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时的工分谈起
作者：酒半仙来源：人民网
刚看了数学网友的贴文，也看了十八掌网友的贴文，从中至少感觉到，两位先生可能没有那个时代太多的农村生活经历。针对上述两位网友贴文中关联那个时代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一些事情，我谈点个人的感触。
过去那个年代农村集体经济，是三级所有，相互关照，互相促进，荣损密切关联。对于这三者的关系，有着农村生活经历的人，谈起来应该说比较具体一些。
对于过去那个年代农村农民的实际生活收入，必须由这三级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能力相关联，不能简单用最基层的生产小队的那个工分来单一评定。下面，我分别从这三个方面来说说。
首先说说最基层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小队
给农民打工分并组织一般性生产劳动和基本分配的，是生产小队。生产小队的社会管理范围，就是今天的村民小组。一个村民小组有多少户人家和多少人，一般都是按照社会自然形成关系来确定的。过去中国农村，多数生产小队都是由一个至两个有血缘关系生活在一个范围内的，独家独户居住在一个地方的极少。由于农业生产范围与居住范围相近的缘故，较大血缘关系一族的，往往会随后中自然分划成两至三五个小的自然村落。因各种原因而日渐缩小的村落，在合适的时候又会由两三个逐渐靠拢居住在一个村落中。
我从小生活的那个农村，一般生产小队的规模，大致在三五十户左右，个别一二十户的小生产队也有，所占比例不是很多。
解放之后，由于社会环境稳定，人们实际生活水平是在逐日提高的，农村人口增长较快，而对于经济相对较好的农村地区的田地耕种面积，增加的不是很多，结果就是人均可耕种的田地是越来越少。到了七十年代初期，我从小生活的那个生产小队，平均每人有田大约一亩，人均有地不足半亩，人多田地少，是一个基本事实。
最基层的生产组织过程是生产小队，所有人的工分（包含生产小队的队长、会计、保管、记分员）都必须按照每个人出工的情况记工分。每一个社员都有一个记分本，未成年人参加劳动所记的工分，记在自己的爹妈工分本上。
我从小生活的农村，一般情况下一天出工三次，早上出工六点至八点，上午出工是九点到十二点，下午出工是十四点到十七点。农忙的时候，下午收工晚一个小时，晚上出工另算。男壮劳动力正常出工干一般性非强力劳动，每天记十个工分。女壮劳动力正常出工干一般性非强力劳动，每天记八个工分。
这里所言及的非强力劳动，一般是指劳动强度不是很大，劳动定额不好定量确定，大多数属于田间管理一类生产劳动。比如说扛着铁锨看着给田浇水，收割之前给成熟的田放水，打谷场看夜场，等等的这类所必须的田间劳动，只能按照出工记分。
在农村农业劳动过程中，使用最多的是按照约定俗成的劳动定额记工分。如插了多少亩的秧，割了多少亩的油菜，挑了多少草头到打谷场，等等，很多这样的农业劳动，都是可以用定额打分的方式来记分的。这类劳动，一般都是强体力劳动，很是辛苦，定额所确定的工分也高。
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有那么一些吃不了苦的懒人，像这类定额记分的劳动，有少数人就干的少，多数乡亲们都会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多干，多挣点工分，好在年底分红的时候多有几个现钱，农忙的时候，也是最需要人来参加劳动的时候。那些吃不了苦的懒人，弄个夹网在那里打鱼摸虾的偷个清闲，一般乡亲们将这类人称之为二流子，他们在那个时代是属于过得不怎么样的（跟村子里周围的人比较）。
农民所得的工分，除了从生产小队的农业生产中去获得之外，还从每年生产大队、人民公社、县等组织所组织的农田水利建设等过程中记取。只是这样的一些劳动过程，往往会滩平农民的实际工分收入值。
比如说公社在一个规定的时间内，给每一个生产大队下达了修建某条干渠的任务，生产大队接受任务任务之后，就会根据每一个生产队实际状态，将这样的一个任务分解到每一个生产小队。具体劳动过程中，各生产小队基本上都在一个约定俗成的定额规定中，给参加这项劳动的乡亲们记上劳动量所对应的工分。这样的一类劳动，每年到底有多少，各个年份都不一样，有多有少。
那么，参加这些劳动之后，生产小队是不是就吃亏了呢？
不是的，很多时候这样的劳动，恰恰是给这些生产小队带来了长久的经济好处。
比如说公社组织在大河堤坝上修建了一个闸门，并由这个闸门开始在公社范围内修建了一条配套的干渠等，那么公社在之后的灌溉中，各个收益的生产小队，那是不需要交钱的，免费使用。同样的，利用这些水利设施排涝，那也是免费的。对于这一点，农民们看得非常清楚，通常这类事情，只要农时安排合适，农民干的时候也没有怨天忧人的。
还有一些上级集体经济组织安排的劳动，上级集体经济组织是要给钱的。
比如说这乡间通车的公路，虽然那个时候都不是什么柏油马路，可是这些用石子所铺的路，那是要有人去维护的。这个时候，一般是由公社组织，各生产小队想干这活的人自己报一个名，按照上班的方式去干活就可以了。公社给每一个劳动的人记工日，每一个工日给多少钱，这都是非常明确的。当然了，公社也会有一些渔场、林场、砖厂、粮食加工厂等，也需要在本地安排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来参加劳动，这些人的劳动收入，一般也就与生产小队部分脱离。
