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璐：康生周恩来出卖王明紧急转向
中共党内斗争中，历时最长的是清算王明路线。其实，王明路线是个代名词，王明本人在中共内部是没有根的，他是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指挥中共的一个工具，中共领导人中具体执行王明路线的代表就是周恩来。
“王明路线”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盖子，据我了解王明和“王明路线”是两件事，王明是一个人，“王明路线”是一个“政治符号”。而这个“政治符号”所代表的是以斯大林为主的国际路线，通过王明的传达，周恩来的具体执行，甚至当年毛泽东为争取苏联的援助，也利用过“王明路线”，这些历史真相，中共党史有所避讳。因为他们自己难以说得清楚。
根据中共官方党史的说法，所谓王明的宗派主义和“王明路线”统治党达四年之久（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遵义会议）。1937年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到1942年延安整风，被称为所谓第二次“王明路线”。我于1937年入党，1943年退党，正处于第二次“王明路线”期间。我在那个时代，根本不可能知道，自己属于哪个路线哪一派，不过“王明路线”从广义的解释，我们那个时代（30年代和40年代初）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都可以泛称为“王明路线”者。所以，延安整风几乎整到每个白区地下党党员，如果当时我仍在延安，很可能遇到王实味相同的命运。
本文作者司马璐，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到延安。后在延安遭到政治迫害，离开延安，1941年被开除出党。他说：“我这一生中，一个特别的经历是，我可能是见过当代中国政治人物最多的人。”共产党人中见过毛泽东、张国焘、王明、博古、刘少奇、张闻天、朱德、彭德怀、周恩来、林彪、陈云、邓小平、江青、康生、高岗、潘汉年、王稼祥、柯庆施、董必武等。民主党派中见过章伯钧、罗隆基、张澜、沈钧儒、张申府、张君劢、梁漱溟等。国民党人中见过蒋介石、蒋经国、陈诚，还结识过徐复观、雷震。中共党内的几个著名的知识份子，王实味、邓拓、田家英，都是司马璐在延安时期的好友。以下为《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中“我所了解的王明与‘王明路线’”章节全文摘录。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政治局会议后的合影。前排右起：刘少奇、陈云、王明（陈绍禹）、凯丰（何克全）、项英；后排右起：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林伯渠、张国焘、张闻天、彭德怀、康生
王明这个人
王明原名陈绍禹，1904年生于安徽金塞县，幼年读私塾，所以他的国学有相当基础。1919年入小学，其后读过农料与商科，在考试中屡获第一名，也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1925年夏，在武汉参加共青团和中共。同年10月，被选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次年被选为中大学生会主席。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成为中大俄文最好最活跃的中国留学生，为当时中大副校长米夫所赏识。王明于1927年作为米夫的翻译回国参加中共五大，次年又以翻译主任的名义参加中共六大。由于当时俄共权争激烈，中大校长拉迪克被认为接近托洛斯基，副校长米夫是斯大林的亲信。中大留学生也介入俄共党争，在米夫支持下以王明为中心的一派的小组织称为“支部派”渐成为留俄学生的主流。此即二十八个半标准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员）的来源。王明这个小组织中，最知名的有秦邦宪、张闻天、王稼祥、杨尙昆等。
