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名字，竟与那几乎年年上春晚的笑星相同，叫我们啼笑皆非。写出母亲的名字，是因为她应该与那套由她支持和参与组织出版、含有她不少心血、曾让数百万学子受益的《数理化自学丛书》那样，在人们记忆中长留。
母亲离开我们已近十二年了。她的一生中有很多精彩可写可书，可我的拙笔写不出那精彩，只能记上几件事。
宽松的子女教育
和周围熟悉的同代人相比，我一直认为父母（尤其是母亲）给予我们的家庭教育是挺高明的。就结果来看，父母给我们的教育也属较成功的。五个子女中四人有下乡或上山经历。文革逆境中无一人消沉。恢复高考后，学成的有两硕士和两博士。三人留学美国。后有一人成为公司在中国地区的财务总监，三人成了教授或副教授。父母的引导和关爱，家里宽松民主的环境和奋发努力向上的气氛，成了我们的力量源泉，激励着我们向前。
多年从事教育和学生活动的母亲一向十分重视子女教育。比较高明的例子有：
家里孩子不以哥姐弟妹相称，而是连名带姓地直呼其名（都是单名）。这似乎有助于培养我们的独立性。
从来不打骂孩子。坚持讲道理且有理不在声高。最严重的责罚就是面壁思过了。
一旦识上百来个字，就要求我们写周记（可夹带拼音），一小段也行。并给讲评和鼓励交换着看。
家中书籍很多。孩子们每人可定一份杂志或报纸：有小朋友，儿童时代，少年文艺，人民文学，少先报，青年报，电影画报等等。父母还订了世界文学，旅行家等等。
下面这点是我未从其他家庭听说过的。文革前，自我上幼儿园大班起，家里就开始了周日家庭民主生活会，由仨姐们轮流作记录。父亲虽工作忙，但也尽可能参加。会上讲评孩子各人一周来的表现，可摆功邀赏（多得几颗糖什么的），可批评、检讨、申辩和解决争议，也可向爹妈提意见。会后全家出游或大扫除或打上几副牌。当年有时会因心怀鬼胎（犯了什么小错误）而不想参加这会，如今回想起来就只有温馨的感觉了。
举个向爹妈提意见的例子吧。那时候的暑期间，若不去外公那里的话，就很漫长无聊。完成每日作业后，我们五人（有时还有堂表兄姐加入）常用排练节目当游戏来打发时间。将被单裹身上成戏装，学唱越剧沪剧，或将课本和少年文艺中有趣的故事，编成短剧来演。母亲开始对我们学唱戏不赞成，觉得有点封资修的味道。经姐姐们在家庭民主生活会上力争，说那也属于祖国文化和百花齐放。母亲认可了姐姐们的说法，还允许我们在向父母作汇报演出的那周，免写周记。
子女择校
母亲特别反对干部子女特殊化，坚持要我们就近上普通小学，而不去干部子弟集中、条件好一些的学校。我那届同龄孩子特别多，一年级入学时附近公立小学爆满，进了匆忙加办的民办小学（可不是如今意义上的私立学校），父母也不着急。母亲的观点是小学不怎么要紧，平时能注意抓紧语文和算术，课外多读各种书就行。这观点在我们后来为自己孩子择校中也起了作用。可到了孩子们先后报考中学时，母亲就十分重视了。
大姐和三姐都如愿考进了母亲看好的离家不远的市重点中学。比较有趣的，是二姐上了外院附中。63年外院附中建立，二姐她们是首届。好像是由全市各小学推荐总共800名相貌端正、品学皆优的学生，参加考试后从中录取120人。那时已开始讲出身，各小学推荐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工人子弟和干部子弟。二姐的班主任老师来我们家告知，二姐已被学校推荐参加考试，是当作喜讯来报的。可我母亲对这等好事不以为然。一是母亲不愿意让我们上干部子弟成堆的学校，觉得会助长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二是母亲特别强调女孩子的独立自强，觉得以外语为专业，日后跟在什么首长后面当翻译没意思。
经过那老师光荣啊重要啊一番话的说服，母亲才答应考虑。那外国语学校的校长，和母亲有着曾在地下工作中并肩战斗过一段时间的交情。母亲向校长打听后，才知那学校是国家下力气要办好的，数理化文史各科的师资力量都很强。于是在二姐通过了考试后，便同意了二姐入读。
