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说毛泽东有什么特殊的话,显然,毛泽东始终站在这个多数官员愿望的对立面上,这是他独立于历史并特行于官场的标志。
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变局时期,西方学界还有反思能力的教授们提出一个重大问题反躬自问:为什么在苏东波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预料到事情会演变成这个样子?深入追问就是:所谓的社会科学研究到底有什么作用,上百年的学术精英前赴后继、上百年的积累和进步,真的对于人类社会的理解就那么浅薄?不能够一丝一毫地有益于预见未来和重大历史事件的走向?这么一问之后,问题就来了,到底社会科学还有没有“科学性”可言?
如果硬要找一个例外的话,那就是被他的同僚们定义为“晚年错误思想”的毛泽东,有且只有这么一个人,曾经事先准确地预料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复辟取向和复辟势力。还曾经于1963-1964年领着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这个复辟话题,讨论的结果最后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公开发表了“九评苏共公开信”。在这九篇文章中间,中共不仅表达了与苏共的不同政见,反驳苏共的“全民国家全民党”错误认识,还剖析了苏共官僚阶层业已成为背弃人民利益、仅仅只是挂着“共产党”羊头的异己势力,预言在公有制不变的情况下,苏共与人民群众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对立加深的趋势,最终将会走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复辟。在共产党党内,与毛主席的不同政见大把大把,刘少奇在1960年代就认为国内没有反修任务,言下之意苏联变修问题仅仅只是一个特例而不是普遍性的结构走向,中共不存在变修问题;1989年邓小平在接见戈尔巴乔夫的时候,以当初反修文章起草小组的领导者和亲历者身份称“当初双方都说了很多空话”,这种自我批评的高风亮节看起来很值得称道,但言犹在耳,苏东就轰然崩塌,“空话”瞬间就印证成为历史现实。
在这九篇文章中间,还对发达国家共产党(主要是针对意大利共产党)的结构改革思想,给予毫不留情的解剖,声言他们最后将走向与既存的资本主义结构完全同流合污的道路,完全背弃劳动人民利益和立场。二十世纪后半期发达国家左翼党团的根本性蜕化趋势,在全球范围内代表多数人利益发言的声音,都已经很难在既有的政治结构中间占据一席之地。美国提出的所谓“反恐”政治表述的普遍化,为所有国家和政治领袖们抄袭沿用,这不仅体现出统治者对各种异议和反抗力量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