王明成为这一派的领袖，当然不是偶然的。第一，他俄文好，不仅做过米夫的翻译，甚至斯大林接见中共领导人，有时也通过他的翻译；第二他用功学习，记忆力强，在与别人辩论时，引用马恩列斯的语言，背诵如流；第三，从入党以后，他在中共的“向导”、“布尔什维克”、“红旗”、“劳动”等刊物，写了一系列的理论文章。王明的文章很多是反陈独秀、反瞿秋白、反李立三的，他基本上反映了苏共党争中有关中国问题的争论。当时苏共中央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主要有三派：一派是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不断革命”论；二是以布哈林为代表的“经济务实”论：三是以斯大林在苏共权争中利用左右两派的矛盾而取得控制权力的。中共对王明的清算，说到王明时左时右，是不错的，其实这正是斯大林“两手策略”的政治性格。我第一次见到王明的名字，是1936年初中共秘密在上海印刷的一份小册子，原文的说明是“王明同志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的讲话”。当时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王明的讲话就是根据国际“人民阵线”的总路线精神而发挥的。当时王明和康生都是中共驻国际的代表。王明这个讲话，时间是1935年8月1日，以后被简称为“八一宣言”，同年12月中共在陕北瓦窑堡会议中通过作为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1936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创办了“救国时报”，在法国巴黎出版，由吴玉章主持，反复宣传“八一宣言”和王明，自此，王明的“八一宣言”已成为中共从“土地革命路线”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代表性的文件。
1938年春，我在延安初见王明，我记得当时对他的印象是，面团团，方敦敦，矮矮的身材，像中国一般小说里所写的白面书生。但是他穿着一身列宁装，足登一双长统靴，又像一个外国归来的留学生。我在延安记不清见过他多少次，早些时候见到他，他总是笑咪咪地，有时在延安街边还和我们普通同志也包括老百姓聊几句，后来见到他，笑容不见了，也不说话了，再后来我们根本见不到他了。
1969年我访问苏联，主要想看看他，但是苏联官方用各种借口不让我见他，不过，我从有关的朋友中，也获得一些他的资料。其中有些资料是中共和苏共官方都避谈的。
六届四中的经过
1931年1月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六届四中全会。开始，王明报告出席代表人数有：王克全、张坤弟、陈郁、余飞、徐锡根、王凤飞、徐兰芝、袁乃祥、邵泮林、沈先定、韩连辉、史文彬、张金保、萧道德、许畏三、王明、秦邦宪、沈泽民、张闻天、王稼祥、孟庆树、夏曦、陈原道、向忠发、周恩来、罗登贤、关向应、康生、李维汉、陈铁铮（孔原）、任弼时、温裕成、顾顺章、贺昌、何孟雄、罗章龙等三十九人加上列席的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共四十人。
关于这次会议经过，我听到过两个内容稍有出入的版本，一个是李希逸，即李秋生（曾任中央青年团中委）的叙说：
会议还没有开始，何孟雄、罗章龙就和周恩来吵起来了，他们说，他们在开会前数小时才接到通知，是周恩来耍了手段。何孟雄问，这个会是什么时候决定召开的？是谁决定的？周恩来答：“是国际决定的。是米夫同志决定的。”罗章龙问：“要讨论什么，为什么不给我们一点思想准备？”周恩来答：“你问米夫同志。”
开会一天，吵了一天，开了一天，闹了一天，向忠发宣布，现在决议案已经通过，新的中央委员会已经选出，结束散会。何孟雄说，“我还有话说。”米夫看看手表说：“时间已经很晚了，再不散会，很危险。”
周恩来说：“今天同志们没有机会充份讨论，实在是不得已的，在国际精神，在国际代表米夫同志的指导下这个会是成功的，请同志们要以团结为重，要以安全为重。散会吧。”
罗章龙还在骂：“奴才，奴才”，上海女工代表张金保对罗说“侬说得小声点儿，快走吧！”
有人边走边骂：“会上通过了什么，我全没有听清楚。”“向忠发识几个大字，他念的稿，自己懂吗？”
这个骂：“赤佬”，那个骂“瘪三”。六届四中就这么结束了。还有人在叫：“我有话说。”听到的回音是：“再不走，老子揍你。”
另一个版本是徐锡根（中共六大政治局委员）叙述的：
这一天，会议还未开始，罗章龙就和周恩来吵起来了。罗章龙问周恩来：“四中全会是谁召开的？”周答：“中央。”
罗问：“既然是中央全会，为什么有的中央委员没有通知？”周答：“有的中央委员最近参加过中央别的会议，所以没有通知。”
罗问：“四中全会为什么事先没有准备？”周答：“为了安全的理由，同时也是国际代表米夫同志的意见。”
罗问：“四中全会开几天？”周答：“一天。”
罗问：“二中开了六天，三中开了五天，这一次会只开一天，为什么？是你决定的？”周：“是国际代表米夫同志决定的。”
米夫接着补充说：“这确实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这时会上支持罗章龙的大叫大闹，米夫在周恩来身边耳语，接着周恩来大声说：“安静，否则纪律制裁。”会上，闹声更大，等到周恩来说：“现在，我自己做检讨。”大家就洗耳恭听了。
