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没有资格参与古埃及、古希腊和两河流域的考古发掘和历史研究，其实，即便是埃及人、希腊人和伊拉克人的学者，研究自己国家的古代历史也是因水平不高而参与有限。
于是，整个西方世界的上古文明的历史，便由欧洲人来把握住话语权了，他们说什么，全世界人就得相信是什么，谁有能力去挑战欧洲人的结论？
当然，也会有一些欧洲人会去质疑另外一部分欧洲人的结论，但是，这些质疑声显然并没有掀起多大的浪花，并没有成为主流的声音。
然后，西方世界的古代文明历史结论依然如故地被写入了全世界的历史书籍里（包括中小学历史课本里），给全世界的人民洗脑！
中国人所能做的，就是找出西方人曾有过的那些质疑声，让更多的人看到以前从未见到过的一些观点，有助于打破现有的西方历史“一言堂”的局面。
这就是“质疑”的意义所在。）
古埃及应该很辉煌，但是第一，和现代欧洲人无关，第二，其历史记载包括年表可信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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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目前知道古埃及文明很辉煌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古埃及历史，也不知道许多文物的具体断代
因为古埃及文字破译只是猜测，并不是真正的破译
伪造古埃及史部分是给古希腊做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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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全部来自西方学者的质疑，大量引用西方学者的文献资料）
西方人伪造古埃及历史，其实还是和伪造古希腊历史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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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编造“古埃及文明”的故事，是为了伪造“古希腊文明”之目的
欧洲的世界史本来是以《旧约》的故事为框架的。
在所谓“文艺复兴时期”初步大规模接触到中国文化，
几百年间在不遗余力地尽剽窃之能事的同时，编造一个来源于“古希腊”的故事；
其间，在耶稣会士较深入地接触到中国文化之后，
发现《旧约》的历史观从时间上来说站不住脚，
于是通过伪造古埃及年表的形式，不断将古埃及的历史推向更远的过去……
萨依德指出：“无论从艺术、科学、政府等方面过度饱和的意义来看，
埃及的角色就是在舞台上不断成为各种具世界史意义的「行动」的对象。
一个起源自现代欧洲的世界新霸权，只要攻下埃及，就很自然地可借此向世界展示力量，
合法化他们的侵略行为，写下殖民的历史。
一旦攻下埃及，这个非洲国家的命运就和整个欧洲结合在一起。
此外，一旦进入埃及，昔日欧洲最远古的祖先不过是荷马、亚历山大大帝、凯撒、柏拉图、毕达哥拉斯，
现在则可追溯到更古老的东方先贤。
简言之，东方存在的价值，不在和现代欧洲现实世界接轨，
而在与欧洲遥远的过去相联接的价值。
这就是我所提到过的，一个纯粹的例子：
西方看东方世界的那种「文本式」、「宏观系谱式」（schematic）的态度。”
（[美]爱德华.萨依德《东方主义》中译本修订版第120-121页，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民国100年2月）
除了古埃及，两河流域历史也多有伪造，主要是通过对楔形文字的“解读”来伪造（关于西方人“破译”古埃及和两河流域文字后面说，说是“破译”，其实原来是“打赌”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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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为何推高古埃及与古代西亚？
“环地中海和远至波斯湾的各民族实在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存在，是最优秀的活跃人群。
在罗马帝国中，这一存在果然达成了一种统一。
只在这里，精神的各个前提才得以实现；只在这里，发展才占优势，没有绝对的衰落，只有变迁。
在与日耳曼民族新的融合之后，在又一个1500年或2000年之后，
这一活跃的人群重新脱颖而出，它消化了美洲，而今即将彻底打开亚洲。
还有多久，一切消极的存在都将被它征服和浸透？非高加索人种抵抗、屈服、灭亡。
埃及人、巴比伦人、腓尼基人，那时已为这一征服世界的力量奠定了基础。
不但通过跳跃和对立面的激发，也通过缓慢的发展，我们在精神上与他们联系在一起。
能够从属于这一活跃的人群，实乃幸甚。”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历史讲稿》中译本第2页，三联书店2014年6月第2版）
这里充斥着欧洲种族主义的论调。
这位历史评论家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学者们所熟悉的雅各布.布克哈特，
就是他通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杜撰了“欧洲文艺复兴”的概念。
古埃及年代表属于伪造，没有任何科学检测和考古研究，虚构出来的古埃及年代表
甚至直接将古埃及历史上升到700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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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籍中东学者萨义德揭示，
西方对于古埃及的历史研究属于西方的“东方主义”范畴。
出于维护 “欧洲中心主义”利益的需要，
西方御用文人虚构了东方的历史，称之为“东方主义”。
古埃及年代表属于伪造，没有任何科学检测和考古研究，虚构出来的古埃及年代表
甚至直接将古埃及历史上升到700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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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籍中东学者萨义德揭示，
西方对于古埃及的历史研究属于西方的“东方主义”范畴。
出于维护 “欧洲中心主义”利益的需要，
西方御用文人虚构了东方的历史，称之为“东方主义”。
首先来看古埃及王朝的年表
学习古埃及历史的人，首先被接受一个从大约公元前5300年开始，到大约公元前332年的一个古埃及王朝的年表。
前王朝时期，大约公元前5300-前2950前
早王朝时期，大约公元前2950-前2613年
第一王朝—第三王朝
古王国时期，大约公元前2613-前2160年
第四王朝—第八王朝
第一中间期，大约公元前2160-前2055年
第九王朝—第十一王朝
中王国时期，大约公元前2055-前1640年
第十二王朝—第十四王朝
第二中间期，大约公元前1640-前1550年
第十五王朝—第十七王朝
新王国时期，大约公元前1550-前1069年
第十八王朝—第二十王朝
第三中间期，大约公元前1550-前1069年
第二十一王朝—第二十五王朝
后期埃及，大约公元前715-前332年
第二十五王朝（后期）直到—第三十一王朝
这样一个年表，从约公元前5300年开始，到约公元前332年之间，
持续时间在五千年左右，距今有七千年以上的历史，
从这点来说，实在应该算作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古文明”了。
我们不仅要问，这个“古老的年表”是从哪里来的呢？
原来，古埃及并没有什么年表，这个所谓的“古埃及的年表”是近代西方学者自己编出来的。
对此，西方学者并不讳言。
“在钻研古代埃及历史之前，我们必须谈谈与埃及年表的结构有关的事情，
这个年表体系主要是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由现代学者设计的。”
（[美] 詹森.汤普森《埃及史---从原初时代至当下》中译本第12页，商务印书馆 2012年7月第1版）
在十八世纪以前，并没有 “古埃及文明”的概念
“世界万物的自然秩序似乎无可置辩地表明，埃及古时是最晚有人定居的土地之一。”
（[法]伏尔泰《风俗论》中译本上卷第92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11月第1版）
在西方“直至十九世纪以前，人们还认为最古的历史就是古希伯来史，这在《圣经》中有文字记载。
至于古代埃及、巴比伦、亚述、腓尼基和波斯等地的历史，除《旧约》中偶尔有所记述外，
希腊作家也保存了这方面的一些知识，但这些史料加在一起，仍然非常缺乏。”
（[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中译本上卷第1分册第3-4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5月）
按：所谓“希腊作家保存的这方面的知识”，实际上大多都是后世西方学者所伪造的文献。
“古埃及学”原来只是一些“文人”（西方以前经常有诗人、作家参与考古，笑而不语，著名的米诺斯考古造假就是这些文人做的）构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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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末拿破仑远征埃及之际，构造了“埃及学”
这也是近代西方的“东方主义”之滥觞
1798年7月，拿破仑率法军南下开始远征埃及。据说拿破仑事先规划了征服埃及的计划，
挑选了包括化学家、史学家、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外科医生、古董专家等组成军队中的“学术”部门。
“从一开始占领埃及，拿破仑就下令，要他的「机构」开始不断开会、实验、收罗各种埃及的「事实」，
成果就是在1809年到1828年期间所出版的23巨册的《埃及描述》，
他要研究人员，把在埃及看到、说的、研究的一切都记录下来，
如此庞大规模的结集方式，可以说是由法国借一国之集体力量，来利用与消化另一个国家---埃及。”
（[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主义》中译本修订版第119页，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民国100年2月）
这就是所谓近代“埃及学”的起源。
原来“埃及学”来源于法国殖民者的御用文人之手，
或者毋宁说是由法国占领军带军衔的御用学者们，
在对埃及进行占领的短时间内，以对自己有利的形式，构造了所谓的“埃及学”。
这样的“埃及学”可信吗？
“《埃及描述》一书因此谬误地重新措置了埃及和东方的历史。
在《埃及描述》中记录的历史，取代了埃及和东方本来的历史，
而被欧洲人立即而直接认定是世界史的一部分，而其实所谓的世界史就是欧洲史的委婉说法。”
（[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主义》中译本修订版第123页，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民国100年2月）
今天所见“古埃及象形文字”来源于19世纪上半叶西方人的设计和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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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的上半叶，出版社制造了第一批象形活字。
海因里希.朱利叶斯.克拉普罗特（1783-1835）定制了第一批这样的活字，用于1829年的一个出版物。
在德国，第一批有系统的象形活字于1835年被莱比锡的弗里德里希.尼尔斯设计出来，
成不规则的投影状，由古斯塔夫.瑟法斯和莫里兹.G.苏特瓦兹首先使用。
后来，各种类似的活字被其他国家陆续制造了出来，包括被巴黎的国立印刷局制作的样本。”
（[英]约翰.泰勒编著《古埃及死者之书》[大英博物馆珍藏]中译本第296页，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1月第1版）
我们今天所见“古埃及象形文字”，原来是19世纪西方人设计出来的……
“罗塞塔石碑”是“古埃及学”造假的核心物件，为古希腊造假做铺垫（关于罗塞塔石碑后面有更相信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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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读“埃及古文字”的唯一依据是“罗塞塔石碑”，而“罗塞塔石碑”是西方“古埃及学”造假的核心物件。
1．发现时间可疑
2．发现经过可疑
3．碑文内容可疑
4．碑文形式可疑
5．释读方法可疑
6．考释人员可疑
7．释读结果应用可疑
埃及人使用什么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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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埃及人使用的主要语言为阿拉伯语。
从3世纪到被阿拉伯征服之前，与基督徒接触的埃及人所使用的口语为“科普特语”。
“而科普特文是用变异的希腊字母写成的，并且补充了渊源于埃及象形文字的7个特殊字母。
在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后，科普特语逐渐被阿拉伯语所代替，直至16世纪已不再作为一种方言口语。
尽管直至今日，在科普特教堂还用科普特语念经，但已不知其意义。”
（刘文鹏《古代埃及史》第27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4月第1版2010年11月4刷）
“科普特人”就是埃及人，“科普特语”就是埃及语
“科普特”和“科普特人”泛指埃及和所有埃及人。
当时，科普特人大多信奉基督教雅各派科普特支派，少数人信仰基督教麦勒卡派或犹太教。
（「百度百科?科普特」词条）
换句话说，当时埃及人所使用的埃及语为“科普特语”，其书面形式为“希腊字母”。
古埃及语属于什么语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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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的欧洲学者虚构了“印-欧语系”与“闪-含语系”的概念，
在此虚构的基础之上，欧洲学术界遂将古埃及语归于“闪-含语系”名下。
“在古代埃及，口语和书面语是所谓的亚-非语系或闪-含语系的成员。
这个大语系的其他成员包括闪族语言，例如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北非的柏柏尔语和几种非洲语言。”
（[美] 詹森.汤普森《埃及史---从原初时代至当下》中译本第30页，商务印书馆 2012年7月第1版）
现代学者故弄虚玄，又在“闪-含语系”概念下加上“哈姆语系”或“塞-哈语系”的概念。
“1844年德国学者T.本非最先提出了埃及语属于塞姆语的看法，
所谓塞姆语集团，包括了阿卡德、乌加里特、古西奈、迦南、阿拉伯、埃塞俄比亚等语言分支。
德国的P.列普修斯最先确定了哈姆语的术语，而哈姆语系则包括了远古以来居住在北非和东北非的民族语言。
1887年，语言学家F.默雷尔又提出了采用「塞-哈语」的术语标明分布在广大地区的塞姆-哈姆语的综合。”
（刘文鹏《古代埃及史》第25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4月第1版2010年11月4刷）
“哈姆语系”或“塞-哈语系”，实际上大致上还是出不了“闪-含语系”概念的范围。
古埃及语不是“科普特语”，古埃及语早已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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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语既不是科普特语，也与现在所谓的闪含语系诸语言不同，古埃及语的语音早已销声匿迹了。
“由另一方面来说，古埃及语言当中的许多特点，又和闪族语系完全找不到关联，
而这些特点却很有可能来自北非早已消失的语言或方言。”
（马利林纳.贝特罗《图说古埃及象形文字》中译本第15页，台湾枫书坊文化出版社2013年10月初版）
对于某种早已消失了的语言、可能通过后来的语音模拟进行破译吗？
显然，“古埃及语言学”在方法上不靠谱。
“古埃及象形文字”三千年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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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说，“埃及象形文字”使用了3400年
埃及象形文字“自公元前3500年起逐渐形成，一直使用到公元2世纪。”
（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古埃及象形文字」条）
这些古埃及象形文字来自何方？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呢？
“我们仍然找不到任何迹象可以解释这些文字符号诞生的来龙去脉，
以及它们在被使用的3400年左右的时间里为何几乎都没有什么改进的地方。”
（[英]尼古拉斯.奥斯特勒《语言帝国---世界语言史》中译本第1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5月第2版）
试问，世界上有三千年不发生变化的语言吗？
所谓的古埃及《死者之书》，实际上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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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古话：文以载道；古代中文承栽了八索、九丘、六经、诸子、楚骚、汉赋……；
那么“古埃及象形文字”又承载了什么样的道呢？
据说“古埃及象形文字”有一种文献叫做《死者之书》！
内容是所谓的咒语，是用来诅咒生者的，
这就是“古埃及象形文字”所承载的唯一文献……
这算是什么“道”呢！？正所谓：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试再追问一下：古埃及真有什么叫做《死者之书》的文献么？
曰：非然也！实际上并不存在叫做《死者之书》的文献，
所谓《死者之书》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十九世纪之后由西方学者们一手捏造出来的！
换句话说：大英博物馆所藏古埃及《死者之书》是假古董……
为何说古埃及《死者之书》是假古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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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很简单，如果是真古董，现代人一定读不懂，因为古埃及语言已经死了大约两千年了。
而被现代西方学者称为《死者之书》的所谓“文献”，都是在法国人商博良之后捏造出来的，
根据商博良所编造的一套“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所谓“读音规则”。
商博良将“古埃及象形文字”当成了“希腊拼音”，因而可以百分之百读懂。
我们知道，所谓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只是一些图画，
在这些图画中并没有音符，不像汉字有大量的形声字。
不要说一种死了两千年的语言，就是现存活者的语言，都不可能用一种语言去破译另一种语言；
就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相互之间都不能完全读懂对方的语音、语义，例如15世纪英语的南北方言之间就是如此。
古埃及《死者之书》为十九世纪一位德国年轻人所编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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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十九世纪德国有一位学者名叫卡尔?理查?列卜修斯（1810-1844），
据说他继承了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法国学者商博良的衣钵，
将古埃及学的中心从法国转移到了德国，成为新一代古埃及学的巨擘。
本来并不存在一本叫做《死者之书》的书，
正是这位当时三十岁左右的德国年轻人列卜修斯杜撰了埃及《死者之书》的概念。
“列卜修斯研究埃及古文书的初步成果是一篇关于商博良的许多发明的透辟总结和对商博良拼音字母表的修订。……
最混乱的是埃及宗教部分。在他以前没有人想到要把这种纷乱的众神清理出头绪，……
他把全部问题摆在历史的基础上，探索其间的关系。
在都灵进行的研究使他得出重要的结论：
即在莎草纸、石棺、符箓、木乃伊裹尸布上边的那些宗教经文全部是从一部大的书上抄下来的，
他很贴切地把这部书命名为《死者之书》（Book of the Dead）。……
他为《死者之书》所分各「章」，至今基本上都未改变。
1842年，列卜修斯被任命为柏林大学教授，他刚刚30岁，
洪堡德和本森就说服普鲁士国王菲得烈?威廉六世仿效法国和意大利的先例，派他领导前往埃及的一个考察团。”
（[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中译本下卷第4分册第742-743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5月）
古埃及出土的一些纸莎草也也为后世伪造：
古埃及“纸莎草文献”的特点：
1．发现晚（19世纪末叶之后）
2．数量大（不可胜数）
3．出土地点不明（大多来自古董贩子）
4．文献内容无不能释读者
5．“纸莎草文献”中有大量后世伪造的“古希腊文献”
6．见不着原本，所见者只有摹本
“纸莎草”原来是西方学术界19世纪以后捏造虚假文献的理想载体！
古埃及出土的一些纸莎草也为后世伪造，所谓难以保存300年以上的纸莎草，竟然被”发现于“一个古埃及城市生活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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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纸莎草纸文献”的70%来自一座古埃及城市的“生活垃圾堆”
1896年，两位来自牛津大学皇后学院(The Queen's College, Oxford)的年轻研究员
---伯纳德.格非(Bernard Grenfell)和亚瑟?亨特(Arthur Hunt)开始在俄克喜林库斯遗址挖掘。
身为接受传统教育的英国人，格非和亨特的兴趣主要在于失落的古典希腊文学作品。
他们知道亚里士多德的雅典宪法（Constitution of Athens），就是于1890年，借着埃及纸莎草纸重现人间。
这个希望激励他们和他们的继任者，在20世纪，继续筛选和详细查究一堆又一堆的俄克喜林库斯垃圾。
他们的努力获得丰厚的回报：据估计，超过70％迄今发现的纸莎草纸文学著述，来自俄克喜林库斯。
（见「维基百科.俄克喜林库斯」条）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 ... 7%E5%BA%AB%E6%96%AF
亚里士多德《雅典宪法》是英国学者于19世纪末炮制的一部伪书，
受这一成功伪作的启发，另外两位英国年轻人在古埃及的一座城市的垃圾堆里“发现了”他们想要的大量“文献”。
这些文献的发现场地，既不是保管古代文献的图书馆遗址，也不是古代窖藏遗址，而是一座古埃及平民的“生活垃圾堆”。
试想，中国有句古话“纸寿千年”，即使是最好的纸张，在良好的保存环境下，也不过可以保存千年左右；
而所谓的纸莎草本来并不是“纸”，不过只是一种可以涂鸦的“草”，这样的纸莎草陆路运输时都会碎裂，
而两千年前丢在垃圾堆里，草在沙漠高温的环境下，不久就会碳化、解体、澌灭……，怎么可能有片纸被保存下来呢？
这里，不仅保存下来了，而且是被大批量保存下来（数量以十万为单位），还能够完全释读……
欧洲人造假的水平也真是够呛，完全不顾及常识……
这是常识：
“纸莎草纸卷虽然不容易腐烂，但是很难保存300年以上。”
（[英]彼得.沃森《人类思想史---浪漫灵魂：从以赛亚到朱熹》中译本第37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
古埃及出土的一些纸莎草也为后世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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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的纸莎草都出处不明
“我们要说明一下，早期的纸莎草都是通过向当地的文物贩子、旅行者和拍卖行购买得到的，
因此它们往往缺乏更进一步的信息，例如，非常重要的出土信息。……大多数的纸莎草都出处不明……”
（[英]约翰.泰勒编著《古埃及死者之书》[大英博物馆珍藏]中译本第292页，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1月第1版）
现在所能见到的纸莎草文献多为复制品、而非原件
“作为一个精通铜艺和平板印刷术的人，莱普修斯在前往埃及和努比亚的过程中，
并没有为自己的普鲁士远征队配备尚不成熟的相机，取而代之的是一群训练有素的画师和艺术家，
例如雅各布.弗雷，以及威登巴斯?马克思和威登巴斯?恩斯特兄弟，
就是他们为图伊的死者之书制版，并且被莱普修斯特别训练过象形文字的印刷。……
在工作中，纳威尔主要是用半透明的复写纸来复制他的纸莎草文本。
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则使用一种早期的缩图机（利用机械原理复写大小不一的图的机器）来制作印刷用的图纸。”
（[英]约翰.泰勒编著《古埃及死者之书》[大英博物馆珍藏]中译本第295页，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1月第1版）
重点，开始商博良伪造释读古埃及文字了：
笑话，商博良“11岁”开始破译古埃及文字，果然西方“天才”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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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造古埃及《死者之书》的人年纪轻算不了什么，第一位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人年纪更轻：
商博良开始研究古埃及学时，是一个年仅十一岁的儿童！
商博良从十一岁儿童时代开始对埃及文字产生兴趣
古埃及象形文字“这个谜是被商博良猜中了，因而他成了埃及学的泰斗。
在学术史上谁也不像这个才子的短暂经历那样令人惊奇。
像施利曼在童年时梦想特洛伊城那样，商博良的思想转向埃及。
这个十一岁的儿童认识了那个参加过法军远征的医生傅立叶以后，
