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新生们报了到，放下行李，就开始在宿舍之间走动，互相介绍，吹牛，很快就熟起来了。我看王勇刚说话走路的架势，怎么看怎么觉得眼熟，可是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王勇刚也看见了我，过来说：“你也是部队上的孩子吧？”我说：“是呀。我爸是铁道兵的。” 王勇刚说：“我一看你的架势就像。我家是大连海军学院的。”怪不得，敢情我们都是部队上的孩子。
我的父亲当了十七年的铁道兵，最后随铁道兵兵种撤销而退伍。我父亲退伍的时候是团职技术军官，但是没有赶上授衔。要是赶上了授衔，应该是个少校吧。我和弟弟小的时候也跟着父亲在部队上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铁道兵是和平时期最辛苦，最危险的兵种。你想啊，有了铁道部工程局，为什么还要铁道兵呢？铁道兵就是专门修那些需要重大牺牲，地处边远，又条件艰苦的铁路的。铁道部工程局不能接的工程，铁道兵司令部一声令下，铁道兵就得上。当然，到了现在，工程技术提高了，特别危险的工程也不多了，铁道兵也就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铁道兵的历史使命也包括了培养我们这些军营里的小屁孩。我随着父亲在北京和山西的大山里的部队驻地度过了一段幸福的童年。
说到部队，就不能不说枪。铁道兵是工程部队，但是也配备了基本的装备。在营房里，一个排住一间宿舍的大通铺，通铺对面就有一排枪架，上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一溜步枪。当时也小，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枪，只是觉得非常的好奇，一个劲想在手里掂一掂。
兵们也喜欢在我们这些小屁孩面前显摆，闲暇的时候就嘁哩喀喳把枪拆了装，装了拆，然后啪的一声上好刺刀，来一个拼刺动作。把我和弟弟羡慕得眼都直了。兵们装好了枪，会哗啦一下拉动枪栓，然后一扣扳机，听到击铁嗒的一声，表示枪能用了。有的时候，兵们看着我们眼馋，就拉一下枪栓，然后让我们来扣扳机。我和弟弟的小手还没那么大劲，要用力猛拉，才能扣动扳机。听到击铁的那一声嗒，我幸福得就像连吃了五根奶油冰棍。
兵们看了哈哈大笑，又鼓篡我们拉枪栓。我那时候还没有枪高，弟弟就更矮了。小胳膊都还够不着枪栓呢。不过那难不住我们哥俩。我们把枪往地上一竖，我弟弟把枪扶稳了，我就用脚去蹬那个枪栓，一使劲，也把枪栓给蹬动了。然后我抬枪托，弟弟抬枪管，那形象就像小人书上志愿军打美国飞机。用力一扣扳机，击铁的一声嗒让我美得直冒鼻涕泡。
等我上了大学军训的时候才知道，俺五岁就玩过五六半了！
我爸爸因为是技术军官，没有配枪。旁边的连长营长们有自己的寝室，床头上挂着手枪，都好好地包在枪套里。每次去串门都被告知：“不准动叔叔的枪！”于是小小郁闷一番。
我爸爸说，铁道兵虽然辛苦又危险，可是转志愿兵的机会多。在那个年代，转了志愿兵就算是吃上了商品粮，对于农村兵是有很大诱惑的。于是有很多的兵非常上进。
晚饭后是自由活动时间，四个兜的干部们就习惯散步消食。我也跟着溜达。可是兵们就不一样了，很有几个要求上进的在操场上练习摸爬滚打，（我现在估计是想让散步的干部们看到）。有一次，一个兵在那里拖着枪，撅着屁股爬来爬去。干部们散步正好经过，一个连长就喊：“你的屁股撅那么高干什么？”那个兵立正站好回答说：“报告连长，我在练习高姿匍匐前进。”连长说：“好，你再练练。” 那个兵听到连长说好，喜滋滋地又趴在地上撅起了屁股。连长大步走上去一脚踹在那个兵的屁股上，说：“我不管你高姿不高姿，在战场上老子一枪就打烂你的屁股！”那个兵站起来，摸着后脑勺，不好意思地笑了。
当然，作为工程兵，军事训练还不是第一位的。每天早上，战士们整齐地列队出操，围着操场跑步喊口号，四个兜们就慢慢起床收拾。然后吃过早饭，干部们就带着战士们到工地施工去了。
我就去伙房看炊事员做饭。炊事员把大筐的蔬菜用水龙头冲洗过后，抡开两把菜刀猛切一阵，又在硕大无比的锅里倒上成桶的酱油，就用铁锹炒起菜来。