周恩来说：“立三路线，我有责任；三中全会，调和主义，我也有责任。我们不断犯错误的原因，是由于自己对国际路线的认识不够。我们要用布尔什维克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会上有人喊：“你是布尔什维克吗？”
王明接过话去，“三中全会的要害是调和主义，周恩来同志已经认识自己的错误；三中全会的另一要害是左倾掩盖右倾。我们要在国际的帮助下，全面改造党的领导。”
接着，会上又有人喊叫：“下台，下台，立三路线者下台，机会主义者下台。”罗章龙高呼：“周恩来应该现在就下台。”
周恩来接着说：“我提醒大家，作为共产党员，思想上可以保留意见，行动上必须绝对服从共产国际，这是做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认识。”
罗章龙说：“照你这么说，党内只有服从，没有民主了？”周恩来语塞，米夫看看手表说：“时间差不多了，大家的意见也都说得差不多了，为了安全，我们一定要在今天结束会议，现在，进行选举。”
中共六届四中，有人说，当时王明虽是主角，听从米夫的指导，故意表现得谦虚客气，不多说话，主要的重头戏都在周恩来身上。李维汉在他的回忆中说，他是很反对王明的，但被周恩来说服支持王明，其它反对王明的同志，也被周恩来一一说服。张国焘也对我这么说过。
徐彬如（曾担任中共革命博物馆馆长）在他的回忆中记述，罗章龙对他说，他们坚决抵制王明，对周恩来在四中的表现很有意见，认为他（周恩来）不应该支持王明上台。后来一般同志对四中的态度都经由周恩来审查。
中共六届四中通过的“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和中央第一号文件，“红军必须坚决执行进攻的路线”都是周恩来起草的。
周恩来扑杀反对派
周恩来在六届四中表面上虽然胜利，但党内反对派的实力依然很大。周恩来用尽全力分化与瓦解反对派。
1931年1月9日，即六届四中开会的第三天，反对派举行“反四中全会会议”，由何孟雄主持，通过罗章龙起草的“告同志书”，决定召开紧急会议，成立非常委员会。另立中央，并选出何孟雄、罗章龙、王克全等为中共临时中央筹备委员，自此中共一分为二，一是周恩来、王明一派，称为“四中派”，何孟雄、罗章龙的一派称为“临中派”。“临中派”展开全国活动与“四中派”对抗。1月17日“临中派”的江苏省委成立，当时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左联都在江苏，江苏省委是全党最大的实力派。
1月18日，临中派江苏省委成立的第二天，在上海远东旅馆开会时，何孟雄等三十多人被捕，其中十九人被处死。当时盛传系中共自己的同志向国民党告密的。笔者曾查看过国民党的“匪情档案”中也见到这份资料。王明晚年的回忆中说，告密的人叫王拙夫，当时是锹的交通员。美国费正清回忆中说，中共高层人士有人私下对他表示，当年的确有人想“一箭双雕”，既可以消除党内的敌人，又可以作为国民党杀共产党的宣传。鲁迅当年同情中共的反对派。何孟雄事件中死的有五人是著名左翼作家，其中如柔石、殷夫、白莽等都是鲁迅的朋友。
1月21日，即何孟雄等被捕之第四日，周恩来约了罗章龙、王克全谈话。周恩来要他们立即停止反对四中全会的分裂活动。周说：“从何孟雄等这次被捕事件的例子说明，脱离了中央正确路线，结果不好。”罗章龙正色道：“是你们出卖了他们。”周恩来也拍了台子说：“你侮辱中央。”罗章龙说：“你做走狗我不做。”王克全也指着周恩来的鼻子骂：“你周恩来，赤佬，卖身投靠。”（注：“赤佬”是上海人的粗话，“下贱”的意思）。
周恩来一怒拍案而起说：“限你们五天之内解散你们的分裂活动。”罗章龙拉住王克全，向周恩来挥一挥手说：“你也不过是奉命行事，跟你没有什么好谈的。”周恩来把罗章龙、王克全的态度向米夫作了汇报。米夫大怒，1月27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罗的中央委员和王克全的政治局委员。1月31日，反对派的非常委员会中央正式成立。在周恩来的铁腕之下，打击威胁与利诱说服双管齐下，反对派不断分化。反对派的最后一任中央书记王云程被捕后，向国民党的交代中说：“他们（指中共党内）在派别斗争中，采取暗中告密手段，如何孟雄等二十余人，都死在康生、周恩来所领导的赤色恐怖之下。”张金保（女工出身的中央委员）逝前说，四中全会几乎是周恩来一个人的戏，她曾表示不服，周恩来以停止生活费威胁她悔过。
后日在中共七大中，有一份为何孟雄平反的提案，其中说到某些同志，往往牺牲同志保存自己。他对人的利用，往往榨光了对方，然后抛弃。又提到当年何孟雄等被捕党中央有责任。虽未点名，但是矛头暗指周恩来，熟悉中共党史的人是可以看得出的。后来“毛泽东选集”的注释中，也表扬了何孟雄。1969年我访问苏联，问到一位与王明接近的人，我问：“王明所指何孟雄等当年被国民党逮捕是一个叫王拙夫的告密的，这王拙夫到底是谁？”答者说：“王拙夫是周恩来当年在上海所指挥的红队队员，红队专门杀叛徒，何孟雄反对六届四中被认为反党分裂，所以就被当作叛徒处理了。”
