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是国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却是地下娱乐，警察要抓的赌博行为。我当时才是小学生，目睹了我姨妈家聚集的牌友，废寝忘食像地下工作者般谨慎地打麻将。
我姨妈住在浙江南路老式弄堂房子的三层阁，从二楼上去，是一段窄窄的楼梯。房间的中间高，两边低，刮台风下暴雨时，雨水从老虎窗缝隙流下来。即便是这样简陋，父母去普陀山旅游时，我与哥哥非常乐意留在姨妈家打地铺。早上，有白粥咸菜炒毛豆子，下午，有四分钱一根的白棒冰，有时还加一根八分钱的奶油小雪糕。这份奢侈令我难忘。但更神秘的是，姨妈家来打麻将的人，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社会学课。他们是形形色色的牌友，谈不上三教九流，却绝不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有等签证出国的老人，等嫁到香港去的待业女青年，从劳改农场回来的，刚拿到执照的个体户，唱越剧的老艺人。为了警惕起见，他们既要防突击的上门警察，又要防居委会的红袖章大妈大爷。来了之后，平时吃饭的饭桌就是麻将台，上面铺了厚厚对折的毛毯，减低洗牌时的噪音。此时，牌德比牌艺更主要，没有人拿到好牌后忘乎所以而大呼小叫。遇到风声特别紧时，他们不得不停息一段时间。而且，牌友是熟人介绍的，结束时赢的人会去弄堂口买半斤生煎馒头，然后陆续离开。除了窗口的一盆花为接头暗号，他们在我眼里和地下党没什么区别。
我喜欢姨妈身上鲜活的小市民气息。她小学五年级都未读完，一直做临时工。因为她不肯坐公交车，只做走路可及的工作。她的上海就是她周遭的范围，因此，她放弃了姨夫单位换房的几次机会。严打时，她在黄浦区公安分局食堂做过，局长待她客气。在小绍兴鸡粥店做时，见识了刚富起来的一批人。也摆过柳林路上的服装小摊。前几年我笑说，如果她当年坚持下去，是上海滩的第一批女富婆。不过，也可能进局子。在最后一次换房时，她家终于搬离闹市，住市西的她称回南市区娘家为，到上海去。
转眼九十年代了，麻将如千树万树梨花开，在上海的大小弄堂，高层多层楼房，上只角下只角里盛行。我大学毕业后，住外婆家，外婆七十多，每天下午要打麻将。我下班不急着回去，先逛了淮海中路的书店，再乘126路双层巴士到老北门。沿着梧桐树下的街道慢慢行走，南市的风情一向是民国的，每条弄堂都可以挖掘出传奇的故事。当走近外婆家的北石皮弄堂，麻将声已经被家家户户的炒菜声替代，外婆的红烧鸡肉炒青菜刚摆上桌。我们一边吃饭时，外婆还要讲讲今天的牌，她其实知道我不懂的，我耐心听着。入夜，隔壁邻居家哗啦啦的洗牌声开始了，我躺在阁楼的小床上看《海上花列传》，外婆在下面看电视剧小绍兴传奇。石库门的房顶高，我可以在阁楼上站直，单人床的墙上，我贴了一幅日本挂历的画，海底的色彩。
到了上世纪末的日子里，我母亲学会并热衷于打麻将，这出乎我意料。父母以前并不喜欢让我们小孩去姨妈家，是因为他们打麻将。学会麻将的母亲与婆婆小姑相聚时，筑方城是一种交流。她说陪我阿娘玩阿娘就开心（阿娘是祖母的宁波籍称谓）。
上次探亲去姨妈家，所有的家具都是新的，唯有厨房角落里那张曾经的麻将台还在。现在，我远隔重洋，偶尔夜半醒来，想想母亲他们是不是正筑着不倒的万里长城。只是，我的阿娘外婆及三十年代的老式石库门房子都不在了。留下的是一缕缕比青烟要重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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