不过，要进伙房，就得先过大黑狗这一关。貌似不管是哪一股共军，在其驻地的伙房旁边一定会养一只竖着耳朵的大黑狗。这个大黑狗见到穿军装的摇尾乞怜，见到老百姓可就毫不客气地呲牙咧嘴，狂吠起来。
我的到来给大黑狗带来了不小的困惑。一方面我穿的是老百姓的衣服，可另一方面，我好像和穿军装的都很熟，居然还有一个穿军装的拉着我的手。大黑狗记起了它阻吓老百姓进伙房的职责，可又不敢放开了大叫，只好恶狠狠地瞪我几眼，从嗓子里呼噜几声了事。
我那时候比那黑狗也高不了多少，一开始还是很怕大黑狗的。不过我很快就找到了窍门。每到一个新的驻地，我都让爸爸带着我去伙房拿一口干粮，放在我的脚边让大黑狗来吃。大黑狗一开始会很犹豫，但是最终会过来低头吃干粮。我就轻轻地拍它的头，对它说：“咱们一块儿玩吧。”不到二十分钟，大黑狗就成了我的亲密战友啦！
从南泥湾时代开始，共军就有种菜养猪的传统。我父亲去过的每一个驻地都会有自己的菜园子和猪圈。于是猪圈又成了我另外一个童年乐园。每天下午，炊事员收拾收拾剩饭，再打一些猪草，我就跟着他去猪圈喂猪。
猪们看到我们来了，兴奋得吱哇乱叫，跑过来等着开饭。炊事员把猪食倒在槽里，猪们就一脸幸福地大吃大喝起来。我和炊事员看着也很开心。炊事员常说：“猪啊，好好吃，快长膘，过节我们好吃肉哇！” 猪们吃得高兴，不住地点着头。
有一天晚上，猪圈里一阵喧哗，我也跑去看热闹。原来是老母猪要生小猪了，已经有一拨老百姓在围着看了。炊事员给猪妈妈铺好干草做产床。猪妈妈挺着大肚子，侧躺在干草上。炊事员给猪妈妈轻轻揉着肚皮，猪妈妈眯缝着两只小眼，舒服得直哼哼。
不一会儿，人们纷纷说：“生了，生了！”炊事员从母猪屁股那边抱过来一只小猪仔。猪仔通身粉红，湿漉漉的，眼睛还没有睁开。炊事员把小猪仔擦一擦，放在了母猪的奶头上，小猪仔就一口咬住奶头，闭着眼睛猛吸起来。猪妈妈爱怜地看了一眼，又忙着生小猪仔的弟弟妹妹去了。
很快猪妈妈生了十几只小猪仔，猪妈妈的每一个奶头都占满了。炊事员就把剩下来的小猪仔送给了围观的老百姓。收到猪仔的老乡们欢天喜地地抱着猪仔回家去了。
第二天，小猪仔们都有精神了，不只是睁开了眼睛，还开始到处乱跑了。于是猪妈妈就带着她的孩子们拱地，找食，在泥里打滚，在墙根蹭痒痒。累了，猪妈妈就地一躺，小猪仔们立刻争先恐后地扑上去起劲地嘬奶。猪妈妈那是一脸的满足。
炊事员给猪妈妈加强了营养，我也常常扔几块剩窝头给小猪仔们。后来我一到猪圈，小猪仔们就欢快地跑过来围着我转。
当然，革命战士养猪的目的并不是培养我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到了过节的时候，部队就会杀一只猪，改善生活。人怕出名猪怕壮，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特别是阉过的公猪。四五个战士跳进猪圈，围追堵截那要倒霉的猪。那猪也知道大事不好，拼命地反抗，奔逃，嚎叫。战士们要很费一些力气才能抓住那猪，再把腿绑起来。国军司令王耀武曾说过：“就是给共军五万只猪，三天也抓不完哪！”可见王司令是有生活阅历的人。
猪的嚎叫会很快引来部队驻地附近的老乡们。老乡们兴奋地东拉西扯着，小孩子们更是高兴得跑前跑后，目不转睛地看着战士们把不甘心的猪抬上一条板凳。
炊事班长手持明晃晃的杀猪长刀，让两个战士把猪按稳了，又在猪脖子下面放了一个大盆，然后从猪脖子中间一刀下去，猪血就像喷泉一样涌进了大盆里。被杀的猪痛苦得嚎叫起来，又拼命挣扎，结果血涌得更快了。看猪血流得差不多了，炊事班长又把刀捅了一捅，那猪就不叫了，耷拉着脑袋，只是身体偶尔抽搐一下。
炊事班长自豪地对帮忙的战士们说：“杀猪是有技术的。一刀下去先割了动脉放血出来。等血流完了才能往里捅心脏。”
炊事班长见猪死了，在猪的后蹄根割一个小口，用枪通条插进去沿着猪皮一阵猛捅。然后找一个肺活量大的战士，从那个小口猛吹气，死猪很快就胀成了一个大气球。炊事班长就往死猪身上泼开水，然后几下就把猪毛给刮干净了。这时候的猪，白白净净的，还有点性感。
十几年后我在海滩上第一次看到晒太阳的米国美女，很邪恶地想到了褪了毛的猪。
炊事班长大概没有我这么邪恶，他三下五除二把猪开了膛，收拾好了猪下水。他把猪血和猪肠子送给了围观的老乡，老乡们自然是满心欢喜。
晚饭的时候就会有红烧肉和青椒炒肉丝。老乡们又送来了猪血糕，于是来一个军民鱼水情。