30年代初，中共中央在上海的领导人大批被捕，其中原因之一是，中共敌对派系都向国民党告密，打击对方。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6月，向忠发又被捕。顾顺章是上海的流氓，1927年第一次国共分裂上海第三次暴动时，是周恩来的副手，一直主持中共中央特科行动。向忠发是名义上的中央总书记。顾、向被捕后相继向国民党投降。当时国民党采取共产党员自首认人的办法对付共产党，监狱，路边到处都有向国民党自首者去找他们相识的同志向国民党举报，因此，中共中央在此情况之下上海绝对不能立足了。
王明在苏联打开新局面
六届四中以后，周恩来手握中央人事调动大权，派往江西苏区的有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的中央三人代表团，派往湘鄂西的是夏曦、关向应。派往鄂豫皖的是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等，派往赣东北的是曾洪易。其中张国焘和关向应本来都反对过王明，是周恩来尽力争取和说服下支持六届四中的。
1931年2月22日，周恩来致电共产国际，“现在正依照国际的指示。”政治干部百分之六十，军事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派往苏区”、“加强与巩固苏区的领导。”当时康生为周的主要助手，负责安排。1931年1月24日，中共政治局委员，特务头子兼管中共中央领导人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6月傀儡总书记向忠发又被捕，康生当时以上海租界工部局华董虞洽卿秘书的身份把周恩来、王明救出。安置在尼姑庵中（当年的虞洽卿在上海租界是特权阶级，康生驾驶虞的私人汽车无人敢加以阻止，这是康生在延安枣园亲自对我们说的。），9月王明、康生相继去了苏联，10月周恩来去中央苏区。这三个人当时是党中央的核心。
上述三人离开上海以前，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指定由秦邦宪、张闻天、卢福垣、李竹声、康生、陈云等组织中共中央临时中央局，其中秦邦宪、张闻天、卢福垣为常委，由秦邦宪负总责。后又称为总书记。
1931年11月，王明到达莫斯科的时候，中国正发生“九一八事件”，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高涨，苏联也担心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对苏联的远东边境产生威胁。国际新形势使中共的土地革命和国民党的剿共政策同时陷入迷谷。中国反日的运动再加上受到苏联的影响。王明当时的名义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长，实际上也是国际和斯大林指示中共的代表，因而中共中央在上海受了挫折，王明在苏联的地位重要性反而提高了。
1933年1月7日，王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宣言，提出愿与全国各军队联合反日，并在“共产国际”发表文章提出，“反日统一战线”的口号。10月27日与康生联名给中共中央提出“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不久并获得宋庆龄、何香凝等签名支持。1935年，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中当选中央执委和书记处书记。并以“王康指示信”代表中共中央直接指挥东北抗日联军。在这同时，南京的国民政府也有联俄抗日的打算，1935年12月，蒋介石的代表邓文仪与王明的代表潘汉年，在莫斯科开始秘密会谈。当时日本借口反苏反共，向中国深入侵略，蒋介石与斯大林之间，在反日的前提下有了共同语言。在这同时，国际局势也发生重大变化。在远东，日本侵略中国的事件不断发生，在欧洲，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崛起，因此，一部分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酝酿联合对抗法西斯，这种槪念后来通过共产国际就形成人民阵线的组织，共产国际再通过王明就形成了中共从反蒋到逼蒋，到联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当时中国红军在陕北的确也已经走投无路，面临绝境，所以，中共也感到有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当时中共统战的主要对象是以张学良为代表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代表的西北军。但是同时中共也并未放弃武力夺取全国政权的企图。