研究他所收集的东西，并欢喜若狂地倾听这个旅行家所讲的故事。”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第699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
商博良其人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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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博良（1790 -1832），法国人，1790年12月23日出生于法国洛特省Figeac，神童、语言天才。
12岁开始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20岁时掌握了除法语之外的拉丁语、希腊语和许多古代东方语言，
包括希伯来语、埃塞俄比亚的阿姆哈拉语、古印度梵文、古代伊朗的阿维斯坦语
和帕拉维语、阿拉伯语、古叙利亚语、古代小亚细亚半岛流行的迦勒底语，波斯语和汉语。
商博良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是“破译”了古埃及象形文字，
今天学术界之所以能够认识古埃及象形文字，就是建立在商博良破译的基础之上。
用英国史学史家乔治?皮博迪?古奇的话说，
「古埃及象形文字」“这个谜是被商博良猜中了，因而他成了埃及学的泰斗。”
1832年3月4日于巴黎辞世，享年41岁。
参考文献：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
「维基百科：让-弗朗索瓦·商博良」
商博良神话，人类古代的主要语言几乎全部掌握完毕……
可惜现在西方人估计集体智商大倒退，再也没有语言学上的重大进步了，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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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二十岁的法国小伙，不仅精通中古的法语、古希腊语及拉丁语，
而且对于东方“四大文明古国”的语言、文字几乎都掌握了，
就连非洲埃塞俄比亚的语言、以及中近东的古叙利亚语、迦勒底语、犹太语、阿拉伯语等，
人类古代的主要语言几乎全部掌握完毕……
其中，尤其是对于古埃及象形文字，在商博良之前无人能识；
在商博良之后、使用了商博良的方法则无字不识。
需要指出的是，商博良的方法不是对古埃及研究真的有什么心得，商博良的方法并不是考证、考据、考释，
而是像破译密码一样的“破译”、或者毋宁说是“猜谜”，
用英国史学史家乔治.皮博迪.古奇的话说，“这个谜是被商博良猜中了，因而他成了埃及学的泰斗。”
如今，整个学术界对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的研究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法国小伙子心血来潮的猜谜的基础之上，
并对这种学风大加赞赏、如痴如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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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古埃及象形文字，在商博良之前无人能识；
在商博良之后、使用了商博良的方法则无字不识。
“一八二二年，商博良完成了全部的破译工作。
自此，人们便能阅读一切古埃及文物上的文字，包括雕像、纪念碑、木乃伊和莎草纸文献。”
（[英]麦格雷戈《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中译本中册第207页，新星出版社201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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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无字不识”指的是商博良之后所杜撰的古埃及象形文字资料，
而对于在商博良之前所著录的古埃及象形文字资料，依然无人能识。
于是就说之前所著录的古埃及象形文字资料错误百出、没有用处。
如拿破仑远征随军御用学者们所发现并“抄录”的埃及“古文字资料”就是这样。
“伴随法军到埃及的几个学者的观察，被记录在一系列宏伟的卷帙里，
但铭文由于不可理解而被转写得错讹百出，以致对于语言学家没有什么用处。”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第698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
对于商博良之前的“古埃及文字资料”，不论真假，由于没有经过商博良方法的伪造，
因此，用商博良方法就释读不了，于是就说是由于抄录者无知所致。
商博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使用了怎样的方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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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岁时，他偶然看到一本科普特语的文法，于是他专心致志地研究它，并相信它可能包含那探索未知文字的关键。在巴黎，他在西尔韦斯特·德·萨西指导下，做研究工作，学习阿拉伯文和其他东方语言。当他转到罗塞塔碑问题时，他注意到：某种草纸卷开首所描写宗教场面，他也在圣书字铭文的开头看到过。他猜想原文也可能是一样的，于是他就找出了圣书字中的相同符号。在未读出一个单词以前，他已发现，草纸卷上的文字仅仅是圣书字的草书体。他就从圣书字转到钻研草书字，并以证明了下列专名：柏勒奈栖、亚历山大和克娄奥巴特拉；于是他认识了十九个字母；从而他能部分地读出埃及俗体字。他再回到圣书字，并从若干国王名字旁所加的花边里获得了发音字母。这些从铭文里探索出的字，给他一系列很象熟悉的科普特语的词。这样，埃西斯女神的面纱就被揭开了。
他曾指出：圣书字中约有十分之九是标音的，十分之一是象形的，三种书写形式：圣书字体［正体］、祭司字体［草体］、民用字体［俗体］、构成一个单个的体系。在这以后，统治者的名字可以认出来了，王朝和纪念物也可以各归本位了。达姆斯特泰尔把商博良研究工作又快又好的成绩比诸第一执政的功业。”（[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下册第699-700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
上述方法要点如下：
先学习科普特语的文法（14岁）
再学习东方语言
以莎草纸卷（伪造）与罗塞塔碑（伪造）对照
发现莎草纸卷上的文字即圣书字的草书体
于是钻研草书字
证明了专用名词（人名）：柏勒奈栖、亚历山大和克娄奥巴特拉
于是认出了19个字母
能够部分地读出埃及俗体字
再回到圣书字，从国王名字旁所加的边框内获得发音字母
然后套用科普特语的词汇
这样就破解了古埃及象形文字
实际上是这样的：
1．以伪造的“莎草纸卷”与伪造的“罗塞塔碑”相对照
2．以“埃及圣书字”与“埃及草书体”相对照
3．以“罗塞塔碑”中“希腊文”内容与“埃及草书体”相对照
4．埃及象形文字的不同排列，构成与希腊字母相当的辅音字母（19个字母）
5．从国王名字旁所加的边框内获得发音字母（7个特殊字母）
6．归纳得出：“埃及象形文字”就是“拼音字母”的结论
7．以这种特殊的“拼音字母”可以解读所有的“埃及象形文字”
（实际上，所谓可以解读的“埃及象形文字”文献全部是按照这套方法伪造的）
对于商博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当时就有学者提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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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普罗特痛斥他伪造原文。‘这样的一个奇迹不是人的批判精神而只是神的直觉才能做到；
而我们竟被要求相信：一个学者在几年以内能单独做出了理性和常识证明是不可能的事情’”。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下册第701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
商博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对象物---罗塞塔石碑
（罗塞塔石碑为伪造，为其杜撰古希腊古典历史的需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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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也译作罗塞达碑），不列颠博物馆镇馆三宝之一，世界级文物。
高1.14米，宽0.73米，制作于公元前196年，刻有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诏书。是解密古埃及文的钥匙。
石碑上用希腊文字、古埃及文字和当时的通俗体文字刻了同样的内容，
这使得近代的考古学家得以有机会对照各语言版本的内容后，
解读出已经失传千余年的埃及象形文之意义与结构，而成为今日研究古埃及历史的重要里程碑。
罗塞塔石碑最早是在1799年时由法军上尉皮耶-佛罕索瓦.札维耶.布夏贺在一个埃及港湾城市罗塞塔发现，
但在英法两国的战争之中辗转到英国手中，自1802年起保存于大英博物馆中并公开展示。（「百度百科.罗塞达石碑」）
罗塞塔石碑是精心伪造的一件假古董
据说碑文上刻有“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 的登基诏书，而所谓“古埃及托勒密王国”其实并不存在。
“古埃及托勒密王国”的故事来自于“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而所谓“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则来源于一则阿拉伯传说。
换句话说，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一个“亚历山大帝国”，因而也不存在作为其继承者之一的“托勒密王国”，
“古埃及托勒密王国”最多不过是一则西方人编撰的故事。
伪造罗塞塔石碑是为了给“亚历山大帝国”做一个证据，证明西方人所编故事是有历史根据的。
之所以说是“精心伪造”，因为西方学者们在杜撰故事时，是有策划的。
伪造这样一件假古董，用这件假古董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内容，为其杜撰古希腊古典历史的需要服务。
伪造的古埃及历史谎言如何继续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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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是如何继续下去的
话说在商博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之后，古埃及研究的中心从法国转移到了德国。
“这门新科学的领导地位现在已从法国转移到了德国，落到了卡尔?理查?列卜修斯（1810-1844）手里。”
（[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中译本下卷第4分册第741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5月）
1．汇编资料
“列卜修斯在柏林大学任教40年。他第一项任务就是把考察中发现的资料编成《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古文物》（1859年）共12巨册，附有一千幅图片。……”（同上744页）
列卜修斯所编的资料，不同于拿破仑学术团队汇编的资料……
2．编排年代
“编辑上出现的许多问题直接引起他撰写《埃及编年史》（1859年），这部书讨论了按年代研究古代情况的一切学术工作方法，以主要篇幅进行对资料来源的批判分析。”（同上745页）
古埃及本无纪年，欧洲人何以编年？
3．杜撰谱系
“他的第二部重要著作《埃及列王记》（1859年）提供了在一切地方曾经列举过的所有埃及统治者的姓名，并附有年月和参考资料，常常还有详细的引证。这样，埃及的年代编排便被放置在一个比较牢固的基础上了。”（同上745页）
4．补充伪证
“1866年他第二次访问埃及的结果是在塔尼斯的遗址中幸运地发现了卡诺斯城的石刻铭文。这是第二块罗塞塔石刻；毫无疑问，它的三种语言的铭文证明了商博良的方法十分正确……” （同上745页）
5．学术界串供
“整整50个学术团体选他为会员，列卜修斯是德国埃及学的真正鼻祖；除布鲁格施外，德国所有的埃及学大师都是向他请教的。”（同上745页）
由罗塞塔石碑引出“亚历山大大帝”
亚历山大大帝百分之百出于伪造，只是神话故事。
亚历山大大帝从没到达过中亚，也从来不曾有过什么希腊在中亚的“巴克特里亚王国”
一切都是西方人杜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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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特里亚王国”为所谓“古希腊殖民地”的说法出现甚晚。
在伪造古希腊的过程中，十九世纪德国人德罗森提出“希腊化时代”的概念，
有必要在中亚找到“古希腊殖民地”。
于是，学者们将“巴克特里亚王国”的说法附会成了中国古籍中的“大夏国”。
而“大夏”本是一个中亚地区的佛教国家，
在中文中又作“吐火罗国”，玄奘《大唐西域记》译作“睹货逻国”，
与所谓的“古希腊”并不相干。
番外篇：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谎言
亚历山大传说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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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后期最流行、影响最大的亚历山大传奇故事为《征服者的故事》，而《征服者的故事》是那不勒斯大祭司利奥（Archpriest Leo）从一本被称为“伪卡里斯提尼手稿”翻译为拉丁文的（约950年左右）。
“在13、14世纪，从《征服者的故事》衍生出大量散文体的亚历山大传奇，在当时广受欢迎。
散文体的意大利语亚历山大传奇多是在1472-1502年间出版的，3个流传下来的版本都是在威尼斯印刷的。
1433年，《征服者的故事》被翻译成捷克语，于1513年在比尔森（Pilsen）出版。
此外，它还被译成波兰语，于1550年在克拉科夫出版，并在1611-1766年期间9次重印。……
有关亚历山大的各种书籍成了中世纪后期的历史学家、百科全书编纂者、诗人、牧师和神话收集者的素材来源。……”
（ [美]唐纳德.F.拉赫《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中译本第2卷第2册第119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
番外篇：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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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亚历山大故事”的书名为《真实的谎言》
“米兰希顿曾允诺要撰写一部亚历山大史，但一直没有动笔，他公开质疑把亚历山大传奇当作历史。
16世纪末，作为一次语言练习，加布里埃尔.罗伦哈根（Gabriel Rollenbagen）将亚历山大故事翻译成德语，
名为《真实的谎言》（Wahrhaffte Lüge），而这本书在17世纪竟非常流行！”
（[美]唐纳德.F.拉赫《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中译本第2卷第2册第126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
番外篇：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谎言
亚历山大原来是阿拉伯人的传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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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亚历山大大帝传说的各种版本不下八十种之多；
欧洲的亚历山大传说是在阿拉伯的亚历山大传说故事之后出现的。
关于亚历山大传说、起初连欧洲人自己也不信；
是在17世纪之后从欧洲人编造“古希腊”的故事开始、
尤其是在十九世纪德国学者提出“希腊化时代”概念之后，
欧洲人才把“亚历山大大帝”当成是“历史”的。
与其说是欧洲古史传说，不如说是阿拉伯人的传说故事。
番外篇：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谎言
关于亚历山大大帝传说的各种版本不下八十种之多；
欧洲的亚历山大传说是在阿拉伯的亚历山大传说故事之后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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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亚历山大传说、起初连欧洲人自己也不信；
是在17世纪之后从欧洲人编造“古希腊”的故事开始、
尤其是在十九世纪德国学者提出“希腊化时代”概念之后，
欧洲人才把“亚历山大大帝”当成是“历史”的。
与其说是欧洲古史传说，不如说是阿拉伯人的传说故事。
番外篇：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谎言
亚历山大的传说林林总总，存在于几乎所有民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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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伊斯兰教支柱的亚历山大，列于佛陀身旁的亚历山大，基督教圣人亚历山大，
亚伯拉罕的后裔亚历山大，法老的儿子亚历山大，大流士的儿子亚历山大，
大海深处的亚历山大，空中的亚历山大，坦诚的亚历山大，
哥特人的亚历山大，狡猾的亚历山大，埃塞俄比亚人的亚历山大，塞尔维亚人的亚历山大……
没有任何一种神话的变种不会出现，……从古斯洛文尼亚语（Vieux-Slovène）到泰语，
这种传说一直在用所有的语言讲述，这位马其顿王始终被所有宗教、所有民族和所有事业纳入自我之中。
没有一项事业，不被归于他的名下：他不断将一切都推向了可能性和可信性的极限，标志着人类能力的限度。
他是全世界的正面英雄。”
（[法]F.-B.于格、E.于格《海市蜃楼中的帝国---丝绸之路上的人神与神话》中译本第41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
既然是存在于所有民族之中的故事，就不是一个民族的故事，因此一定不是所谓“古希腊”或马其顿的故事。
番外篇：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谎言
《古兰经》传播地区都有亚历山大故事的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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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兰经》传播的所有地方，亚历山大的传奇故事都在流传，并由此而产生了其他传说。波斯诗人夺占了这种神话。
这些诗人中名声最大者费尔都西（Firdousi），便于公元1000年左右，写过一部很长的史诗《列王记》，他为亚历山大专设一章。在真实的英雄事业之后的13个世纪时，亚历山大大帝不再是摧毁阿契美尼德人的破坏者了，
而是变成了一个民族英雄、穆斯林和波斯人。”
（[法]F.-B.于格、E.于格《海市蜃楼中的帝国---丝绸之路上的人神与神话》中译本第58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
番外篇：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谎言
亚历山大故事在欧洲的流传晚于在伊斯兰地区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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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远征史是一部由最优秀作家们写成的历史,但也是一部在港口和沙漠骆驼队客栈讲述的故事集。……
从11世纪起，有关亚历山大东征史的通俗语言译本日益增多，
其中包括庇卡底（Picard）方言和法文-普罗旺斯（Franco-provencal）方言的译本。
那些信撰写的著作也都彼此之间互相交错和互相借鉴，但它们全部都取得了一种巨大成功。
这些编译本之一，也就是12世纪末的伯奈（Bernay）的亚历山大和彼埃尔?德?圣-克鲁（Pierre de Saint-Cloud）的编译本，
实际上是用12音步的庇卡底方言诗写成的。
这种方法取得了成功：人们无可争辩地发明了一种亚历山大文体；或者我们更应该说12音节的诗刚刚被正名。
在这种中世纪的史诗中，亚历山大具有了勇士或勇敢骑士的一切特征，
他们那些娓娓动听的冒险故事把他引向了一个最具神话特色的地区，即天际的最高界，或是深渊的最底处，
带有古代史中和较晚或具有外国情调的一大批可以预料到的财宝、怪兽、巫士。
传奇故事变成了所有幻觉的汇聚处，也是对所有神奇故事的汇编。
在这种文学内部，始终是12世纪的沙提雍的高狄埃（Gautier de Chatillon）的《亚历山大传》占据着一种特殊的位置。
它被奉为一部经典著作，一部不朽的书。人们毫不犹豫地赋予它一种诸如维吉尔（Virgil）的作品那样的史诗价值。”
所谓优秀作家们写成的历史是一部伪作，实际上不过是在港口和沙漠骆驼队客栈讲述的故事集。
番外篇：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谎言
“亚历山大形象”的逐步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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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亚历山大形象’从希腊历史学家，特别是意大利和法国的人文主义者的翻译和著作中，一步一步建构起来。
对于那些痴迷于希腊古典著作的人来说，亚历山大是一位为了希腊文明而远征印度的使者，
瓦斯科.德.卢塞纳宣称亚历山大的东征显示出东方不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就能够被征服；
当然，他的话也暗示出，一个用基督思想武装起来的西方王子更容易让东方屈服于他的意志。
对文艺复兴初期的欧洲人来说，亚历山大不仅仅是一个具有骑士精神的英雄，
而且越来越变成一个精通战争艺术的哲人王，用自己的不懈努力和天赋才华，完美地诠释了他巨大的人格魅力。”
（[美]唐纳德.F.拉赫《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中译本第2卷第2册第124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
“人文主义者”明知“亚历山大故事”为虚构、却喜爱有加
“尽管人文主义者们否认亚历山大故事的真实性，但被神化了亚历山大的故事和传说依然受到普通读者和文人学士的喜爱。
13世纪时，奎里奇乌斯?第?斯波莱托（Qualichius di Spoleto）首次将《征服者的故事》翻译成意大利诗句。
此后，在公众聚会的场合每每被传诵或吟唱，成了大众娱乐的一项内容。
1430年，古比奥（Gubbio）的一位匿名作者写了一首诗---《亚历山大韵文传奇》（Alessandreida in rima），
这首诗由12节组成，1512年首次发表。在16世纪多次重印。”
“博亚尔多的《热恋的奥兰多》（Orlando Innamorato）可能有几处不经意地借鉴了亚历山大故事中的人物和主题，
让他的观众有一种熟悉感。
这完全有可能，因为从1472年到1502年，意大利至少出版了6部关于亚历山大的书，
而这期间，博亚尔多正创作他的《热恋的奥兰多》。
亚历出大传奇是1521年的一个诗体滑稽模仿剧的主题，是当时供罗马教皇利奥十世宫廷娱乐而创作的。
多美尼科.法鲁吉奥（Domenico Falugio）将亚历山大的故事写成《伟大的胜利》（Trionfo Magno），
现存版本的封面上是一幅精彩的木版画，画面上亚历山大坐在大象拉的车子上，凯旋归来。
几年之后的1529年，威尼斯出版了一本关于亚历山大的政治讽刺作品。
显而易见，在意大利，除了那些对收藏保存下来的亚历山大故事感兴趣的人文主义者外，
人们不再以严肃的目光看待亚历山大了。”
番外篇：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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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关于中国古籍中“大秦”之地望异说纷纭
“条枝、黎轩和大秦的地望，是东西史学界颇感兴趣的问题之一，讨论已持续了三个多世纪。
问题的核心是汉魏时代的大秦之地望。诸说可大别为五类：
一指大秦为罗马，二指大秦为马其顿，三指大秦为叙利亚，四指大秦为埃及，五指大秦为阿拉比亚。”
（余太山《古代地中海和中国关系史研究》第5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6月第1版）
案：近三百年来，正是西方学者伪造欧洲及西亚、埃及历史的高峰时期，
因此，关于中国古文献中“大秦”的地望异说纷纭，丝毫也不奇怪。
奇怪的是中国学者为各种异说所惑，却觉得非常正常。
继续古埃及
如何看待埃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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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历史以托勒密王朝为界限可分为三个时期：
托勒密王朝时期（公元前305-公元前30年）
前托勒密王朝时期（公元前5300年-公元前305）
后托勒密王朝时期（公元前30年-公元1956年）
①托勒密王朝时期以所谓“古希腊文献”为基础，而“古希腊文献”是文艺复兴之后伪造的。
因而，所谓“托勒密王朝的历史”不过是后世编造的亚历山大故事的续编而已。
②前托勒密王朝时期，包括年表及各古代王朝是十九世纪西方学者以“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基础构造的，
而近代对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译并不可靠。
③后托勒密王朝时期是古罗马、阿拉伯、土耳其、法国、英国等国家相继占领的时期，
并没有什么独立的埃及人的历史。
剩下的就是以金字塔为代表的古遗址，算作未解之谜。
可与美洲的金字塔进行比较研究......