可是有一次杀猪却出了差错。在一个驻地，一个兵要逞能杀猪，结果一刀下去没有割到猪的动脉，猪鲜血直流，又大声嚎叫。这个兵慌慌张张又捅了一刀，好像也没有奏效。围观的老百姓和战士们就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搞得那个兵更不知道怎么办好了。突然，猪不叫了，所有的人也安静下来了。
原来这只猪看到了自己的血流到了嘴边，它用鼻子闻一闻，就伸出舌头像狗喝水一样喝起了自己的血！
后来这只猪最后还是死了，只是看到的那一幕给我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不过我还是觉得那天晚饭的红烧肉很好吃。
那时候是我爸爸去食堂打饭。技术军官们有自己的一间小宿舍，爸爸在部队的制式床边加一条板凳，我就睡在上面。爸爸的技术军官同僚们还是很喜欢我们这些小屁孩的，他们都叫我们小萝卜头。
战士们也常常带着我们玩，可是班长，排长，连长们最喜欢拿我们来搞恶作剧。有一天在下雨，我父亲出工地还没有回来，我就自己去食堂吃晚饭。和我一起吃饭的一个排长说：“你爸爸因为天下雨翻了车，被砸死了，回不来了。”我一听就信了，于是嘴里含着半口馒头就大哭起来。那个排长赶紧哄我，我却哭得更响了。那个排长慌了神，假装去连部打电话，回来说：“别哭别哭，我刚才打电话，你爸爸又救活过来了。”我说：“我看到你假装打电话！”接着大哭，搞得那个排长也很尴尬。
大哭也是很累的。我就回家趴在床上一边抽噎，一边睡着了。爸爸回来一推门，我醒过来，很惊奇地说：“爸，你还活着！”
很多共军还是比较嘎的。在一个偏僻驻地，共军种了菜，常有老乡来偷。一天晚上抓了一个偷菜的大姑娘，在连部里几句话不和就冒出了火星子。大姑娘骂当兵的说：“我x你妈B！”一个兵就说：“我能x，你怎么x？”让那个大姑娘哑口无言。
随军家属里也有一些小屁孩，男孩居多，大部分十分调皮。其结果就是常常有小孩被连长爸爸用武装带打得鬼哭狼嚎。打完了，罚站。于是又常看到小哥几个挺胸收腹立正站在屋外。
我和弟弟都没有被武装带打过，只是罚站是经常的。虽然如此，我对父亲的感情还是很深的。在学校里，我可以自豪地对同学们说：“我爸是解放军！”同时潇洒地把小号军帽往头上一扣。到我上了大学，还在穿着爸爸的旧军装。
1976年7月20日，母亲准备把我送去父亲在山西的驻地。正好父亲的部队有一部分从东北换防去山西，要经过母亲所在的城市。母亲就跑去火车站，把我交给了父亲的战友。于是我就和一车当兵的坐着闷罐车去了山西。
当兵的坐闷罐车正觉得无聊，突然来了一个小孩大家都很开心。一群叔叔们就逗着我玩。于是我和当兵的一样，饿了就吃馒头，下雨了就用饭盆接水喝，内急了就站在闷罐车门向外扫射。天黑倒头就睡，第二天到了太原站，父亲接我去了山里的军营。
久违的大黑狗见了我高兴得直摇尾巴，年初生的小猪仔们都长成了半大的猪。随军的小屁孩们马上拉我去玩了。再过几天，妈妈也带着弟弟来了。
幸福的日子没过几天，突然整个军营都紧张起来了。营长连长排长们嚷嚷着催促战士们跑东跑西，技术军官们在自己的宿舍里忙着收拾着东西。爸爸回来说：“唐山地震了，我们部队动员，明天就要开拔去唐山。”
第二天早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说：“我国河北省唐山市于7月28日凌晨发生强烈地震。”大人们都乱纷纷地评论，说唐山会爆发大规模传染病。我听了非常着急，怕爸爸去唐山得了传染病。平时和小伙伴玩的时候，我捡了一个防毒面具当玩具，我就坚持要爸爸带上，搞得他哭笑不得。
到了下午，几乎整个军营的军人们都坐卡车走了，只留下了几个看家的战士和家属。家属们脸上都带着忧郁，小屁孩们也没有那么放肆地疯玩了。夏天过去，学校要开学的时候，部队又都回来了。我高兴得就像潘冬子看到红军打回来了。
三十年后，我出差到了台北，第一次看到客户经理就觉得他有一点似曾相识的架势。晚上客户请吃饭，聊天中知道，客户经理也是“部队上”的孩子，从小是在眷村长大的。我说我也是部队上的孩子。聊起来立正罚站的事，我们立马有了共同语言。
可见这“部队上的孩子”的烙印是真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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