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在莫斯科的王明说，为了使红军靠近苏联“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希望苏联能提供飞机大炮。”9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致电共产国际，提出中国红军“向西行动须求得苏联协助”。9月19日，毛、周电共产国际，“向甘西及宁夏发展，宁夏是整个西北之枢纽”，“夺取宁夏打通苏联是决定的一环。”当时中共之所谓西征，指的是已经溃不成军的西路军；但是，斯大林正为了争取蒋介石领导对抗日本，中共领导人要求苏联提供飞机大炮的支持，可谓完全估错了形势。
1936年12月，函安事变传到陕北时，中共领导人最初的反应，主张张学良、杨虎城杀掉蒋介石；莫斯科指示中共，中国需要抗日联合战线，争取和平解决，促使张、杨释放蒋介石。随后张学良陪蒋介石悄然离开西安去南京，与莫斯科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有关。
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开始，苏联为了自身利益，表示支持。
11月29日，王明偕康生、陈云等由苏联飞抵延安，由于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王明当时的身份是国际的执行委员和主席团成员，加上他离开莫斯科时分别受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接见。所以当王明到达延安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倾巢而出到机场欢迎。
我到延安后不久，有一位参加过欢迎王明的同志对我谈到，当日王明的专机没有能准时到达，毛泽东在机场苦等了大约三个小时。等到飞机到了，王明等人下机时，毛泽东迎了上去，和王明作俄国式的拥抱，两人抱了又抱，亲了又亲，群众欢呼雷动。
机场上临时举行了欢迎会。
毛泽东对王明的欢迎词中说，“王明同志喜从天降，是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王明同志不仅是中国革命优秀的领导者之一，而且是世界革命优秀的领导者之一。”“我们对国际同志要饮水思源，感恩图报。”
王明在答词中说，“毛泽东同志是我们最敬爱的领导者。”“全党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
接着，毛泽东和王明两人又拥抱，又亲嘴，群众又接着鼓掌欢呼……
附带一说，延安时代，毛泽东到飞机场欢迎过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王明，另一个是林彪。
我于1937年底比王明稍迟到达延安时，街头墙上还依稀见到“王明同志万岁”、“拥护中国和世界革命的领袖王明同志”的标语。当时“王明”两个字在延安红得如日中天。王明与毛泽东的“蜜月”开始，两个人都各有一个梦，王明的梦是，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他代表国际，是中共当然的领袖。毛泽东的梦是，中共的确很穷，需要共产国际的援助，改变国际对毛不信任的状态，王明是最适当的桥梁了。
王明、周恩来的“第二中央”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王明作了“如何争取抗战的胜利”的报告。王明说：“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呼应了王明的意见，并举例说“由山西的情况来看，由于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而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党内军内和各地都有不利于抗战不利统一战线的思想、言论及行动。”以上王明和周恩来的讲话，实际上代表的都是斯大林对中国抗战的意见，斯大林认为中国抗战，必须在“抗日高于一切”的前提下，重视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因为中国抗战有利于苏联。
在这次会议中，补选王明、康生、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又同时宣布成立召开七大的筹备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书记王明。中共中央文件的排名都是毛王并列。当时王明是中共中央书记兼长江局书记，又兼中共驻国民党代表团团长（副团长是周恩来）。
