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看到这么多坛友的忆父文，想起父亲对我的期待，父亲因为我而感到的骄傲和自豪，不禁泪流。但这里要回忆的不是我的父亲，而是另一个父亲。一个从未享受过为人父之骄傲的，让我想起就心痛的父亲。
女孩外号“小机灵”，曾是我的学生。她是个能干而泼辣的十一，二岁的农村小姑娘，个儿不高，嘴挺能嘚嘚。学习说不上用功，成绩却还不错，可见人挺聪明。说她机灵，是因为那孩子有眼力见，顾家。比如夏天苞米田间苗，要在一二里长的垄沟里弯着腰干，很多男劳力和成年人干不了，所以允许半大孩子干，挣点工分。每逢这种时候，小机灵会随身带根绳子，一边干活一边顺手把田里见到的可以做猪饲料的野菜拔下，拿脚趟到一起，然后捆上。到收工时，常常可以看到她扛着一大捆猪草回家。小机灵她爸老金是个实打实的老贫农，那时也就四十岁来岁吧。个矮，不强壮，干庄稼活也就一般水平，所以评不上棒劳力的最高工分。平时又好碎嘴胡乱开几句玩笑，给人感觉就有点没心没肺的样子。小机灵上有年迈的奶奶和病怏怏的干不了农活的母亲，下有五个萝卜头弟妹，一家九口就她爸老金一个全劳力，家里的日子过得可想而知。我记得那时小机灵身上的棉衣棉裤都是破的，零下三四十度的大冬天露着胳膊肘和膝盖。偶尔队里死了牛或杀了猪，按人口每家分可怜巴巴的斤把肉，老金家不是不要就是少要。原因嘛，当然是付不出钱。那时队里所谓“分”东西并不是可以白拿，只不过是既可以付现金，也可以赊着到年底分红时再在工分值里扣除。除了极少数人家付得出现金，绝大多数当然只能赊着。可是老金家连赊着都不敢要，怕到年底还是还不上。
那年我生肝炎又转成慢性，在上海休息了好几个月还是没好，只好返回队里。老乡们说，挺好个闺女，病得瘦成这样，怪可怜的！（除非是推荐上大学或当工人这样要查档案的事，农民们看知青，主要看是不是肯下力干活，倒不是很在乎是不是“狗崽子”。）于是给了我个美差，就是当队里的瓜老板。具体点讲就是和队里种瓜的老农一起看瓜，逢到有来买瓜的外来者或本队村民，就到地里挑瓜，摘瓜，秤瓜，算账，然后收钱。外来的买瓜者多是公社或县里挣工资的，所以一律不得赊欠，必须付现金；但对本队村民，如果付不出现金的则允许记帐赊欠。后来听种瓜的大爷说，过去队里种西瓜，公社和县里的干部常有来打秋风的，农民也不敢说什么；而本村的乡亲来要个瓜吃，看瓜的又抹不下脸收钱。结果连吃带拿，几乎年年亏本。所以今年让我这个知青来当“门神”希望能给队里换些现金收入。瓜熟的个把月时间，瓜地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常。除了来买瓜的，常有淘气的半大小子来偷瓜的；也有老实的不敢偷，就眼巴巴等在地头，如果有不慎摔碎的瓜，就蹭点外快。我知道了队里让我当瓜老板的原意，所以特别认真，真是没有让任何人包括同宿舍的伙伴占过队里一分钱的便宜。来买瓜的社员和知青很多，可是一直没见老金或他的几个孩子来过。直到瓜罢园，把剩下的没买走的歪瓜和死秧瓜运回队里的仓库，老金才来。他横挑竖挑（其实那时也没什么可挑的了）才挑了个中溜的黑皮瓜，秤了一下八斤多点。他给我摆摆手，说“记帐吧”。西瓜8分一斤，我仔细地在他的名字后记下：0.65元。年底分红时我在大队办公室外碰到老金，他看着我说：小西你可真是个实诚人。那个瓜就几毛钱的事，你还真往帐上记啊！听上去他没有责怪我的意思，反倒像是在开玩笑。可我听了心里不舒坦，心说，不记不就让你占队里便宜了吗？！直到我知道老金惨烈的死，我才体会到他说这话时心里的苦涩和悲凉。