埃及的历史---从出现顺序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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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埃及（《圣经》中的《出埃及记》）
阿拉伯的埃及（公元641年以降）
罗马的埃及（15世纪所虚构）
土耳其的埃及（16世纪以降）
托勒密的埃及（17世纪之后，晚于虚构的亚历山大故事）
法国的埃及（1799-1801年）
古埃及年表及古埃及诸王国历史的构造（19世纪所虚构）
英国的埃及（1882-1956年）
埃及的独立（以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为标志）
层累造成之古史的典型案例---越是晚出，年代越久远
公元前后：罗马的埃及（15世纪所虚构）
公元前4世纪：托勒密的埃及（17世纪之后，晚于虚构的亚历山大故事）
公元前5000年：古埃及年表及古埃及诸王国历史的构造（19世纪所虚构）
古埃及“赫尔默斯的著作”其实也是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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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伟大”的古埃及“哲学神王”---赫尔默斯
在15世纪到16世纪之间，欧洲流行古埃及“三重伟大”的“哲学神王”---赫尔默斯的著作。
话说15世纪六七十年代，意大利一位名叫马斯里奥.菲奇诺（1433-1499）的医学院学生以“翻译”为名、
在伪造、炮制《柏拉图全集》之际，说是从马其顿获得了古埃及哲学神王赫尔默斯的著作，
于是放下手中《柏拉图全集》的“翻译”工作，先行将赫尔默斯的著作翻译为拉丁文。
从那时开始，欧洲人崇拜古埃及“哲学神王”赫尔默斯达两百年之久。
“1460年，一位僧侣从马其顿来到佛罗伦萨，将一份希腊文手稿交给科西莫.美第奇（Cosimo de’Medici）公爵。
公爵遂将手稿交由斐奇诺（Marsilio Ficino）翻译成拉丁文。
手稿于1471年译成，后以《秘闻集》（Corpus Hermeticum）之名流传。
其后不久，出现了其他赫尔墨斯思想文献。
《秘闻集》不仅记录了斐奇诺本人的思想，也记录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思想。
因此，该书不久便有了西班牙文版、法文版和荷兰文版问世。”
（[美]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中译本第9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
19世纪以象形文字的破译为基础，认为古埃及最伟大的作品为《死者之书》；
然而15、16世纪欧洲人对古埃及的认识则完全不同，当时是欧洲人伪造柏拉图哲学的时期，
因而以希腊文为基础、认定古埃及最伟大的作品为“赫尔默斯的著作”。
到了17世纪欧洲学者终于承认所谓古埃及“赫尔默斯的著作”其实也是伪作。
古埃及“赫尔默斯的著作”其实也是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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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伟大”何谓也？
“三重伟大”指：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宗教家与伟大的圣王。
据说古埃及有大批哲学家，从这些哲学家中选出最优秀的作为祭司（宗教家），
再从祭司中选出圣王，圣王具有三重性格：哲学家、宗教家与政治家。
“斐奇诺等人相信，这份手稿年代极为久远，是研究三重伟大的墨丘利（Merecury Thrismegistus）的。
此人是一位埃及祭司，据说生活在比摩西晚几代的时代里。埃及人将他称为托特（Thoth，也作Theut），
希腊人将他称为「三重伟大」（Thrismegistus），即最伟大的哲学家、祭司和王。
斐奇诺认为，埃及人有从众多哲学家中选出一人为祭司，并从众多祭司中选一人为王的风俗。
斐奇诺还称上至毕达哥拉斯，下至柏拉图，都出自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Hermes Trismegistus）之门。”
（[美]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中译本第9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
希腊文的“赫尔默斯” 拉丁文名称就是“墨丘利”。
谁是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发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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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发明者原来就是这位“三重伟大”的“赫尔默斯”。
希腊的“赫尔默斯”，在罗马神话里名为“墨丘利”，
在埃及则被称为“托特”（Thoth，也作Theut），据说他就是埃及的象形文字的发明者。
“在古希腊历史上，托特是埃及中部的一个地方神，
后来人们将托特与冥神欧西里斯（Osiris）联系在一起，认为托特是欧西里斯的秘书兼书记。
通过这种联系，托特就被看做象形文字的发明者以及一切与书写有关的科学的创始人。
赫尔默斯思想的信奉者也因此将「三重伟大」的赫尔默斯和语言联系了起来。”
（[美]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中译本第10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
所谓古埃及最早的文字，公元前3100年前的那尔迈调色板上的文字根本就不是文字，只是些绘画，并且断代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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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出现的埃及象形文字铭文
“象形文字最早出现于前王朝的涅伽达文化Ⅰ、Ⅱ之交的时期，大约公元前4000年代中叶。
最典型的早期象形文字铭文就是公元前3100年的那尔迈调色板上的文字。
象形文字通常刻在石碑上，或者寺庙和陵墓的建筑物的墙壁上，有时也出现在纸草上。
但是，后来其使用范围越来越集中于纪念碑上。”
（刘文鹏《古代埃及史》第27-28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4月第1版2010年11月4刷）
那尔迈调色板是公元前3100年的文物，那尔迈调色板上的那些图画就是最早的象形文字；
对此，中国的学者们完全是作为定论来全盘接受的。
试问，果真如此吗？
那尔迈调色板上的文字，根本就不是文字，只是绘画，被西方人伪造成古埃及最早的文字
“纳尔迈调色板”是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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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英国埃及学家詹姆斯?奎贝尔和弗雷德里克?格林
在上埃及的赫拉康波里斯一个早期神庙的废墟中发现了一块绿灰色的石板……
像罗塞塔石碑一样，这个石刻，即纳尔迈调色板，对古埃及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到位于开罗的埃及博物馆参观，人们最先看到的展品之一就是纳尔迈调色板。
它是一块绿色石板，呈盾形，高63厘米，正反两面都刻有浅浮雕装饰。
人们一般认为纳尔迈调色板出现在公元前4千纪的最后一个世纪。”
（伊恩《重构古埃及》双语版第197-198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
原来，“纳尔迈调色板”乃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关键文物，为埃及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纳尔迈调色板”出现时间、发现地点并无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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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于“纳尔迈调色板”出现的时间和发现的地点并无定论，20世纪西方学者对此提出质疑。
“在《法老前的埃及》一书中，美国史前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夫曼概述了奎贝尔和格林如何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不幸的是，我们甚至不能确定这个最生动的证据「纳尔迈调色板」来自何处。……
从格林的考古日记看，它好像在离「大宝藏」一两米处被发现的，
格林在1902年发表的报告中提到，它很显然是在前王朝末期的地层中发现的，
这使得纳尔迈调色板的年代回溯到了上下埃及统一（即公元前3100年）前的一两代。
但两年前在奎贝尔发表的关于赫拉坎康波里斯的第一份报告中，
纳尔迈调色板被认定发现于「大宝藏」区，这使得它出现的时间被推迟到了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130-前1785）。”
（伊恩《重构古埃及》双语版第220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
实际上，古埃及年表所谓前王朝或中王国的分期，都是十九世纪西方学者根据虚假资料编造的，并无实际意义。
那尔迈调色板上的文字，根本就不是文字，只是绘画，被西方人伪造成古埃及最早的文字
调色板上的图案并非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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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迈尔“调色版正面描绘有两只狮头怪兽（serpopards），
它们的长颈交织在一起，分别被两名蓄着络腮胡的男子用带子拴着。
类似这对怪兽的成对对称「驯兽」似乎来源于早期美索不达米亚的图像，或许也包括埃兰的图像。
但是在埃及，这些驯兽可能代表着上下埃及的武力统一，这是整个法老时期埃及艺术与文献的主题。
两头怪兽缠绕在一起的颈部形成的圆环巧妙地构成了一个凹处，也叫浅盘，
它可以用来磨制描绘眼镜的颜料（这是这些调色板的本来用途），
但是我们不清楚像纳尔迈调色板这么重要的仪式用品是否真的用来磨过颜料。
像这样造价很高的仪式用具可能已经超越了所谓的实用功能，因为它们是献给赫拉康波里斯神庙的贡品。
在类似的其他仪式用调色板上，圆形凹槽可能会中断调色板的画面，这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
试比较同样由奎贝尔和格林在赫拉康波里斯发现的「双狗调色板」，其正面也有两头长着长颈的狮子，
但是凹槽只是位于脖颈之间，而不是由脖颈相交形成（或者比较「战士调色板」，
其中的凹槽位于一排俘虏中间，割断了画面）。”
（伊恩《重构古埃及》双语版中译文第198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
很显然，所谓各种调色板上的这些图案，分明是图画、哪里是什么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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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尔迈调色板上的文字，根本就不是文字，只是绘画，被西方人伪造成古埃及最早的文字
“埃及象形文字”的说法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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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欧洲人所认知的“人类最早语言”的观念不是埃及语，更没有“埃及象形文字”的说法。
“根据《圣经》（《创世纪》2：19-20），许多欧洲人相信上帝曾赋予亚当一种纯洁、准确和极为简单的语言。
这种语言有各种不同的叫法，如lingua Adamica、lingua humana和the Primitive Language。
人们认为，亚当的所有后代，也就是所有人类最初所说的就是这种语言。”
（[美]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中译本第178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
后来欧洲人伪造《希罗多德历史》，称埃及文字为「圣体文字」和「俗体文字」，也没有所谓“埃及象形文字”的说法。
“在写算的时候，希腊人是从左向右运笔，但埃及人则是从右向左运笔的；
……他们使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字，一种叫做「圣体文字」，另一种叫做「俗体文字」。”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上册第126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6月第1版）
“埃及象形文字”的概念，出现在耶稣会传教士将中国的汉字的信息系统的带到欧洲之后。
关键人物：十七世纪的欧洲“古文字学”大师---基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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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没有古文字，却在十七世纪出了一位古文字学大师。
这位大师就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1-1680），本来是来自罗马的一名耶稣会士，
在学术史上以欧洲早期的“汉学家”知名，在十七世纪竭力推崇“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正是这位“汉学家”。
当时流行的是古埃及“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神智论，没有人懂得“古埃及象形文字”，
基歇尔在通过来华传教士接触中国文字的过程中，感悟到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
于是联想到无人能识的古埃及“图画文字”，提出了中国文字源于古埃及“图画文字”的学说。
“基歇尔将中国人发明语言的时间定在《创世纪》第6-9章中挪亚洪水之后的300年。
基歇尔认为在这段时间里，挪亚的后代统治了全世界所有的地区（《创世纪》9：18和10：1-2）。
根据基歇尔的观点，「伏羲皇帝」是文字这项「技艺」的发明人，
他把文字教给他的后继者，这些后继者都是挪亚的后人。
在这里基歇尔看到中国历史和《圣经》历史是吻合的。
在对《创世纪》第10章的分析中，基歇尔提到了含（Ham）。
含是挪亚三个儿子之一，他从埃及将他的部落向东迁到波斯，然后又进入大夏（Bactria）。
基歇尔认为「大夏王琐罗亚斯特」（Zoroaster）就是含。
含从大夏将移民团派往中国，基歇尔把中国看做地球的尽头，因为它代表了世界上最后一块适合居住的土地。
……基歇尔说含有一个儿子名叫Nesraim，即麦西（Mizraim）（埃及），
他有一个参谋叫三重伟大的墨丘利（Mercurius Trismegistus）（即赫尔墨斯），
基歇尔称此人为‘埃及象形文字的最早发明者’。”
（[美]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中译本第143-144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
“对基歇尔来说，中国文化的基本要素，
例如中国的宗教，并不是世界另一头冒出来的全新的信仰。
它们是从埃及和希腊宗教中得来的。
汉语也不是中国的独创，
因为基歇尔说汉字显示出与埃及象形文字一样的演变原理，
因此是从埃及象形文字得来的。”（同上第142页）
这在今天看来也许觉得好笑，而基歇尔的学说代表当时欧洲最高学术水准，受到人们的景仰。
“他的结论在当时却是受到尊重的。”
（[美]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中译本第144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
基歇尔伪造“古埃及象形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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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十七世纪的欧洲“古文字学大师”，既然竭力推崇“古埃及象形文字”，
想来一定对“古埃及象形文字”研究有什么建树吧！
谁知，这位“古文字学大师”通过毕生的努力，只读出了一个埃及字符！
“基歇尔从17世纪30年代开始就对埃及文字感兴趣，他的《埃及的俄底浦斯》（Oedipus Aegyptiacus,1652）和
《埃及语言之复原》（Lingua aegyptiaca restitute,1643）在《中国图说》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随着早期基督教在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发展，埃及象形文字就渐渐无人能够读懂了。
因此，基歇尔试图译解的象形文字是一门深奥的语言。
他从科普特语（Coptic language）着手，开始研究古埃及文字。
他假设科普特语是从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的。……基歇尔还有一个正确的地方，就是他认为象形文字记录了语音信息。
然而，除了一个字符，基歇尔基本上没能解读出埃及象形文字……”
（[美]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中译本第146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
号称古文字大师，经过毕生努力、只读出一个字符。试问：一个字符如何能读通一种语言……
不要笑！ 今天学术界以商博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古埃及历史学体系，与基歇尔相比差远了！
基歇尔说：赫尔墨斯是神学之王子和哲学之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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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学者阿塔纳西乌斯.基切尔是他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士之一，在1652年写道：
赫耳墨厮?特里斯美基斯图斯是埃及人，
他首先创造了象形文字，从而变成了埃及神学和哲学的王子和父亲，
是埃及人当中最早和最古老的人，并首先严肃地思考神圣事务，
还为了永恒地保留其观点而将其铭刻在耐久的石头和巨大岩石上。
从这以后，俄耳普斯、缪斯、莱纳斯、毕达哥拉斯、柏拉图、欧多克索斯、
巴门尼德、梅里苏斯、霍默、欧里庇得斯和其他人才正确地了解了神和神圣事务。”
（转引自[美] 詹森.汤普森《埃及史---从原初时代至当下》中译本第132页，商务印书馆 2012年7月第1版）
基歇尔或译为基切尔，赫尔墨斯或译赫耳墨斯。
古埃及象形文字数量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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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截至希腊时期的古埃及文中，目前已发现了两千四百多个象形符号。
如果连变体字也算进去，尤其是加上创造力惊人的托勒密时期的变体字，数量甚至可多达七千。
不过，在中古埃及文、语言、和经典文学中反覆出现的符号，数量其实并不超过七百。”
（马利林纳.贝特罗《图说古埃及象形文字》中译本第19页，台湾枫书坊文化出版社2013年11月初版）
“古埃及人使用的文字，我们概括其形体特征，习惯于把它称为象形文字。
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基本上是独立发展起来的。
古希腊文「象形文字」（?ερογλ?φο?）一词最早由亚历山大的克利门特（公元2-3世纪）使用的，
它是由?εροs（神圣的）和γλοφω（雕刻）形成一个复合词。
克利门德把它称为在石头上雕刻的文字。
象形文字是由描绘具体的生物体和非生物体的各种符号组成的，
最经常使用的符号大约共700个，到罗马时代增长到5000多个。”
（刘文鹏《古代埃及史》第27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4月第1版2010年11月4刷）
“古埃及象形文字”乎？“罗马象形文字”乎？
据以上说法，古埃及文最常用的象形符号约七百个，到罗马时代增长到了五千多个。
原来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古埃及象形文字，本来只有几百个字符；
到罗马时代却发展到了数千个字符，这样一来，岂不可以说是“罗马象形文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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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只是些图画
以中国文字的历史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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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象形文字字符：常用700，晚期（罗马时代）5000；
中国文字字数，汉代许慎说文540（初文）， 解字9300（孳乳）。
中国文字的历史，虽然有初文、孳乳之别，但在其演进过程中，
初文随时孳乳产生指事、会意、形声的合体字，
并没有初文几千年不变，到了晚期突然出现大量孳乳的情况。
可见古埃及几千年间只有几百个字符，而到了罗马时代一下子出现几千个字符，
这样的情况不符合文字演进的规律。
何以见得，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说法不是在《说文解字》流传欧洲之后才出现的呢！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古埃及人如何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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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历史之父”如是说：“现在让我再说一下埃及人本身的情况如何。……
现在必须承认，他们比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包括其他埃及人在内，
都易于不费什么劳力而取得大地的果实，
因为他们要取得收获，并不需要用犁犁地，不需要用锄掘地，也不需要做其他人所必需做的工作。
那里的农夫只需等河水自行泛滥出来，流到田地上去灌溉，灌溉后再退回河床，
然后每个人把种子撒在自己的土地上，叫猪上去踏进这些种子，此后便只是等待收获了。
他们是用猪来打谷的，然后把粮食收入谷仓。”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第115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6月第1版）
1．土地是上天给的（尼罗河的赠予）；
2．灌溉靠的是河水自行泛滥；
3．耕耘靠猪。人只要播下种子，猪会自己将种子踏入土地；
4．打谷子也靠猪。埃及农民只需收谷入仓便万事大吉了。
这算是什么耕作法，不过是近代欧洲典型懒汉思想的流露。
“象形文字”高于“字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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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年，一本《象形文字集》（Hieroglyphika），5世纪末关于埃及象形文字的著作，
上埃及人何拉波罗（Horapollo）著，被带到意大利并得到翻译。（Ganliner[1927.p.11]）
作者综合了对若干种符号的正确解释和‘那些意义的最古怪的寓言的原因’。
这本书非常受欢迎，它肯定了埃及象形文字是各种神秘的手写体，比字母文字要高等，
因为其符号内部压缩了丰富的意义，又不为世俗语言的语音所累。
总之，埃及象形文字及其所包含的谜语在15世纪初变得非常重要；
例如，参见伟大画家、建筑家和艺术理论家莱昂内.巴蒂斯塔.阿尔贝蒂（Leone Battista Alberti）
制作的著名徽章，描写明显埃及的带翅膀的眼睛。
阿尔贝蒂有时被认为是未受污染的早期文艺复兴的代表。”
（[美]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1785－1985》中译本第136页，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7月）
按：所谓5世纪末《象形文字集》（Hieroglyphika）是一部伪作。
道理很简单、因为当时既没有象形文字的概念，也没有人懂得古埃及象形文字。
而意大利艺术家阿尔贝蒂的画风、技法来源于中国。（另文详述）
不过，这里有一句话是正确的，即“象形文字比字母文字要高等”。
古埃及象形文字时期的概念，如何可能通过希腊文献的形式保存下来，
并经这位医学院的学生“翻译”为拉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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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伟大”赫尔默斯文献出世的另一版本
“大约1460年，一个僧侣从马其顿带了一份希腊文手稿到佛罗伦萨，
他是科西莫?迪?美第奇雇用的为他收集手稿的许多代理人之一。
这一手稿包含一份《赫耳墨斯作品》。
……虽然柏拉图的手稿已经收集完毕，等待翻译，
但科西莫命令斐奇诺把柏拉图放在一边，
在迻译希腊哲学家之前立刻翻译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的作品。
……埃及在希腊之前；赫耳墨斯比柏拉图要早。
文艺复兴时期尊敬古代……认为那最接近神圣的真理，
这要求《赫耳墨斯作品》比柏拉图的《理想国》或《会饮篇》要先行翻译。”
（Yates[1964,pp.12-14]；她选择《会饮篇》或《理想国》的例子有时代错误。
文艺复兴时期和古代晚期一样，柏拉图最有名的文本是《蒂迈欧篇》，
这一文本与前两者不同，明确地指示了埃及智慧。）
（[美]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1785－1985》中译本第137页，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7月）
斐奇诺是一名医学院的学生，学过几天希腊语（君士坦丁堡地区语言），就可以翻译“古希腊语古文献”。
实际上正是这位医学院的学生在科西莫.迪.美第奇的指使下，伪造了全部所谓《柏拉图的著作》。
在柏拉图的著作出笼之前，据说先行翻译了这本《赫耳墨斯作品》，据说是从“古希腊语”翻译为拉丁语的。
一位医学院的学生，一个人不知他是从哪里学来“古希腊语”的，
两千年之前的“古希腊的哲学概念”又如何可能通过君士坦丁堡地区语言迻译为拉丁语？
进而，古埃及象形文字时期的概念，如何可能通过希腊文献的形式保存下来，
并经这位医学院的学生“翻译”为拉丁语？
