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一般人物：中共“怪杰”柯庆施
柯庆施1922年入党，是中国共产党内为数不多的见到过列宁的高级干部，30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要职。1954年秋，柯庆施接替陈毅主持中共上海局，至1965年4月去世，前后整整10年。1957年南宁会议上，65岁的毛泽东在讲话中屡称年仅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倘若假以时日，柯庆施必将受到毛泽东更大的信任，只是天不遂人愿，自1964年春发现肺癌并手术切除后，柯庆施便在病假疗养之中，延至次年4月9日在成都终于不治。讣告中称他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这是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级的规格。柯庆施的死留下众多谜团，作家温相在个人博客中撰写系列文章《党内怪杰柯庆施》，揭秘柯庆施传奇人生。
1961年5月1日，柯庆施陪同毛泽东接见上海各界代表
1、柯老有多老？
中共党内素有对某人赋以“×老”的尊称的习惯，例如我们都知道的徐老特立、林老伯渠、董老必武等，这是以年龄、资历论，柯庆施也是他们中间的一员，据说此老当年见过列宁，中共党内见过列宁的屈指可数，除了瞿秋白、邓培等少数人外，大概就是柯庆施了，而能够一直活下来把谈革命导师音容笑貌的中共高级领导人中或许只有柯庆施。
然而，柯庆施的“老”还不仅仅限于见过革命导师，而是他的早期革命经历确有老资格的一面。
柯庆施（1902－1965）安徽歙县人。原名尚惠。原就读于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因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而被停学。但此间的挫折并没有影响柯庆施激进的思想。他在前辈、友人的关照下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继续读书期间大量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且开始了解、探寻底层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后来写成的《南京人力车夫底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的真实的一面。
1920年8月22日，由俞秀松、施存统、沈定一（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等8人发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1月，成立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俞秀松任书记）陈独秀、李达、沈定一等人被邀请做有关演讲，青年团成为中共发展组织力量的一个重要摇篮。就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不到三个月的时候，柯庆施与陈独秀有了更深一步的来往。1920年11月1日，《新青年》上发表了柯庆施同陈独秀的通信。在信中，柯庆施赞扬陈独秀的说法“实在说的透彻”，而陈独秀也对年轻的柯庆施多加训导。由此，柯庆施已经开始进入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的视线。经杨明斋介绍，柯庆施也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5月（一说4月），柯庆施离开上海去苏联。1922年1月参加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柯庆施在这时见到了列宁，据柯六六转引杜星垣的话说：“大家都知道党内同列宁握过手有柯老。”柯六六转引曲琪玉（中南海警卫处处长）的话说：“毛主席说过，为什么叫他柯老，因为他是我们党最早见过列宁的同志。”【注】（柯六六着《父亲柯庆施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前后》）
党内两次见过列宁的瞿秋白首次见到列宁的时间是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间。据柯六六回忆乃父柯庆施到达海参崴写家信的时间是1921年5月20日，而后柯庆施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转回上海。如此看来，柯庆施是不可能早于瞿秋白见到列宁的，所以说，所谓“他是我们党最早见过列宁的同志”的说法有误。但不论怎么说，见过列宁这一经历在“以俄为师”的岁月中留给柯庆施的政治财富的丰厚是显而易见的。
1922年夏季，柯庆施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次年就被陈独秀派回安徽负责做安庆（当时安徽的首府）做党团工作。柯庆施以《新建设日报》的副刊编辑身份作为掩护，暗中发展组织。柯本人是安徽人，又善于观察总结，回到安庆不足一个多月就已经对安徽的政治形势有了粗步的认知，他在给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人施存统写信时说道：“此地国民党很杂琐，大概可分两派：一柏文慰（蔚），一管昆南，但这两派都不能做真正的革命运动。惟柏派的人格较管派胜得多。他们现在因为民党安徽支部的问题，闹得一塌糊涂。所以我们预备将民生研究会组织就绪，以便替代他们的地位。”【注】（《怪君给国昌信》1923年4月23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抄件存中共霍山县党史办）
