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倪柝声所存在的问题（摘录《难泯岁月——我和上海地方教会及倪柝声》）

第二十四章 倪柝声所存在的问题

我们对于倪柝声和当年地方教会的同工长老们，应当怀着尊敬的态度。倪柝声的成就丰硕多姿；他的失败却令人战栗。我们重温历史的唯一目的是以史为鉴，以儆后人（林前10:6，11；彼后2：6）。论存在问题，论缺点，谁人没有？更何况像我这样一个蒙恩的浪子！正因如此，“前车之鉴”就对我们非常重要。我相信这也应当是倪柝声最后的心愿。

评析主的仆人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倪柝声所存在的问题，正像他所担负的角色一样复杂。深思他的一生兴衰，其失败根源很可能是在于——他得蒙神极大恩赐和祝福之后的骄傲自恃以及对权力的欲望，以致于不敬畏神。由此，再衍生出其他问题来。

（一）自恃过强和权欲

一、少年时期的权欲

倪柝声在1936年的见证中说到自己在得救不久，还是在作学生时期的心态：

在学校中，在班上，我总是列于第一位；在事奉主的事上，我也要列于第一位。因此，当神将我放于第二位时，我就不服，天天对神说，我受不了，因为我得到的荣耀和权柄太少，人人都站在那比我大的同工一边。(1)

当年倪柝声坦诚地说出了心里话。可惜的是看不出他在此后有什么明显的改变。

二、“代表权柄”

1．“代表权柄”早已形成

在倪柝声三十年的事奉中，他始终是当第一位，从来未曾与人平起平坐、集思广益。查阅可能找到的文献，除了事奉初期以外，很少见到他与同工们一同为重大事情谦卑地同心祷告、共同协商的记载。

由倪柝声一个人单独定夺重大事项的领导作风，从地方教会一开始就已经形成。1928年上海地方教会刚刚成立，他就立即召开各地同工的“第一次得胜聚会”，由他一人主讲。自此以后，每次的全国同工聚会都是如此。

早在1934年2月，倪柝声在上海举行题为“聚会的生活”的查经聚会。他首先着重提到教会中的权柄。(2)那时候倪柝声年仅三十，信主才十多年，却已经公然作起全国地方教会的“代表权柄”。从此，地方教会中就牢固地建立起以倪柝声为首的权柄体系。

2.1948年重申“代表权柄”

1948年，倪柝声在停职六年以后，首次露面参加全国同工聚会。阔别多年，他明知多数同工对他心存疑虑，不知道他究竟为何被停职，但是从聚会第一天起，他就从容不迫地采取主动，取得了掌控权。他自定主题，掌握长达五周的全国性聚会。这还是按照已往惯例，有关聚会日程或内容都是由他一人决定、一人主讲。他不仅作出了路线性改变（从安提阿路线转变为耶路撒冷路线）的决策，还提出一系列全国性的行动计划。他要求各地把教会的治理权都交给他这位使徒。复职伊始，他并没有作自我反省，却轻易地取得了全国地方教会的最高领导权。

倪柝声在地方教会中始终强调权柄。他不仅在1948年“全国同工聚会”，并且在紧接着的鼓岭同工培训中又再三强调权柄。在鼓岭的那些同工们，多数是已经参加过那次“全国同工聚会”的。倪氏却还要不厌其烦地说：

全部圣经对人的要求，最重的不是背十字架，不是献祭，不是奉献，也不是牺牲；全部圣经最大的要求、最高的要求，乃是顺服权柄……。但是请你记得，在圣经里，神对我们有一个最大的要求，就是顺服权柄……。我们必须看见，背十字架不是对神旨意最高的表示，顺服权柄才是对神旨意的最高表示。(3)

在倪柝声一生的讲论中，“顺服权柄”可以说是他讲道中始终不移的中心内容。但是，他的这种强调只是在他成为地方教会的领袖之后才开始的。之前，他在信主初期的受浸、脱离宗派和抨击当年基督教的各种传统，岂不是都没有服从当年宗派教会的权柄吗？

问题是在于顺服神，顺服圣灵，还是顺服怎么样的代表权柄？代表权柄又是否尊重神的权柄？撇弃神和圣灵，而单单顺服代表权柄是地方教会悲剧的根源。

教会中的确要尊重神所设立的权柄，但是有这权柄的人也应当负起对神和对人的责任。最终的权柄是神自己。

三、有关“个人崇拜”