所谓的“大一统的法老埃及”得不到考古学上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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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统一的法老埃及王国，由上埃及与下埃及构成。然而，事实上这样的“埃及王国”却得不到考古学上的证明。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三角洲一直未给我们提供法老埃及时代的历史证据。……考古学关于三角洲方面的记录却开始出现空白。由于对这一时期的三角洲缺少相应的资料（无论其确凿与否），使我们的推测工作很难设想出法老埃及地区文明诞生的前提。”（[英]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译本第6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
汤因比说：“我们关于法老埃及文明史的大部分考古学遗存却也是在上埃及，而不是在三角洲地区发现的。”
对此，汤因比提出两个原因：
第一，“因为上埃及的气候更适于保存人类的作品，三角洲地区的气候、地理条件则对此不利，虽然整个三角洲地区降雨量稀少（其极西北地区除外），但在这一纬度上，空气仍不如上埃及干燥。”
第二，“在三角洲地区，法老时代的遗迹都被掩埋在深不可测的冲积层之下；在冲积层之上，也就是在法老时代绝大多数的城镇遗址的上面，又建起了许多现代的城镇。”
然而，上述原因显然站不住脚。因为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发现了许多埃及史前遗存，如果说法老埃及时代的遗迹都被掩埋在冲积层之下，那么三角洲地区埃及史前遗存应当更在法老遗存之下。
尼罗河三角洲地区“为我们提供了埃及史前时代的证据。俯瞰着冲积盆地的上埃及高原上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与它遥遥相望，位于三角洲西部高原上的迈里姆德，也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从这里望去，三角洲上部地区尽收眼底。”（[英]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译本第6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
而上埃及的考古遗址，实际上也不是什么埃及帝国的遗存，不过是非洲先民们的原始聚落，最多不过是类似于地中海沿岸常见的所谓小型“城邦”聚落遗存，并不反映所谓大一统的法老埃及的历史。
考古学里哪里压根就没有“下埃及”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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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英、美、日、德、意中小学指定书目
[德]克劳斯.伯恩德尔等编著《图说世界??文明的滥觞》2005年版
关于法老埃及，请看西方小学历史教科书如何说：
早王朝时期的统一
约公元前2900年，两个敌对的独立王国分别在这两个地区发展起来。
据传统说法，在早王朝时期，上埃及的统治者纳尔迈（Naemer）征服了尼罗河三角洲，
将两个王国统一起来，并在原来两国的边境上建立了强大的新都孟菲斯。
公元前2900年左右，阿哈（Aha）开始统治第一王朝。
上、下埃及的分合
在整个埃及的历史中，上、下埃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情况反复出现。
只要中心政权开始衰落，那么这两个地区就会竭尽全力争取它们各自的独立。
（[德]克劳斯.伯恩德尔等《文明的滥觞：从人类起源到最初的伟大帝国》中译本第7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三国演义中的概念，考古学里哪里有下埃及的影子？
番外篇：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教育界西方历史知识之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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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为西化的教父，以他为代表在二十世纪告诉国人的西洋古典历史知识，
不过是近代以来西方学者所伪造的“古典历史”而已。
其代表作就是梁启超父子所译、英国赫伯特?乔治?韦尔斯所著《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
赫伯特.乔治.韦尔斯何许人也？
他并不是什么历史学家，不过是一个记者，该书是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赶出来的通俗作品。
赫.乔.韦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毕业于英国皇家学院，任教于伦敦大学，
曾在赫胥黎的实验工作，后转入新闻工作。
1918年他尝试编写本书，于1920年初版。其后几经修订再版。
迄今已重版三十余次，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传布于世界各地。
韦尔斯以小说家，尤以科幻小说创作闻名于世，
著名的有《时间机器》、《莫洛博士岛》、《隐身人》《星际战争》等。
他还是位社会改革家和预言家，是费边社的重要成员，会晤过罗斯福和斯大林，
撰写了《基普斯》、《托诺?邦盖》、《波里先生和他的历史》等大量作品。
韦尔斯一生创作了百多部作品，内容涉及科学文学历史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是现代最多产的作家之一。
该书中译本最初由梁启超指导自己的儿子梁思成译为语体文并进行校阅，
其后由一批新文化运动的追随者（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等）再次翻译为现代汉语，
通过人民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不断再版、重印，以知识传播的方式，向国人灌输 “世界历史”知识。
国人对这位英国小说家、记者所写的这部通俗历史作品顶礼膜拜，奉为神明……
《汉译世界史纲》是国内最早的中文译本，也是民国时期最为通行的世界史教材。
译校者汇集了梁思成、向达、黄静渊、陈训恕、陈建民、梁启超、秉志、
竺可桢、任鸿隽、傅运森、徐则陵、何炳松、程瀛章、朱经农、王云五等当时第一流的专家学者，
译工精致，文词清顺，堪与原书比美。
梁启超说：“此书虽号称儿曹所译，实则无异我自译（亦可谓私爱厥子，借此教授），
因其书为文学的，故吾于行文特加注意，往往竟半日仅改千字耳。
吾改时置译者于旁，疑辄阅之，自信此改本可谓信达雅兼备矣。”
中国著名史学家、世界史学科主要奠基人吴于廑（1985）说：
“我个人最早接触到的由西方引进的世界历史，是十几岁的时候，
在一个偏僻小邑里见到英国韦尔斯《世界史纲》的中译本。
这部书的翻译起初由梁启超倡议，梁思成等初译，后来又由向达等据新版改译。
梁、向等人是我国学术界杰出的、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眼力确实非凡。”
关于两河流域的相关文献也有伪造：
十九世纪发现“两河流域文明”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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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所谓“埃及文明”不过是欧洲学者们的虚构。
尽管如此，对于埃及来说，在十九世纪的尼罗河流域还可以见到许多“古代遗迹”；
而在两河流域、作为欧洲的冒险家的旅游者们除了见到一望无际的平原以及平原上的几座土山之外，见不到其它东西。
正是在这样的地方，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西方学者们竟然“发掘”出了一个消失已久的古代文明世界……
“关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发现，甚至更加动人听闻。
在尼罗河流域还一直可以看到已经消逝的伟烈丰功的无数遗迹，
而美索不达米亚则辽远而又不易到达，冒险的游历者除平原上的几堆土山外，找不到什么东西。
一个消逝了的世界，又是由于语言学家和发掘者的共同努力而被发现了。”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下册712-713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
“巴比伦古文明”是一个二十世纪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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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支撑“巴比伦古文明”的核心物件《汉谟拉比法典》是二十世纪初“发现”的，
“巴比伦古文明”与《汉谟拉比法典》的“发现”关系密切，
可以说正是《汉谟拉比法典》的“发现”、证明了一个“巴比伦古文明”的存在。
“从发现记载洪水的圆柱形土器以来，再也没有象《汉穆拉比法典》的发现那样轰动全世界；
法典是在1901 年由雅克.德.摩根在苏萨地方发现并由雪尔译出的。
这块闪长岩石高八英尺，刻有二百八十二条法律。
这个法典象摩西法典那样致密，突然展示出一个复杂而又精美的古文明。
在逐出埃兰人以后，汉穆拉比，即巴比伦第一王朝的最大统治者，合并北方和南方，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
他希望实行统一的法律，所以颁布了冠上他名字的法典。”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下册718-719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
《汉谟拉比法典》疑为伪造或者其内容释读仅为猜测和臆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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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谟拉比法典》的基本特征
1．材质、形状：黑色玄武岩柱
2．尺寸大小：高2.25米，上周长1.65米，底部周长1.90米
3．石碑内容：上方为浮雕像，下部刻着法律条文
4．物件性质：世界级国宝
5．发现者：法国人
6．发现地点：伊朗西南部一个名叫苏撒的古城旧址
7．发现时间：20世纪初（1901年12月）
8．距今年限：约3700年前
9．使用文字：楔形文字（用阿卡德楔形文字刻写）
10．使用语言：古巴比伦语（早已失传）
11．行数条数：文字3500行、282条
12．释读方法：破译（而非考释）
13．楔形文字辨认难易度：比埃及象形文字难度大得无法相比
14．可释读比例：百分之百
15．概念体系：十九世纪当时的法律观念
《汉谟拉比法典》是世界上所发现的最早的成文的法律条文，
是研究古代巴比伦经济制度与社会法治制度的极其重要的文物；
同时，它还是古代巴比伦艺术的代表，
尤其因为古巴比伦王国流传下来的艺术品十分罕见，
所以这个石碑就更加显得格外珍贵，
石碑的雕刻精细，表面高度磨光。
石碑上刻满了楔形文字，全文280条，
对刑事、民事、贸易、婚姻、继承、审判制度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
这座汉谟拉比法典石碑，是反映古巴比伦文明经济与社会状况的唯一记录……
什么世界级国宝？！
20世纪，一位法国人，发现了以一种失传了的语言，采用一种断绝了的古拼音字，
记载着3700年前的法律的石碑，现代人却能够毫无障碍地完全释读，
该石碑反映的却是19世纪的观念（概念体系）……
外行人一看也知道是假古董，而中国学术界却将其奉若神明……
关于楔形文字的解读比商博良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更扯淡，竟然来源于一名中学数学老师的一个“赌注”
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如何释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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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译”楔形文字源于德国一名中学数学老师的一个赌注
“人们一定难以相信，首先破译楔形文字竟是源于一个赌注，不过，这是千真万确的。
……当初，商博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时，他还能从小小的图形中有所领悟，而破译楔形文字就难多了。
19世纪中期后，博塔等人发掘的大量文物，给提高译解技艺提供了条件。
然而，在破译楔形文字方面第一个迈出决定性步子的人，却是德国的一个叫格罗特芬德的中学数学教师。
他译解楔形文字并非出于学究的好奇或学术的冲动，而纯粹是为了打赢一个赌。
1802年，也就是格罗特芬德27岁时，有一天他突发奇想，认为自己能够找到解读楔形文字的钥匙。
当时他正和几个朋友一起喝酒，便对朋友说，用他的预感打了一个赌。
而他当时手头唯一的资料，是几份波斯波利斯铭文的蹩脚摹本。
经过一段时间苦苦钻研，格罗特芬德破译了波斯波利斯的起首10个字母，解开了当时最渊博的学者也无从解开的难题。”
（陈晓红、毛锐《失落的文明：巴比伦》第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2月第2版）
“楔形文字”比“埃及象形文字”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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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认楔形文字比埃及象形文字困难得无法相比。
成功的第一步是汉诺威高等学校古典学术教授G.F. 格罗特芬德（1775-1853）获得的。
他大胆地用奇妙的组合的办法，于1802年在尼布尔原件上认出了大流士、喜特塔斯皮和泽尔士这三位国王的名字，
并发现11个最简单的、即波斯文的书写体的正确含义。”
（[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中译本下卷第4分册第758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5月）
越难的东西、西方人破译起来就越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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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比古埃及象形文字更难破译，但竟然被一名初中数学老师通过“打赌”的形式破译出来。。。
欧洲学者的学术态度极不严谨，不及中国考古界万分之一
看看楔形文字怎么被解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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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 格罗特芬德“破译”楔形文字的方法
“首先，格罗特芬德确定，楔形文字的确是文字而不是饰品。
接着，他通过古希腊史学家的著作初步了解古代波斯的历史，
已知波斯统治者居鲁士在公元前540年前后灭掉了巴比伦，为建立一个强大的波斯王国扫清了障碍。
格罗特芬德认为根据这一史实可以作出推断，铭文摹本中至少有一栏文字代表统治者的语言。
此外，有一组记号和另一组单独的记号经常在文中出现，他推断这一组记号可能代表「国王」这个词，
而那个从左往右上方斜引的单独记号，可能是个分字符。这些推论因在其他铭文中有类似发现而得到了验证。
当时，他还不清楚铭文该丛哪个方向读，是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到左？是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
但他很快发现大部分楔形文字的尖端不是朝下，就是朝右。两个楔形文字相交构成的角总是朝右开放。
因此，他断言楔形文字应该从左往右读。当时只有一个欧洲人接受这一观点。
……当时他手头上的文字资料是从纪念碑上摹写下来的铭文，
于是他暗自思忖：纪念碑上某些文字的书写方式，一般是常年不变的，
比如他家乡墓碑上「长眠于此」几个字，就是他的祖父、曾祖父辈已经使用，而他自己的子孙也还要使用下去的。
因此，新波斯时代纪念碑上的某些铭文，如引语或祝语等，应该可以在古波斯的纪念碑上找得到。
在这里，格罗特芬德充分使用了数学的逻辑思维，
他先假定一组反复出现的楔形文字代表「国王」一词，
那么第一个字应该是国王的名字，而且后面必然有一行斜行楔形文字作为分字符，
下面的两个字中必会有一个代表「国王」。
「国王」这个关键词，可以根据其反复出现的次数来加以识别。
他注意到几乎所有的铭文中，在每一栏的开端，同一组楔形文字只有两种变体。
根据他的推论，这组文字里应该有国王的名字。
这种一致性是否意味着所有的铭文只谈到两位国王呢？
根据古典套语的习惯，很可能他们之间存在父子关系。
因而格罗特芬德按自己的理论演绎了下列图式：
X（国王），Z之子；
Y（国王），X（国王）之子。
正是根据这一推论，格罗特芬德成功地译出了楔形文字的最初几个字母，破译了波斯国王和亚塔薛西斯的名字。
【波斯国王大流士的古波斯铭文】格罗特芬德译为：
大流士，伟大的皇帝，众王之王，诸国之王，胡斯塔普斯之子，阿黑明尼的王朝的皇帝，是建这座宫殿的人。
格罗特芬德在其著作中回忆这段过程时写道：
我确信，应该从亚凯梅尼狄亚王朝去找这样两位国王……
我开始检索历代国王的名字，瞧瞧哪两个最与铭文的文字相符。
他们不可能是居鲁士和冈比西，因为铭文上两个起首的字母不同；
也不可能是居鲁士和亚塔薛西斯，因为文字从字形上来看，第一个太短，第二个则太长。
看来可供选择的只有大流士和薛西斯了，它们看来和铭文一拍即合，我于是断定摸对了门道。
这是由于在提到儿子时，父亲的名字边上有表示国王的记号，
但在提到父亲的世系时这个符号就不见了。所有波斯波利斯的铭文都证实这一看法是正确的。
……我们要特别肯定的是，格罗特芬德在破译古波斯楔形文字上的成就，
为两河流域出土的种种楔形文字提供了解读的钥匙。”
（陈晓红、毛锐《失落的文明：巴比伦》第7-9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2月第2版）
如此破译法、如此想当然！ 海外奇谈、无出其右者。
在这里，欧洲人随意的学术态度曝露无遗……
罗林森25岁开始“破译”楔形文字、方法与格罗特芬德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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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林森1835年在埃尔万德山上第一次看到楔形文字铭文，
后来就开始抄录引人瞩目的贝希斯敦铭刻上那些可以抄下来的部分。
罗林森在对欧洲这方面的研究进展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在抄录这些铭文时，收集到一份符号表，并寻找专有名词。
他想出的办法和格罗特芬德想的那个办法一模一样，他读出的头三个名字也是大流士、泽尔士和喜斯塔斯皮，
这简直是历史上最出奇的巧合之一。就这样，打开波斯楔形文字的钥匙已找到两次。”
（[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中译本下卷第4分册第759-760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5月）
罗林森是在波斯工作的英国年轻人，他又一次找到打开楔形文字的“钥匙”……
罗林森爵士被称为“破译”楔形文字的“商博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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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斯工作的英国年轻人亨利.克雷齐克.罗林森（1810-1895年）被称为“译解楔形文字的商博良。”
（参看[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第713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
罗林森“不是大学里的学者，也从来没有当过教授。
他17岁时便作为东印度公司雇用的一名青年见习军官远航印度寻求前程了。
……在1833至1839年间他在波斯为波斯王训练军队。”
（[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中译本下卷第4分册第759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5月）
整个“两河流域文明”的发现与研究，
建立在一位德国中学年轻数学教师酒后的一个赌注以及一位在波斯服役的英国青年的猎奇兴趣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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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林森爵士的另一头衔---“亚述学之父”
另一种说法：罗林森接触楔形文字是在27岁（1837年）的时候。
“英国人亨利.罗林逊，他成功地破译了美索不达米亚语。
他的突出成就使他荣膺了「亚述学之父」的美称。
罗林逊出生于1810年，1826年到英国东印度公司服兵役。
1833年以少校身份公赴波斯。1837年的某一天，他来到比希斯敦村庄，
波斯人称这里为巴基斯坦纳，意思是「众神的居住地」。
这里自远古以来就有一座陡峭的双峰大山，被称为「神仙洞府」，
从伊朗通往古巴比伦的古道就从山下经过。
大约在两千多年前，波斯国王大流士曾下令用三种语言在岩壁上刻上浮雕和铭文，以纪念他本人的丰功伟绩。
在这幅著名的浮雕上，伟大的大流士倚弓而立，右脚踩在反叛者戈玛塔身上，
国王后面有两位佩有箭筒、手持弓和长矛的波斯贵族。
他的前面有九个在瑟缩颤抖的「反王」，脚被捆住，脖子上拴着绳索。
图像的边上和底下有14栏文字，分别用波斯语、苏美尔语和苏萨的方言记述了大流士的武功。
当时，罗林逊被这陡峭石壁上刻着的文字和雕像深深吸引住了，
他冒着生命危险攀上石壁，抄录了所有碑文并开始研究楔形文字。
他在完全不了解格罗斯芬德的研究成果的情况下，
用一种与格罗斯芬德十分相似的手段，译出了三个波斯国王的名字，
用英语写出来是，Darayawaush（大流士）、Khshayrsha（赫沙雅夏）、Vishtaspa（维希塔斯巴）。”
（陈晓红、毛锐《失落的文明：巴比伦》第1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2月第2版）
后来他又破译了另一种楔形文字，这就是苏美尔语，也是古巴比伦语、亚述语，
并编了一套“学习指南”和“词典”，因此被学术界尊为“亚述学之父”。
“由于格罗斯芬德、罗林逊等人的杰出贡献，楔形文字这一语言之谜逐步被揭开。
此后，学者们继续采用由近及古的方法，对照古波斯文，
最终将两河流域最古老的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释读成功。
楔形文字的释读成功，为人类打开了认识两河流域数千年历史和文化的大门。
在此前后，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地区先后发掘出几十万块用楔形文字写成的泥板文书。
通过对这些泥板文书的解读和研究，人们才知道，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最早发祥地之一。”
（陈晓红、毛锐《失落的文明：巴比伦》第1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2月第2版）
就这样，整个“两河流域文明”的发现与研究，
建立在一位德国中学年轻数学教师酒后的一个赌注以及一位在波斯服役的英国青年的猎奇兴趣之上……
两个19世纪的欧洲青年，通过与伪书（希罗多德《历史》）的对比，
在文字学要素“形、音、义”只存在音的情况下，
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消失了千年、乃至几千年的三种古代语言或方言，
用破译毋宁说是猜谜的方法，完全准确无疑地揭示出来，形成近代以来西方的“东方学”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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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跟贴：
即使是罗马时代也是可疑的，按西方自己的记述，早期基督时代的毁灭异端，多次战乱摧毁，自相矛盾阿。女神庙一个人一把火就毁了100多根大理石柱的七大奇迹之一，尼禄的那把火呢？按记载是毁灭了哪些著名建筑呢？请看看西方自己的记载吧。更不要说黑暗的中世纪和蛮族的作为了，从材质、风格上来看都是可疑的。以弗所女神庙从木制到大理石，从中等建筑到大型建筑，修旧如旧？雅典卫城2500年如一日修旧如旧？俺相信图纸是日尔曼酋长用猪油纸包好的了，行了吧？基督教早期的黑暗和战乱看欧洲的史书，众说纷纭，一般认为，自相矛盾，啥尼禄阿，啥西哥特阿，啥维京阿，都是文物古建爱好者阿！土耳其和伊朗境内的希腊化古建还有个毛？那些喜欢造假有伟大传统和历史劣迹的教会人士可是拿一大把古希腊罗马古籍抄本的年代反衬新约的可靠阿。
现在欧洲和伊朗各执一词对抗古史，欧洲说希腊化包括波斯，但也有反驳的，最多的是伊朗自己的考古和论断，这怀疑是屁股问题，欧洲苦于现在无法去伊朗主导考古阿，不像巴列维时期在西方支持下对波斯波利斯的大规模重建和修复，这也导致了什叶派原教旨主义的反击。这要说到健陀罗艺术，这是希腊化带来的还是波斯大夏文化影响的依然存疑。印度河流域自摩-加文明衰亡后，自所谓雅利安到蒙古人，和华夏中原一样历经北方部落的反复南下，希腊化？
19世纪末叶的牛大学子在这垃圾堆里业绩突出的，要啥就出来啥的。请查关于莎草纸发展史的自相矛盾的说法，制作工艺的奇怪，失传，特性，再发现，现代埃及莎草纸的工艺，撒哈拉沙漠气候对莎草纤维的脱水保存问题值得深思，疑惑不是一点点阿。法老的宝贝，居然大量出口，在古希腊一带容易腐烂的却据说大量使用，但是至今只有1962年在此出土一件。回到俄城，该所谓古城遗址至今无系统发掘，为什么？埃及自古至今在尼罗河里弃置垃圾，古今中外的大河文化习惯阿，死刑亦然，到所谓希腊化时代改跑到沙漠里挖坑了。那条运河呢？宝贵的莎草纸阿，两面都要用足的，当垃圾丢了，还有擦掉重写的，可疑。我国考古，灰坑都是建筑附近的。希腊化的俄城实在是先进阿，知道集中到远处扔垃圾了，错了，是珍贵的但是过时的莎草纸阿。希腊三大史，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希腊史，其可靠版本都是15世纪以后的印刷版，看徐教授译作的原版序言里那些抄本的年代和叙述，实在是无语了。
19世纪西方把希腊从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下挖出来后，在1832年的伦敦会议之中，英、法、俄三国指派统治巴伐利亚维特尔斯巴赫王朝、年仅十七岁的奥托王子为希腊的第一位君主。由于当时奥托尚未成年，于是就由一个摄政团辅政。到了1835年，他才亲政。1862年，奥托一世被罢黜后，由来自丹麦的威廉亲王即位，是为乔治一世。他一共在位五十年。在这段期间，希腊的版图大为扩张（在他加冕后不久，英国便把爱奥尼亚岛割给希腊）；同时，在经济方面也有大幅成长。这个近代希腊根本就是由白皮贵族统治的，当时的雅典就是由这几国主导了建城规划，大规模拆除了奥斯曼的伊斯兰建筑，奥斯曼没兴趣在这个制高点的位置放古希腊或古罗马建筑的，城堡加清真寺才对，不然几百年统治是吃素的？
其后代之以所谓的古希腊风格建筑，雅典卫城就是这时候重建的，俺只是表示可疑，没加引号。经历战争洗礼，1945年后多次修复。
对比一下爱琴海对面的以佛所的七大奇迹之一女神庙，一直在奥斯曼统治下，白皮没法去“重建”，加引号了。所以至今只有小山上的城堡，山脚下的清真寺，还有平地上大路边的女神庙残址，什么都没有，就那么一根断块垒的短石柱，还是发掘时候搭起来的作为纪念，按宗教习惯，这种神庙应该在山头上吧？几十米的小丘哦。附近的另一大奇迹是摩氏陵墓，据说是奥斯曼拆到城堡里去了，连毛都不剩了。
请看这些记述，您对雅典卫城有何看法呢？奥斯曼人良心发现保留了？还是德国来的希腊国王有油纸包好的雅典卫城图纸或是照片？
亚历山大三世之前的早期马其顿历史由于相关记载的缺乏，比起同期希腊文明世界的历史可谓乏善可陈。主要来自于普鲁塔克（希腊文：Πλο?ταρχο?；拉丁文：Plutarchus，约公元46年-120年）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作家，以《比较列传》（ο? β?οι παρ?λληλοι）（又称《希腊罗马名人传》或《希腊罗马英豪列传》）一书闻名后世。他的作品在文艺复兴时期大受欢迎。另外部分参考希罗多德《历史》和关于诗人品达的生平（可能前518年—可能前438年），古希腊抒情诗人。他被后世的学者认为是九大抒情诗人之首，对后世欧洲文学有很大影响，在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时期被认为是“崇高的颂歌”的典范。他的作品藏于亚历山大图书馆，被汇编成册。品达的诗传世较多，共四十五首三千四百二十八行，主要是赞美奥林匹亚等竞技胜利者的颂歌。
