定，只能利用它来为我们服务。经济有经济的规律，它与政治、军事的规律不一样。但是，搞经济工作，不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同样是要吃亏的。我们是否真正认识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意义？是否注意研究和运用经济规律？有的人根本看不起经济规律，认为只要政治挂帅就行。有的人公然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说是不用算经济帐，只要算政治帐。这是不行的。我们的经济活动，总是受经济规律约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光凭主观愿望，光凭政治上的要求。单靠提几句政治口号，那是空的。今天总结经验，应该着重从经济规律上进行探讨。今后提任务，也不能单纯从政治任务的角度考虑，而是一定要合乎经济规律的要求。一定要考虑这项任务同各方面的平衡，否则，把重点过分突出，就会造成失调。工业布局，就不能光从战略上考虑。比如建设武钢，就要考虑到它与各方面的平衡，不能说武汉是战略要地，从政治上考虑一定要建设武钢，而其他条件是否适应就不加考虑。
“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是法则，当然是对的。但是在经济建设中正是要找出相对平衡，利用相对平衡，按照相对平衡办事。我们利用相对平衡制定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使之大体上是个平衡的计划。在经济上运用相对平衡，要考虑到计划可能会突破，遇有某一方面被突破，便及时平衡，这就是积极平衡。保守,消极平衡,是必须反对的。但是，积极平衡也是平衡。
生产不能只满足于得到产品，还要考虑成本，要计算。有些“高产田”确是高产，但所用的化肥、种子多，成本太高，要赔钱。农民搞这种生产就要破产。有些企业，如重工业的某些企业，开始时总要赔本。但是，到底赔多少，要有个数，要争取逐步少赔，争取早日做到能有盈利。因此，我建议，在《记录》草稿中加一条——经济核算。主张经济核算，主张算帐，并不是“算帐派”。主席说，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就是说，要精打细算，要算帐。不算帐，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有一个时期，我们的建设有不计成本、破釜沉舟的偏向，说是要算“政治帐”。其实，“政治帐”同“经济帐”是统一的，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算经济帐，不仅要算今天的帐，而且要算明天的帐。这就是政治。因而它同算政治帐是一致的。如果现在无利，将来也无利，这样的事情就不能办。有些准备兴建的企业，如果从经济上考虑不合算，就应该考虑修改决定。当然，特殊的可以例外。
总之，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社会主义制度给了我们很快改变面貌的条件，但是目前还是“一穷二白”。我们的资金有限，应该严格控制使用。应该实行节约原则，把钱用在最有效的地方。摊子不能铺得过大。要反对大少爷作风，反对满不在乎，大而化之，以为从政治上算个大帐就行。我们每增一个工人，都要经过核算。现在有些工厂不执行中央关于招工的规定，一招工就是千把人。听说太原钢铁厂现在有万把人放着，要做很多工作动员他们回去。这样的事是很不好的，划不来的。主席要我们学政治经济学，据我的体会，就是因为我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对它估计不足。领导经济建设，不懂或不熟悉经济规律是不行的。中国的经济建设有其特殊性，但是普遍规律在我国的建设中同样起作用。问题在于要使普遍规律同我们的实际相结合，使马列主义理论得到发展。否认普遍规律是不对的。我们一定要研究、认识和掌握运用客观经济规律。
政治经济学，不仅高级干部要学，一般干部也要学。我提议编些通俗本。例如，农业上花多少人工，多少化肥，要计算成本，不然就要赔本。搞经济工作，要学点科学技术知识。这方面许多东西我们缺乏常识。许多已有的技术措施、操作规程等，要研究其科学根据。要改革，也要在人家已有科学成就的基础之上改革，不能随便把原有的东西推翻。更不能随便吹，使人家看了觉得我们很外行。鞍钢把工业生产质量定额制度一把火烧掉了，好象打土豪时烧地契一样。现在到处找也找不到，弄得一个时期生产秩序很乱。生产技术措施没有科学根据、光用土办法蛮干不行，蛮干是要死人的。节约原材料，也要有根据。基建中不适当的节约，搞得建筑物摇摇晃晃，危险之至。对于已有的科学成果要重视。要搞新办法，一定要反复试验。“一切经过试验。”试验确实成功了，再推广。实验室里成功了的，还不等于在工业生产中也已成功。工业中少量生产和大批量生产也不一样。使一项产品的生产工艺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稳定下来并不容易，这也要经过一个时期的反复试验才能做到。例如，活性染料，我们说已经超过英国，英国人说我们吹牛。上海的“英雄”１００型钢笔超“派克”，据说美国人开始很怕，后来试验了，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很多关键没有摸到。”原来并不超“派克”。上海造的表，也吹了一阵，其实走得也并不怎么行。“八字宪法” 的原则完全正确，但是密到何种程度，肥要施多少，等等，也还要反复试验。超过世界水平之类的话，要谨慎，的确比人家高明再讲也不迟，而且以自己不讲、让人家替我们讲为有利。