当年，地方教会中对倪柝声存在着明显的个人崇拜。这是在基督教界众所周知的。虽然随着时光的消逝而冲淡，但是至今阴影尚在。知情者往往会对那些崇拜倪氏者的言论，感到担心和厌恶。倪柝声虽然是陈终道的舅父，但是陈氏说：

但当我1948年回到福州的时候最使我失望的是，我觉得他们当中有些人实在敬拜神，但有好些人却在那里“敬拜”他们的偶像。我们可以常常听到“倪弟兄说”而不是神的话说。似乎“倪弟兄说”是比“圣经说”更有权威。如果我要把所有听到关乎倪弟兄的那些“神化”了的故事都写出来，这本小书立即可以变成巨著，但感谢神我把那些故事都忘记了，因为它令人作恶。把

一个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说得像神一般，简直是罪恶。(4)

其实，对倪氏产生个人崇拜的根源，还是始于倪氏本人。他长期强调权柄和“代表权柄”是当年上海地方教会中对他形成个人崇拜的主要根源。这也像世界历史上众多的偶像崇拜一样，多半是“自上而下”地形成，随后又像滚雪球那样地相互影响而膨胀。

倪氏在1932年讲回顾往事的时候说：

所以一个人要讲过去的故事，总不免个人的色彩，个人的背景带进去。我不愿这样，我愿意把我个人的色彩减少到最低的限度。倪柝声的名字是可咒诅的，我从前说了，我今天再说。”（5）

这句话我们在1950年左右的“少数人聚会”中亲耳听到他重提此话。2008年，在上海地方教会服事的李弟兄还向我谈起，我们在当年都听到倪氏所说的这一句话：“倪柝声的名字是可咒诅的”。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他在指什么。1956年，在他的事情暴露以后，我们才猜想这或许是指他的内心挣扎而言。除此以外，我没有找到倪氏真诚阻止人们对他“个人崇拜”的言论。

有一位弟兄再三说：“要把倪柝声神化的面貌除去，还原成为人，像我们一样带有肉身的人。”

身历1956年上海地方教会大动荡的孙凯，后来明确指出倪柝声的关键问题是“神的权柄和荣耀被侵占”。倪氏妄自坐在神的宝座上，享受荣耀和崇拜。这比他的生活失德更为严重，更加羞辱神，为神所不容。但是，神在败露和管教他的同时，也施加怜悯和恩典使他回转。

四、妻子在家中必须绝对顺服

倪柝声在家中拥有绝对的权柄。他曾经对人说，他调教了他妻子张品蕙七年以后，才“放她自由”。例如，倪氏把报纸和书丢在地上，妻子捡了起来。他就说：“拿回去，我没有叫你拿的，你不可以拿起来。”倪师母就只得拿回去，重新放在地上。他的目的是要妻子绝对顺服。这是从一位与倪师母很接近的同工师母口中传出来的。

在倪柝声被捕以后，我偶尔见到张品蕙参加主日聚会。她总是低着头安静地坐着听道，有时与个别同工姐妹低声细语。她给人留下了一个十分安分守己的形象。昔日的燕京大学高材生和校花，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登载在杂志上的上海时髦女郎的影子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张品蕙婚后一直以绝对顺服终其一生。在倪柝声被囚以后，她坚持信仰，默默无声地忍受各种羞辱和逼迫。她宁愿受红卫兵的殴打辱骂，也不肯放弃信仰或与倪氏离婚。

难怪倪柝声在得知他妻子离世消息以后悲痛欲绝。这是他的真情流露。他的内心会蕴含着多少无可挽回的愧疚！

从另一层面来看，倪柝声和他母亲林和平都具备颇有魄力的性格。但是，倪氏并不服从他母亲的权柄。他们母子之间的关系是不太和谐的。

（二）倪柝声的魅力

一、倪柝声的威仪

当初，上海地方教会信徒对倪柝声的尊敬是出于他有生命的供应。他的博学多才、高瞻远瞩、口若悬河、充满自信的讲道也受到我们的佩服和崇敬。他衣冠楚楚、举止文雅、言语简练、态度沉着；只有在讲道的时候，他才显得滔滔不绝。他的神态和威仪令人瞩目。他讲道时总是很正经，矜持端庄，不苟言笑。（有的老同工讲道时面带笑容，也曾经受到他的批评。(6)