九世纪日耳曼的赫斯菲尔德修道院里有一份手抄本，其中包括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传》、《演说家对话录》《日耳曼尼亚志》，和苏维托尼乌斯的《论语法学家和修辞学家》。这个手抄本在耶罗尼姆斯（Hieronymus）死后湮没无闻了几个世纪。1425年巴卓·布拉乔里尼在德国发现了这个抄本，1458年左右，阿斯库兰的埃诺克（Enoch）把它带到了意大利。这个抄本未能保存下来，但留下了它的18个（或20个）副本，都是十五世纪在意大利出现的。
还有希罗多德的历史，色诺芬的远征记和希腊史，不是亚氏图书馆就是14-15世纪以后出来的副本，抄本据说都是来自于1-10世纪的，要么无存要么不知所终。正如沙皇俄国的伊戈尔远征记，一样，来的蹊跷，烧的干净，出了四份赝品，还一致认定内容真实。和咱造家谱差不多阿，有个好祖宗阿！
如果说当年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曾被基督徒付之一炬的话，还有阿拉伯人后来又烧了一次，那么正是中世纪中晚期的修会承担起了传承古典文化的重任；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大部分文献抄本几乎均源自这一时期修道院下设的缮写堂（scriptorium）。 中世纪中晚期的抄校本除了写工结笔时具名外，一般并不标注其所在的修道院，致使在后来的校勘中往往难于断定出处。至于我们现在所称引的西方古典著作写本，通常以收藏地的名称指代，诸如梵蒂冈本（Vaticanus）、巴黎本（Parisinus）抑或不列颠本（Britannicus）等。
公元5世纪以降，由于埃及本土莎草的枯竭或是由于阿拉伯人的入侵，古典世界的草纸供应中断。考古发现的草纸文献，多以出土地域冠名，奥克西林库斯（Oxyrhynchus）草纸卷等。就西方古典著作的现存写本而言，在埃及出土的公元前4世纪中期草纸卷也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抄件，较多、较完整的则为公元9世纪之后的皮纸本。由于埃及干燥的地理环境极适于草纸的保存，故而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西方古典文献草纸卷（本）残篇几乎均源自那里，在希腊本土1962年仅发现过一片希腊语草纸残篇。 在埃及出土的草纸文献虽然大多以地名称引，但就传抄的出处而言，除了一大部分记录当地风俗的文献外，西方古典著作的晚期草纸写本却并非出自当地写工的笔下。
在现存的草纸写本中（约计30000，其中大部分为私人文献），荷马史诗的卷（本）残篇即多达590余种，由此亦可看出《伊里亚特》与《奥德赛》在西方古典著作中的地位。
不解释，大家自己看，疑点颇多。
还有莎草纸的工艺，大家自己查，奇怪的工艺，还有相关的失传经过，连莎草都是法国引种回埃及的阿！！！法国佬怎么老是在埃及学里面出现阿？
还有现代埃及某高官参考中国手工作坊造纸工艺找回了失传千年的制作工艺，垄断了市场，俺明白了！
于是，整个西方世界的上古文明的历史，便由欧洲人来把握住话语权了，他们说什么，全世界人就得相信是什么，谁有能力去挑战欧洲人的结论？
当然，也会有一些欧洲人会去质疑另外一部分欧洲人的结论，但是，这些质疑声显然并没有掀起多大的浪花，并没有成为主流的声音。
然后，西方世界的古代文明历史结论依然如故地被写入了全世界的历史书籍里（包括中小学历史课本里），给全世界的人民洗脑！
中国人所能做的，就是找出西方人曾有过的那些质疑声，让更多的人看到以前从未见到过的一些观点，有助于打破现有的西方历史“一言堂”的局面。
这就是“质疑”的意义所在。）
古埃及应该很辉煌，但是第一，和现代欧洲人无关，第二，其历史记载包括年表可信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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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目前知道古埃及文明很辉煌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古埃及历史，也不知道许多文物的具体断代
因为古埃及文字破译只是猜测，并不是真正的破译
伪造古埃及史部分是给古希腊做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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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全部来自西方学者的质疑，大量引用西方学者的文献资料）
西方人伪造古埃及历史，其实还是和伪造古希腊历史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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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编造“古埃及文明”的故事，是为了伪造“古希腊文明”之目的
欧洲的世界史本来是以《旧约》的故事为框架的。
在所谓“文艺复兴时期”初步大规模接触到中国文化，
几百年间在不遗余力地尽剽窃之能事的同时，编造一个来源于“古希腊”的故事；
其间，在耶稣会士较深入地接触到中国文化之后，
发现《旧约》的历史观从时间上来说站不住脚，
于是通过伪造古埃及年表的形式，不断将古埃及的历史推向更远的过去……
萨依德指出：“无论从艺术、科学、政府等方面过度饱和的意义来看，
埃及的角色就是在舞台上不断成为各种具世界史意义的「行动」的对象。
一个起源自现代欧洲的世界新霸权，只要攻下埃及，就很自然地可借此向世界展示力量，
合法化他们的侵略行为，写下殖民的历史。
一旦攻下埃及，这个非洲国家的命运就和整个欧洲结合在一起。
此外，一旦进入埃及，昔日欧洲最远古的祖先不过是荷马、亚历山大大帝、凯撒、柏拉图、毕达哥拉斯，
现在则可追溯到更古老的东方先贤。
简言之，东方存在的价值，不在和现代欧洲现实世界接轨，
而在与欧洲遥远的过去相联接的价值。
这就是我所提到过的，一个纯粹的例子：
西方看东方世界的那种「文本式」、「宏观系谱式」（schematic）的态度。”
（[美]爱德华.萨依德《东方主义》中译本修订版第120-121页，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民国100年2月）
除了古埃及，两河流域历史也多有伪造，主要是通过对楔形文字的“解读”来伪造（关于西方人“破译”古埃及和两河流域文字后面说，说是“破译”，其实原来是“打赌”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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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为何推高古埃及与古代西亚？
“环地中海和远至波斯湾的各民族实在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存在，是最优秀的活跃人群。
在罗马帝国中，这一存在果然达成了一种统一。
只在这里，精神的各个前提才得以实现；只在这里，发展才占优势，没有绝对的衰落，只有变迁。
在与日耳曼民族新的融合之后，在又一个1500年或2000年之后，
这一活跃的人群重新脱颖而出，它消化了美洲，而今即将彻底打开亚洲。
还有多久，一切消极的存在都将被它征服和浸透？非高加索人种抵抗、屈服、灭亡。
埃及人、巴比伦人、腓尼基人，那时已为这一征服世界的力量奠定了基础。
不但通过跳跃和对立面的激发，也通过缓慢的发展，我们在精神上与他们联系在一起。
能够从属于这一活跃的人群，实乃幸甚。”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历史讲稿》中译本第2页，三联书店2014年6月第2版）
这里充斥着欧洲种族主义的论调。
这位历史评论家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学者们所熟悉的雅各布.布克哈特，
就是他通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杜撰了“欧洲文艺复兴”的概念。
古埃及年代表属于伪造，没有任何科学检测和考古研究，虚构出来的古埃及年代表
甚至直接将古埃及历史上升到700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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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籍中东学者萨义德揭示，
西方对于古埃及的历史研究属于西方的“东方主义”范畴。
出于维护 “欧洲中心主义”利益的需要，
西方御用文人虚构了东方的历史，称之为“东方主义”。
古埃及年代表属于伪造，没有任何科学检测和考古研究，虚构出来的古埃及年代表
甚至直接将古埃及历史上升到700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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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籍中东学者萨义德揭示，
西方对于古埃及的历史研究属于西方的“东方主义”范畴。
出于维护 “欧洲中心主义”利益的需要，
西方御用文人虚构了东方的历史，称之为“东方主义”。
首先来看古埃及王朝的年表
学习古埃及历史的人，首先被接受一个从大约公元前5300年开始，到大约公元前332年的一个古埃及王朝的年表。
前王朝时期，大约公元前5300-前2950前
早王朝时期，大约公元前2950-前2613年
第一王朝—第三王朝
古王国时期，大约公元前2613-前2160年
第四王朝—第八王朝
第一中间期，大约公元前2160-前2055年
第九王朝—第十一王朝
中王国时期，大约公元前2055-前1640年
第十二王朝—第十四王朝
第二中间期，大约公元前1640-前1550年
第十五王朝—第十七王朝
新王国时期，大约公元前1550-前1069年
第十八王朝—第二十王朝
第三中间期，大约公元前1550-前1069年
第二十一王朝—第二十五王朝
后期埃及，大约公元前715-前332年
第二十五王朝（后期）直到—第三十一王朝
这样一个年表，从约公元前5300年开始，到约公元前332年之间，
持续时间在五千年左右，距今有七千年以上的历史，
从这点来说，实在应该算作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古文明”了。
我们不仅要问，这个“古老的年表”是从哪里来的呢？
原来，古埃及并没有什么年表，这个所谓的“古埃及的年表”是近代西方学者自己编出来的。
对此，西方学者并不讳言。
“在钻研古代埃及历史之前，我们必须谈谈与埃及年表的结构有关的事情，
这个年表体系主要是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由现代学者设计的。”
（[美] 詹森.汤普森《埃及史---从原初时代至当下》中译本第12页，商务印书馆 2012年7月第1版）
在十八世纪以前，并没有 “古埃及文明”的概念
“世界万物的自然秩序似乎无可置辩地表明，埃及古时是最晚有人定居的土地之一。”
（[法]伏尔泰《风俗论》中译本上卷第92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11月第1版）
在西方“直至十九世纪以前，人们还认为最古的历史就是古希伯来史，这在《圣经》中有文字记载。
至于古代埃及、巴比伦、亚述、腓尼基和波斯等地的历史，除《旧约》中偶尔有所记述外，
希腊作家也保存了这方面的一些知识，但这些史料加在一起，仍然非常缺乏。”
（[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中译本上卷第1分册第3-4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5月）
按：所谓“希腊作家保存的这方面的知识”，实际上大多都是后世西方学者所伪造的文献。
“古埃及学”原来只是一些“文人”（西方以前经常有诗人、作家参与考古，笑而不语，著名的米诺斯考古造假就是这些文人做的）构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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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末拿破仑远征埃及之际，构造了“埃及学”
这也是近代西方的“东方主义”之滥觞
1798年7月，拿破仑率法军南下开始远征埃及。据说拿破仑事先规划了征服埃及的计划，
挑选了包括化学家、史学家、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外科医生、古董专家等组成军队中的“学术”部门。
“从一开始占领埃及，拿破仑就下令，要他的「机构」开始不断开会、实验、收罗各种埃及的「事实」，
成果就是在1809年到1828年期间所出版的23巨册的《埃及描述》，
他要研究人员，把在埃及看到、说的、研究的一切都记录下来，
如此庞大规模的结集方式，可以说是由法国借一国之集体力量，来利用与消化另一个国家---埃及。”
（[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主义》中译本修订版第119页，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民国100年2月）
这就是所谓近代“埃及学”的起源。
原来“埃及学”来源于法国殖民者的御用文人之手，
或者毋宁说是由法国占领军带军衔的御用学者们，
在对埃及进行占领的短时间内，以对自己有利的形式，构造了所谓的“埃及学”。
这样的“埃及学”可信吗？
“《埃及描述》一书因此谬误地重新措置了埃及和东方的历史。
在《埃及描述》中记录的历史，取代了埃及和东方本来的历史，
而被欧洲人立即而直接认定是世界史的一部分，而其实所谓的世界史就是欧洲史的委婉说法。”
（[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主义》中译本修订版第123页，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民国100年2月）
今天所见“古埃及象形文字”来源于19世纪上半叶西方人的设计和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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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的上半叶，出版社制造了第一批象形活字。
海因里希.朱利叶斯.克拉普罗特（1783-1835）定制了第一批这样的活字，用于1829年的一个出版物。
在德国，第一批有系统的象形活字于1835年被莱比锡的弗里德里希.尼尔斯设计出来，
成不规则的投影状，由古斯塔夫.瑟法斯和莫里兹.G.苏特瓦兹首先使用。
后来，各种类似的活字被其他国家陆续制造了出来，包括被巴黎的国立印刷局制作的样本。”
（[英]约翰.泰勒编著《古埃及死者之书》[大英博物馆珍藏]中译本第296页，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1月第1版）
我们今天所见“古埃及象形文字”，原来是19世纪西方人设计出来的……
“罗塞塔石碑”是“古埃及学”造假的核心物件，为古希腊造假做铺垫（关于罗塞塔石碑后面有更相信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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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读“埃及古文字”的唯一依据是“罗塞塔石碑”，而“罗塞塔石碑”是西方“古埃及学”造假的核心物件。
1．发现时间可疑
2．发现经过可疑
3．碑文内容可疑
4．碑文形式可疑
5．释读方法可疑
6．考释人员可疑
7．释读结果应用可疑
埃及人使用什么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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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埃及人使用的主要语言为阿拉伯语。
从3世纪到被阿拉伯征服之前，与基督徒接触的埃及人所使用的口语为“科普特语”。
“而科普特文是用变异的希腊字母写成的，并且补充了渊源于埃及象形文字的7个特殊字母。
在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后，科普特语逐渐被阿拉伯语所代替，直至16世纪已不再作为一种方言口语。
尽管直至今日，在科普特教堂还用科普特语念经，但已不知其意义。”
（刘文鹏《古代埃及史》第27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4月第1版2010年11月4刷）
“科普特人”就是埃及人，“科普特语”就是埃及语
“科普特”和“科普特人”泛指埃及和所有埃及人。
当时，科普特人大多信奉基督教雅各派科普特支派，少数人信仰基督教麦勒卡派或犹太教。
（「百度百科?科普特」词条）
换句话说，当时埃及人所使用的埃及语为“科普特语”，其书面形式为“希腊字母”。
古埃及语属于什么语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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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的欧洲学者虚构了“印-欧语系”与“闪-含语系”的概念，
在此虚构的基础之上，欧洲学术界遂将古埃及语归于“闪-含语系”名下。
“在古代埃及，口语和书面语是所谓的亚-非语系或闪-含语系的成员。
这个大语系的其他成员包括闪族语言，例如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北非的柏柏尔语和几种非洲语言。”
（[美] 詹森.汤普森《埃及史---从原初时代至当下》中译本第30页，商务印书馆 2012年7月第1版）
现代学者故弄虚玄，又在“闪-含语系”概念下加上“哈姆语系”或“塞-哈语系”的概念。
“1844年德国学者T.本非最先提出了埃及语属于塞姆语的看法，
所谓塞姆语集团，包括了阿卡德、乌加里特、古西奈、迦南、阿拉伯、埃塞俄比亚等语言分支。
德国的P.列普修斯最先确定了哈姆语的术语，而哈姆语系则包括了远古以来居住在北非和东北非的民族语言。
1887年，语言学家F.默雷尔又提出了采用「塞-哈语」的术语标明分布在广大地区的塞姆-哈姆语的综合。”
（刘文鹏《古代埃及史》第25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4月第1版2010年11月4刷）
“哈姆语系”或“塞-哈语系”，实际上大致上还是出不了“闪-含语系”概念的范围。
古埃及语不是“科普特语”，古埃及语早已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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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语既不是科普特语，也与现在所谓的闪含语系诸语言不同，古埃及语的语音早已销声匿迹了。
“由另一方面来说，古埃及语言当中的许多特点，又和闪族语系完全找不到关联，
而这些特点却很有可能来自北非早已消失的语言或方言。”
（马利林纳.贝特罗《图说古埃及象形文字》中译本第15页，台湾枫书坊文化出版社2013年10月初版）
对于某种早已消失了的语言、可能通过后来的语音模拟进行破译吗？
显然，“古埃及语言学”在方法上不靠谱。
“古埃及象形文字”三千年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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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说，“埃及象形文字”使用了3400年
埃及象形文字“自公元前3500年起逐渐形成，一直使用到公元2世纪。”
（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古埃及象形文字」条）
这些古埃及象形文字来自何方？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呢？
“我们仍然找不到任何迹象可以解释这些文字符号诞生的来龙去脉，
以及它们在被使用的3400年左右的时间里为何几乎都没有什么改进的地方。”
（[英]尼古拉斯.奥斯特勒《语言帝国---世界语言史》中译本第1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5月第2版）
试问，世界上有三千年不发生变化的语言吗？
所谓的古埃及《死者之书》，实际上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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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古话：文以载道；古代中文承栽了八索、九丘、六经、诸子、楚骚、汉赋……；
那么“古埃及象形文字”又承载了什么样的道呢？
据说“古埃及象形文字”有一种文献叫做《死者之书》！
内容是所谓的咒语，是用来诅咒生者的，
这就是“古埃及象形文字”所承载的唯一文献……
这算是什么“道”呢！？正所谓：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试再追问一下：古埃及真有什么叫做《死者之书》的文献么？
曰：非然也！实际上并不存在叫做《死者之书》的文献，
所谓《死者之书》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十九世纪之后由西方学者们一手捏造出来的！
换句话说：大英博物馆所藏古埃及《死者之书》是假古董……
为何说古埃及《死者之书》是假古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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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很简单，如果是真古董，现代人一定读不懂，因为古埃及语言已经死了大约两千年了。
而被现代西方学者称为《死者之书》的所谓“文献”，都是在法国人商博良之后捏造出来的，
根据商博良所编造的一套“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所谓“读音规则”。
商博良将“古埃及象形文字”当成了“希腊拼音”，因而可以百分之百读懂。
我们知道，所谓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只是一些图画，
在这些图画中并没有音符，不像汉字有大量的形声字。
不要说一种死了两千年的语言，就是现存活者的语言，都不可能用一种语言去破译另一种语言；
就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相互之间都不能完全读懂对方的语音、语义，例如15世纪英语的南北方言之间就是如此。
古埃及《死者之书》为十九世纪一位德国年轻人所编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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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十九世纪德国有一位学者名叫卡尔?理查?列卜修斯（1810-1844），
据说他继承了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法国学者商博良的衣钵，
将古埃及学的中心从法国转移到了德国，成为新一代古埃及学的巨擘。
本来并不存在一本叫做《死者之书》的书，
正是这位当时三十岁左右的德国年轻人列卜修斯杜撰了埃及《死者之书》的概念。
“列卜修斯研究埃及古文书的初步成果是一篇关于商博良的许多发明的透辟总结和对商博良拼音字母表的修订。……
最混乱的是埃及宗教部分。在他以前没有人想到要把这种纷乱的众神清理出头绪，……
他把全部问题摆在历史的基础上，探索其间的关系。
在都灵进行的研究使他得出重要的结论：
即在莎草纸、石棺、符箓、木乃伊裹尸布上边的那些宗教经文全部是从一部大的书上抄下来的，
他很贴切地把这部书命名为《死者之书》（Book of the Dead）。……
他为《死者之书》所分各「章」，至今基本上都未改变。
1842年，列卜修斯被任命为柏林大学教授，他刚刚30岁，
洪堡德和本森就说服普鲁士国王菲得烈?威廉六世仿效法国和意大利的先例，派他领导前往埃及的一个考察团。”
（[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中译本下卷第4分册第742-743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5月）
古埃及出土的一些纸莎草也也为后世伪造：
古埃及“纸莎草文献”的特点：
1．发现晚（19世纪末叶之后）
2．数量大（不可胜数）
3．出土地点不明（大多来自古董贩子）
4．文献内容无不能释读者
5．“纸莎草文献”中有大量后世伪造的“古希腊文献”
6．见不着原本，所见者只有摹本
“纸莎草”原来是西方学术界19世纪以后捏造虚假文献的理想载体！
古埃及出土的一些纸莎草也为后世伪造，所谓难以保存300年以上的纸莎草，竟然被”发现于“一个古埃及城市生活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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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纸莎草纸文献”的70%来自一座古埃及城市的“生活垃圾堆”
1896年，两位来自牛津大学皇后学院(The Queen's College, Oxford)的年轻研究员
---伯纳德.格非(Bernard Grenfell)和亚瑟?亨特(Arthur Hunt)开始在俄克喜林库斯遗址挖掘。
身为接受传统教育的英国人，格非和亨特的兴趣主要在于失落的古典希腊文学作品。
他们知道亚里士多德的雅典宪法（Constitution of Athens），就是于1890年，借着埃及纸莎草纸重现人间。
这个希望激励他们和他们的继任者，在20世纪，继续筛选和详细查究一堆又一堆的俄克喜林库斯垃圾。
他们的努力获得丰厚的回报：据估计，超过70％迄今发现的纸莎草纸文学著述，来自俄克喜林库斯。
（见「维基百科.俄克喜林库斯」条）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 ... 7%E5%BA%AB%E6%96%AF
亚里士多德《雅典宪法》是英国学者于19世纪末炮制的一部伪书，
受这一成功伪作的启发，另外两位英国年轻人在古埃及的一座城市的垃圾堆里“发现了”他们想要的大量“文献”。
这些文献的发现场地，既不是保管古代文献的图书馆遗址，也不是古代窖藏遗址，而是一座古埃及平民的“生活垃圾堆”。
试想，中国有句古话“纸寿千年”，即使是最好的纸张，在良好的保存环境下，也不过可以保存千年左右；
而所谓的纸莎草本来并不是“纸”，不过只是一种可以涂鸦的“草”，这样的纸莎草陆路运输时都会碎裂，
而两千年前丢在垃圾堆里，草在沙漠高温的环境下，不久就会碳化、解体、澌灭……，怎么可能有片纸被保存下来呢？
这里，不仅保存下来了，而且是被大批量保存下来（数量以十万为单位），还能够完全释读……
欧洲人造假的水平也真是够呛，完全不顾及常识……
这是常识：
“纸莎草纸卷虽然不容易腐烂，但是很难保存300年以上。”
（[英]彼得.沃森《人类思想史---浪漫灵魂：从以赛亚到朱熹》中译本第37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
古埃及出土的一些纸莎草也为后世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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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的纸莎草都出处不明
“我们要说明一下，早期的纸莎草都是通过向当地的文物贩子、旅行者和拍卖行购买得到的，
因此它们往往缺乏更进一步的信息，例如，非常重要的出土信息。……大多数的纸莎草都出处不明……”
（[英]约翰.泰勒编著《古埃及死者之书》[大英博物馆珍藏]中译本第292页，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1月第1版）
现在所能见到的纸莎草文献多为复制品、而非原件
“作为一个精通铜艺和平板印刷术的人，莱普修斯在前往埃及和努比亚的过程中，
并没有为自己的普鲁士远征队配备尚不成熟的相机，取而代之的是一群训练有素的画师和艺术家，
例如雅各布.弗雷，以及威登巴斯?马克思和威登巴斯?恩斯特兄弟，
就是他们为图伊的死者之书制版，并且被莱普修斯特别训练过象形文字的印刷。……
在工作中，纳威尔主要是用半透明的复写纸来复制他的纸莎草文本。