中共长江局成立后，等于形成两个中央，延安的中央以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刘少奇为中心。武汉的中央（长江局）有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项英、陈毅、方方、李克农等。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王明兼党报委员会主席，叶剑英为参谋长，秦邦宪为组织部长，董必武为民运部长，李克农为秘书长，声势比延安为大。秦邦宪曾在中央政治局作“关于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报告”中说：“长江局工作范围包括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河南等省及新四军等”。当时的“两个中央”之说，延安被称为“小中央”，长江局被称为“大中央”。据笔者粗略估计，从1938年1月至3月，延安党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上，用大字刊登“一切为着民族统一战线，一切通过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达十四次之多，我当时住的窑洞，和“新中华报”社长向仲华为紧邻。
王明和毛泽东在延安初见时，表面上似很友善。不过两人各怀鬼胎，各有打算，毛泽东最关心的是，希望通过王明要求斯大林直接援助中共，而王明向毛泽东传达的资讯是，斯大林最关心的是中国抗日力量团结的扩大，包括拥护蒋介石及联合中国一切地方势力等等。斯大林对中共的指示，包括唯有对托派的斗争绝对不能妥协。
有一回，王明到抗大演讲时，我见到抗大教育长许光达，王明进场，许光达向我们介绍说：“王明同志不仅是中国革命优秀的领导者之一，而且是世界革命优秀的领导者之一。”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在场，态度严肃。可能凭他的特务嗅觉，已经闻到火药味了。
其后，王明开始讲话了，在我看来，当时他的态度似很谦虚，他说：“王明和大家是一样的，我们都是革命同志。”“毛泽东同志是我们最敬爱的领导者，全党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我的印象中，王明讲话修辞优美，像朗诵散文诗，热情洋溢。我很欣赏他的演说天才。
正如李维汉的回忆录中记述的，王明返延安后威望如日中天，毛泽东变得很孤立。毛泽东自己曾说，他的命令出不了他的窑洞。王明的权力重心在武汉，所以1938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把王明留在延安，不让王明回武汉。政治局8名成员中，支持毛的提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三票，支持王明的有王明、周恩来、陈云、康生、何凯丰五票，结果毛的意见被否决，王明仍回武汉。
康生，周恩来出卖王明
1938年9月中旬，王明从武汉回到延安，毛泽东又亲率高级领导人及各界人士热烈欢迎。这时王明对毛泽东布置好清算他的圈套似乎毫无所觉。有两件事我记得很清楚。
一件事是，这次王明回延安后，在一次公开的演讲中说到这几句话：“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我们要严肃自己的私生活，不要乱搞男女关系。”当时听到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意义。后日毛泽东与王明的斗争流言渐多，才想到王明这段讲话正是毛泽东与江青热恋的同一时间，王明这段话可能有一定的针对性。
另一件事是：1938年9月29日，中共六届六中开始前，全体参加者合影了一张照片，毛泽东让王明坐在正中央，自己站在一边，这张照片在“新中华报”刊出，不仅蒙蔽了王明，而且一些王明的支持者，全没有想到，这正是王明面临审判的时候。
中共六届六中开始，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最新指示，支持毛泽东（我后来认识的一些王明支持者，都表示怀疑王稼祥传达的这份“指示”是不确实的）。11月5日、6日，毛泽东化了两天时间集中攻击王明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是向蒋介石投降的路线。王明站起来要答复，毛泽东愤怒地说：“你的统一战线就是*****路线，就是同蒋介石上床睡觉！你要说什么？你要当*****就去当吧！”当时在场的康生，本来是支持王明的，他见到王明遭毛泽东如此辱骂，竟无还手之力。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康生慨叹王明“演说像个天才，斗争像个侏儒”，从此康生离开王明，成了毛泽东整治异己的工具。