我自从1948年见到倪氏，一直到1951年夏天他最后一次在少数人聚会中的讲话为止，始终看到他是坐着讲道的。那是在当年的传道人中所少有的。在那几年中，他并没有什么严重疾病。为什么他五十岁不到，在一百多人的聚会中，总是要坐着讲道呢？他在鼓岭培训中也是坐着讲道，从来没有站着讲道。（7）有人说，他坐着讲道，像犹太人的拉比，更有气派。

他对人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却始终保持着矜持的仪态、魅力和一种使人高深莫测的神秘性。他总是带着深沉的威仪气质和高不可攀的气势。几乎所有与他接触过的地方教会信徒，绝大多数都不约而同地对他产生“仰之弥高，肃然起敬”之感。

但是也有不少人对于倪柝声从未谋面，只是读了他的书，就崇拜他到五体投地的程度。这是从他的书中得到属灵益处有关，并且他的说话总是满了自信和说服力。

倪柝声喜欢拥有一大批忠心和绝对顺服的同工，使他可以运筹帷幄、随意布排。他拥有许多崇敬他的人，却似乎不需要有推心置腹的知己。他不需要属灵的同伴来弥补他的不足。他有勇气独行独断，却没有胆量接受帮助，也没有希冀与人有亲密关系。

我是在所有见到倪柝声的人们中的最后一批。当时我也是毫无例外地拜倒在他的气势、魅力和威仪之下。

二、“点击式”的领导方式

倪柝声是通过他的讲道或是同工聚会来表达他的信息和意图，很少对人有推心置腹的长谈或交通。他与同工间的交往常常是点击式的。简短的几个字、几句话，同工们就能心领神会地去自觉遵从。这既显出他的权威性，又说明同工们对他意图的领会、敬重，并且照办不误。这也形成了上海地方教会在带领执事和年轻人方面的领导方式。我们当年在大学里的服事，也是受到教会同工们“点击式”的指导。只要他们讲短短一句话，我们就会去尽心执行。

（三）传道人能否以办企业事奉神？

倪柝声在早期事奉中颇有信心操练，但是在决定办药厂这件事上，却看不出他的信心。从此以后，他很少有关于信心的讲道。复职以后，他更是落到全国性大型工作计划中去，几乎没有活泼新鲜、有关生命长进的信息，更不谈悔改认罪之道。

事实说明，倪柝声办企业，并没有使教会或同工蒙福，反倒使他在商业道德上失脚，成为他自己和教会的网罗。

让我们牢记使徒们在经上所说的话： “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徒6：4)。

（四）倪柝声为何至终自港返沪？

1950年3月，倪柝声在香港接到上海教会的电报，要他速即回沪。当时上海政权易手仅仅十个月，教会已经感到十分不安。倪氏不顾香港教会的同工们苦苦劝阻和母亲在福州刚刚离世，他还是决定要回到上海。他将李常受安排到台湾去，而自己不顾一切地回到无神论统治的中国。这件事在以后被人传为美谈。

回顾1948年4月倪柝声复职以后在全国同工聚会中的讲话，就能够很清楚看到，他在国内有意实行一个很大的计划。那就是“打下全中国”（“传福音”）。他用“交出来”的号召，集中全国地方教会的权力、人力、物力于一己。他的行动计划是以上海为据点，在各地大办由交出来的基督徒组成的工厂企业和由移民的基督徒兴办的集体农庄。他并没有领导或参与传福音的实际行动，而是先要把工厂和农场办起来。

倪柝声明知自港返沪以后前途不易；但是他胸有成竹，知难而进。这是因为他已经向各地地方教会的同工们说明了他的全国性大型计划。他又自以为能够靠着全国各地地方教会的人力财力、解放初期政府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共产党朋友（如张品蕙的六叔张汝励等人）的参谋以及靠着自己对共产党政策的认识和智谋能耐，就能够足以应付共产党。黄得恩说：

倪柝声在抗战时期及之后跟地下党组织（作者注：共产党）有接触。 （49年在鼓岭他用两个晚上讲这些事，并叫我们不要写下笔记。）50年他从东北寄了几十套马列的书到好些大城市的聚会处。我在福州执事之家也看到这几十本的书。他觉得需要明白马列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50-51年倪柝声编了1052首的诗本，在订定时间他改动好些词句，在其中如“过此黑暗罪世”改成“平安经过此世”等等，只要把暂编本一对就明白。我想是循“免得触犯他们”的原则，因为他们认为旧社会是黑暗罪世，新社会则不然。（8）