去校前学校来通知说二姐被分在法语班。因外公曾担任多年英语教学，母亲自己的英语也很强，母亲当然清楚，若真要以外语为专业，英语肯定比法语的用途宽广。思前想后，考虑再三，还是去找校长打听将女儿换到英语班的可能性。说来也巧，正好分在英语班的学生里，有一人不知何原因要求换到法语班。校长便顺水推舟，将两人作了对换。母亲一生中极少利用关系网，仅有的两三次都是为了子女。这是头一回。二姐至今十分感激母亲当时的英明举措。
母亲的婚姻观
母亲早年生性耿直，敢说敢做敢当。小时候不顾当地有女孩子不能上屋顶的忌讳，带着弟弟妹妹爬房顶。青年时有着组织领导罢课、罢工、游行的英姿，也有不顾外祖母反对，嫁给穷小子父亲的毅然。
因爷爷早逝，父亲家中原有可带来出租收入的房屋，在日寇轰炸中被毁，从此家境贫寒。父亲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初中毕业后考进那在当时被视为铜饭碗的某局，挑起了养家重担。抗战初期加入地下党，从事抗日工运。父亲爱好较广，喜欢集邮、音乐、文学，藏书，还有一手好字。且由于嗜书好学而显得知识广博，并有较好的文学功底。
母亲出身于一个殷实的农户。在上海读大学时，因与父亲是远房亲戚而相识。虽说家境和学历都优于父亲，可母亲被父亲的英俊和学识所吸引，交谈中共同语言甚丰。当年地下党员（尤其是女党员）若要成亲，是要由组织上调查对方根底，经过组织批准的。母亲从父亲喜欢鲁迅的文章，参加过鲁迅的葬礼而判断他很可能是革命同道。当这点经组织证实后，母亲那时的喜悦和对自己眼力准确的得意可想而知。外祖母说：你图他什么？他家除了兄弟多，什么也没有。母亲回答：图什么？当然是图他这个人，一个志同道合可以相伴终生的人！
母亲这种重人不重学历、不重家庭贫富背景的恋爱婚姻观，对我们子女后来的择偶很有影响。我们五人里没有一人嫁娶什么高干子女的。
母亲的软弱与坚强
文革期间，原上海地下党成员几乎无一幸免被揪斗关押之苦。原上海地下党的几位市委书记们，都在北京或地方上被揪查所谓叛徒问题。被“疑似叛徒们”领导的上海地下党自然就成了被认为“赤膊党”的组织。地下党员们在文革前几乎都已在大小领导岗位上，且因其中知识分子居多，有相当一部分工作在文教线上，正是文革的主要对象。于是差不多人人都逃躲不了被关押、被揪查一番叛徒问题和走资派问题。早有“严重右倾”帽子被捏在人家手里的父亲，在运动进行到揪斗市委部委级干部的第一时间内，就被抛了出来。记得那是在一个毛皇帝生日的夜晚。白天我还傻乎乎乐呵呵地组织参加了学校的庆祝活动，父亲晚上没有回家。母亲一夜未眠。父亲这一被关押就是四年多未进过家门。
母亲原在自己单位为人行事很受人尊重，人缘很好，67年中还曾被结合进了革委会。但受父亲牵连，在父亲被关押后，母亲被清除出革委会重新受审查。母亲有过软弱的时候。我平生唯一的一次见过母亲流泪，是在她被宣布清除出革委会，家里存款冻结，只发生活费的那天。母亲把孩子们召集在一起告诉我们情况时，说出了上不能对老人尽孝、下不能保护子女的痛苦和担忧。全家抱头大哭一场的情景叫人刻骨铭心。
几天后母亲又坚强起来，了解到了父亲有先见之明，曾在大姑母那里留过不大的一笔钱。祖母和大姑母同住，有那钱作为贴补，衣食不会有忧。外祖父有点退休工资，且有将以前母亲每月寄给的钱积蓄起来的习惯。居住乡村生活费用又低，和外祖母俩人的生活也不会有大困难。母亲心头的忧虑稍解。母亲预感到也会被关押，给姐姐们交过底。要我们相信父母历史清白（没有被捕过当然谈不上叛变），也相信他们的坚强，绝不会自杀。他们经历过49年前更险恶的年月，也一定能熬过眼前的困难。
父亲被关押，我们虽觉得难过，但感觉还不很强烈。到母亲也遭“隔离审查”时，感觉就像是天塌下来了。大姐被通知去给母亲送被褥，想到落在自己身上的照顾家庭的担子，是一路哭着回来的。母亲在被关押期间，斗室之内来回走步坚持锻炼。一年多后撤去关押时，别人都因体弱走不动要家人来扶接，母亲拿着铺盖自行回了家。当晚还给已去插队和去农场的三个姐姐一一写长信至深夜。那天晚上，我因母亲回家而欣喜，难以入睡。母亲那深夜身遮灯光伏案写信的背影，就深深地印在了我心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