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24日早晨，陈国君上任通钢公司“总经理”的第一天，近3000名职工及其家属在通钢办公大楼前集会，高举“建龙滚出通钢”等标语，高喊口号。由于人数众多，场面壮观。10时30分左右，陈国君进入“老焦化楼”想安抚工人。此时，不满民企建龙控股国企通钢的职工已经封堵了铁路运输线，造成1、2、3号高炉先后停产。一名通钢职工说，“他们听说陈国君在这里，就冲了过来，用暖气片撞开了二楼的防盗门”。[1]
在工人的抗争中，陈国君寸步不让，严厉要求工人回到工作岗位。“三个月内让你们全部下岗”，通钢工人说是陈国君的这句话激怒了大家，引起了群殴。“众人停手后，他还嘴硬，说他带来了几千人，三年内不要通钢一个人。”这句话更是激怒了通钢工人，一群人把他拖进走廊进行群殴。
一天内，“陈国君最少被群殴三次”，被从二楼楼梯上打得滚落一楼，“他嘴里喘着粗气，但不会说话了”。
大约19时，陈国君已经不会动弹了。22时许，聚集人群散去，被公安、武警“抢”回来的陈国君满身伤痕，当晚23 时抢救无效死亡，“死状凄惨”。当日晚间，吉林省政府紧急宣布，建龙将永不参与通钢重组。这起震惊全国的公共事件在政府出面“解围”后，事态方趋于平复。
这是一宗被媒体形容为“通钢悲剧”的国企工人抗争的事件，同时也是国企工人在改制十年后为自身权益奋不顾身而站出来斗争的划时代标志。通钢事件源于国企进行混改，在混改过程中，不管是要让国企“做强做大”的国家主义声音，还是要让利于民资和外企的新自由主义诉求，在“国退民进”的强大舆论压力下，劳动者的权益和出路问题，都像风一样，给吹掉了。
●新国改与老问题
2014年，在轰轰烈烈的反腐声浪之后，于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正式抛开了关于新一轮国企改革的信号。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头指出，“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对于新一轮的国企改革，无论我们站在国家富强，或是社会大众福祉的立场上，我们不知道能不能笑得出来。也正是在这一历史时刻，重新思考通钢悲剧，是我们面对新一轮混改，必须完成的工作。
今天的“混改”并不是新事物，早在十几年前，第一轮的国企改制以来，就已经出现了各种类型的资本重组、股份分配的情况。建龙与通钢是这段历史中的一个典型。导致陈国君之死的直接导火索，就是长春通钢集团总部传来私营企业建龙二次入主通钢的消息。在重组之前，建龙集团是通钢集团的第二大股东，此次重组是将建龙持有的36.19%股权，上升为65%，即控股。事实上，当建龙得知通钢扭亏实现盈利6000余万元，离开仅3个月后又杀了个“回马枪”，再次入股通钢并绝对控股，同时宣称将大幅度裁员，终于激起了工人及家属的愤怒和反抗[2]。
通钢职工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通钢拥有近3万职工，管理层与职工之间的矛盾，主要集中在“薪水过低、频繁加班、职工福利”等方面。而且建龙的每一次折腾，都是工人在付出代价。一位通钢中层职工表示，自从2005 年通钢改制后，通钢职工的工资“就没有上涨过，反而一降再降”，“厂里越改制越吃不上饭”。”“去年企业亏损，一再限产，职工工资从2000元减到每月人均300元，一个工作了27年工龄的退休职工在去年底，一个月只能拿到200块钱的收入”。“厂区及职工家属区乃至整个通化市二道江区的供暖都无法供应”[3]。而作为总经理的陈国君，据说年薪高达300万元。其间，劳资摩擦时有发生[4]。
因此，建龙重组通钢的消息对通钢职工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他们不愿面临重组后可能下岗的命运，不愿失去养家糊口的微薄薪水，更不愿失去政府补偿的退休金……但在整个重组过程中，谁也没有与通钢职工沟通，信息不公开、利益不均衡，以至于普通职工情绪被轻易点燃。最终，他们在事件末尾忽然出场，为重组画上了一个血淋淋的句号。工人说，“陈
国君刚被我们送走了，这才3个月又来了。即使不是陈国君，只要是建龙集团的人来了就不行”。工人们都对陈国君的死不带有同情之心，显然，他们“受够”了建龙集团[5]。
陈国君被殴打死亡当日，吉林省国资委宣布，建龙钢铁集团将永不参与通钢集团重组，这也意味着双方的重组协议被永久性终止。在宣布建龙退出重组之后，据说通钢厂四周到处鸣放鞭炮。通钢厂上一次鞭炮齐鸣是在09年3月建龙经营通钢出现亏损退出时。至此，一起钢铁业“民进国退”的改制事件以悲剧告终[6]。
公有制是全民所有的，产权在民，工人是劳动主体，因此团结协作才能争取更大的利益，而这种利益又是属于全体劳动者的，这便创立出了和谐的生产关系;相反，非公有制的产权属于几个寡头，工人都为他们打工，努力工作的受益方不是工人自己而是寡头，于是只能相互竞争，拥有产权的几个人操控了整个游戏规则，但他们最终是以逐利为目标的。资本积累和扩张的最大化是私有制企业的主要目标，在激烈的全球资本竞争下，所谓的现代化管理、提高融资能力、增强生产力等等，都建立在牺牲劳动者权益的前提下进行。因此，改制后的国企以“优化组合”、“减员增效”为借口，工人们纷纷被迫下岗。这就是“国有企业”即原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的基本过程，也是众多改制后企业盈利的秘密，因而彻底地改变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地位。
●混改何去何从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营企业的产权和管理权都在全体工人手上，这保证了前三十年国家工业的快速发展，为后三十年资本的无限扩张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第一次国企改革之后，产权在民的国营企业变成了国家与一部分人共同拥有产权的国有企业，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发展势头，是与建立健全统一的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分不开的，这当然也包含了原来国营企业性质的改变。2003 年，国务院成立了国资委，正式确立国有资产管理的转变，出现了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监督和管理的体制。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推动出资人责权和管理的分开。而实际是，国有资产进一步流失，不少央企或国企出现了多个“婆家”或“孩子”，它们的下属子公司，大多是属于合资、控股或独资的性质。
