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起义过的前辈

外祖母过世后，外祖父曾跟这妈过了十年。这让我有机会听外祖父讲起家族中这位老人故事。他是外祖父的堂弟，因为自小在一个大家庭中成长，外祖父跟他的脾气又相投，故两人私交甚好。因我妈叫他四叔，就简称他为四叔吧。

四叔解放前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在航空公司工作。解放之前他随国军从上海撤退至香港，后又成为解放后两航起义中的一员，回到了北京。两航起义当时震惊中外，他也曾受到过总理的接见。

新中国当时对他们这些人还是很看重的，起义后他留在了北京中航做技术工作，住在离天安门不远的南长街5号，是一个四合院。他的顶头上司是部队里复員的、不懂技术，领导他们一批解放前的老大学生，当时属于专家级的。这些人不满于这个领导外行领导内行，经常发发牢骚。四叔在给外祖父的信中也有过牢骚，他有过一首打油诗来数落那位领导，我只记得最后的一句是：不知巴黎是何梨。

五七年他被定为右派，他的工资从每月150元降到每月50元。文革时期天安门附近有历史问题的人都要离开，他被赶回了原籍镇江，工资又从50元每月降到了这时15元每月。夫人不工作，一家人生活拮据。好在他生性乐观，这时也不失幽默，他调侃道：一只铁桶漏的不能再补了，换个底子做了马桶。再漏的连马桶也不能做了，只能搪成个煤炉，用这只炉子做出来的饭怎么会香呢？

这时的原籍镇江对他来说已无至亲，但我小姨那时正好在那。一天，他兴致勃勃地来到小姨家，还带了一个红色惯性敞篷小汽车。小姨看着如此逆境的四叔还记的自己儿子一周岁的生日，生活如此拮据的四叔还拿出钱来给自己的孩子买生日礼物，感动的让她这辈子还怎么能忘的了那辆红色小汽车呢？

 
文革过去，右派开始平反。轮到他时，接通知回北京。查挡案时才发现，他是属于内定的，没有右派的正式文件，只得草草了事。原来中航将所有两航起义人员不是右派的一律内定为右派，所谓的平反也只是补助了500元。他来信感慨道：20年冤屈，20分钟，500元了事，弹指一挥间！

南长街的房子收了，回京后分给他一个住处，但只有一间，而这时他已是三世同堂。后政府准备给两航落实政策的人员分新房，他能分到一套二室的房子，记得好像是一个叫蒲黄瑜的地方。这让他满心欢喜，来信还画了一张图，告知地方，还说那里现在有山有水，风景怡人。因当时那里还未通车，家人按他画的路径七拐八拐找去看他才发现：其实那里就是一个大工地，堆了些建筑材料，坑坑洼洼，道路也没有，门牌也没有，他所谓的山是指砖和沙，水是指低洼处的积水。但他生性就是这样乐观幽默。。

他晚年病重住院，外祖父叮嘱我在京的二舅代其去看望他。病榻之上的他神情之中毫无对死神的恐惧，言谈之间也还是风趣幽默。反而反复叮嘱我二舅：你经常出差，不要舍不得坐卧铺，年轻时也要爱惜自己的身体。还说：你看我现在不是天天在坐卧铺？呵呵。看着二舅的孩子，他说：XX都这么大了，我也该走了。

四叔分到在蒲黄瑜专为两航落实政策人员的房子时，已是癌症晚期。他一定要死在自己的房子里，待从医院回家住进这套新房直到去世，大概也就一个月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