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则使用一种早期的缩图机（利用机械原理复写大小不一的图的机器）来制作印刷用的图纸。”
（[英]约翰.泰勒编著《古埃及死者之书》[大英博物馆珍藏]中译本第295页，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1月第1版）
重点，开始商博良伪造释读古埃及文字了：
笑话，商博良“11岁”开始破译古埃及文字，果然西方“天才”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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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造古埃及《死者之书》的人年纪轻算不了什么，第一位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人年纪更轻：
商博良开始研究古埃及学时，是一个年仅十一岁的儿童！
商博良从十一岁儿童时代开始对埃及文字产生兴趣
古埃及象形文字“这个谜是被商博良猜中了，因而他成了埃及学的泰斗。
在学术史上谁也不像这个才子的短暂经历那样令人惊奇。
像施利曼在童年时梦想特洛伊城那样，商博良的思想转向埃及。
这个十一岁的儿童认识了那个参加过法军远征的医生傅立叶以后，
研究他所收集的东西，并欢喜若狂地倾听这个旅行家所讲的故事。”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第699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
商博良其人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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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博良（1790 -1832），法国人，1790年12月23日出生于法国洛特省Figeac，神童、语言天才。
12岁开始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20岁时掌握了除法语之外的拉丁语、希腊语和许多古代东方语言，
包括希伯来语、埃塞俄比亚的阿姆哈拉语、古印度梵文、古代伊朗的阿维斯坦语
和帕拉维语、阿拉伯语、古叙利亚语、古代小亚细亚半岛流行的迦勒底语，波斯语和汉语。
商博良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是“破译”了古埃及象形文字，
今天学术界之所以能够认识古埃及象形文字，就是建立在商博良破译的基础之上。
用英国史学史家乔治?皮博迪?古奇的话说，
「古埃及象形文字」“这个谜是被商博良猜中了，因而他成了埃及学的泰斗。”
1832年3月4日于巴黎辞世，享年41岁。
参考文献：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
「维基百科：让-弗朗索瓦·商博良」
商博良神话，人类古代的主要语言几乎全部掌握完毕……
可惜现在西方人估计集体智商大倒退，再也没有语言学上的重大进步了，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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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二十岁的法国小伙，不仅精通中古的法语、古希腊语及拉丁语，
而且对于东方“四大文明古国”的语言、文字几乎都掌握了，
就连非洲埃塞俄比亚的语言、以及中近东的古叙利亚语、迦勒底语、犹太语、阿拉伯语等，
人类古代的主要语言几乎全部掌握完毕……
其中，尤其是对于古埃及象形文字，在商博良之前无人能识；
在商博良之后、使用了商博良的方法则无字不识。
需要指出的是，商博良的方法不是对古埃及研究真的有什么心得，商博良的方法并不是考证、考据、考释，
而是像破译密码一样的“破译”、或者毋宁说是“猜谜”，
用英国史学史家乔治.皮博迪.古奇的话说，“这个谜是被商博良猜中了，因而他成了埃及学的泰斗。”
如今，整个学术界对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的研究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法国小伙子心血来潮的猜谜的基础之上，
并对这种学风大加赞赏、如痴如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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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古埃及象形文字，在商博良之前无人能识；
在商博良之后、使用了商博良的方法则无字不识。
“一八二二年，商博良完成了全部的破译工作。
自此，人们便能阅读一切古埃及文物上的文字，包括雕像、纪念碑、木乃伊和莎草纸文献。”
（[英]麦格雷戈《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中译本中册第207页，新星出版社201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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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无字不识”指的是商博良之后所杜撰的古埃及象形文字资料，
而对于在商博良之前所著录的古埃及象形文字资料，依然无人能识。
于是就说之前所著录的古埃及象形文字资料错误百出、没有用处。
如拿破仑远征随军御用学者们所发现并“抄录”的埃及“古文字资料”就是这样。
“伴随法军到埃及的几个学者的观察，被记录在一系列宏伟的卷帙里，
但铭文由于不可理解而被转写得错讹百出，以致对于语言学家没有什么用处。”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第698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
对于商博良之前的“古埃及文字资料”，不论真假，由于没有经过商博良方法的伪造，
因此，用商博良方法就释读不了，于是就说是由于抄录者无知所致。
商博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使用了怎样的方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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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岁时，他偶然看到一本科普特语的文法，于是他专心致志地研究它，并相信它可能包含那探索未知文字的关键。在巴黎，他在西尔韦斯特·德·萨西指导下，做研究工作，学习阿拉伯文和其他东方语言。当他转到罗塞塔碑问题时，他注意到：某种草纸卷开首所描写宗教场面，他也在圣书字铭文的开头看到过。他猜想原文也可能是一样的，于是他就找出了圣书字中的相同符号。在未读出一个单词以前，他已发现，草纸卷上的文字仅仅是圣书字的草书体。他就从圣书字转到钻研草书字，并以证明了下列专名：柏勒奈栖、亚历山大和克娄奥巴特拉；于是他认识了十九个字母；从而他能部分地读出埃及俗体字。他再回到圣书字，并从若干国王名字旁所加的花边里获得了发音字母。这些从铭文里探索出的字，给他一系列很象熟悉的科普特语的词。这样，埃西斯女神的面纱就被揭开了。
他曾指出：圣书字中约有十分之九是标音的，十分之一是象形的，三种书写形式：圣书字体［正体］、祭司字体［草体］、民用字体［俗体］、构成一个单个的体系。在这以后，统治者的名字可以认出来了，王朝和纪念物也可以各归本位了。达姆斯特泰尔把商博良研究工作又快又好的成绩比诸第一执政的功业。”（[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下册第699-700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
上述方法要点如下：
先学习科普特语的文法（14岁）
再学习东方语言
以莎草纸卷（伪造）与罗塞塔碑（伪造）对照
发现莎草纸卷上的文字即圣书字的草书体
于是钻研草书字
证明了专用名词（人名）：柏勒奈栖、亚历山大和克娄奥巴特拉
于是认出了19个字母
能够部分地读出埃及俗体字
再回到圣书字，从国王名字旁所加的边框内获得发音字母
然后套用科普特语的词汇
这样就破解了古埃及象形文字
实际上是这样的：
1．以伪造的“莎草纸卷”与伪造的“罗塞塔碑”相对照
2．以“埃及圣书字”与“埃及草书体”相对照
3．以“罗塞塔碑”中“希腊文”内容与“埃及草书体”相对照
4．埃及象形文字的不同排列，构成与希腊字母相当的辅音字母（19个字母）
5．从国王名字旁所加的边框内获得发音字母（7个特殊字母）
6．归纳得出：“埃及象形文字”就是“拼音字母”的结论
7．以这种特殊的“拼音字母”可以解读所有的“埃及象形文字”
（实际上，所谓可以解读的“埃及象形文字”文献全部是按照这套方法伪造的）
对于商博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当时就有学者提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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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普罗特痛斥他伪造原文。‘这样的一个奇迹不是人的批判精神而只是神的直觉才能做到；
而我们竟被要求相信：一个学者在几年以内能单独做出了理性和常识证明是不可能的事情’”。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下册第701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
商博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对象物---罗塞塔石碑
（罗塞塔石碑为伪造，为其杜撰古希腊古典历史的需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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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也译作罗塞达碑），不列颠博物馆镇馆三宝之一，世界级文物。
高1.14米，宽0.73米，制作于公元前196年，刻有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诏书。是解密古埃及文的钥匙。
石碑上用希腊文字、古埃及文字和当时的通俗体文字刻了同样的内容，
这使得近代的考古学家得以有机会对照各语言版本的内容后，
解读出已经失传千余年的埃及象形文之意义与结构，而成为今日研究古埃及历史的重要里程碑。
罗塞塔石碑最早是在1799年时由法军上尉皮耶-佛罕索瓦.札维耶.布夏贺在一个埃及港湾城市罗塞塔发现，
但在英法两国的战争之中辗转到英国手中，自1802年起保存于大英博物馆中并公开展示。（「百度百科.罗塞达石碑」）
罗塞塔石碑是精心伪造的一件假古董
据说碑文上刻有“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 的登基诏书，而所谓“古埃及托勒密王国”其实并不存在。
“古埃及托勒密王国”的故事来自于“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而所谓“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则来源于一则阿拉伯传说。
换句话说，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一个“亚历山大帝国”，因而也不存在作为其继承者之一的“托勒密王国”，
“古埃及托勒密王国”最多不过是一则西方人编撰的故事。
伪造罗塞塔石碑是为了给“亚历山大帝国”做一个证据，证明西方人所编故事是有历史根据的。
之所以说是“精心伪造”，因为西方学者们在杜撰故事时，是有策划的。
伪造这样一件假古董，用这件假古董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内容，为其杜撰古希腊古典历史的需要服务。
伪造的古埃及历史谎言如何继续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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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是如何继续下去的
话说在商博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之后，古埃及研究的中心从法国转移到了德国。
“这门新科学的领导地位现在已从法国转移到了德国，落到了卡尔?理查?列卜修斯（1810-1844）手里。”
（[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中译本下卷第4分册第741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5月）
1．汇编资料
“列卜修斯在柏林大学任教40年。他第一项任务就是把考察中发现的资料编成《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古文物》（1859年）共12巨册，附有一千幅图片。……”（同上744页）
列卜修斯所编的资料，不同于拿破仑学术团队汇编的资料……
2．编排年代
“编辑上出现的许多问题直接引起他撰写《埃及编年史》（1859年），这部书讨论了按年代研究古代情况的一切学术工作方法，以主要篇幅进行对资料来源的批判分析。”（同上745页）
古埃及本无纪年，欧洲人何以编年？
3．杜撰谱系
“他的第二部重要著作《埃及列王记》（1859年）提供了在一切地方曾经列举过的所有埃及统治者的姓名，并附有年月和参考资料，常常还有详细的引证。这样，埃及的年代编排便被放置在一个比较牢固的基础上了。”（同上745页）
4．补充伪证
“1866年他第二次访问埃及的结果是在塔尼斯的遗址中幸运地发现了卡诺斯城的石刻铭文。这是第二块罗塞塔石刻；毫无疑问，它的三种语言的铭文证明了商博良的方法十分正确……” （同上745页）
5．学术界串供
“整整50个学术团体选他为会员，列卜修斯是德国埃及学的真正鼻祖；除布鲁格施外，德国所有的埃及学大师都是向他请教的。”（同上745页）
由罗塞塔石碑引出“亚历山大大帝”
亚历山大大帝百分之百出于伪造，只是神话故事。
亚历山大大帝从没到达过中亚，也从来不曾有过什么希腊在中亚的“巴克特里亚王国”
一切都是西方人杜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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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特里亚王国”为所谓“古希腊殖民地”的说法出现甚晚。
在伪造古希腊的过程中，十九世纪德国人德罗森提出“希腊化时代”的概念，
有必要在中亚找到“古希腊殖民地”。
于是，学者们将“巴克特里亚王国”的说法附会成了中国古籍中的“大夏国”。
而“大夏”本是一个中亚地区的佛教国家，
在中文中又作“吐火罗国”，玄奘《大唐西域记》译作“睹货逻国”，
与所谓的“古希腊”并不相干。
番外篇：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谎言
亚历山大传说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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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后期最流行、影响最大的亚历山大传奇故事为《征服者的故事》，而《征服者的故事》是那不勒斯大祭司利奥（Archpriest Leo）从一本被称为“伪卡里斯提尼手稿”翻译为拉丁文的（约950年左右）。
“在13、14世纪，从《征服者的故事》衍生出大量散文体的亚历山大传奇，在当时广受欢迎。
散文体的意大利语亚历山大传奇多是在1472-1502年间出版的，3个流传下来的版本都是在威尼斯印刷的。
1433年，《征服者的故事》被翻译成捷克语，于1513年在比尔森（Pilsen）出版。
此外，它还被译成波兰语，于1550年在克拉科夫出版，并在1611-1766年期间9次重印。……
有关亚历山大的各种书籍成了中世纪后期的历史学家、百科全书编纂者、诗人、牧师和神话收集者的素材来源。……”
（ [美]唐纳德.F.拉赫《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中译本第2卷第2册第119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
番外篇：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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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亚历山大故事”的书名为《真实的谎言》
“米兰希顿曾允诺要撰写一部亚历山大史，但一直没有动笔，他公开质疑把亚历山大传奇当作历史。
16世纪末，作为一次语言练习，加布里埃尔.罗伦哈根（Gabriel Rollenbagen）将亚历山大故事翻译成德语，
名为《真实的谎言》（Wahrhaffte Lüge），而这本书在17世纪竟非常流行！”
（[美]唐纳德.F.拉赫《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中译本第2卷第2册第126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
番外篇：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谎言
亚历山大原来是阿拉伯人的传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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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亚历山大大帝传说的各种版本不下八十种之多；
欧洲的亚历山大传说是在阿拉伯的亚历山大传说故事之后出现的。
关于亚历山大传说、起初连欧洲人自己也不信；
是在17世纪之后从欧洲人编造“古希腊”的故事开始、
尤其是在十九世纪德国学者提出“希腊化时代”概念之后，
欧洲人才把“亚历山大大帝”当成是“历史”的。
与其说是欧洲古史传说，不如说是阿拉伯人的传说故事。
番外篇：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谎言
关于亚历山大大帝传说的各种版本不下八十种之多；
欧洲的亚历山大传说是在阿拉伯的亚历山大传说故事之后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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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亚历山大传说、起初连欧洲人自己也不信；
是在17世纪之后从欧洲人编造“古希腊”的故事开始、
尤其是在十九世纪德国学者提出“希腊化时代”概念之后，
欧洲人才把“亚历山大大帝”当成是“历史”的。
与其说是欧洲古史传说，不如说是阿拉伯人的传说故事。
番外篇：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谎言
亚历山大的传说林林总总，存在于几乎所有民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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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伊斯兰教支柱的亚历山大，列于佛陀身旁的亚历山大，基督教圣人亚历山大，
亚伯拉罕的后裔亚历山大，法老的儿子亚历山大，大流士的儿子亚历山大，
大海深处的亚历山大，空中的亚历山大，坦诚的亚历山大，
哥特人的亚历山大，狡猾的亚历山大，埃塞俄比亚人的亚历山大，塞尔维亚人的亚历山大……
没有任何一种神话的变种不会出现，……从古斯洛文尼亚语（Vieux-Slovène）到泰语，
这种传说一直在用所有的语言讲述，这位马其顿王始终被所有宗教、所有民族和所有事业纳入自我之中。
没有一项事业，不被归于他的名下：他不断将一切都推向了可能性和可信性的极限，标志着人类能力的限度。
他是全世界的正面英雄。”
（[法]F.-B.于格、E.于格《海市蜃楼中的帝国---丝绸之路上的人神与神话》中译本第41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
既然是存在于所有民族之中的故事，就不是一个民族的故事，因此一定不是所谓“古希腊”或马其顿的故事。
番外篇：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谎言
《古兰经》传播地区都有亚历山大故事的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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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兰经》传播的所有地方，亚历山大的传奇故事都在流传，并由此而产生了其他传说。波斯诗人夺占了这种神话。
这些诗人中名声最大者费尔都西（Firdousi），便于公元1000年左右，写过一部很长的史诗《列王记》，他为亚历山大专设一章。在真实的英雄事业之后的13个世纪时，亚历山大大帝不再是摧毁阿契美尼德人的破坏者了，
而是变成了一个民族英雄、穆斯林和波斯人。”
（[法]F.-B.于格、E.于格《海市蜃楼中的帝国---丝绸之路上的人神与神话》中译本第58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
番外篇：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谎言
亚历山大故事在欧洲的流传晚于在伊斯兰地区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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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远征史是一部由最优秀作家们写成的历史,但也是一部在港口和沙漠骆驼队客栈讲述的故事集。……
从11世纪起，有关亚历山大东征史的通俗语言译本日益增多，
其中包括庇卡底（Picard）方言和法文-普罗旺斯（Franco-provencal）方言的译本。
那些信撰写的著作也都彼此之间互相交错和互相借鉴，但它们全部都取得了一种巨大成功。
这些编译本之一，也就是12世纪末的伯奈（Bernay）的亚历山大和彼埃尔?德?圣-克鲁（Pierre de Saint-Cloud）的编译本，
实际上是用12音步的庇卡底方言诗写成的。
这种方法取得了成功：人们无可争辩地发明了一种亚历山大文体；或者我们更应该说12音节的诗刚刚被正名。
在这种中世纪的史诗中，亚历山大具有了勇士或勇敢骑士的一切特征，
他们那些娓娓动听的冒险故事把他引向了一个最具神话特色的地区，即天际的最高界，或是深渊的最底处，
带有古代史中和较晚或具有外国情调的一大批可以预料到的财宝、怪兽、巫士。
传奇故事变成了所有幻觉的汇聚处，也是对所有神奇故事的汇编。
在这种文学内部，始终是12世纪的沙提雍的高狄埃（Gautier de Chatillon）的《亚历山大传》占据着一种特殊的位置。
它被奉为一部经典著作，一部不朽的书。人们毫不犹豫地赋予它一种诸如维吉尔（Virgil）的作品那样的史诗价值。”
所谓优秀作家们写成的历史是一部伪作，实际上不过是在港口和沙漠骆驼队客栈讲述的故事集。
番外篇：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谎言
“亚历山大形象”的逐步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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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亚历山大形象’从希腊历史学家，特别是意大利和法国的人文主义者的翻译和著作中，一步一步建构起来。
对于那些痴迷于希腊古典著作的人来说，亚历山大是一位为了希腊文明而远征印度的使者，
瓦斯科.德.卢塞纳宣称亚历山大的东征显示出东方不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就能够被征服；
当然，他的话也暗示出，一个用基督思想武装起来的西方王子更容易让东方屈服于他的意志。
对文艺复兴初期的欧洲人来说，亚历山大不仅仅是一个具有骑士精神的英雄，
而且越来越变成一个精通战争艺术的哲人王，用自己的不懈努力和天赋才华，完美地诠释了他巨大的人格魅力。”
（[美]唐纳德.F.拉赫《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中译本第2卷第2册第124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
“人文主义者”明知“亚历山大故事”为虚构、却喜爱有加
“尽管人文主义者们否认亚历山大故事的真实性，但被神化了亚历山大的故事和传说依然受到普通读者和文人学士的喜爱。
13世纪时，奎里奇乌斯?第?斯波莱托（Qualichius di Spoleto）首次将《征服者的故事》翻译成意大利诗句。
此后，在公众聚会的场合每每被传诵或吟唱，成了大众娱乐的一项内容。
1430年，古比奥（Gubbio）的一位匿名作者写了一首诗---《亚历山大韵文传奇》（Alessandreida in rima），
这首诗由12节组成，1512年首次发表。在16世纪多次重印。”
“博亚尔多的《热恋的奥兰多》（Orlando Innamorato）可能有几处不经意地借鉴了亚历山大故事中的人物和主题，
让他的观众有一种熟悉感。
这完全有可能，因为从1472年到1502年，意大利至少出版了6部关于亚历山大的书，
而这期间，博亚尔多正创作他的《热恋的奥兰多》。
亚历出大传奇是1521年的一个诗体滑稽模仿剧的主题，是当时供罗马教皇利奥十世宫廷娱乐而创作的。
多美尼科.法鲁吉奥（Domenico Falugio）将亚历山大的故事写成《伟大的胜利》（Trionfo Magno），
现存版本的封面上是一幅精彩的木版画，画面上亚历山大坐在大象拉的车子上，凯旋归来。
几年之后的1529年，威尼斯出版了一本关于亚历山大的政治讽刺作品。
显而易见，在意大利，除了那些对收藏保存下来的亚历山大故事感兴趣的人文主义者外，
人们不再以严肃的目光看待亚历山大了。”
番外篇：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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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关于中国古籍中“大秦”之地望异说纷纭
“条枝、黎轩和大秦的地望，是东西史学界颇感兴趣的问题之一，讨论已持续了三个多世纪。
问题的核心是汉魏时代的大秦之地望。诸说可大别为五类：
一指大秦为罗马，二指大秦为马其顿，三指大秦为叙利亚，四指大秦为埃及，五指大秦为阿拉比亚。”
（余太山《古代地中海和中国关系史研究》第5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6月第1版）
案：近三百年来，正是西方学者伪造欧洲及西亚、埃及历史的高峰时期，
因此，关于中国古文献中“大秦”的地望异说纷纭，丝毫也不奇怪。
奇怪的是中国学者为各种异说所惑，却觉得非常正常。
继续古埃及
如何看待埃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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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历史以托勒密王朝为界限可分为三个时期：
托勒密王朝时期（公元前305-公元前30年）
前托勒密王朝时期（公元前5300年-公元前305）
后托勒密王朝时期（公元前30年-公元1956年）
①托勒密王朝时期以所谓“古希腊文献”为基础，而“古希腊文献”是文艺复兴之后伪造的。
因而，所谓“托勒密王朝的历史”不过是后世编造的亚历山大故事的续编而已。
②前托勒密王朝时期，包括年表及各古代王朝是十九世纪西方学者以“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基础构造的，
而近代对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译并不可靠。
③后托勒密王朝时期是古罗马、阿拉伯、土耳其、法国、英国等国家相继占领的时期，
并没有什么独立的埃及人的历史。
剩下的就是以金字塔为代表的古遗址，算作未解之谜。
可与美洲的金字塔进行比较研究......