J．Y．当年是一个地方教会的负责人。他也收到这一大包有关马列的书，大约有五十斤重。（9）

倪柝声认真研读马列，又要叫同工们读，但是他有没有清楚明白神的旨意，靠着神的力量而行呢？他的一切后果提供了清楚的答案。

倪氏的毅然返沪，并不是坚守对神的信念，甘愿为信仰殉难，而是他认为自己已有充分准备，足足可以与共产党周旋应付。神没有因此而得到荣耀；神也并没有祝福。

（五）倪柝声有没有肢体生活？

一、难以与人平等相处

倪柝声与他同辈的传道人很难相处。1923年倪柝声与王载等六位全职青年传道人一起事奉，第二年就分道扬镳。这不单单是由于一些观点上的歧见，也是由于倪氏独行其事，行踪不定的工作作风，使得在共同事奉中带来困难所引起的。（10）

三十年代，王明道曾主动来到上海向倪柝声请教。但是倪氏却以傲慢的态度应付。（11）在地方教会中很少能够找到倪氏与其他教会传道人友好往来的文字记录。

倪氏虽然从师于和受恩，得到她的认真栽培，但是他并不太尊重和教士。1926年，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他就出言不逊地说：“我不以为然，就对和教士说，你总是喜欢说大话，说特别的话，你的脾气就是这样。”（12）过了一、二个月，他才发现和教士的预料是对的。以后他们之间就很少往来。几年以后，倪氏回到罗星塔。金弥耳说：

可是回到了罗星塔，他滔滔不绝的向和受恩强解，说她带领青年男子读圣经是不对的，但她只是礼貌的听完，却照旧进行她的教导。(13)

倪柝声虽然说过史百克是他的属灵权柄，但是他并不接受史百克对于倪氏地方教会观念的批评。（14）

二、与重要同工缺少交往

倪柝声与他多年的主要同工很少有个人交往。

1939年左右，倪柝声与他的主要同工俞成华两家住得很近，只有十分钟步行的距离，但是倪氏却从未拜访过俞成华。(15)并且，也没有看到他有什么探访信徒的服事。虽然倪氏很关心同工们的生活需要(他也曾经为俞成华安排住房)；但是他似乎并不需要有推心置腹的属灵同伴。

难怪，在倪柝声的隐私暴露以后，他最早的同工张光荣十分伤心，因为他对那些所暴露的事是“什么都不知道”。

倪柝声长时期过着“属灵伟人”的隐秘生活。他被千万人所蜂拥，却是一个躲避、退缩、不与人接触的人。他在讲道中曾经提到：“我住上海时，有一天晚上请一个马路上的小孩子和我一起吃汤丸。我们总要寻找机会与穷人接触”。（16）但是他却很少留下有请过哪一位同工到家里来作为知己而谈心的记录。难道他与自己同工的交通并不重要吗？

三、割裂基督身体

倪柝声某些带有切割性和偏激性的讲道观点有害于教会的合一。他强调“宗派是罪”，看轻其他教会和他们的传道人，称宗派教会为“公会”。但是那些“公会”的宗派主义思想却远远比不上当年倪柝声所带领的地方教会。倪柝声既定罪宗派，却又衍生出一个更大宗派，严重影响基督身体的合一。

（六）有谁了解倪柝声的内心争札？

倪柝声长时期深深埋藏着内心翻腾和痛苦挣扎。这只能从他所写的诗词里才能够窥见一斑。可惜，对于他每一首诗的背景、处境和心情却并没有留下足够的资料可作深入探讨。他所表达自己内心中深沉和剧烈挣扎的词句和他头头是道、十分自信的讲道言辞，真是宛若两人。

倪柝声所写的那些出自肺腑、感人至深的诗歌，至今还使不少人在心灵深处得到益处。他所写的诗大多是他自己从过去历史上不少诗人佳作中感受甚深，然后予以引伸而改编的。他在诗词中所表现的细腻深沉、爱主心切之心，在海外的圣诗历史上并非绝无仅有，但是他的确有罕见的集大成之才，又有其独特而痛苦的内心经历。

倪氏的“你若不压橄榄成渣”(17)和“你怎没有伤痕？”（18）常是扣人心弦。我每次唱诵这些诗歌时，心中总是深有回味，与作者同感，不禁浮现出自己对倪柝声的怀念和叹息。他的确是一个满有伤痕的人，但是从他的一些词句中，也能够体味出他的自恋情结。在倪柝声的“我若稍微偏离正路”(19)“让我爱而不受感戴”(20)中却隐隐透露出他的自怜和怨怪别人的不谅。