八、三种所有制的关系
在刮“共产风”时，这方面的偏向很大，现在已经基本纠正。集体所有制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它还有生命力。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它巩固、稳定下来。目前是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将来发展到基本公社所有制，也还是集体所有制。要发展到全民所有制，时间还相当长。现在不要强调它的改变。要坚决贯彻按劳分配。我个人建议，取消“吃饭不要钱”，改为实行社会保险。对少数丧失劳动力的人，实行“吃饭不要钱”是对的，但对多数人这样做，就不对了。我们不能搞平均主义。按现在的规定，工资部分在社员的劳动报酬中应占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这个比例实际上达不到，即使达到了，也还嫌少；以百分之三十作为社会保险，比例还是嫌大。我主张彻底一点。不缩小供给部分，按劳分配的原则就贯彻不了。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怕取消供给制就不够进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
贯彻按劳分配，就要强调保护消费品个人所有制。现在在农村里，个人所有的东西比消费品还多一些，如自留地、小农具。至于消费品个人所有制，到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存在的。生产愈多，消费也应该愈多。对于穷和富的观念，要慢慢改变。按照多劳多得原则，劳动好，对国家贡献大，所得报酬就多，生活就富裕，富是由于劳动好。这样的富对个人好，对国家更好。它是应该的，光荣的。由于不爱劳动，好吃懒做而使生活穷苦，是活该，是可耻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结合的，不能否定个人利益。共产主义风格、为集体牺牲个人的思想，这些可以宣传，可以用来要求少数人、先锋队、先进分子，但是不能当作制定现行政策的根据。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满足个人物质、文化需要，就没有奋斗目标，社会主义也就建设不起来。对于这一点，中央是清楚的。但是一部分干部中认识上有问题。他们仍想来一个拉平，用平均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贡献大、生活富裕的农民，批判多劳多得而生活较好的人，说他们有资本主义思想，等等。对这些干部，要多做解释工作，给以耐心的教育，使他们的错误思想得到纠正。
九、民主和集中
首先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国社会历来分散，革命胜利后需要强调集中。搞计划经济，不多注意集中更不行。过去的集中有缺点，分散一下是对的，但体制下放过多了，分散主义搞得很厉害。这有其社会、历史、地理的根源，往往是分散容易集中难。现在中央、毛主席强调权力收回，很好，我很赞成。企业随便招工，银行随便用钱，这怎么行？当然，集中要同发挥地方积极性结合。什么叫地方积极性？它主要应该表现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上。地方根据本身特点需要投资建设一些项目，也要列入国家计划。至于地方搞点油水，则是在完成国家计划后，在所得的利润中适当地分点成。
工业化要求分工更细。分工协作的发展，在历史上是一个进步。现在对这点应该加以强调。不能让各省、区都搞自己的经济体系，甚至一个工厂也要搞成既炼钢、又搞机械的托拉斯。这样做，据说是为了方便，简单，自己要什么就有什么，结果却是搞得质量降低，资金积压。社会愈进步，组织愈复杂，就愈加要求分工协作；想简单，原始社会就更简单。
工厂企业内部的民主集中制，采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形式，是正确的。但是，一经党委讨论决定，厂长负责这一条就很重要，不能弄得厂长不敢负责。现代化企业的特点是生产的连续性，需要有科学的、果断的指挥，不能慢腾腾，不能凡事都要讨论讨论。好象打仗要有指挥官一样，生产中也必须有集中的指挥，只能一人指挥，不能多人插手。
