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东南亚输出革命的“支左”历史
中国文革发生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外交政策奉行以意识形态划界的极左路线。这时的毛泽东认为，中国应该取代苏联，北京应该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泽东才是世界革命的领袖。由此中国在文革期间加强了对各国共产党反政府暴力活动的支持，在东南亚大力扶植和支持共产党人进行武装斗争，输出革命。
1965年3月19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见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
1965年8月，中国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了纪念抗战胜利20周年的长篇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其中说道：“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共产主义责任。”当时的中共认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帝国主义势力最薄弱的地区。中国可以以东南亚和亚洲地区为中心，先把红旗插到亚非拉，然后插遍全球。
1967年，中国在缅甸的大使馆和新华社分社在华侨中大力宣传文革，鼓励华侨学生带着毛泽东的像章和《毛主席语录》上学。缅甸华侨在中国使馆和左派侨社的鼓舞下佩戴毛主席像章，呼喊毛主席语录，和缅甸当局对峙，引起了缅甸民众的强烈反感。当时缅甸的经济一团糟，军政府正好利用民族情绪转移公众视线。缅甸政府随即下令禁止佩戴毛泽东像章和毛的著作，开除有关的华侨学生，关闭华侨学校。
1967年6月26日，首都仰光爆发排华暴力事件。大批缅甸人围攻华侨学校，并冲击华人店铺、华侨社团和中国大使馆。军警袖手旁观，到28日才实施戒严。骚乱期间有几十名华人被殴打致死，几百人被打伤。中国在北京组织了20多万人的示威游行，经毛泽东同意，人们喊出了打倒缅甸领导人奈温的口号，中缅关系因此彻底恶化。
1967年7月，中国官方媒体发出号召，“坚决支持缅甸人民在缅共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大造奈温政府的反”。中共对于缅甸共产党派出了军事顾问团，中缅两党还签订了协议，中共派出200多现役军人加入缅共军队，被称为“国际支左骨干”。毛泽东还批准在中国居住了17年的大批缅共成员回缅甸开展武装斗争。中国派出部队护送他们进入缅甸境内的安全地带，而且在途中曾经与缅甸政府军发生过战斗。
1968年元旦清晨，大批中国红卫兵和中国庇护的缅共武装从云南攻入缅甸。随后几天，中国训练的缅共武装不断从云南涌入缅甸，在中国红卫兵志愿者的支援下，击溃政府军，占领了掸邦的果敢(Kokang)地区。文革期间，有大约两千名在云南的知青进入缅甸参加了缅共游击队，其中有一千多人死在异国他乡的战场上。
1970年代中期，中国文革高烧降温，缅共革命热潮随之消退。中国不再允许南方的红卫兵到缅甸闹革命，还减少了对缅共的援助。1975年，病得站都站不稳的毛泽东在北京和来访的奈温“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中国在文革前一直扶植和支持马来亚共产党的反政府活动。由于中马两国没有共同边界，中共在文革期间对马共的支持主要采用金钱援助，让马共在泰国南部的黑市军火商那里购买军火。1961年，马来亚共产党决定放弃武装斗争，准备以合法政党身份加入国内的和平进程。但是中共将马共领导人陈平等人召到北京，由当时的中共总书记邓小平亲自出面，要求马共坚持武装斗争，配合以越南战场为中心的东南亚“革命高潮”的到来。
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因此延长了二十多年。在这期间，中共向马共提供资金购买军火，并且于1969年1月在中国的湖南省益阳市建立了“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用马来语、泰语、英语和一些汉语方言进行广播。马共领导人陈平说，数中共给他们的钱数到手软，以至于后来因为怕没法实现中共对其的期望，不敢接受这么多钱，反而退还了一部分钱给中共。
1981年，在中共的敦促下，马共与政府和解，这个电台撤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劝说马共与政府和解的人就是当年劝说马共坚持武装斗争的邓小平。
在与中国非常友好的柬埔寨，在中国外交官和外援专家的组织和鼓动下发生了一些“造反”行动，迫使西哈努克为首的柬埔寨政府驱逐了两个中国专家，并且限制华侨学校教授毛泽东思想，禁止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的像章。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发表公开信说：“崇敬毛主席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权利”。