他在“当我蒙恩能够施恩”(21)中透露出深深的羞耻和自责：九， 何等羞耻，我能骄傲！何等瞎眼，我能愚昧！

污秽，竟会以为洁好，肉体，竟会以为佳美：

我是何等无知自义！我偷多少荣耀归己！

十一，主阿，我心是在希望能有尘土给我躺卧，

能有炉灰撒我身上，让我懊悔我的堕落：

我是羞耻，羞耻无尽，我有如此败坏的心。

倪氏在“当我凭着自己思想”(22)中说到：

八，所有骄傲都是愚昧，看见实在，何必谦卑：

所有自恃都是因为心中墨黑。

九．静我也错：动我也错：不说，不安；说又太过：

都是失败，都是软弱，都是不妥。

十，我要祷告，没有信心，我要依靠，如何求寻？

不知如何方能重新……主阿，怜悯！

在中文圣诗中，很少有像倪柝声那样地吐露内心真情和心灵深处挣扎的作品。以上这两首诗深深透露出他的内心挣扎。他实在是有着极端痛苦而又不能自拔的经历。他的属灵挣扎是何等深沉。这就必然会使许多有着类似挣扎经历的神的儿女得到共鸣和帮助。

1948年倪氏复职时，公开了他所改编的一首长诗“葡萄一生之事”(23)。有人认为这是在述说他自己的一生：从生命丰盛、抽出嫩芽细苗、无情修剪、结实累累、入醉受压、供人醉欢，一直到经过寒冬而又重新放绿成姿。这首诗的最后几节写着：

十三．它的所有呼吸，尽是高天清气，

并不半点沾染不洁属己情感；

面向，面向牺牲含笑，再来接受雕削，

有如，有如从未遇过损失或者折磨。

十五．估量生命原则，以失不是以得；

不是酒饮几多，乃是酒倾几何；

因为，因为爱的能力，是在爱的舍弃：

谁苦，谁苦受得最深，最有可以给人。

诗人的意境是何等的高超不染；他的舍己心态又是何等的真切感人。我相信这些都是倪柝声真挚感情的流露。但是，为什么这只是他内心的深情诗意，而他的行为举止却是相距得那么远，那么的不一致？

令人深思而久久不解的是：一面，正如倪柝声在他的诗词中所表达的，他的内心有着深沉的挣扎和软弱，呼求主把他从罪恶和失败中救拔出来；另一面，他的表现又是目空一切，雄心勃勃，抓紧教会最高统帅的独一权柄而不放。他的这两种极度相反的心态又该如何解释、如何调和？他又怎能得到真正的拯救和释放？

可是，若是回顾倪柝声在全国同工聚会上的讲论，其信息、意境与他在诗歌中的表达却是判若两人。在那次的全国同工聚会中，他的重点信息是权柄与顺服，要大家把一切都交出来，目的是要实现“广传福音，打下全中国”的大计划。他丝毫不提“属灵深奥的事”，而表现为一个十足的实干派。更不堪设想的是，于此同时，他还继续沉湎于见不得人的生活失德。

倪柝声是一个个性十分细腻的人。他心态的复杂性也是过人一等。他个人属灵层面的复杂和不和谐令人困惑！可叹的是，最后神不得不把他交予外人之手来使他脱离罪恶，全人降服在神面前。

这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自己的属灵挣扎岂不也是复杂而又反复不定的吗？彼得的挣扎和失败使他在主复活以后不敢面对主的呼召。保罗的剧烈挣扎使他不得不叹息说：我真是苦啊！（罗7：24）

倪柝声的内心吐露说明，他是一位受伤的战士、一位需要医治的医生。

（七）牵强诠释圣经

倪柝声并没有将全部圣经的基本教导有足够的平实、全面的介绍。他的灵意解经却是牵强到几乎要强解圣经，甚至利用圣经的地步。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不胜枚举。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看到。在这里，仅举出几个例子。

一、以“蒙头”为例

有关教会中姐妹是否要“蒙头”的问题，历来都是莫衷一是。达秘所领导的弟兄会是遵行姐妹在聚会中要蒙头的规矩。倪柝声却把它上升为教会合一的主要条件之一。“蒙头”也就成为整个地方教会顺服的标志。倪氏说：