埃及的历史---从出现顺序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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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埃及（《圣经》中的《出埃及记》）
阿拉伯的埃及（公元641年以降）
罗马的埃及（15世纪所虚构）
土耳其的埃及（16世纪以降）
托勒密的埃及（17世纪之后，晚于虚构的亚历山大故事）
法国的埃及（1799-1801年）
古埃及年表及古埃及诸王国历史的构造（19世纪所虚构）
英国的埃及（1882-1956年）
埃及的独立（以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为标志）
层累造成之古史的典型案例---越是晚出，年代越久远
公元前后：罗马的埃及（15世纪所虚构）
公元前4世纪：托勒密的埃及（17世纪之后，晚于虚构的亚历山大故事）
公元前5000年：古埃及年表及古埃及诸王国历史的构造（19世纪所虚构）
古埃及“赫尔默斯的著作”其实也是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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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伟大”的古埃及“哲学神王”---赫尔默斯
在15世纪到16世纪之间，欧洲流行古埃及“三重伟大”的“哲学神王”---赫尔默斯的著作。
话说15世纪六七十年代，意大利一位名叫马斯里奥.菲奇诺（1433-1499）的医学院学生以“翻译”为名、
在伪造、炮制《柏拉图全集》之际，说是从马其顿获得了古埃及哲学神王赫尔默斯的著作，
于是放下手中《柏拉图全集》的“翻译”工作，先行将赫尔默斯的著作翻译为拉丁文。
从那时开始，欧洲人崇拜古埃及“哲学神王”赫尔默斯达两百年之久。
“1460年，一位僧侣从马其顿来到佛罗伦萨，将一份希腊文手稿交给科西莫.美第奇（Cosimo de’Medici）公爵。
公爵遂将手稿交由斐奇诺（Marsilio Ficino）翻译成拉丁文。
手稿于1471年译成，后以《秘闻集》（Corpus Hermeticum）之名流传。
其后不久，出现了其他赫尔墨斯思想文献。
《秘闻集》不仅记录了斐奇诺本人的思想，也记录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思想。
因此，该书不久便有了西班牙文版、法文版和荷兰文版问世。”
（[美]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中译本第9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
19世纪以象形文字的破译为基础，认为古埃及最伟大的作品为《死者之书》；
然而15、16世纪欧洲人对古埃及的认识则完全不同，当时是欧洲人伪造柏拉图哲学的时期，
因而以希腊文为基础、认定古埃及最伟大的作品为“赫尔默斯的著作”。
到了17世纪欧洲学者终于承认所谓古埃及“赫尔默斯的著作”其实也是伪作。
古埃及“赫尔默斯的著作”其实也是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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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伟大”何谓也？
“三重伟大”指：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宗教家与伟大的圣王。
据说古埃及有大批哲学家，从这些哲学家中选出最优秀的作为祭司（宗教家），
再从祭司中选出圣王，圣王具有三重性格：哲学家、宗教家与政治家。
“斐奇诺等人相信，这份手稿年代极为久远，是研究三重伟大的墨丘利（Merecury Thrismegistus）的。
此人是一位埃及祭司，据说生活在比摩西晚几代的时代里。埃及人将他称为托特（Thoth，也作Theut），
希腊人将他称为「三重伟大」（Thrismegistus），即最伟大的哲学家、祭司和王。
斐奇诺认为，埃及人有从众多哲学家中选出一人为祭司，并从众多祭司中选一人为王的风俗。
斐奇诺还称上至毕达哥拉斯，下至柏拉图，都出自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Hermes Trismegistus）之门。”
（[美]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中译本第9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
希腊文的“赫尔默斯” 拉丁文名称就是“墨丘利”。
谁是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发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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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发明者原来就是这位“三重伟大”的“赫尔默斯”。
希腊的“赫尔默斯”，在罗马神话里名为“墨丘利”，
在埃及则被称为“托特”（Thoth，也作Theut），据说他就是埃及的象形文字的发明者。
“在古希腊历史上，托特是埃及中部的一个地方神，
后来人们将托特与冥神欧西里斯（Osiris）联系在一起，认为托特是欧西里斯的秘书兼书记。
通过这种联系，托特就被看做象形文字的发明者以及一切与书写有关的科学的创始人。
赫尔默斯思想的信奉者也因此将「三重伟大」的赫尔默斯和语言联系了起来。”
（[美]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中译本第10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
所谓古埃及最早的文字，公元前3100年前的那尔迈调色板上的文字根本就不是文字，只是些绘画，并且断代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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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出现的埃及象形文字铭文
“象形文字最早出现于前王朝的涅伽达文化Ⅰ、Ⅱ之交的时期，大约公元前4000年代中叶。
最典型的早期象形文字铭文就是公元前3100年的那尔迈调色板上的文字。
象形文字通常刻在石碑上，或者寺庙和陵墓的建筑物的墙壁上，有时也出现在纸草上。
但是，后来其使用范围越来越集中于纪念碑上。”
（刘文鹏《古代埃及史》第27-28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4月第1版2010年11月4刷）
那尔迈调色板是公元前3100年的文物，那尔迈调色板上的那些图画就是最早的象形文字；
对此，中国的学者们完全是作为定论来全盘接受的。
试问，果真如此吗？
那尔迈调色板上的文字，根本就不是文字，只是绘画，被西方人伪造成古埃及最早的文字
“纳尔迈调色板”是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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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英国埃及学家詹姆斯?奎贝尔和弗雷德里克?格林
在上埃及的赫拉康波里斯一个早期神庙的废墟中发现了一块绿灰色的石板……
像罗塞塔石碑一样，这个石刻，即纳尔迈调色板，对古埃及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到位于开罗的埃及博物馆参观，人们最先看到的展品之一就是纳尔迈调色板。
它是一块绿色石板，呈盾形，高63厘米，正反两面都刻有浅浮雕装饰。
人们一般认为纳尔迈调色板出现在公元前4千纪的最后一个世纪。”
（伊恩《重构古埃及》双语版第197-198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
原来，“纳尔迈调色板”乃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关键文物，为埃及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纳尔迈调色板”出现时间、发现地点并无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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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于“纳尔迈调色板”出现的时间和发现的地点并无定论，20世纪西方学者对此提出质疑。
“在《法老前的埃及》一书中，美国史前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夫曼概述了奎贝尔和格林如何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不幸的是，我们甚至不能确定这个最生动的证据「纳尔迈调色板」来自何处。……
从格林的考古日记看，它好像在离「大宝藏」一两米处被发现的，
格林在1902年发表的报告中提到，它很显然是在前王朝末期的地层中发现的，
这使得纳尔迈调色板的年代回溯到了上下埃及统一（即公元前3100年）前的一两代。
但两年前在奎贝尔发表的关于赫拉坎康波里斯的第一份报告中，
纳尔迈调色板被认定发现于「大宝藏」区，这使得它出现的时间被推迟到了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130-前1785）。”
（伊恩《重构古埃及》双语版第220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
实际上，古埃及年表所谓前王朝或中王国的分期，都是十九世纪西方学者根据虚假资料编造的，并无实际意义。
那尔迈调色板上的文字，根本就不是文字，只是绘画，被西方人伪造成古埃及最早的文字
调色板上的图案并非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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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迈尔“调色版正面描绘有两只狮头怪兽（serpopards），
它们的长颈交织在一起，分别被两名蓄着络腮胡的男子用带子拴着。
类似这对怪兽的成对对称「驯兽」似乎来源于早期美索不达米亚的图像，或许也包括埃兰的图像。
但是在埃及，这些驯兽可能代表着上下埃及的武力统一，这是整个法老时期埃及艺术与文献的主题。
两头怪兽缠绕在一起的颈部形成的圆环巧妙地构成了一个凹处，也叫浅盘，
它可以用来磨制描绘眼镜的颜料（这是这些调色板的本来用途），
但是我们不清楚像纳尔迈调色板这么重要的仪式用品是否真的用来磨过颜料。
像这样造价很高的仪式用具可能已经超越了所谓的实用功能，因为它们是献给赫拉康波里斯神庙的贡品。
在类似的其他仪式用调色板上，圆形凹槽可能会中断调色板的画面，这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
试比较同样由奎贝尔和格林在赫拉康波里斯发现的「双狗调色板」，其正面也有两头长着长颈的狮子，
但是凹槽只是位于脖颈之间，而不是由脖颈相交形成（或者比较「战士调色板」，
其中的凹槽位于一排俘虏中间，割断了画面）。”
（伊恩《重构古埃及》双语版中译文第198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
很显然，所谓各种调色板上的这些图案，分明是图画、哪里是什么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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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尔迈调色板上的文字，根本就不是文字，只是绘画，被西方人伪造成古埃及最早的文字
“埃及象形文字”的说法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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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欧洲人所认知的“人类最早语言”的观念不是埃及语，更没有“埃及象形文字”的说法。
“根据《圣经》（《创世纪》2：19-20），许多欧洲人相信上帝曾赋予亚当一种纯洁、准确和极为简单的语言。
这种语言有各种不同的叫法，如lingua Adamica、lingua humana和the Primitive Language。
人们认为，亚当的所有后代，也就是所有人类最初所说的就是这种语言。”
（[美]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中译本第178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
后来欧洲人伪造《希罗多德历史》，称埃及文字为「圣体文字」和「俗体文字」，也没有所谓“埃及象形文字”的说法。
“在写算的时候，希腊人是从左向右运笔，但埃及人则是从右向左运笔的；
……他们使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字，一种叫做「圣体文字」，另一种叫做「俗体文字」。”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上册第126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6月第1版）
“埃及象形文字”的概念，出现在耶稣会传教士将中国的汉字的信息系统的带到欧洲之后。
关键人物：十七世纪的欧洲“古文字学”大师---基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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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没有古文字，却在十七世纪出了一位古文字学大师。
这位大师就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1-1680），本来是来自罗马的一名耶稣会士，
在学术史上以欧洲早期的“汉学家”知名，在十七世纪竭力推崇“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正是这位“汉学家”。
当时流行的是古埃及“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神智论，没有人懂得“古埃及象形文字”，
基歇尔在通过来华传教士接触中国文字的过程中，感悟到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
于是联想到无人能识的古埃及“图画文字”，提出了中国文字源于古埃及“图画文字”的学说。
“基歇尔将中国人发明语言的时间定在《创世纪》第6-9章中挪亚洪水之后的300年。
基歇尔认为在这段时间里，挪亚的后代统治了全世界所有的地区（《创世纪》9：18和10：1-2）。
根据基歇尔的观点，「伏羲皇帝」是文字这项「技艺」的发明人，
他把文字教给他的后继者，这些后继者都是挪亚的后人。
在这里基歇尔看到中国历史和《圣经》历史是吻合的。
在对《创世纪》第10章的分析中，基歇尔提到了含（Ham）。
含是挪亚三个儿子之一，他从埃及将他的部落向东迁到波斯，然后又进入大夏（Bactria）。
基歇尔认为「大夏王琐罗亚斯特」（Zoroaster）就是含。
含从大夏将移民团派往中国，基歇尔把中国看做地球的尽头，因为它代表了世界上最后一块适合居住的土地。
……基歇尔说含有一个儿子名叫Nesraim，即麦西（Mizraim）（埃及），
他有一个参谋叫三重伟大的墨丘利（Mercurius Trismegistus）（即赫尔墨斯），
基歇尔称此人为‘埃及象形文字的最早发明者’。”
（[美]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中译本第143-144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
“对基歇尔来说，中国文化的基本要素，
例如中国的宗教，并不是世界另一头冒出来的全新的信仰。
它们是从埃及和希腊宗教中得来的。
汉语也不是中国的独创，
因为基歇尔说汉字显示出与埃及象形文字一样的演变原理，
因此是从埃及象形文字得来的。”（同上第142页）
这在今天看来也许觉得好笑，而基歇尔的学说代表当时欧洲最高学术水准，受到人们的景仰。
“他的结论在当时却是受到尊重的。”
（[美]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中译本第144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
基歇尔伪造“古埃及象形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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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十七世纪的欧洲“古文字学大师”，既然竭力推崇“古埃及象形文字”，
想来一定对“古埃及象形文字”研究有什么建树吧！
谁知，这位“古文字学大师”通过毕生的努力，只读出了一个埃及字符！
“基歇尔从17世纪30年代开始就对埃及文字感兴趣，他的《埃及的俄底浦斯》（Oedipus Aegyptiacus,1652）和
《埃及语言之复原》（Lingua aegyptiaca restitute,1643）在《中国图说》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随着早期基督教在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发展，埃及象形文字就渐渐无人能够读懂了。
因此，基歇尔试图译解的象形文字是一门深奥的语言。
他从科普特语（Coptic language）着手，开始研究古埃及文字。
他假设科普特语是从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的。……基歇尔还有一个正确的地方，就是他认为象形文字记录了语音信息。
然而，除了一个字符，基歇尔基本上没能解读出埃及象形文字……”
（[美]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中译本第146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
号称古文字大师，经过毕生努力、只读出一个字符。试问：一个字符如何能读通一种语言……
不要笑！ 今天学术界以商博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古埃及历史学体系，与基歇尔相比差远了！
基歇尔说：赫尔墨斯是神学之王子和哲学之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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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学者阿塔纳西乌斯.基切尔是他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士之一，在1652年写道：
赫耳墨厮?特里斯美基斯图斯是埃及人，
他首先创造了象形文字，从而变成了埃及神学和哲学的王子和父亲，
是埃及人当中最早和最古老的人，并首先严肃地思考神圣事务，
还为了永恒地保留其观点而将其铭刻在耐久的石头和巨大岩石上。
从这以后，俄耳普斯、缪斯、莱纳斯、毕达哥拉斯、柏拉图、欧多克索斯、
巴门尼德、梅里苏斯、霍默、欧里庇得斯和其他人才正确地了解了神和神圣事务。”
（转引自[美] 詹森.汤普森《埃及史---从原初时代至当下》中译本第132页，商务印书馆 2012年7月第1版）
基歇尔或译为基切尔，赫尔墨斯或译赫耳墨斯。
古埃及象形文字数量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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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截至希腊时期的古埃及文中，目前已发现了两千四百多个象形符号。
如果连变体字也算进去，尤其是加上创造力惊人的托勒密时期的变体字，数量甚至可多达七千。
不过，在中古埃及文、语言、和经典文学中反覆出现的符号，数量其实并不超过七百。”
（马利林纳.贝特罗《图说古埃及象形文字》中译本第19页，台湾枫书坊文化出版社2013年11月初版）
“古埃及人使用的文字，我们概括其形体特征，习惯于把它称为象形文字。
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基本上是独立发展起来的。
古希腊文「象形文字」（?ερογλ?φο?）一词最早由亚历山大的克利门特（公元2-3世纪）使用的，
它是由?εροs（神圣的）和γλοφω（雕刻）形成一个复合词。
克利门德把它称为在石头上雕刻的文字。
象形文字是由描绘具体的生物体和非生物体的各种符号组成的，
最经常使用的符号大约共700个，到罗马时代增长到5000多个。”
（刘文鹏《古代埃及史》第27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4月第1版2010年11月4刷）
“古埃及象形文字”乎？“罗马象形文字”乎？
据以上说法，古埃及文最常用的象形符号约七百个，到罗马时代增长到了五千多个。
原来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古埃及象形文字，本来只有几百个字符；
到罗马时代却发展到了数千个字符，这样一来，岂不可以说是“罗马象形文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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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只是些图画
以中国文字的历史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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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象形文字字符：常用700，晚期（罗马时代）5000；
中国文字字数，汉代许慎说文540（初文）， 解字9300（孳乳）。
中国文字的历史，虽然有初文、孳乳之别，但在其演进过程中，
初文随时孳乳产生指事、会意、形声的合体字，
并没有初文几千年不变，到了晚期突然出现大量孳乳的情况。
可见古埃及几千年间只有几百个字符，而到了罗马时代一下子出现几千个字符，
这样的情况不符合文字演进的规律。
何以见得，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说法不是在《说文解字》流传欧洲之后才出现的呢！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古埃及人如何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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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历史之父”如是说：“现在让我再说一下埃及人本身的情况如何。……
现在必须承认，他们比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包括其他埃及人在内，
都易于不费什么劳力而取得大地的果实，
因为他们要取得收获，并不需要用犁犁地，不需要用锄掘地，也不需要做其他人所必需做的工作。
那里的农夫只需等河水自行泛滥出来，流到田地上去灌溉，灌溉后再退回河床，
然后每个人把种子撒在自己的土地上，叫猪上去踏进这些种子，此后便只是等待收获了。
他们是用猪来打谷的，然后把粮食收入谷仓。”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第115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6月第1版）
1．土地是上天给的（尼罗河的赠予）；
2．灌溉靠的是河水自行泛滥；
3．耕耘靠猪。人只要播下种子，猪会自己将种子踏入土地；
4．打谷子也靠猪。埃及农民只需收谷入仓便万事大吉了。
这算是什么耕作法，不过是近代欧洲典型懒汉思想的流露。
“象形文字”高于“字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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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年，一本《象形文字集》（Hieroglyphika），5世纪末关于埃及象形文字的著作，
上埃及人何拉波罗（Horapollo）著，被带到意大利并得到翻译。（Ganliner[1927.p.11]）
作者综合了对若干种符号的正确解释和‘那些意义的最古怪的寓言的原因’。
这本书非常受欢迎，它肯定了埃及象形文字是各种神秘的手写体，比字母文字要高等，
因为其符号内部压缩了丰富的意义，又不为世俗语言的语音所累。
总之，埃及象形文字及其所包含的谜语在15世纪初变得非常重要；
例如，参见伟大画家、建筑家和艺术理论家莱昂内.巴蒂斯塔.阿尔贝蒂（Leone Battista Alberti）
制作的著名徽章，描写明显埃及的带翅膀的眼睛。
阿尔贝蒂有时被认为是未受污染的早期文艺复兴的代表。”
（[美]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1785－1985》中译本第136页，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7月）
按：所谓5世纪末《象形文字集》（Hieroglyphika）是一部伪作。
道理很简单、因为当时既没有象形文字的概念，也没有人懂得古埃及象形文字。
而意大利艺术家阿尔贝蒂的画风、技法来源于中国。（另文详述）
不过，这里有一句话是正确的，即“象形文字比字母文字要高等”。
古埃及象形文字时期的概念，如何可能通过希腊文献的形式保存下来，
并经这位医学院的学生“翻译”为拉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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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伟大”赫尔默斯文献出世的另一版本
“大约1460年，一个僧侣从马其顿带了一份希腊文手稿到佛罗伦萨，
他是科西莫?迪?美第奇雇用的为他收集手稿的许多代理人之一。
这一手稿包含一份《赫耳墨斯作品》。
……虽然柏拉图的手稿已经收集完毕，等待翻译，
但科西莫命令斐奇诺把柏拉图放在一边，
在迻译希腊哲学家之前立刻翻译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的作品。
……埃及在希腊之前；赫耳墨斯比柏拉图要早。
文艺复兴时期尊敬古代……认为那最接近神圣的真理，
这要求《赫耳墨斯作品》比柏拉图的《理想国》或《会饮篇》要先行翻译。”
（Yates[1964,pp.12-14]；她选择《会饮篇》或《理想国》的例子有时代错误。
文艺复兴时期和古代晚期一样，柏拉图最有名的文本是《蒂迈欧篇》，
这一文本与前两者不同，明确地指示了埃及智慧。）
（[美]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1785－1985》中译本第137页，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7月）
斐奇诺是一名医学院的学生，学过几天希腊语（君士坦丁堡地区语言），就可以翻译“古希腊语古文献”。
实际上正是这位医学院的学生在科西莫.迪.美第奇的指使下，伪造了全部所谓《柏拉图的著作》。
在柏拉图的著作出笼之前，据说先行翻译了这本《赫耳墨斯作品》，据说是从“古希腊语”翻译为拉丁语的。
一位医学院的学生，一个人不知他是从哪里学来“古希腊语”的，
两千年之前的“古希腊的哲学概念”又如何可能通过君士坦丁堡地区语言迻译为拉丁语？
进而，古埃及象形文字时期的概念，如何可能通过希腊文献的形式保存下来，
并经这位医学院的学生“翻译”为拉丁语？
所谓的“大一统的法老埃及”得不到考古学上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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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统一的法老埃及王国，由上埃及与下埃及构成。然而，事实上这样的“埃及王国”却得不到考古学上的证明。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三角洲一直未给我们提供法老埃及时代的历史证据。……考古学关于三角洲方面的记录却开始出现空白。由于对这一时期的三角洲缺少相应的资料（无论其确凿与否），使我们的推测工作很难设想出法老埃及地区文明诞生的前提。”（[英]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译本第6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
汤因比说：“我们关于法老埃及文明史的大部分考古学遗存却也是在上埃及，而不是在三角洲地区发现的。”
对此，汤因比提出两个原因：
第一，“因为上埃及的气候更适于保存人类的作品，三角洲地区的气候、地理条件则对此不利，虽然整个三角洲地区降雨量稀少（其极西北地区除外），但在这一纬度上，空气仍不如上埃及干燥。”
第二，“在三角洲地区，法老时代的遗迹都被掩埋在深不可测的冲积层之下；在冲积层之上，也就是在法老时代绝大多数的城镇遗址的上面，又建起了许多现代的城镇。”
然而，上述原因显然站不住脚。因为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发现了许多埃及史前遗存，如果说法老埃及时代的遗迹都被掩埋在冲积层之下，那么三角洲地区埃及史前遗存应当更在法老遗存之下。
