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朝作战，并不是“莫斯科施加的压力”的结果，说斯大林将“中国拖入战场”更是不符合事实

转自tianyi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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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入朝作战，并不是“莫斯科施加的压力”的结果，说斯大林将“中国拖入战场”更是不符合事实。

事实上，早在朝鲜战争爆发甚至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毛泽东就注意到东北亚和平问题。1949年5月14日，金日成特使金一曾拜会毛泽东和朱德，双方谈到并评估了朝鲜北方对南方的军事行动。当时毛泽东说“朝鲜随时可能发生军事行动”，建议金日成“应估计到这种情况，并做好周密准备”。毛泽东还帮助金日成分析其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的几种可能结果，说：“在朝鲜的战争可能是速决的，也可能是持久的。持久战对你们不利，因为这样日本就可能卷进来，并帮助南朝鲜‘政府’”；毛泽东话锋一转说：“你们不用担心，因为有苏联在旁边，有我们在东北。必要时，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派去中国士兵。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54显然，当时朝鲜形势的稳定与否，是新政权能否避免李自成甲申年甫立即亡的悲剧的关键因素，也是毛泽东“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句话所包含的重要内容。

如果熟悉自隋之后的中国历史，就会明白毛泽东回答周恩来“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句话所包含的历史经验。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基础上的考虑”而并非如某些人认为的“更多的成分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毛泽东即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此举彻底杜绝了新中国重蹈李自成因忽视或失控于“关外问题”而功败垂成的任何可能。1950年6月美国出兵东北亚；在此，值得我们留意学习的是：毛泽东一改隋、唐远征为援助朝鲜的方式，借苏联的支持并在金日成的邀请下出兵抗美援朝，一举将“关外问题”远远推到“三八线”之外。中国东北从而华北由此稳定至今。毛泽东与唐太宗、隋炀帝一样都注意到东北亚政局对中原政治的影响，比较而言，不同的只是毛泽东没有把安全界限锁定在山海关而是锁在朝鲜半岛的“三八线”。这是“唐宗宋祖”们的文治武功，“稍逊风骚”的地方。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的洞察及在此基础上作出的“抗美援朝”的正确决策使新中国避免了李自成政权悲剧，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后的中国可以永远远离这一悲剧。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同志来到西柏坡说：“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55这些“挑战和问题”——比如曾被隋炀帝、唐太宗均意识到却无力解决，明末乃至民国甲申年均遭遇到，最终由毛泽东圆满解决的东北亚问题——将会不断出现并需要我们回应，在这方面，我们还要学习毛泽东同志，从毛泽东战略思想中汲取营养并向人民交出正确的答卷。

还有人说，中国出兵朝鲜却丢了台湾56。事实并不是这样。

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0月25日才入朝作战，而在6月27日美国就宣布封锁台湾海峡。当时斯大林告诉中国，朝鲜战场上打不败美国，中国“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57。事实也是这样，如果中国当时示弱，那今天的台海形势就会更糟。看看同时期蒋介石讨好美国的结果，就知道美国人历来都是“柿子拣软的捏”。就在中国出兵入朝参战后的第二天（10月27日），毛泽东约民主人士周世钊和王季范谈他为什么对美国侵朝不能“置之不理”。在回答周世钊“志愿军抗美援朝，是不是会影响和平建设？”的问题时，毛泽东说：

不错，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有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国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58

也有人说，中国参战是被苏联人利用了59，并认为“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60。

事实并不是这样。

我们知道，在1945年“雅尔塔秘密协定”中，苏联拥有在大连的“优先权益”在旅顺驻军权和中长铁路的使用权。这些都是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这些利益又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所承认。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联也是极不情愿地表示要废止这项秘密条约，但主张保留形式。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政治的格局，也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及中国军人打败美国人的结果，让最具现实主义政治眼光的斯大林也看明白：中国人在朝鲜战场上驱逐了美国人的同时，也驱逐了在中国东北的苏联人。结果苏联同意于1953年初将中东铁路及旅顺港交还中国。

1952年8月17日，周恩来总理率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9月16日，发表了双方谈判的中苏公报，公布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告》。《公告》规定：根据两国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协定》，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于1952年年底移交完毕。12月31日，苏联政府将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议定书签字仪式在哈尔滨举行，并发表了公告。中国长春铁路的中苏共管历史宣告结束。中央铁道部把原来中国长春铁路管理局改为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应中国要求，中苏两国外长双方还签署并公布了《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的换文》，规定：延长苏军从中国旅顺口撤退的期限，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日本和苏联同日本获致和约时为止。

在毛泽东的坚持和斗争下，苏联最终完全让步。1954年10月12日，中苏发表联合公报，苏联军队应于1955年5月31日前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根据地交还中国。当时公报指出，两国鉴于远东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国防力量的巩固和两国已经日趋巩固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这项议定。后来公报内容于1955年5月25日实现。

至此，苏联在雅尔塔条约中已吞到嘴里并为蒋介石政府承认了的战略利益又悉数吐出，这对在二战中所向披靡且大获红利的斯大林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说不出的痛楚：一场战争下来，中国军队由弱变强，中国在苏联的支援下组建了强大的中国空军并将美国赶到三八线以南，而苏联却告别了自彼得大帝起就追求、1905年俄国人在此与日本人流血争夺而斯大林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刚刚获得的大连和旅顺这两个进入太平洋的最便捷的不冻港。