所有的使徒都是相信女人该蒙头的。有一个使徒若是不相信女人该蒙头，他就不是我们中间的一位，定规是在我们以外的。在我们中间没有这样的规矩。（24）

从倪氏以“蒙头”作为教会合一条件的观点，可以看出他思想方法的偏激性和分离性。

二、突出教会特点，没有教导整全的圣经真理

倪柝声分外突出地方教会中的蒙头、按手、擘饼和教会立场。但是他未曾向神的儿女推呈一套始终如一的，整全的圣经真理诠释。他的信息是随着他思想倾向转变的各个年代而改变。而且，除了他在得救初期的生活改变以外，似乎看不到他有什么身体力行的见证。

三、强调不用理性

倪氏在1948年复职以后过分突出代表权柄、顺服身体、不要用头脑；却不提分别是非（腓1：10）和慎思明辨(林前14: 29)等圣经教导。“不要用头脑”的教导有利于倪氏的统筹领导，又能成为使信徒顺从的理据。难怪地方教会中多少忠心的神的仆人都“不用头脑”，盲目跟从，以致掉入陷阱。

1948年复职以后，他再也不提自己过往所注重的“属灵深奥的事”、彼此相爱、恒切祷告、与主相亲、圣洁生活或十字架的道路等信息。到了这个时候，倪柝声既不赞成知识（对神的理性认识），又不再提个人对主的感性追求。他一头栽入到“耶路撒冷路线”这个庞大的行动计划中去。他选择了实用主义的道路。

四、关于《属灵人》和着重“灵”

《属灵人》是倪柝声在得救不过几年以后所写成的一部巨著。它的内容基本上是出于英国宾路易师母的著作。当时，一同受教于和教士的王连俊、张启珍并不满意此书，认为倪氏此书多半取材于宾路易师母的著作，但是书中并无只字提及宾路易师母对他成书的影响。张启珍说： “有的弟兄认为这种作法不太老实，缺少谦卑，近乎虚伪”。（25）以后，俞成华曾经向倪氏提出此书内容有过于着重自我分析的缺点，倪氏也答应以后不再出版。（26）

1948年倪氏自己对《属灵人》有过以下的评语：

假如一个孩子为要知道人的心是怎样，就把人的心破开来看看，这样就把那人开死了。 《属灵人》这本书是我在病中勉强写的，我写的是够坏的了。我看见许多弟兄姐妹去讨论、研究、分析这本书，我就觉得受难甚深。我去摸这本书里的事，就已经是靠近边界了（就是两国争战时的边界）。如果人再去研究分析，就过了界限，结局就是死亡。(27)

虽然如此，多年来他还是强调“着重灵” （即“直觉”）而轻视“魂”（即“理性”、“思想”等），却没有鼓励信徒用神所创造的理性和心灵，一同来明白圣经的全部基本真理和启示。

《属灵人》一书虽为倪柝声自己和当年同工们所不满，但是他始终没有脱其思想框架。

（八）“我是怎样转过来的？”

一、倪柝声着重“人民立场”

1948年倪柝声主持了长达五周的全国同工聚会。从他有关的信息记录(28)来看，他很少列举圣经经节。

1951年8、9月份，倪氏在特别聚会中一共讲了三次，主题是“我是怎样转过来的？”。这是他在世最后的讲论，会后赶紧付印，转发给全国地方教会（全文见附录二）。倪氏在全文中几乎没有列出圣经章节。他的讲话只不过是当年政府说话的翻版，而套上了教会所惯用的词句。他没有提出神话语的原则，而是再三强调我们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当时他所强调的是：只有一个立场，那就是“反帝”的立场。他又为自己以往的“超政治”认罪。但是他连什么叫“超政治”和“反帝”都没有以圣经的原则来解释清楚，以教导神的儿女。他是既空洞，又强调，似乎当年所谓的“人民立场”就是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能够存留到永远。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已经很清楚“人民的立场”是随着不同的当政者或者政府依照当时的需要而常常改变的。谁是谁非，以“最高领导”为准。弃掉圣经中的永恒原则，而随从时时变换的“人民立场”，就等于是弃掉神而随从人。在这时候，倪柝声已经不是强解圣经，而是弃掉圣经。他不止是自己投降，而是要地方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向政权投降。这也反映出当年他对于神话语的态度，与他以往的强解圣经不仅是一脉相承，而且是变本加厉。

二、从“鼓岭签名”到“转过来的”

倪柝声在1948年复职时，强调“耶路撒冷路线”和“交”出来”。他就此掌握各地地方教会的大权，集人力和财力于一身。他不止自己勤读马列书籍，还寄有关书籍敦促各地同工们研读。倪氏还结识了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朋友，自以为了解解放初期的“新民主主义时期’’政策。他错误地认为大力发展企业在当时是有前途的。因此，倪柝声自恃有人力、财力和智力，又自以为懂得当年新政府的政治策略，却没有依靠神的智慧、圣灵的引领和肢体的供应扶持。