尼罗河三角洲地区“为我们提供了埃及史前时代的证据。俯瞰着冲积盆地的上埃及高原上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与它遥遥相望，位于三角洲西部高原上的迈里姆德，也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从这里望去，三角洲上部地区尽收眼底。”（[英]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译本第6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
而上埃及的考古遗址，实际上也不是什么埃及帝国的遗存，不过是非洲先民们的原始聚落，最多不过是类似于地中海沿岸常见的所谓小型“城邦”聚落遗存，并不反映所谓大一统的法老埃及的历史。
考古学里哪里压根就没有“下埃及”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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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英、美、日、德、意中小学指定书目
[德]克劳斯.伯恩德尔等编著《图说世界??文明的滥觞》2005年版
关于法老埃及，请看西方小学历史教科书如何说：
早王朝时期的统一
约公元前2900年，两个敌对的独立王国分别在这两个地区发展起来。
据传统说法，在早王朝时期，上埃及的统治者纳尔迈（Naemer）征服了尼罗河三角洲，
将两个王国统一起来，并在原来两国的边境上建立了强大的新都孟菲斯。
公元前2900年左右，阿哈（Aha）开始统治第一王朝。
上、下埃及的分合
在整个埃及的历史中，上、下埃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情况反复出现。
只要中心政权开始衰落，那么这两个地区就会竭尽全力争取它们各自的独立。
（[德]克劳斯.伯恩德尔等《文明的滥觞：从人类起源到最初的伟大帝国》中译本第7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三国演义中的概念，考古学里哪里有下埃及的影子？
番外篇：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教育界西方历史知识之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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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为西化的教父，以他为代表在二十世纪告诉国人的西洋古典历史知识，
不过是近代以来西方学者所伪造的“古典历史”而已。
其代表作就是梁启超父子所译、英国赫伯特?乔治?韦尔斯所著《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
赫伯特.乔治.韦尔斯何许人也？
他并不是什么历史学家，不过是一个记者，该书是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赶出来的通俗作品。
赫.乔.韦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毕业于英国皇家学院，任教于伦敦大学，
曾在赫胥黎的实验工作，后转入新闻工作。
1918年他尝试编写本书，于1920年初版。其后几经修订再版。
迄今已重版三十余次，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传布于世界各地。
韦尔斯以小说家，尤以科幻小说创作闻名于世，
著名的有《时间机器》、《莫洛博士岛》、《隐身人》《星际战争》等。
他还是位社会改革家和预言家，是费边社的重要成员，会晤过罗斯福和斯大林，
撰写了《基普斯》、《托诺?邦盖》、《波里先生和他的历史》等大量作品。
韦尔斯一生创作了百多部作品，内容涉及科学文学历史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是现代最多产的作家之一。
该书中译本最初由梁启超指导自己的儿子梁思成译为语体文并进行校阅，
其后由一批新文化运动的追随者（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等）再次翻译为现代汉语，
通过人民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不断再版、重印，以知识传播的方式，向国人灌输 “世界历史”知识。
国人对这位英国小说家、记者所写的这部通俗历史作品顶礼膜拜，奉为神明……
《汉译世界史纲》是国内最早的中文译本，也是民国时期最为通行的世界史教材。
译校者汇集了梁思成、向达、黄静渊、陈训恕、陈建民、梁启超、秉志、
竺可桢、任鸿隽、傅运森、徐则陵、何炳松、程瀛章、朱经农、王云五等当时第一流的专家学者，
译工精致，文词清顺，堪与原书比美。
梁启超说：“此书虽号称儿曹所译，实则无异我自译（亦可谓私爱厥子，借此教授），
因其书为文学的，故吾于行文特加注意，往往竟半日仅改千字耳。
吾改时置译者于旁，疑辄阅之，自信此改本可谓信达雅兼备矣。”
中国著名史学家、世界史学科主要奠基人吴于廑（1985）说：
“我个人最早接触到的由西方引进的世界历史，是十几岁的时候，
在一个偏僻小邑里见到英国韦尔斯《世界史纲》的中译本。
这部书的翻译起初由梁启超倡议，梁思成等初译，后来又由向达等据新版改译。
梁、向等人是我国学术界杰出的、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眼力确实非凡。”
关于两河流域的相关文献也有伪造：
十九世纪发现“两河流域文明”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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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所谓“埃及文明”不过是欧洲学者们的虚构。
尽管如此，对于埃及来说，在十九世纪的尼罗河流域还可以见到许多“古代遗迹”；
而在两河流域、作为欧洲的冒险家的旅游者们除了见到一望无际的平原以及平原上的几座土山之外，见不到其它东西。
正是在这样的地方，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西方学者们竟然“发掘”出了一个消失已久的古代文明世界……
“关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发现，甚至更加动人听闻。
在尼罗河流域还一直可以看到已经消逝的伟烈丰功的无数遗迹，
而美索不达米亚则辽远而又不易到达，冒险的游历者除平原上的几堆土山外，找不到什么东西。
一个消逝了的世界，又是由于语言学家和发掘者的共同努力而被发现了。”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下册712-713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
“巴比伦古文明”是一个二十世纪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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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支撑“巴比伦古文明”的核心物件《汉谟拉比法典》是二十世纪初“发现”的，
“巴比伦古文明”与《汉谟拉比法典》的“发现”关系密切，
可以说正是《汉谟拉比法典》的“发现”、证明了一个“巴比伦古文明”的存在。
“从发现记载洪水的圆柱形土器以来，再也没有象《汉穆拉比法典》的发现那样轰动全世界；
法典是在1901 年由雅克.德.摩根在苏萨地方发现并由雪尔译出的。
这块闪长岩石高八英尺，刻有二百八十二条法律。
这个法典象摩西法典那样致密，突然展示出一个复杂而又精美的古文明。
在逐出埃兰人以后，汉穆拉比，即巴比伦第一王朝的最大统治者，合并北方和南方，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
他希望实行统一的法律，所以颁布了冠上他名字的法典。”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下册718-719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
《汉谟拉比法典》疑为伪造或者其内容释读仅为猜测和臆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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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谟拉比法典》的基本特征
1．材质、形状：黑色玄武岩柱
2．尺寸大小：高2.25米，上周长1.65米，底部周长1.90米
3．石碑内容：上方为浮雕像，下部刻着法律条文
4．物件性质：世界级国宝
5．发现者：法国人
6．发现地点：伊朗西南部一个名叫苏撒的古城旧址
7．发现时间：20世纪初（1901年12月）
8．距今年限：约3700年前
9．使用文字：楔形文字（用阿卡德楔形文字刻写）
10．使用语言：古巴比伦语（早已失传）
11．行数条数：文字3500行、282条
12．释读方法：破译（而非考释）
13．楔形文字辨认难易度：比埃及象形文字难度大得无法相比
14．可释读比例：百分之百
15．概念体系：十九世纪当时的法律观念
《汉谟拉比法典》是世界上所发现的最早的成文的法律条文，
是研究古代巴比伦经济制度与社会法治制度的极其重要的文物；
同时，它还是古代巴比伦艺术的代表，
尤其因为古巴比伦王国流传下来的艺术品十分罕见，
所以这个石碑就更加显得格外珍贵，
石碑的雕刻精细，表面高度磨光。
石碑上刻满了楔形文字，全文280条，
对刑事、民事、贸易、婚姻、继承、审判制度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
这座汉谟拉比法典石碑，是反映古巴比伦文明经济与社会状况的唯一记录……
什么世界级国宝？！
20世纪，一位法国人，发现了以一种失传了的语言，采用一种断绝了的古拼音字，
记载着3700年前的法律的石碑，现代人却能够毫无障碍地完全释读，
该石碑反映的却是19世纪的观念（概念体系）……
外行人一看也知道是假古董，而中国学术界却将其奉若神明……
关于楔形文字的解读比商博良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更扯淡，竟然来源于一名中学数学老师的一个“赌注”
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如何释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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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译”楔形文字源于德国一名中学数学老师的一个赌注
“人们一定难以相信，首先破译楔形文字竟是源于一个赌注，不过，这是千真万确的。
……当初，商博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时，他还能从小小的图形中有所领悟，而破译楔形文字就难多了。
19世纪中期后，博塔等人发掘的大量文物，给提高译解技艺提供了条件。
然而，在破译楔形文字方面第一个迈出决定性步子的人，却是德国的一个叫格罗特芬德的中学数学教师。
他译解楔形文字并非出于学究的好奇或学术的冲动，而纯粹是为了打赢一个赌。
1802年，也就是格罗特芬德27岁时，有一天他突发奇想，认为自己能够找到解读楔形文字的钥匙。
当时他正和几个朋友一起喝酒，便对朋友说，用他的预感打了一个赌。
而他当时手头唯一的资料，是几份波斯波利斯铭文的蹩脚摹本。
经过一段时间苦苦钻研，格罗特芬德破译了波斯波利斯的起首10个字母，解开了当时最渊博的学者也无从解开的难题。”
（陈晓红、毛锐《失落的文明：巴比伦》第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2月第2版）
“楔形文字”比“埃及象形文字”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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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认楔形文字比埃及象形文字困难得无法相比。
成功的第一步是汉诺威高等学校古典学术教授G.F. 格罗特芬德（1775-1853）获得的。
他大胆地用奇妙的组合的办法，于1802年在尼布尔原件上认出了大流士、喜特塔斯皮和泽尔士这三位国王的名字，
并发现11个最简单的、即波斯文的书写体的正确含义。”
（[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中译本下卷第4分册第758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5月）
越难的东西、西方人破译起来就越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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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比古埃及象形文字更难破译，但竟然被一名初中数学老师通过“打赌”的形式破译出来。。。
欧洲学者的学术态度极不严谨，不及中国考古界万分之一
看看楔形文字怎么被解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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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 格罗特芬德“破译”楔形文字的方法
“首先，格罗特芬德确定，楔形文字的确是文字而不是饰品。
接着，他通过古希腊史学家的著作初步了解古代波斯的历史，
已知波斯统治者居鲁士在公元前540年前后灭掉了巴比伦，为建立一个强大的波斯王国扫清了障碍。
格罗特芬德认为根据这一史实可以作出推断，铭文摹本中至少有一栏文字代表统治者的语言。
此外，有一组记号和另一组单独的记号经常在文中出现，他推断这一组记号可能代表「国王」这个词，
而那个从左往右上方斜引的单独记号，可能是个分字符。这些推论因在其他铭文中有类似发现而得到了验证。
当时，他还不清楚铭文该丛哪个方向读，是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到左？是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
但他很快发现大部分楔形文字的尖端不是朝下，就是朝右。两个楔形文字相交构成的角总是朝右开放。
因此，他断言楔形文字应该从左往右读。当时只有一个欧洲人接受这一观点。
……当时他手头上的文字资料是从纪念碑上摹写下来的铭文，
于是他暗自思忖：纪念碑上某些文字的书写方式，一般是常年不变的，
比如他家乡墓碑上「长眠于此」几个字，就是他的祖父、曾祖父辈已经使用，而他自己的子孙也还要使用下去的。
因此，新波斯时代纪念碑上的某些铭文，如引语或祝语等，应该可以在古波斯的纪念碑上找得到。
在这里，格罗特芬德充分使用了数学的逻辑思维，
他先假定一组反复出现的楔形文字代表「国王」一词，
那么第一个字应该是国王的名字，而且后面必然有一行斜行楔形文字作为分字符，
下面的两个字中必会有一个代表「国王」。
「国王」这个关键词，可以根据其反复出现的次数来加以识别。
他注意到几乎所有的铭文中，在每一栏的开端，同一组楔形文字只有两种变体。
根据他的推论，这组文字里应该有国王的名字。
这种一致性是否意味着所有的铭文只谈到两位国王呢？
根据古典套语的习惯，很可能他们之间存在父子关系。
因而格罗特芬德按自己的理论演绎了下列图式：
X（国王），Z之子；
Y（国王），X（国王）之子。
正是根据这一推论，格罗特芬德成功地译出了楔形文字的最初几个字母，破译了波斯国王和亚塔薛西斯的名字。
【波斯国王大流士的古波斯铭文】格罗特芬德译为：
大流士，伟大的皇帝，众王之王，诸国之王，胡斯塔普斯之子，阿黑明尼的王朝的皇帝，是建这座宫殿的人。
格罗特芬德在其著作中回忆这段过程时写道：
我确信，应该从亚凯梅尼狄亚王朝去找这样两位国王……
我开始检索历代国王的名字，瞧瞧哪两个最与铭文的文字相符。
他们不可能是居鲁士和冈比西，因为铭文上两个起首的字母不同；
也不可能是居鲁士和亚塔薛西斯，因为文字从字形上来看，第一个太短，第二个则太长。
看来可供选择的只有大流士和薛西斯了，它们看来和铭文一拍即合，我于是断定摸对了门道。
这是由于在提到儿子时，父亲的名字边上有表示国王的记号，
但在提到父亲的世系时这个符号就不见了。所有波斯波利斯的铭文都证实这一看法是正确的。
……我们要特别肯定的是，格罗特芬德在破译古波斯楔形文字上的成就，
为两河流域出土的种种楔形文字提供了解读的钥匙。”
（陈晓红、毛锐《失落的文明：巴比伦》第7-9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2月第2版）
如此破译法、如此想当然！ 海外奇谈、无出其右者。
在这里，欧洲人随意的学术态度曝露无遗……
罗林森25岁开始“破译”楔形文字、方法与格罗特芬德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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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林森1835年在埃尔万德山上第一次看到楔形文字铭文，
后来就开始抄录引人瞩目的贝希斯敦铭刻上那些可以抄下来的部分。
罗林森在对欧洲这方面的研究进展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在抄录这些铭文时，收集到一份符号表，并寻找专有名词。
他想出的办法和格罗特芬德想的那个办法一模一样，他读出的头三个名字也是大流士、泽尔士和喜斯塔斯皮，
这简直是历史上最出奇的巧合之一。就这样，打开波斯楔形文字的钥匙已找到两次。”
（[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中译本下卷第4分册第759-760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5月）
罗林森是在波斯工作的英国年轻人，他又一次找到打开楔形文字的“钥匙”……
罗林森爵士被称为“破译”楔形文字的“商博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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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斯工作的英国年轻人亨利.克雷齐克.罗林森（1810-1895年）被称为“译解楔形文字的商博良。”
（参看[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第713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
罗林森“不是大学里的学者，也从来没有当过教授。
他17岁时便作为东印度公司雇用的一名青年见习军官远航印度寻求前程了。
……在1833至1839年间他在波斯为波斯王训练军队。”
（[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中译本下卷第4分册第759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5月）
整个“两河流域文明”的发现与研究，
建立在一位德国中学年轻数学教师酒后的一个赌注以及一位在波斯服役的英国青年的猎奇兴趣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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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林森爵士的另一头衔---“亚述学之父”
另一种说法：罗林森接触楔形文字是在27岁（1837年）的时候。
“英国人亨利.罗林逊，他成功地破译了美索不达米亚语。
他的突出成就使他荣膺了「亚述学之父」的美称。
罗林逊出生于1810年，1826年到英国东印度公司服兵役。
1833年以少校身份公赴波斯。1837年的某一天，他来到比希斯敦村庄，
波斯人称这里为巴基斯坦纳，意思是「众神的居住地」。
这里自远古以来就有一座陡峭的双峰大山，被称为「神仙洞府」，
从伊朗通往古巴比伦的古道就从山下经过。
大约在两千多年前，波斯国王大流士曾下令用三种语言在岩壁上刻上浮雕和铭文，以纪念他本人的丰功伟绩。
在这幅著名的浮雕上，伟大的大流士倚弓而立，右脚踩在反叛者戈玛塔身上，
国王后面有两位佩有箭筒、手持弓和长矛的波斯贵族。
他的前面有九个在瑟缩颤抖的「反王」，脚被捆住，脖子上拴着绳索。
图像的边上和底下有14栏文字，分别用波斯语、苏美尔语和苏萨的方言记述了大流士的武功。
当时，罗林逊被这陡峭石壁上刻着的文字和雕像深深吸引住了，
他冒着生命危险攀上石壁，抄录了所有碑文并开始研究楔形文字。
他在完全不了解格罗斯芬德的研究成果的情况下，
用一种与格罗斯芬德十分相似的手段，译出了三个波斯国王的名字，
用英语写出来是，Darayawaush（大流士）、Khshayrsha（赫沙雅夏）、Vishtaspa（维希塔斯巴）。”
（陈晓红、毛锐《失落的文明：巴比伦》第1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2月第2版）
后来他又破译了另一种楔形文字，这就是苏美尔语，也是古巴比伦语、亚述语，
并编了一套“学习指南”和“词典”，因此被学术界尊为“亚述学之父”。
“由于格罗斯芬德、罗林逊等人的杰出贡献，楔形文字这一语言之谜逐步被揭开。
此后，学者们继续采用由近及古的方法，对照古波斯文，
最终将两河流域最古老的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释读成功。
楔形文字的释读成功，为人类打开了认识两河流域数千年历史和文化的大门。
在此前后，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地区先后发掘出几十万块用楔形文字写成的泥板文书。
通过对这些泥板文书的解读和研究，人们才知道，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最早发祥地之一。”
（陈晓红、毛锐《失落的文明：巴比伦》第1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2月第2版）
就这样，整个“两河流域文明”的发现与研究，
建立在一位德国中学年轻数学教师酒后的一个赌注以及一位在波斯服役的英国青年的猎奇兴趣之上……
两个19世纪的欧洲青年，通过与伪书（希罗多德《历史》）的对比，
在文字学要素“形、音、义”只存在音的情况下，
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消失了千年、乃至几千年的三种古代语言或方言，
用破译毋宁说是猜谜的方法，完全准确无疑地揭示出来，形成近代以来西方的“东方学”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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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跟贴：
即使是罗马时代也是可疑的，按西方自己的记述，早期基督时代的毁灭异端，多次战乱摧毁，自相矛盾阿。女神庙一个人一把火就毁了100多根大理石柱的七大奇迹之一，尼禄的那把火呢？按记载是毁灭了哪些著名建筑呢？请看看西方自己的记载吧。更不要说黑暗的中世纪和蛮族的作为了，从材质、风格上来看都是可疑的。以弗所女神庙从木制到大理石，从中等建筑到大型建筑，修旧如旧？雅典卫城2500年如一日修旧如旧？俺相信图纸是日尔曼酋长用猪油纸包好的了，行了吧？基督教早期的黑暗和战乱看欧洲的史书，众说纷纭，一般认为，自相矛盾，啥尼禄阿，啥西哥特阿，啥维京阿，都是文物古建爱好者阿！土耳其和伊朗境内的希腊化古建还有个毛？那些喜欢造假有伟大传统和历史劣迹的教会人士可是拿一大把古希腊罗马古籍抄本的年代反衬新约的可靠阿。
现在欧洲和伊朗各执一词对抗古史，欧洲说希腊化包括波斯，但也有反驳的，最多的是伊朗自己的考古和论断，这怀疑是屁股问题，欧洲苦于现在无法去伊朗主导考古阿，不像巴列维时期在西方支持下对波斯波利斯的大规模重建和修复，这也导致了什叶派原教旨主义的反击。这要说到健陀罗艺术，这是希腊化带来的还是波斯大夏文化影响的依然存疑。印度河流域自摩-加文明衰亡后，自所谓雅利安到蒙古人，和华夏中原一样历经北方部落的反复南下，希腊化？
19世纪末叶的牛大学子在这垃圾堆里业绩突出的，要啥就出来啥的。请查关于莎草纸发展史的自相矛盾的说法，制作工艺的奇怪，失传，特性，再发现，现代埃及莎草纸的工艺，撒哈拉沙漠气候对莎草纤维的脱水保存问题值得深思，疑惑不是一点点阿。法老的宝贝，居然大量出口，在古希腊一带容易腐烂的却据说大量使用，但是至今只有1962年在此出土一件。回到俄城，该所谓古城遗址至今无系统发掘，为什么？埃及自古至今在尼罗河里弃置垃圾，古今中外的大河文化习惯阿，死刑亦然，到所谓希腊化时代改跑到沙漠里挖坑了。那条运河呢？宝贵的莎草纸阿，两面都要用足的，当垃圾丢了，还有擦掉重写的，可疑。我国考古，灰坑都是建筑附近的。希腊化的俄城实在是先进阿，知道集中到远处扔垃圾了，错了，是珍贵的但是过时的莎草纸阿。希腊三大史，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希腊史，其可靠版本都是15世纪以后的印刷版，看徐教授译作的原版序言里那些抄本的年代和叙述，实在是无语了。
19世纪西方把希腊从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下挖出来后，在1832年的伦敦会议之中，英、法、俄三国指派统治巴伐利亚维特尔斯巴赫王朝、年仅十七岁的奥托王子为希腊的第一位君主。由于当时奥托尚未成年，于是就由一个摄政团辅政。到了1835年，他才亲政。1862年，奥托一世被罢黜后，由来自丹麦的威廉亲王即位，是为乔治一世。他一共在位五十年。在这段期间，希腊的版图大为扩张（在他加冕后不久，英国便把爱奥尼亚岛割给希腊）；同时，在经济方面也有大幅成长。这个近代希腊根本就是由白皮贵族统治的，当时的雅典就是由这几国主导了建城规划，大规模拆除了奥斯曼的伊斯兰建筑，奥斯曼没兴趣在这个制高点的位置放古希腊或古罗马建筑的，城堡加清真寺才对，不然几百年统治是吃素的？
其后代之以所谓的古希腊风格建筑，雅典卫城就是这时候重建的，俺只是表示可疑，没加引号。经历战争洗礼，1945年后多次修复。
对比一下爱琴海对面的以佛所的七大奇迹之一女神庙，一直在奥斯曼统治下，白皮没法去“重建”，加引号了。所以至今只有小山上的城堡，山脚下的清真寺，还有平地上大路边的女神庙残址，什么都没有，就那么一根断块垒的短石柱，还是发掘时候搭起来的作为纪念，按宗教习惯，这种神庙应该在山头上吧？几十米的小丘哦。附近的另一大奇迹是摩氏陵墓，据说是奥斯曼拆到城堡里去了，连毛都不剩了。
请看这些记述，您对雅典卫城有何看法呢？奥斯曼人良心发现保留了？还是德国来的希腊国王有油纸包好的雅典卫城图纸或是照片？
亚历山大三世之前的早期马其顿历史由于相关记载的缺乏，比起同期希腊文明世界的历史可谓乏善可陈。主要来自于普鲁塔克（希腊文：Πλο?ταρχο?；拉丁文：Plutarchus，约公元46年-120年）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作家，以《比较列传》（ο? β?οι παρ?λληλοι）（又称《希腊罗马名人传》或《希腊罗马英豪列传》）一书闻名后世。他的作品在文艺复兴时期大受欢迎。另外部分参考希罗多德《历史》和关于诗人品达的生平（可能前518年—可能前438年），古希腊抒情诗人。他被后世的学者认为是九大抒情诗人之首，对后世欧洲文学有很大影响，在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时期被认为是“崇高的颂歌”的典范。他的作品藏于亚历山大图书馆，被汇编成册。品达的诗传世较多，共四十五首三千四百二十八行，主要是赞美奥林匹亚等竞技胜利者的颂歌。
九世纪日耳曼的赫斯菲尔德修道院里有一份手抄本，其中包括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传》、《演说家对话录》《日耳曼尼亚志》，和苏维托尼乌斯的《论语法学家和修辞学家》。这个手抄本在耶罗尼姆斯（Hieronymus）死后湮没无闻了几个世纪。1425年巴卓·布拉乔里尼在德国发现了这个抄本，1458年左右，阿斯库兰的埃诺克（Enoch）把它带到了意大利。这个抄本未能保存下来，但留下了它的18个（或20个）副本，都是十五世纪在意大利出现的。
还有希罗多德的历史，色诺芬的远征记和希腊史，不是亚氏图书馆就是14-15世纪以后出来的副本，抄本据说都是来自于1-10世纪的，要么无存要么不知所终。正如沙皇俄国的伊戈尔远征记，一样，来的蹊跷，烧的干净，出了四份赝品，还一致认定内容真实。和咱造家谱差不多阿，有个好祖宗阿！
如果说当年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曾被基督徒付之一炬的话，还有阿拉伯人后来又烧了一次，那么正是中世纪中晚期的修会承担起了传承古典文化的重任；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大部分文献抄本几乎均源自这一时期修道院下设的缮写堂（scriptorium）。 中世纪中晚期的抄校本除了写工结笔时具名外，一般并不标注其所在的修道院，致使在后来的校勘中往往难于断定出处。至于我们现在所称引的西方古典著作写本，通常以收藏地的名称指代，诸如梵蒂冈本（Vaticanus）、巴黎本（Parisinus）抑或不列颠本（Britannicus）等。
公元5世纪以降，由于埃及本土莎草的枯竭或是由于阿拉伯人的入侵，古典世界的草纸供应中断。考古发现的草纸文献，多以出土地域冠名，奥克西林库斯（Oxyrhynchus）草纸卷等。就西方古典著作的现存写本而言，在埃及出土的公元前4世纪中期草纸卷也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抄件，较多、较完整的则为公元9世纪之后的皮纸本。由于埃及干燥的地理环境极适于草纸的保存，故而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西方古典文献草纸卷（本）残篇几乎均源自那里，在希腊本土1962年仅发现过一片希腊语草纸残篇。 在埃及出土的草纸文献虽然大多以地名称引，但就传抄的出处而言，除了一大部分记录当地风俗的文献外，西方古典著作的晚期草纸写本却并非出自当地写工的笔下。
在现存的草纸写本中（约计30000，其中大部分为私人文献），荷马史诗的卷（本）残篇即多达590余种，由此亦可看出《伊里亚特》与《奥德赛》在西方古典著作中的地位。
不解释，大家自己看，疑点颇多。
还有莎草纸的工艺，大家自己查，奇怪的工艺，还有相关的失传经过，连莎草都是法国引种回埃及的阿！！！法国佬怎么老是在埃及学里面出现阿？
还有现代埃及某高官参考中国手工作坊造纸工艺找回了失传千年的制作工艺，垄断了市场，俺明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