1923年10月，安徽为了响应全国的声讨曹锟贿选总统的运动也发动了省内一些学校开展集会活动。其中，安徽大学、安庆职工学校、安庆女子职工学校都踊跃参加，作为这次学生运动的领导人的柯庆施在大会上做了专门的演讲。安徽军阀倪嗣冲从芜湖调来人马前来镇压。柯庆施安排那些给倪嗣冲通缉在案的进步学生脱离险境，其中就有后来名闻党史的传奇人物的“廖氏三兄弟”（即廖运周、廖运泽、廖运升）之一的廖运泽（当时是安庆职工学校学生）。柯庆施告诉廖运泽去广东投奔孙中山，上黄埔军校，并给廖运泽开了报考黄埔军校的介绍信，赠路费15元。【注】（《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四集廖运泽词条，第612页）
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柯庆施建立了中共在安庆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并任书记。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柯庆施还担任了左翼色彩浓厚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秘书长，成功策动了太湖陈雷部的起义。1927年的“3.23事件”中，对于已经暴露出准备清洗中共党人的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挑衅，柯庆施等人予以坚决还击，柯庆施还主导通电，叱责肇事者。1927年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安徽省临时委员会，柯庆施任书记，主持中共安徽临时省委工作。在此期间，柯庆施组织了暴动，但很快失利。
离开安徽以后回到上海的柯庆施，继续担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1929年被派往鄂东南从事兵运工作。先后担任红五军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红八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31年夏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3年被派往张家口组织领导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工作。从1933年春到1937年7月，柯庆施几乎不间断的出任军事工作的领导人，历任中共河北省委前线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河北省委士兵运动委员会书记、军运书记、中共河北省委委员、军委书记、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军事工作负责人等职务。
纵观柯庆施的早期政治经历，可知此人在党务、农运、兵运、学运等主要革命活动中都担任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他的“柯老”的别称并非浪得虚名。
2、“柯怪”有多怪？
柯庆施有个笔名叫做“怪君”，这是他自己起的。据柯六六回忆，柯庆施之所以起了这么一个笔名，缘由自述如下：“古者恒以喜事而名于他物，以示不忘之意。余则因时势之多奇而生无穷之悲惧。然己又乏除怪之能。故以“怪”哉为吾名，以示不忘，而思以扫除之也。”后来有人便据此叫他“柯怪”。丁玲曾经留下一段文字，叙述了她眼中的“柯怪”之“怪”——一天，有一个老熟人来看我们了。这就是柯庆施，那时大家叫他柯怪，是我们在平民女子学校时认识的。他那时常到我们宿舍来玩，一坐十大，谈不出什么理论，也谈不出什么有趣的事。我们大家不喜欢他。但他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没有感到他来这里是想追求谁，想找一个女友谈恋爱，或是玩玩。因此，我们尽管嘲笑他是一个“烂板凳”（意思是他能坐烂板凳），却并不十分给他下不去，他也从来不怪罪我们……
然而，丁玲眼中的“柯怪”之“怪”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怪”。若干年后发生的某桩特别事件才说明了“柯怪”的“怪”的确不同寻常。柯庆施在1921年4月的家信中对乃父说过：“儿的性子非常爽直，这是儿的好处；却也是儿的差处。但是儿始终总是情愿做一个爽直的男儿，不愿学那滑头滑脑的样子。”（此信为柯六六回忆）从这封信中，我们似乎可以认为柯庆施是一个“爽直”的人，但是，一个政治人物，我们不能光看他自己说了些什么，还要看他做了些什么，更要看他做的结果是什么。1933年，中央让柯庆施携带大量经费从上海去满洲，因敌情紧张，柯庆施没敢去，不去也罢，还把经费在天津花了一干二净，不但如此还写出假报告说火车不通满洲，后来又说已经去过满洲。1935年中共满洲省委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才揭穿柯庆施的谎言，延安整风期间，柯庆施被处以“犯有在危险时刻动摇并欺骗组织的错误”的结论。【注】（《在“一月风暴”的中心——陈丕显回忆录》190页）
我们党的早期革命阶段，党内经费紧张，看守党的经费如同看守自己的政治生命和肉体生命一样重要，不少的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在这方面率先垂范。周恩来曾经收到吴德峰交来的一笔碎金子（金首饰剪断），因为斤两的原因，周恩来不厌其烦的三次过秤。原中共北方局书记兼河北省委书记、建国后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的高文华为了筹措党的经费不惜卖掉自己的亲生骨肉。原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陈为人，宁可自己的孩子饿死也不愿意动用一分一毫党的经费。相对于陈为人、高文华、周恩来等人来说，“柯怪”之“怪”的确不同凡响。