倪氏原本以为以“鼓岭签名”中两万余信徒联合签名的要求，能够显示地方教会的人多势众、团结一致，就会引起当局的重视和青睐，其结果是适得其反，乃至种下祸根。“鼓岭签名”的失败，对于他有恃无恐的心态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1950年7月以后“鼓岭签名”遭到失败。三自的“革新宣言”签名运动刚好也是在同年7月份公诸于众，号召全国各基督教会动员信徒签名表示拥护。倪柝声当即于11月份决定响应，12月份将全国地方教会信徒的签名单副本呈送给吴耀宗；次年3月份登载于《天风》，以文字公告于全国各基督教会。这在当年全国基督教界具有基要派信仰的教会中，应该算是属于最早一批积极响应的。按照倪氏当时的说法是：“为谋求各地聚会处在新中国继续生存与发展，必须签名表示拥护三自。”可见当时他所著重的是“生存与发展’’而不是“信仰的原则”。

1951年4月的“北京会议”再次给倪柝声带来压力。他在8月份就发表了“我是怎样转过来的”。这是一篇强调“反帝”和“只有一个立场，即人民立场”的讲话。他不谈圣经原则，而成了当政者的代言人。

因此，从倪氏的“今日基督徒应有的态度”（1950年初）中的在信仰上要顺从神，到妄用广大信徒的“鼓岭签名”的签名单拥护“革新宣言”（1950年底）的俯就妥协，乃至“我是怎样转过来的”（1951年8月）信仰上彻底投降的急剧演变，就能看出倪柝声的蜕变。1950年7月“鼓岭签名”是倪柝声自恃甚高的巅峰，以为教会人众势大，可以影响政府、引起重视，却以向政府作自我检查而宣告失败。他在同年11月拥护三自“革新宣言”是丢弃信仰原则的顺应，而他于翌年8月发表“我是怎样转过来的？”是彻底投降。

总之，这三件大事（“鼓岭签名”、“赞成三自宣言”和“我是怎样转过来的？”讲话）形成了倪柝声蜕变的三个里程碑。但是其根源还是应当溯源于他在1948年复职时的一套理论。在短短的四年中，他从至高的、自愿统领千军万马的地方教会“代表权柄”蜕变成为顾不得信仰的投降者。

乃至到了1952年初，倪氏自知有罪、招架不住，不得不要求教会把他除名。在同年4月他就因所办企业中的违法罪行而被捕。 （见附表： “倪柝声最后两年大事记”）

其实，我们若遵守圣经教训，我们还是可以尽心爱神，尽心爱人，在任何政权底下活出基督荣耀的见证。

附表：倪柝声最后二年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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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 地点 教会工作 办企业 政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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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教会和企业

50.2-3 香港 兴旺教会 兴办企业

50.3 上海 兴旺教会 兴办企业 “今日基督徒态度”，

50.5 香港 发展港台教会兴办企业 在信仰上顺服神 、

上海 教会合一

增加长老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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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岭签名失败

50.7 上海 “鼓岭签名”'

50.1l 上海 移民，文字工作兴办企业 拥护三自“革新宣言”

12 送上签名单，

51.3 上海 登于《天风》



北京会议后的投降

5l.4 北京 参加北京会议

51.8-9 上海 “我是怎样转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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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反：招架与被捕

52年初 上海 要求教会除名

52.4 上海 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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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难以启齿的生活失德

1956年，倪柝声生活失德的事情被披露出来，上海地方教会众多弟兄姐妹经受了难以承受的耻辱、困扰、痛苦和煎熬。经过那场极大风波的人绝大多数在信仰上历尽创伤。那时候，我们许多人的焦点都放在倪氏的生活问题上，困惑异常。

倪氏一贯喜欢独来独往，过着不受约束的隐秘生活。别人不容许作的事，他可以豁免。他虽然多次着重讲“身体”和“肢体生活”，看来只是用于约束别人，却不要求自己来实践彼此供应和有牵制的肢体生活。除了极个别的同工以外，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行踪。这也是他的一种“防御机制”。他喜欢管辖别人，但不愿意受约束。他是一个例外的人，而不是“活在我们中间的一个人”。