在这里，就有一个吃“商品粮”事情出来了。这些参加社队劳动的人，收入是从社队这边出，之后必须有一部分返回到生产小队中，生产小队按照其所缴纳的天数，每天记一个标准出工分数。至于每一个生产小队外出务工的人员需要交多少钱，各个生产小队集体经济能力有差别，这所交的钱也有差别，但是在一个公社范围内，差别不是很大。我从小生活的那个农村，交给生产小队的钱在零点八元至一元钱之间。数学说逐级克扣的事情，在我从小生活的那个农村，是没有的，因为给这个外出务工分配口粮的是生产小队，而不是生产大队和公社。
外出务工的农民，在那个时代有很多都是有一技之长的人，比如泥瓦匠、木匠等，这些人外出打工给的工钱高。那时，外出打工分两类，一类称呼叫大工，一类称呼叫小工，这两者所干的活不但不一样，而且每天得的工钱也不一样，两者相差基本上有两倍。凭力气的小工，一般外出挣钱少，对于集体经济较强的生产队，不是很划算，一般不会外出打工。
比如说一个泥瓦匠师傅到武汉去干建筑上的活，一天可能会给三点五元钱，给生产小队按照每一个出勤天数交一元的话，一个月下来，还可以直接落得现金五六十元，这就比较划算，有个亲戚门路的，到武汉去干上三月五月的，还是有的。只是这个时候，一般生产小队对这样的乡亲，还是鼓励他们外出打工的，并会给他们开出合适的证明。
以上是说说一般农民挣工分和收入的一个主要过程，其他的次要部分，就是通过农民家庭副业收入。
过去中国农村，在我从小生活的那个地方，家庭一般性的油盐酱醋茶的开支，基本上都是从养鸡养鸭这里获得的，因为这个收入比较稳定。农民一年较大的一项一次性收入，基本上是靠养猪。一般而言，存栏一年的猪，生猪毛重基本上都在一百八十斤至二百斤左右，高低偏差不会太大，国家生猪收购价格在每斤零点五三元至零点五四元左右，售卖完大猪之后，直接可得的第一收入一般在一百元左右，当天紧接着购买一头仔猪之后，手上能落下的现金基本上在八九十元左右。一般家庭，一年就养一头猪。勤快一点的人，或者是家里需要娶亲的，也会养上两头猪的，好多存点钱给儿子取个媳妇。
至于自留地的副业收入，因为自留地较少，每年也就种点甘蔗之类的挑到县城卖一点，大部分自留地，还是为家庭生活服务。我从小生活的那个农村，自留地是人均两厘，大多数家庭的吃菜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自留地太少，副业收入的现金可以基本上不计入，但是作为生活收入的这一部分，还是应该计算的。
数学先生贴文中引用那位网友关于鸡蛋方面的说法，不准确，也不太符合现实。过去农村养鸡，农村家庭一般都养土鸡，很少有养“洋鸡”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些适合机械化养殖的“洋鸡”，适应性非常差，非常“娇贵”。而土鸡适应性非常强，饲养成本基本上很低很低，一年四季中大多数时间基本不需要喂食，只是天冷了之后，才在鸡回笼的时候，根据当天气候情况和鸡哼哼的状态，适当添几把稻谷。土鸡的鸡蛋每斤是十二个，基本上很是标准，每一个鸡蛋六分钱。那些个“洋鸡蛋”，才是每斤八个，而且大小偏差还是有的，不像土鸡蛋那么精准。国家供销社收购鸡蛋的价格是每斤零点七元钱。
再给现在的生活在城里人讲一点，那个时候国家是鼓励农民给国家售卖生猪、鸡蛋等的，奖励的方式就是售卖给国家的时候，国家按照售卖量，按比例给一定的粮票、布票、糖票等。说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而中国广大农村不允许农民养猪、养鸡等副业生产过程，是不符合那个时代总体情况的。具体到某些个别小范围内的极左角儿们，推向极端做些极端的丑行，是有的，但这不代表那个时代的基本社会特征。我上小学的时候是生产大队办的，自力更生中还在河堤上跟随这老师种过蓖麻，秋收之后同学们和老师一起剥蓖麻，售卖给国家之后，得到的钱款改善了教学用具不少。当时的宣传中，就有鼓励农民种植蓖麻的彩画。
谈及到了农民工分是怎样得来的之后，再简要谈谈农民在生产小队中的收益方式。一个生产小队，其收入核定方式是有多个渠道方式，主要是两个，一个是种植类，一个是养殖类。我从小生活的那个生产小队，也试着搞过小型的土窑烧砖瓦，包括用箍窑烧砖，一来是经济效益不是很好，二来是对土地的伤害太大，留下的坑基本上不能再种田种地，后来就不再做了。一年下来之后，就是将可纳入到收入的这些农业生产收获，用规定的钱算一算，弄给“总收入”出来，这其中就包含了外出务工者给生产小队带来的收入。算出“总收入”之后，再算一算记分本上的总分数，然后十个工分算一个工，折算一下一个工是多少钱，也就是乡亲们说的工值。
最常用的标准现金等值量，就是稻谷。当时稻谷的定值是每斤九分钱，推及到红薯的时候，就是每斤三分钱，其他的以此类推，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现金算法。
这里还需要强调一点，就是中国农民有勤劳的那种天份，可是也有在小集体内打着小集体算盘的那股子聪明。很多生产小队，在核算自己工值的时候，估量一下周边的生产队大致情况，出来的帐目，经常是在“藏富”而“装穷”。比如说这种植出来的红薯，既可以算帐到生产小队的收入当中，也可以在使用“集体福利”的方式中让其“归零”，只是这“归零”的“集体福利”，在不同的生产小队和不同时期，那个生产小队的会计，会根据实际情况在帐目上给予合适的“处理”。对于这一点，生产大队和公社的领导，其实都知道，睁只眼闭只眼装糊涂而已。也就是说，在集体经济时期，农民的收入有“隐性”部分，不是其全部。