张春桥在1953年任《解放日报》总编辑时未经请示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的情况下擅自点名批判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领导陈时夫甚至准备词连潘汉年，此事被陈毅、谭震林、陈丕显发现制止，陈毅事后还针对张春桥的这种行为说了一番带有预见性的话：“要对搞乱我们阵线的人有所警惕。”但是，柯庆施甫一就职上海，很快推翻成议，停止此前陈毅、谭震林批准的拟将张春桥调离上海的决定，张春桥很快“抖擞起来”。不但张春桥“抖擞起来”，连带着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也开始“抖擞起来”。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曾在抗战期间被日军俘获，随后变节并为日寇做事。关于这一点，多年以后成为“上海帮”重要爪牙的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有过具体的回忆。【注】（徐景贤著《十年一梦》第390、391页）李文静的《干部履历表》上也清楚了写明了她变节的行径。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具有着重大历史污点的人却被柯庆施调往市委要害部门工作，陈丕显以审干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多次提醒柯庆施注意对李文静的任用，可是，柯庆施置之不理。【注】（《在“一月风暴”的中心－陈丕显回忆录》，第20、21页，其中李文静干部履历表在第20页上有影印件）柯庆施是做过组织部门的领导的，他应该知道对于变节分子的使用，但“柯怪”并没有顾及这些，实在“怪”得令人纳罕。
1959年夏季的庐山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路过南京，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人江渭清、刘顺元到毛泽东专列上汇报工作，发现柯庆施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守候在毛泽东的车厢外面，给毛泽东做守卫。看来，某人早年的“烂板凳”的功夫仍旧没有“荒废”。只不过，这种“功夫”在像刘顺元这样以耿介著称的党内领导人看来多少属于““献媚不成体统，实在不像一个资深的老共产党员”。【注】（《刘顺元传》第319页）
3、从“挨整”到“整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领导的反击“李铁夫路线”的斗争使得原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孟用潜去职。随后调整的中共河北省委领导班子中，柯庆施出任省委军委书记。后来，在柯庆施组织和领导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因为积极贯彻北方地区党组织提出的“建立北方苏维埃”等一系列问题上同中共张家口特委负责人张慕陶发生冲突，柯庆施遂把张慕陶开除出党。
柯庆施与王明的关系一度相当不错。据王明回忆，在整风运动开始后，王明的秘书廖鲁言把王明对他的谈话告诉了毛泽东，柯庆施闻知还专门跑到王明那里提醒王明要注意毛泽东的反应。不久柯庆施就被列为重点“斗争对象”，李富春在会上宣布柯庆施是“反革命分子”，柯庆施就此遭到关押。刘少奇还找柯庆施谈话，点出柯庆施的“要害”在于始终没有揭露王明。【注】（王明著《中共五十年》，第133页、142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据当年的目击者回忆，斗争柯庆施的场面非常激烈，康生亲自问柯庆施：“某年某月，有半年时间找不到你，你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柯庆施说他想不起来了，康生又问：“上海党组织受到了极大破坏，你跑到什么地方了？”柯庆施回答说隐蔽在自己的关系家中。马上就有人要柯庆施说出这个“关系”来，柯庆施不说，就有人上来“打他的态度”，有意思的是陈伯达一介书生也乐于参与这种批斗，他与柯庆施早有嫌怨，此刻也在“出口恶气”。柯庆施被逼无奈，只好不开口，康生大怒：“柯庆施，你要有问必答！”【注】（李耀宇口述《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145页）还有人质问柯庆施：“你戴了黑眼镜，大摇大摆地在东安市场走，说明你政治上有依靠！”“你还背着照相机，你是地下党员凭什么敢这样招摇？”柯庆施说这些都是假的，没有的事，很快遭到围攻。柯庆施的妻子后来被逼不过，投井自杀。就在柯庆施走投无路之际，毛泽东出面干预了，柯庆施就此活了下来。【注】（杨尚昆著《杨尚昆回忆录》，第216页）
在柯庆施于中共北方局任职期间，曾与刘少奇一道建议中共中央尽快采取积极措施营救关押在北平（今北京市）草岚子监狱中的中共党人。中共中央批准了他们的建议，具体工作由柯庆施来负责主办。薄一波后来认为柯庆施“在1936年营救我们出狱和1937年营救王若飞出狱中表现不错”。所以，当薄一波担任了华北中央局实际负责人之后，他准备提名时任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的柯庆进入华北局，遭到深知柯庆施为人的刘少奇的坚决反对。薄一波坚持使用柯庆施，刘少奇说：“那好，但后果会是严重的，你可要负责。”薄一波没有细想刘少奇的这句话，若干年后终于明白刘少奇的苦心孤诣不是空穴来风。薄一波写道：“后来事实证明，少奇同志是经过长期观察得出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我的看法是根据一时一事的判断，完全错误。从这件事我深深感到，考核任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用错了人，一旦让他们钻到高级领导层，必然要玩弄诡计、兴风作浪、其祸患极大。”【注】（薄一波著《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第463、464页）