老金自杀身亡时我不在队里，被借调到县知青办编上山下乡小报去了。据说直接起因是小机灵和老金的一场口角。那天小机灵问她爸要七分钱想买支铅笔，老金拿不出；小机灵就要她爸给她一只鸡蛋，因为一只鸡蛋可以在村供销社换七分钱，老金也没给。要知道那时农民家一年下来到分红时可以领到现金的凤毛麟角，多数人家在扣除口粮，烧柴，和七七八八的开销后不倒欠队里就算好的了。象老金家这样人口多劳力少的欠得最多，据说他家那时已经积欠了队里近千元，根本不知道何时才能还上。所以鸡蛋就是这样的农家的“小银行”，是买盐买碱买灯油的唯一现金来源，金贵着呢。而且那时各家允许养的鸡的数目不得超过家里的人口数，超过的就是“走资本主义”，要“割尾巴”。但是各家的母鸡数又是被登记在册的，必须按此向供销社交售鸡蛋以供应城镇人口。所以老金不给也是情有可原。要不到那七分钱，小机灵心里的不满喷涌而出，哭着责备她爸无能，不能让家里过上像样的日子；责备她爸事事不如人，才让她一个姑娘家破衣烂裤，连支铅笔都买不起。女儿的责备大概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天夜里老金就喝下了家里做豆腐的卤水自杀身亡。更为惨痛的是，喝下卤水后老金并未马上气绝，大概是肚子痛得实在厉害，他又挣扎着爬上桌子去摸电灯接口，想触电加速死亡。然而队里自己发的电电压很低，老金不但没有快速死去，反而增加了受电击的痛苦。
一条四十来岁的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因为“七分钱”而逝去了，而且死得那么痛苦，那得有对生活多少的绝望才能下得了这个决心啊！更可怜的是永远失去了父亲的小机灵。老金死后，小机灵不得不辍学，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成了支撑一家八口的主要劳力。而且，她又将背负着怎样的自责的压力才能走完她自己的人生？！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想起小机灵和老金，我常自问，我记下的那个瓜钱，是不是也是压死骆驼的所有重量中的一分？我依然对自己当年不懂世事人情的“大公无私”感到深深的愧疚和自责。
老金大名金石，小机灵名秀芝。
这是我们屯一个女孩和她的父亲的故事。
女孩外号“小机灵”，曾是我的学生。她是个能干而泼辣的十一，二岁的农村小姑娘，个儿不高，嘴挺能嘚嘚。学习说不上用功，成绩却还不错，可见人挺聪明。说她机灵，是因为那孩子有眼力见，顾家。比如夏天苞米田间苗，要在一二里长的垄沟里弯着腰干，很多男劳力和成年人干不了，所以允许半大孩子干，挣点工分。每逢这种时候，小机灵会随身带根绳子，一边干活一边顺手把田里见到的可以做猪饲料的野菜拔下，拿脚趟到一起，然后捆上。到收工时，常常可以看到她扛着一大捆猪草回家。小机灵她爸老金是个实打实的老贫农，那时也就四十岁来岁吧。个矮，不强壮，干庄稼活也就一般水平，所以评不上棒劳力的最高工分。平时又好碎嘴胡乱开几句玩笑，给人感觉就有点没心没肺的样子。小机灵上有年迈的奶奶和病怏怏的干不了农活的母亲，下有五个萝卜头弟妹，一家九口就她爸老金一个全劳力，家里的日子过得可想而知。我记得那时小机灵身上的棉衣棉裤都是破的，零下三四十度的大冬天露着胳膊肘和膝盖。偶尔队里死了牛或杀了猪，按人口每家分可怜巴巴的斤把肉，老金家不是不要就是少要。原因嘛，当然是付不出钱。那时队里所谓“分”东西并不是可以白拿，只不过是既可以付现金，也可以赊着到年底分红时再在工分值里扣除。除了极少数人家付得出现金，绝大多数当然只能赊着。可是老金家连赊着都不敢要，怕到年底还是还不上。
