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下邻居伯伯陈同生，他之所以级别高、位相对低和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正是因为他的地下党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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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对16字方针存在的一个佐证。

童年记忆里，陈同生伯伯是位慈祥温厚的长辈。那时一栋楼里只有一个水表，用水费用是按人头分摊的。一栋楼十户人家，由一家数月，轮流担负起收取水费的任务。文革前一年我已小学三年级，轮到我家收取水费时，这跑各家敲门收钱的“光荣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印象很深的就是去陈伯伯家了，他是唯一的一位会自己出来接待“小讨债人”的长辈。他乐呵呵地称赞道，“你这么小就会算账啦?”，还会问问我最近学习成绩好不好。因为听说他就是电影“东进序曲”里黄主任的原型，还听说他的级别比陈丕显曹荻秋要高，我对他怀着敬意，他的平易近人就特别让我有点受宠若惊。

1968年一月他被迫害致死，他的小儿子海风到我家来泣不成声。我不懂怎么安慰他，只觉得心头沉重又害怕，从此对那毛时代产生了疑虑。陈伯伯用他的生命给我上了沉重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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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同生（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

陈同生(1906—1968) 原名陈农非、张翰君。四川营山人。1906年，陈同生生于湖南省零陵县，原名张翰君。周岁那年举家迁移至四川省营山县。1924年，陈同生18岁那年参加了张澜先生领导的抗捐运动，险些被军阀杀害。脱险后流亡成都，在那儿，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四川省早期革命领导人刘愿安、黄映湖、何肇禹等同志的指引，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同年，陈同生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

出生地四川营山

出生日期1906

逝世日期1968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勾结四川军阀刘湘等，在重庆制造了“三·三一”惨案，陈同生在这次惨案中负伤。伤愈后，转入川军部队搞地下工作。“八一”南昌起义后，陈同生到广东，参加了广州暴动，继而进军东江。

1928年，党组织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决定派东江红军干部，经香港前往各地，陈同生被调去从事地下工作。他去香港后，因未能与组织接上联系，漂泊一年多，终于在汉口找到了党组织。随后，他被派往成都，先后在《日邮新闻》、《成都快报》和《新蜀报》任记者、编辑和总编，在公开职业的掩护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2年，陈同生到达上海，先后在“社联”、“文总”和“济总”等团体工作，后又到“特科”工作。抗战初期，作为人民喉舌的《新华日报》，经常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刁难和破坏。中国共产党急需争取一家报纸，宣传党的主张。陈同生同志被派往由国民党元老派林森出钱办的《金陵日报》任社长兼总编。不久，何云、朱穆之、周维等同志也来到该报工作。在革命党人的共同努力下，《金陵日报》成为广大人民爱看的报纸，因而也受到了敌人的监视。

1938年，陈同生在武汉参加《全民抗战》编辑工作和“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的工作。后来，随军撤到桂林，任“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南方办事处主任。同时，为华侨报纸当战地记者。

1939年，陈同生赴湖南衡阳为“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印制会刊而遭遇特务秘密逮捕。押送途中，乘敌机轰炸之机得以脱逃，辗转至上海找到党组织，任《导报》主编。

后参加新四军工作，任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秘书长，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1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皖南事变后，任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副主任，新四军苏中军区第4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兼海启地区党政军委员会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敌工部部长，华中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第3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南京市政府秘书长，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

“文革”初期，陈同生就靠边站，被扣上“三反分子”、“特务”、“叛徒”、“走资派”等帽子而隔离审查。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在隔离室极端困苦的条件下，还在为国担忧，为党呼救，留下了一段弥足珍贵的遗言：“毛主席：你知道许多跟你苦战几十年的干部被污蔑为‘走资派’、‘叛徒’，过着比罪大恶极的战犯还难受一千万倍的日子，比囚徒还苦，请你救救这些干部”。并以颤抖的笔触写下了一副字字千钧、千古不朽的革命对联：“个人生命固可毁革命气节不能侮”。

1978年，中共上海市委为陈同生同志在龙华殡仪馆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