一、回顾倪柝声对犯罪的说法

倪柝声在1935年的泉州同工聚会中不厌其烦地说：

我顶喜欢看见人犯罪犯得不得了，犯到不能得胜时的光景。我最怕的是，人犯了罪，人又能胜过。我们如果犯罪犯得不得了，犯到不能得胜，神立刻就要救你了……。每个人都有他特别一件不能胜过的罪……。我最怕人罪犯得不多，不好也不坏：这样的人，基督和撒旦都不要。我喜欢看见一个人到一个地步，有一个罪怎么都不能胜过。或者有人犯一切极污秽、极可鄙、不可见人的罪、或者有人犯高等一些的罪。无论如何，你犯罪犯到一个地步，你觉得你不能自由。或者这罪只有一二件，但你无论如何不能胜过，这就差不多了……。我们既知道自己不能，还要不打算能……。这时你如果要得着拯救，你必须不打算能，你不要想改，也不要立志，你不要花功夫，甚至任何的打算都不要。这乃是最紧要的一步。(28)

如今，我们把以上这些话拿来对比他自己的生活，实在是不胜感叹。

二、孙凯的观点

孙凯是当年上海地方教会第一家的执事，是一位大家所尊敬的弟兄，也是参加“鼓岭培训”中最年轻的弟兄。他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带领了苏北矿区的大复兴。1994年，他提到自己对于倪柝声生活失德的看法：

假使倪走了异端的路，像xxx，则个人崇拜的问题不但不能解决，反而会变本加厉。唯一的办法是允许他在灵的诱惑、进攻中彻底失败。这一身败名裂的失败，可以使神的权柄与荣耀在被侵占的危机中有所恢复。当时有些人不信主了，觉得倪弟兄原来如此：信心是建立在倪弟兄身上，这个信心与崇拜必须拆毁，拆毁的办法舍此无他。有些人号啕大哭；这样一个伟人原来如此：他们从来不认识邪灵和肉体以及自己尊重人过于尊重神的失败……。只有这一办法能使崇拜他的人，将崇拜转变为恨恶，开始学习敬拜神，敬畏神。在一片神发怒的黑暗与混乱中，这人很快从被崇拜的宝座上推下来了。崇拜的人一下子弄不清楚，里面混乱。撒旦有所夸耀，到处宣扬，岂知神会把袍的儿女一步一步，藉着圣灵在里面的工作引入正路，有所恢复。(29)

孙凯的观点确实引人深思！可惜在1956年倪柝声事态暴露的时候，我们中间好像没有一个人能有这样透彻的看见。

传道人的生活失德，从来就不是一件单独存在的罪恶。他们的堕落也从来不是从生活失德开始的。如果我们只是纠缠于倪柝声的生活问题，而不清醒地看到他有比生活失德更可怕的得罪神、得罪教会、得罪弟兄姐妹的问题，我们就会陷入撒旦的网罗，全阵溃败。这就是1956年上海地方教会众弟兄姐妹昏头转向、凄惨不堪的原因！这也是我自己信仰上落到一败涂地的症结。

三、绊倒了多少人

主耶稣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

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路17: 1-2）

倪柝声的失德行为绊倒了许多神的儿女，但是我们的神永远得胜。他使我们最终还是归回到他自己面前，让他再一次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神使倪柝声在晚年，藉着监禁，彰显出他莫大的智慧、恩典和怜悯，又为我们这些后辈提供了严峻的鉴戒。

四、他有可能向教会认罪悔改吗？

倪柝声不是一个透明的人。他的多次着重权柄，是对自己的一层保护。他始终脱身不了自己生活失德的恶习。

悲哀的是，在他三十年事奉中，几乎看不到有什么关于他有实际的肢体生活的文字记载。但是从另一面来说，如果当年他能够彻底认罪，把他的生活失德和他真实的、软弱的自己放在与他一同事奉的同工、长老们面前，寻求帮助，这会不会使他们愕然而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

当年，倪柝声事实上是一个“受伤的医生”。他需要真正爱护他的属灵伙伴能够接纳他，帮助他，使他脱离困境。但是，这也需要他本人的愿望和努力。可叹的是，倪柝声没有生长在当今的时代。现在我们都知道，传道人并非完美无缺。他们也有软弱和苦衷；很多是“受伤的牧人”，需要肢体的安慰、扶持和帮助，甚至需要专业性的属灵辅导。

但是，如果倪柝声生活在当今的美国，有各样“传道人退休会”、“传道人辅导者”等等的条件，他有可能向教会认罪悔改，以取得肢体的帮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