1957年“反右”斗争中，翻译家傅雷因为说过一些被认为是“不妥”和“错误”的话，柯庆施要把他划成“右派”，上海市作协党组负责人周而复感觉按照中央划“右派”的条例，傅雷可以不划，最多是可划可不划。他因此对柯庆施提出的做法保留意见，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也支持周而复。这时，周扬来到上海，周而复就把傅雷的情况对周扬做了汇报，周扬当时是文化界的主要领导，他同意周而复的看法，不主张划傅雷为“右派”。周而复随即同柯庆施讲了，柯庆施当时表示可以不划傅雷为“右派”，但是，傅雷需要作出检讨。周而复很高兴，通过别人传话给傅雷让他认真准备检讨。周而复还把傅雷的检讨送给柯庆施，然而，过了两天，柯庆施批示下来还是要把傅雷划成“右派”，柯庆施的出尔反尔让周而复抱憾终身，直到晚年还在回忆录中说：“我失信于柯灵和傅雷，内心深深感到不安。”按照周而复的回忆，柯庆施之所以改变原来不划傅雷为“右派”的意见一则是因为“上面认为上海划的右派太少要加强”，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柯庆施）对于中央各部委负责人的意见不大尊重，更不高兴这些人过问上海市委的工作”所致。周而复这里所说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自然包括周扬在内。【注】（周而复著《往事回首录》之二，第234页）傅雷一介书生，自然不能领悟“一事不烦二主”的秘诀，更无从窥见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管江苏、浙江的柯庆施的政治“胸怀”。
上海市曾经要搞一个大煤气工程，陈云没有批准。柯庆施后来在毛泽东面前攻讦陈云，说陈云对下面卡得过死。【注】（李锐著《大跃进亲历记》，第57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百废待兴，党内对于如何抓好经济建设，大多数领导人心中并无定数，陈云出于谨慎的态度对下面要求严格一些，无可厚非。袁宝华晚年回忆说当年在北京饭店召开干部会议，陈云特别对那些在战争年代建立功勋的老同志说，你们到经济战线上来不能瞎指挥啊。有的人还对陈云说某某项目要出了问题，你杀了我的头。陈云当即回应，就是杀了你的脑袋，也不能弥补国家的损失。实际上，陈云并非“杞忧”，薄一波在很多会上都举山西太原榆次纺织机械厂建设厂房时基础打桩一百多个桩子几十根不合格的例子，这说明一些人在经济领域中不重视程序、不重视规律的现象是存在的。袁宝华说：“那时候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抓得比较紧”。【注】（《百年潮》2002年第11期，第13页，袁宝华回忆）
1959年夏季召开的著名的“庐山会议”本来是为了纠正“左倾”错误而举行。不料，彭德怀的犯颜直谏导致了这场会议的方向的突然转变，从纠左变成了反右。在这场悲剧中，柯庆施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
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发交会议讨论时，陈正人因为受了柯庆施的影响，对其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有失有得”提出了质疑。而柯庆施已经不仅仅是质疑了。1959年7月22日，也就是毛泽东发表著名讲话的头一天，柯庆施对毛泽东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柯庆施还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当晚，毛泽东便与刘少奇、周恩来商量准备第二天的大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对此写道：“如果说，彭德怀的信触动了毛泽东，对改变毛泽东着力纠‘左’的初衷起了主要作用，张闻天的发言更进一步影响了这个变化；那末，柯庆施等人对毛泽东的进言，则直接促使毛泽东下了‘反右倾’的决心。”【注】（《毛泽东传》下卷，第983页）现在，我们回顾“庐山会议”时，总是能够轻易的想起林彪、康生的丑陋的一面，殊不知，有的人在彭德怀上书的问题上比林彪、康生还要先知先觉的多。
在具体批判彭、黄、张、周时，柯庆施的表演也很耐人寻味。柯庆施追问周小舟关于“军事俱乐部”的过程中，径自给周小舟做了政治总结，他指责周小舟：“第一，你基本上同意他的信；第二，你认为毛泽东同志批评得太重了；第三，你只相信黄克诚，而不相信毛泽东同志。”
就在庐山会议一次用餐时间，柯庆施走到李锐面前要与李锐碰杯，李锐拒绝碰杯的同时还大声的说：“柯老，你是看见过列宁的人，何必跟我们后生小子过不去。”李锐的举动让“柯老”很下不来台。但事后李锐回忆这段往事时，对于自己的“少不更事”发出了感慨。因为“柯老”早已经今非昔比了。【注】（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第269、159页）
陈云说：“柯庆施是一个手中随时拿着大棒的人。”【注】（李锐著《大跃进亲历记》第57页）
显然，“柯老”手中随时拿着的“大棒”并非是用来“打棒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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