1967年8月，西哈努克派外交大臣访问中国，要求中国不在柬埔寨宣传文革。但是周恩来却要求西哈努克“允许柬埔寨华侨有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利”。
1968年柬共正式成立军队，到1969年底也只有三千多人，但到1975年攻占金边之前，已发展成为“装备精良、作战勇猛”的近8万人的武装力量，这完全得益于中共的扶持。据王贤根撰写的《援越抗美实录》上说，仅在1970年，中国就援助波尔布特三万人的武器装备。
在新加坡，中共利用东南亚华裔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大中国情结发展势力，建立了统一战线组织“社会主义阵线”，但在决定新加坡是否与马来西亚合并的公民投票中，新加坡共产党人因为属于马来亚共产党，故此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为名，反对新加坡独立。其后在1963年的选举中新共又败给了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新共随之走上了暴力之路，制造暴力和恐怖事件，并参加了马共控制的马来西亚民族解放阵线，也因此被李光耀政府镇压。
李光耀一直视中共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共产党的支持为威胁新加坡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族群和谐的心腹大患。1976年他首次访问中国，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求中共承诺放弃对东南亚“输出革命”。1979年李光耀二度访华时，他坚决要求邓小平撤除在湖南的马共电台，以换取东盟国家对红色高棉在联合国地位的支持。邓小平不得不立刻召见马共领导人陈平，限期撤除“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
在菲律宾，中共支持菲律宾共产党毛派领导人何塞·马利亚·西松（JoseMariaSison），此人“文革”早期曾在中国受过至少3个月的训练，被其追随者称为“菲律宾的毛泽东”。在毛主义的影响下，西松把菲律宾共产党内的激进派纠集起来另立山头，并于1969年建立了菲律宾“新人民军”（后改称“民族解放军”），发起武装斗争，争取到中共的支持。西松宣称“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民族解放军已经清除了以拉瓦和塔鲁卡为代表的以及其他现代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左’、‘右’倾错误”。中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是菲律宾民族解放军的纪律。
1971年，为了迎接菲律宾的“革命高潮”，西松制定了“中国路线”，派党内第二号领导人里卡多o马来率领一个14人的代表团连同其家属一起到中国受训。这个代表团的具体任务是：“一、在中国代表菲律宾共产党；二、确保从中国获取物质援助；三、和其他共产党在中国的代表建立联系；四、领导在华受训的菲律宾共产党员；五、作为菲律宾革命在中国的人力资源；六、建立图书馆和档案库；七、在‘世界革命的中心’作为一个组成部分而展开活动”。
马来在后来的媒体采访中说，中共当时除了提供军火，还教他们如何使用针灸和草药，如何在海上航行这些游击战所需要的知识。他表示，自己当时已经认识到中国革命和菲律宾革命之间有重大差别，不能照搬毛主义模式。
在印度尼西亚，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共向印尼提供了大批经济援助和军事装备，同时也输出“革命”，扶植印尼共产党。当时的中共总理周恩来更在一次讲话中称，东南亚有这么多华侨，中共政府有能力通过这些华侨输出“共产主义”，使东南亚一夜之间改尽颜色。
那时印尼共产党是国内第一大党，号称有三百万党员，遍布印尼党政军各个部门，苏加诺总统身边也不乏共产党人。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是毛泽东的崇拜者，也是毛泽东思想的追随者。在中苏两党交恶后，他坚定地支持中国共产党，1963年至1965年，艾地等印尼共产党领导人频繁访问中国。那时，中国共产党以无私支援世界各国共产党为己任，但有一个最大的前提，那就是这个党不能够是“修正主义的党”，既不能够走所谓的“议会道路”，一定要在本国坚持“武装斗争”。这无疑是毛泽东“左倾”思想的一种表现，印尼共产党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准备在国内“武装夺取政权”。最终，印尼共产党不但没能如愿夺权，反而遭到了灭顶之灾。
1965年9月30日，印尼爆发“九三零”事件，右翼军人苏哈托上台，大肆捕杀印尼共产党成员，根据不完全统计，印尼共产党有近30万人被杀害和判刑。
文革结束以后，上台后的邓小平在外交方面采取务实的做法，在20世纪80年代初正式放弃对各国共产党反政府暴力活动的支持，中共的输出革命才算划上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