第二个谈谈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组织给农民带来的实际经济收入
一般而言，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其生活好坏不但与本生产小队有直接关联，而且与其所对应的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又有很大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农业机械化发展问题，第二个是劳动就业问题，第三个是基层具体的社会保障问题。
我从小生活的农村，生产大队在七十年代中期，基本完成了农业生产机械化进城，这对于解放劳动生产力是极大的。随着农业生产完成了机械化的进城，带来的问题就是农业生产不需要那么多的劳动力。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其实在集体经济发展比较发达的地区，在我从小生活的那个地方，六十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有了一个势头了，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已经非常突出和明显了。而吸纳这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过程，较大范围上来说，还是得靠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壮大。大约是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开始，各个生产小队的青年人，基本上都在逐步进入到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所办的各类企业中去。这些企业，出来我常说的小五金厂、服装厂、砖厂、粮食加工厂、渔场、林场等之外，还开始在武汉以集体方式搞的商店、船队等，利用集体积累搞运输，在湖边采石，等等，在解决劳动力转移方面，已经开始实践。这部分劳动力的劳动收入，在壮大集体经济的同时，其实也是给当地农民开辟了非农业生产创收的渠道。
看过华西村的一些历史记录，我从小生活的那个农村地区，在集体经济没有解散之前的发展状态，与华西村差不多，只是后来相应政策的“坚决性”而落入到沉沦之中罢了。
说起那个时代的农民收入，还必须看到第三个方面，那就是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之后的社会保障问题。这些年国家采用政府财政支出的方式去保障农村地区所出现的一些尖锐问题，可以说这样的一个过程只能是暂时的，是难以持久的，也是起不到解决农村根本问题的，只能是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对所存在的问题有所缓解。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还必须依靠农民自身的全面组织过程。
我从小生活的那个农村，医疗保障能力可以说做得还是比较到位的，靠的就是当地的集体自我能力较强，没有给国家增加一分钱的负担。到生产大队看病，都是五分钱。虽然大病确实处理不了，可是一般性小病，以及紧急医疗救助和卫生防疫，还是在有组织中可以做得比较好的。最值得提及的，就是农村基层的义务教育问题，那个时期全部都是依靠集体经济组织来进行的，农村孩子都能就近入学，极少数家庭困难的孩子可以在集体经济的强有力保障下完成学业。
至于农田水利建设、管理和维护，乡间道路规划、建设和维护，农田整治等等，都可以在集体经济逐渐壮大的过程中，通过自我的能力得以完成，并管理好。至于社会治安和群众思想教育，可以说在平时中经常进行着，德化过程运用到无形之中，这是今天的这个时代能可相比的吗？
最后需要提及一点，就是钱这个东西，并不是说数量上统计得越多，就表示自己的实际生活水准就一定越高。就说过去那个年代，在七十年代初期，农民家庭翻建一个三干屋，有六百元就可以解决。同样的事情，如果放在今天，六万元是不是能做成，还真难说。我一个伯母，得了急性阑尾炎，阑尾都穿孔了，送诊断之后急切送到县医院，花费下来只有八十元。放在现在，光呼叫一个救护车送到县医院，没有一个两三百元是不行的，看病处理下来，没有一个两三万元能行吗？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严重的“三农问题”，遭受的孩子们，一个学期小学需要交四百多元，初中需要交五百多元钱，通过各种方式搜刮农民血汗钱的手段，可以说到了极端的地步。央视台报道的用竹竿戳屋顶瓦片的事情，还有乡里流氓痞子拿着铳收钱的事情，在那个时期，太正常不过了。为了强迫农民交烟叶，红安一些地方逼迫孩子开学的时候，必须每人交烟叶十五斤的这类事情，我想不仅仅只发生在湖北吧？
过去那个时代，农民的工分应该不应该算一算，应该不应该知道这其中的一些过程，我想是应该的。现在的关键问题是，通过对历史过程的回忆，人们更多的是应该总结经验和教训，从中知道是与非，好与坏，对与错，知道前人所做的非凡努力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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