群众路线问题很重要，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创造。问题在于经济建设中实行群众路线应该有其特点。它与群众斗争中的情况不一样。搞群众运动要适应生产的要求，要有利于生产，而不能妨碍生产。我看到有些工厂里花样太多，似乎要想把所有好事一下子都做完。又是党的会议，又是团的会议，又是工会活动，还有写诗、学习，等等。结果搞得工人疲倦不堪。开会太多，工人休息不了，第二天就出事故。马雅可夫斯基讽刺“开会迷”，讽刺得很厉害。我们工人在这方面花的精力也相当多。所以，会议必须精简。还有大字报，是否要经常贴？我看，总结工作时可以贴，但是不能规定指标，追求数量，每人一定要写多少张，弄得工人通宵不眠。总之，花样要精简，政治工作要保证工人精力充沛,有利于生产。否则,搞得工人精疲力竭,不利于生产,算什么政治工作？
还有，熬夜妨碍工作很大，不可多搞，只能在十分必要时，偶尔来一次。
讲一下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记录》草稿的第三部分第二小段有一段话说：“……必须在全党干部中间提倡说老实话，提倡实事求是的讨论。对于有些问题的认识一时可能有参差不齐，只要大家在实际行动中遵守纪律，那么这种现象是完全正常的，允许的。应该通过真正同志式的交换意见，逐步达到一致，不要采取粗暴武断办法，不要随便扣帽子。”我很欣赏这一段话。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是否提错了意见，就一定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呢？这也不一定。一个人是否真有问题，要经过一定时间观察。对一个人，经过长期观察其言论、行动，证明他确实是右派或观潮派，再扣帽子也来得及。这样做，对团结干部有利，对工作有利。
总之，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过去一个时期就不是这样，几句话讲的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
十、缺点讲透很必要
至于说缺点正在改正或者已经改正，就可以不必讲了。这不对。现在经历了这样一段过程，问题看得更清楚了，事后诸葛亮嘛。这一段有痛切的经验，应该严肃研究，认真总结，这样才可以得到深刻的教育。如果采取轻率态度，泛泛地讲几句，就不解决问题。缺点要经常讲，印象才会深刻。我们那时犯盲动主义，毛主席就经常讲。所以，对缺点要采取郑重的态度，不要采取轻描淡写的态度。
有人说：“讲缺点会泄气，会打击积极性。”我看不会。对于我们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说来，就更不会了。至于有些人不怀好意，企图否定大跃进的成绩，把我们说成漆黑一团，那就要同他们辩论、斗争，也不是泄气不泄气的问题。相反地，光讲成绩，不讲缺点，是否会保持积极性呢？我看也不会，因为人家不服。我们对农民检讨几句，他就高兴，积极性就提高。马列主义者鼓励积极性靠真理；现在我们觉得有些虚，就是真理不够。增产数字报了那么多，实际上没有那么多。马克思说过，革命时容易办蠢事。列宁也说，要正视这些蠢事。做了蠢事不要怕讲，不要怕泄气。合乎马列主义的气，要鼓，但是不合乎马列主义的气，就是要泄。虚气泄掉，实气才会上升。是鼓是泄，要有一个标准。这次会议的文件，就是针对缺点写的，就是泄虚气的。至于说，讲了缺点，就被认为是对成绩怀疑，对总路线怎么样，这种现象我看不会有。如果有，就要防止。讲缺点不是反对总路线，而是为了拥护总路线。何况总路线本身也是发展的，正如马列主义也是发展的一样。它也要通过实践的证明，并且不断修正补充，达到完整。所以，拥护总路线也要批评缺点，这不是同哪个人算帐。
十一、光明前途问题
前途光明，这是不成问题的。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只有两个人，就开创了无产阶级的天下。我们加入共产党，就看到了光明前途。我们现在有成绩、有希望、有办法，国内形势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可以继续跃进，因此，早已是光明前途。对我们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说来，这一点更不成问题，讲不讲都可以。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更多地看到存在着问题的一面。有些地方发生浮肿病，死了一些人，数字虽不大，但是问题是存在的。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但是问题既然存在着，也得忧虑一点。主席讲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中，“问题不少”一句值得特别重视。我们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胜利本身有消极面，因为它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问题也就容易随着产生。这一点必须严加警惕。去年搞了大跃进，就很容易地产生不冷静。去年九月以后，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严重的骄傲情绪，气焰很高，大国主义思想表现得相当明显。中国人过去受压迫，现在不断胜利，容易产生大国主义。不碰这个钉子，气焰还压不下去。中央现在纠正这种现象，很必要。谦虚一点有好处。头脑冷静一点，倾听一下不同意见，苦苦想一想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把热锅上的蚂蚁变成冷锅上的蚂蚁，就可以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否则，满足于成绩，虽然心宽体胖，却研究不了问题，接受不了教训。