如张晨的研究指出，以中央企业为例，目前国资委监管的113家央企(集团)的母公司虽仍以国有独资为主，但作为其经营实体的子公司，大多数都已经通过合资、参股、员工持股等形式实现了股权多元化或私有化。因此，混合所有制目前已经是央企的基本形态;从企业产权登记数据看，在全部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已经占52%;另外，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已达378 家，其中非国有股权的比例已经超过53%，而参股的上市公司数量则更多[7]。
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决定》所指出的是，混合所有制是为了“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但是，许多省市不顾实际情况，“一刀切”、“一阵风”、“运动式”地搞混合所有制改革[8]，比如，有些国企因为产能过剩，负债累累、入不敷出，便指望通过上市融资，分摊股权、消化风险，四两拨千斤，实现资产增殖，用市场力量抵消市场内生的矛盾和危机，说白了，不过是暂时转移矛盾，甚至积蓄着更可怕的经济危机。这个过程中，坐拥财富者可以奔走相告，而劳动者的权益就更加提不上议程了。
国企的改革到底何去何从?是走向混合制下的国家主义吗?还是走向自由市场主义?抑或，这两种主流方案都无法让工人真正走出窘境?
第一种主流观点是国家主义，这种观点的拥护者要么以制度经济学家自居，要么就是一部分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前者认为需要在坚持国有制的前提下，以现代的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把企业的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开来，他们将其称为“现代化企业制度”，其实不过是采取资本主义的管理模式来提高生产效率，压低生产成本，同时减少工人对福利的负担;后者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旗帜，要强化国家对国有资产的绝对所有权、支配权和管理权。这种思路以巩固和发展国家工业为目标，试图通过混改进一步扩充国有资产的势力范围，但其结果却是将国有资产逐渐聚集到小部分人手上，造成了资源的不合理配置，维护了当下不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然而，这两派国家主义者在强调国家的同时，一方面避而不谈两极分化与贪污腐败的问题，另一方面更是将那些“国家的主人”，即活生生的工人们远远抛出他们的视野之外。
国家主义解决方案的问题在哪儿?它将产权所有制和民主管理(经济民主)混为一谈，在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中，专家认为，官僚主义泛滥、工人生产积极性低以及生产效率低下等等问题是计划经济时代国营企业弊病，并开出了改变产权所有制性质的药方。可事实上，这不过是一方麻痹神经的止痛剂，让劳动者参与民主管理、分配劳动成果才是激发生产效能、约制官僚主义，增强国企免疫力的真正出路。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国企改革往往都只是一味嗑药不增强体质，从而导致少数垄断了管理权和社会资源的精英磕起药来越来越嗨，国家和工人的利益不断受损，国企的病越来越重。
第二种主流的观点是自由市场主义。这种观点认为国企的主要问题是产权不清晰，因而滋生贪污腐败和资源垄断，使得生产低效、成本激增，企业失去市场竞争力。认为只要厘清国有资产，逐步让位给市场，让有能力的个人逐步分割垄断资源，独立管理就能激发技术改革，提高生产效率。他们开出的药方就是进一步的产权改革，建构一个产权私有、权责明确、自负盈亏的现代化的企业和市场制度。说到底，他们提出的出路就是进一步地私有化，企图将所有权从国有制转为私有制。
自由市场主义观点认为进一步的私有化和现代化管理就能防止贪污腐败的问题。在自由市场主义者看来，他们其实认为，产权和资源被控制、垄断在小部分人手上并不是一个问题，他们反对的是产权控制在官僚手上而不是资本家手上。与国家主义观点不同的是，自由市场主义将产权制和民主管理对立化，认为只有资本家才懂得市场逻辑和企业管理，才能促进企业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结果，这种主张就是赤裸裸地把产权和社会资源转移到少数的资本家手上，并把追逐利润视为企业经营的终极目标，用“甩包袱”的方式取消工人的工作保障和福利，将工人抛到所谓的自由市场上进行竞争，造成极大的阶级矛盾和社会不公。
问题在于，这两种方案是分别站在国家和资本的立场上，有意地把产权和管理方面的问题颠倒，因此无法真正处理国有企业和工人所面临的困境。从本质上看，不管是国家主义还是自由市场主义，都忘记了这些默默奉献的工人才是企业的真正主体，才是基础工业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然而，我们如何才能让工人走出历史隧洞里的黑暗呢?让工人走出贫困，改变生活的窘境，不能单纯依靠财富的再分配，而是必须回到阶级主体和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彻底改变当下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希望重构工人这一消逝的阶级主体的政治话语和经济民主，只有让工人重新掌握生产资料，参与劳动过程，分享生产成果，确立工人阶级真正的主体性，才能走出今天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困境。
【注释】：
[1]关于通钢事件的过程，请参考中国工人网编辑的《通钢事件与国有情结》，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9年。
[2]同上。
[3]同上。
[4]同上。
[5]同上。
[6]同上。
[7]参考张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亟待解决的若干问题》，2014年未刊稿。
[8]参考张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亟待解决的若干问题》，2014年未刊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