六届六中以后，王明留在延安，担任中央统战部长，兼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和女子大学校长（副校长柯庆施）。在我的记忆中，当时的王明在延安的行动还是比较自由的，有一次我见到王明形单影只，漫步街头，低着头不发一言，沉重的脚步声中若有所深思。当时我并不理解，后来才知道，中共六届六中，毛泽东对王明展开全面的攻击，王明在党的地位已经从最高峰落下来了。
六届六中决定，长江局撤消。改设南方局和中原局。南方局由周恩来任书记，中原局由刘少奇任书记。周恩来在1940年6月17日南方局说：“在斗争方针上，中央要求（对国民党）针锋相对，不必完全遵守合法。”表示听毛的了。
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有过长期的暗斗。抗战开始以后，王明从莫斯科回国，中共的国际派声势重振，毛泽东开始认识到，要掌握中共的领导权力，没有斯大林的支持是不行的。毛泽东在党内一方面打击国际派，一方面表示对斯大林的效忠。1939年12月20日，毛泽东发表了“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毛泽东逐步亲自抓中苏共的关系，中共中央秘密成立了一个对外称为“农委”的机构，由任弼时负责。许多向莫斯科的报告和请示是由毛泽东亲自执笔的。据曾任任弼时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1945年底。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前，毛泽东要师哲将中苏共往来文件全部烧毁。
1940年，由于国民党抗战中在华中、华南的失利，中共认为这又是一个全面夺权的机会。毛泽东于1940年11月4日，致电共产国际季米托洛夫、努伊尔斯基，要求“苏联支持军备，包括飞机、坦克、大炮，由中共派共军十五万精兵打入国民党基地，抄其老窝。”斯大林没有答应。
四十年代初皖南事变，蒋介石帮毛泽东消灭了毛的党内一贯反毛的项英（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加上苏德战争中的苏联红军的崩溃，共产国际解散，这些变化都使毛泽东相信彻底清算中共党内国际派的条件成熟，继之延安整风开始。
延安整风时，周恩来对长期执行“王明路线”作了长篇自戕式的检讨，他表示承担一切错误的责任。但是他坚持一个观点，斯大林代表正确路线，共产国际的领导和中国革命利益的一致，中共绝对不能因“王明路线”与苏联闹翻，尤其要尊敬斯大林的世界革命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的这个观点，后来中共在解放战争中，证明苏联红军对中共辽沈战役的支持起了决定作用。辽沈战役的胜利又对解放全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换言之也就是，当年周恩来的牺牲王明，维持中苏共关系立了大功。
延安整风时，周恩来彻底抛弃了王明，他在1944年2月代表毛泽东劝降王明时，王明对周恩来说：“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案起草人是谁？主要负责人又是谁？怎能由我一个人负责呢？又怎么能称为王明路线呢？”周恩来为之语塞，如前所述，六届四中决议的起草和具体执行，负责的都是周恩来。
1943年底，已宣布解散的共产国际前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以私人身份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表示对王明、周恩来、康生几人的关注。毛泽东回电报说，王明政治上不可靠，是国民党特务；周恩来在10月27日、28日，12月1、2、3日作了彻底的检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与王明划清了界限；周恩来的认识“己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毛泽东在电报中还说，康生是个好同志，“是个值得信赖的人”。（引号内为毛电原文）
1949年1、2月间，米高扬代表斯大林访问西柏坡，当时担任翻译的师哲记述：“米高扬同我私下交谈中说，“你们成立中央政府不愁没有领导人，周恩来是当总理的适当人选。”米高扬的话，可能是代表斯大林故意为周恩来吹风的，也表示当时苏联对周恩来始终是信任的，甚至可以说，周恩来出任中国总理是斯大林亲自点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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