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在于张合有度和恰到好处。中国及时在三八线停火，而没有接受斯大林打过三八线的要求，中国军队因此没有透支。现在回头看，如果中国接受斯大林的建议，拒绝停战打过三八线，那中国必然要透支国力，结果反而对苏联，尤其是对驻扎在旅顺的苏联海军会形成严重依赖，这反易受制于苏联。果真如此，后来的大连旅顺移交可能就不会那样不折不扣。1953年7月中美停战，当年1月苏联移交中东铁路。

3月5日，斯大林病逝。斯人已逝，在中国问题上却是甘苦自知。

不仅如此，这样的后果使独立不久的外蒙古通往海参崴和辽东半岛出海口的关键陆上通道从苏联控制区转入已为中国完全控制的中国东北境内。这不仅将“雅尔塔秘密协定”对中国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压至最小，大大缓解了外蒙古独立对新中国安全造成的压力，而且还使外蒙古由此与中国产生了天然的依存关系。这对蒙古的发展和中蒙两国的未来关系定位有着不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的意义。据莫洛托夫回忆说赫鲁晓夫曾告诉他在访问中国结束并要“离开中国时，毛泽东在告别时向他伸小拇指说，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蒙古。”61

但东北的事并未到此结束。

1958年6月7日，毛泽东读到国防部长彭德怀于6月5日提交的一份报告，称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4月18日写信给彭德怀，表示苏联过去援助中国建设的三个长波电台功率太小不足以指挥其在远洋活动的潜艇，希望双方合作，由中方出资3000万卢布、苏方出资7000万卢布，使用时间双方各占50%，用4年时间在中国南方建设一座大功率长波电台。毛泽东在彭德怀的报告上批示：“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如苏方以高压加人，则不要回答，拖一段时期再说”。626月28日，苏联又希望借用中国沿太平洋海岸线，提议“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毛泽东明确告诉尤金大使：“这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63“斯大林的东西”在这里就是苏联在雅尔塔秘密协定中非法即中方不在场的情况下攫取，通过1945年与国民党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强加给中国，并最终为毛泽东在1953年朝鲜战争后期基本收回的苏联控制中国东北，军事占领大连、旅顺的“权利”。极而言之，“斯大林的东西”，也是沙皇的“东西”。1959年11月12日，毛泽东谈到社会主义国家独立自主的重要性，说：“他要搞共同舰队，我们不干；他要建立一个长波无线电台，要占百分之七十的投资，我们也不干。这个长波无线电台，摆在我们国家，侦察太平洋。我说，好，但是由我们建设，共同使用。他一定要他们建设，而且我们的投资只限制在百分之三十，他们占七成，三七开。这比汪精卫‘合办实业’百分之四十九比百分之五十一还厉害。我们不干，他也没有办法。”64

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说：“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65毛泽东讲这句话的背景是针对赫鲁晓夫在中国南方建设“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提议。毛泽东对尤金说：“你昨天说，你们的条件不好，核潜艇不能充分发挥力量，没有前途，中国的条件好，海岸线长，等等。你们从海参崴经库页岛、千岛群岛出大洋，条件很好嘛!”。66其实，尤金说的是实话，正因此，才有1895年俄国人联合德国人逼着日本交还辽东半岛，继而又于次年6月与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强占大连旅顺港及雅尔塔秘密协定企图再占大连旅顺的事。毛泽东也不是不知道俄国海参崴基地受制于对马海峡及1905年俄国海军为日本败于对马海峡的历史，毛泽东这时生气的只是，中国刚结束的俄国霸占中国辽东的历史，你赫鲁晓夫怎么又学着维特搞起新的“华俄道胜银行”来了？这时毛泽东明白的只是：半殖民地的历史不能再次重演！毛泽东说的这篇“一万年以后发表”的文章，很可能就是这个当时不便直说的内容。毛泽东并不是想说服俄国人放弃这一非法目标，他知道俄国人的战略生态环境很难让他们放弃这一目标，而是想要告诉中国人民：朝鲜战争后期收回的辽东半岛，不能再次象1896年那样得而复失。毛泽东对尤金动情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67谈到斯大林，毛泽东对尤金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681961年11月17日晚，毛泽东和周恩来、邓小平在中南海会见印尼共产党中央主席，在谈到斯大林时再次重复两年前的观点：

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不少好事，他的错误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他支持我们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使我们党在白区的工作损失几乎达到百分之百，在苏区的工作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最后迫使我们长征。另一个是，他们不同意我们同蒋介石打仗，这是在日本投降之后的事情。69

高超的战略思想与毛泽东博大的胸怀及长远的历史眼光是紧密相联的。尽管毛泽东对斯大林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些作法也有怨意，斯大林也有对不住中国革命的错误，但毛泽东仍能准确地把握斯大林的历史地位，认为他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仍是第一位的。斯大林曾在战争期间说过：“我知道，在我死后会有人向我的坟墓抛垃圾的。但历史之风会残酷无情地将它吹掉！”70斯大林去世后，就在其坟墓上堆积起越来越多的“垃圾”的同时，中国却涌动起“历史之风”。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71就在苏联政府摘下斯大林画像并在全苏联“声讨”斯大林的时候，斯大林的画像还是始终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列在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毛泽东说：“1956年，斯大林受到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72同时毛泽东也批评党内外一些见风使舵的人：“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这时候也反得积极。我看这种人缺乏道德，马克思主义也包括道德。”安逸倍增明智选，坐享其成翻一番

“斯大林如果地下有知，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对毛泽东感激万分的”。74中国学者袁南生认为：“实实在在地说，死后的斯大林最大的、真正的知己是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