许多事情，要等待时间来证明。毛主席就讲，要证明总路线正确与否，需要十年时间。我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到底怎样，还要做起来看，要等待事实来证明。现在不要吹。农业生产能否每年保持增加百分之十，也要研究，要多想办法，不能骄傲。我们的发展一定比苏联快，也应该快，因为我们有它的经验可以借鉴，我们是“拿来主义”，把人家最新最先进的东西拿来。加上我们人口比它多，天然条件比它好，中央领导坚强，能把普遍原理同具体条件相结合。但是，我们究竟能够快多少，还要研究，还要努力。现在不要吹，做到以后再吹不迟。我的意见是即使做到了也不要吹，让人家吹比我们自己吹更好些。我们有了成就，人家自然而然就会来研究我们的经验。
十二、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但是从各方面的反应看，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这封信中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他的信是好的，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说的一样。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就不大。例如，他说，“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这话是对的。毛主席说，总路线正确与否要看十年。彭德怀同志说，一年就基本上证实了总路线是正确的。这估计就很高，没有什么不足。关于得和失的提法，他是就局部问题而言的：在炼钢问题上，有得有失。而且从他讲话的意思看，他强调的是成绩。在这一方面有得有失，考虑一下是可以的。至于各方面关系的紧张具有政治性的说法，我认为要看怎样讲。在刮“共产风”时，各方面的关系确实紧张。现在已基本好转，但是除反革命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攻击我们外，人民内部还有矛盾，还有些问题没有妥善解决，我们还不能麻痹。所以，他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考虑。
他讲浮夸风，是从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估产过高说起，说它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他这样说，是说它的普遍性。当然，各地区、各部门的情况不平衡，对某些地区、部门说来，他讲的话可能严重了一些。但是，浮夸风确实是严重的，是很大的问题，现在也并不是已经完全解决。
彭德怀同志说：“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至于说“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我认为，如果讲的是一个时期的事，这样讲问题并不大。关于纠正“左”的偏向是否比纠正右的偏向更加困难的问题，有人说容易，有人说困难。“左”的毛病我犯过，那是盲动主义的路线错误，现在是局部问题，纠正错误肯定比过去容易。但是，是否一定那么容易，容易到什么程度，还要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样。做得好，抓得紧，就容易；做得不好，抓得松，就不那么容易。
十三、成绩和缺点的关系
关于大跃进中缺点和成绩的关系，有人提二八开或三七开，我认为是一比九的关系。但是，人家那样说，我们也不要生气。这些说法可以研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坏处。即使说是三七开，也是肯定它基本上是好的。我们肯定斯大林，但是也说斯大林三七开。当然，斯大林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性质与斯大林不同。总之，成绩和缺点是客观存在，说多说少，都不会对它有所增减。今天我对缺点讲得多些，目的是为了总路线，为了更好地跃进；我并非怀疑派。有些地方措词不当是可能的，外行人容易说外行话嘛！
（源自人民出版社《张闻天选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