那年我生肝炎又转成慢性，在上海休息了好几个月还是没好，只好返回队里。老乡们说，挺好个闺女，病得瘦成这样，怪可怜的！（除非是推荐上大学或当工人这样要查档案的事，农民们看知青，主要看是不是肯下力干活，倒不是很在乎是不是“狗崽子”。）于是给了我个美差，就是当队里的瓜老板。具体点讲就是和队里种瓜的老农一起看瓜，逢到有来买瓜的外来者或本队村民，就到地里挑瓜，摘瓜，秤瓜，算账，然后收钱。外来的买瓜者多是公社或县里挣工资的，所以一律不得赊欠，必须付现金；但对本队村民，如果付不出现金的则允许记帐赊欠。后来听种瓜的大爷说，过去队里种西瓜，公社和县里的干部常有来打秋风的，农民也不敢说什么；而本村的乡亲来要个瓜吃，看瓜的又抹不下脸收钱。结果连吃带拿，几乎年年亏本。所以今年让我这个知青来当“门神”希望能给队里换些现金收入。瓜熟的个把月时间，瓜地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常。除了来买瓜的，常有淘气的半大小子来偷瓜的；也有老实的不敢偷，就眼巴巴等在地头，如果有不慎摔碎的瓜，就蹭点外快。我知道了队里让我当瓜老板的原意，所以特别认真，真是没有让任何人包括同宿舍的伙伴占过队里一分钱的便宜。来买瓜的社员和知青很多，可是一直没见老金或他的几个孩子来过。直到瓜罢园，把剩下的没买走的歪瓜和死秧瓜运回队里的仓库，老金才来。他横挑竖挑（其实那时也没什么可挑的了）才挑了个中溜的黑皮瓜，秤了一下八斤多点。他给我摆摆手，说“记帐吧”。西瓜8分一斤，我仔细地在他的名字后记下：0.65元。年底分红时我在大队办公室外碰到老金，他看着我说：小西你可真是个实诚人。那个瓜就几毛钱的事，你还真往帐上记啊！听上去他没有责怪我的意思，反倒像是在开玩笑。可我听了心里不舒坦，心说，不记不就让你占队里便宜了吗？！直到我知道老金惨烈的死，我才体会到他说这话时心里的苦涩和悲凉。
老金自杀身亡时我不在队里，被借调到县知青办编上山下乡小报去了。据说直接起因是小机灵和老金的一场口角。那天小机灵问她爸要七分钱想买支铅笔，老金拿不出；小机灵就要她爸给她一只鸡蛋，因为一只鸡蛋可以在村供销社换七分钱，老金也没给。要知道那时农民家一年下来到分红时可以领到现金的凤毛麟角，多数人家在扣除口粮，烧柴，和七七八八的开销后不倒欠队里就算好的了。象老金家这样人口多劳力少的欠得最多，据说他家那时已经积欠了队里近千元，根本不知道何时才能还上。所以鸡蛋就是这样的农家的“小银行”，是买盐买碱买灯油的唯一现金来源，金贵着呢。而且那时各家允许养的鸡的数目不得超过家里的人口数，超过的就是“走资本主义”，要“割尾巴”。但是各家的母鸡数又是被登记在册的，必须按此向供销社交售鸡蛋以供应城镇人口。所以老金不给也是情有可原。要不到那七分钱，小机灵心里的不满喷涌而出，哭着责备她爸无能，不能让家里过上像样的日子；责备她爸事事不如人，才让她一个姑娘家破衣烂裤，连支铅笔都买不起。女儿的责备大概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天夜里老金就喝下了家里做豆腐的卤水自杀身亡。更为惨痛的是，喝下卤水后老金并未马上气绝，大概是肚子痛得实在厉害，他又挣扎着爬上桌子去摸电灯接口，想触电加速死亡。然而队里自己发的电电压很低，老金不但没有快速死去，反而增加了受电击的痛苦。
一条四十来岁的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因为“七分钱”而逝去了，而且死得那么痛苦，那得有对生活多少的绝望才能下得了这个决心啊！更可怜的是永远失去了父亲的小机灵。老金死后，小机灵不得不辍学，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成了支撑一家八口的主要劳力。而且，她又将背负着怎样的自责的压力才能走完她自己的人生？！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想起小机灵和老金，我常自问，我记下的那个瓜钱，是不是也是压死骆驼的所有重量中的一分？我依然对自己当年不懂世事人情的“大公无私”感到深深的愧疚和自责。
老金大名金石，小机灵名秀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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