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刚发出，“随聊”兄问起邻居李小峰，整的我一夜没睡。历历往事浮上心头。
小峰比我大，是我大哥一拨的，但他的弟弟小我一岁，经常玩在一起。小峰有个姐姐，所以大家叫他小弟，但小弟的弟弟叫什么？叫小毛头，倒也符合逻辑。小毛头长大上学了，又进中学，叫他小毛头不乐意了。于是他郑重其事的告诉我们，以后叫他老李。各位发小朋友倒也没有异议。所以后来弄堂里有了这句顺口溜：小弟不小，老李不老。
小毛头的父亲和我母亲是农民银行的同事，1949年后，全国的银行都只有一个：中国人民银行，所以大家又都在一个银行工作。按照红庄小孩叫大人的规矩，我们孩子叫他“小毛头爸爸”，他们家还有小毛头奶奶，和我外婆是老邻居，好朋友。
我母亲和小毛头爸爸极熟，1949年前，在农民银行信托部上班时，他们的办公桌是面对面连在一起，干的事也差不多，相处愉快。到了1949年初，小毛头爸爸经常到外面去，有时上班也不来。他告诉母亲是去换银元，也就是做“黄牛“。当时的法币贬值的厉害，上午发的工资，必须尽量换成银元，否则就可能一文不值。银行尽管发工资很及时，但如等到下班再去买东西就会损失不少，最好是马上换成不易贬值的银元。所以当小毛头爸爸带回白花花的银元，母亲当然是求之不得。他的日常事务工作，母亲也就心照不宣的代劳，上面也没人来管，信托部的工作当时几乎陷于停顿，没有人关心投资。经过近70年的时光，前几年我儿子回上海，母亲像变戏法似的拿出几块”袁大头“给他，说是做纪念品，恐怕还是当年小毛头爸爸的功劳。
风声越来越紧，银元的供需也越来越大，做“黄牛“的风险相当大，母亲劝小毛头爸爸洗手，但他笑着说没问题。终于在那年的5月初，几天没见他来上班了，大家议论纷纷，说他做“黄牛”被抓进去了。那是很重的罪，破坏金融，立马就可以在南京路上当众枪毙，以稳定人心（我曾看到过类似情节的老照片）。母亲当然是心急如焚，在办公室流泪。一位同事劝她，没有这么坏，他也许到共产党那里去了。母亲说，他是共产党，打死我也不相信。
母亲这个咒没有赌对，几天后，他穿着军装，戴着红袖章回到银行。看见母亲只是眨咋眼，什么都没说。他是地下党！母亲这才明白。我们孩子曾经笑话过母亲，这政治觉悟也太低了，地下党就潜伏在身边都没有察觉，不然跟着参加进去多好。母亲后来告诉我，有一次她和小毛头爸爸开玩笑时问过他，为何当年没有带上她革命？他的回答颇有意思，你那时刚结婚，怀孕，生孩子，出了事怎么办？我大哥出生在那年的一月，小峰哥比我大哥长二岁。
小毛头爸爸很忙，经常不在家，我们一伙经常上小毛头家玩，没有大人的时候玩得真愉快。夏天在弄堂里乘凉，看见他才下班回来，我们都会缠上去要他唱歌，唱得可好听了。
1966年的夏天，他没有给我们唱歌，不能唱了。文革一开始，自杀了。后来邻居一位大哥哥告诉我，死的很惨。几年后，银行系统来红庄为他平反，一位银行主要负责人亲自来了，是给一批人押来的，大约是1969年的样子，站着，读了平反书。小毛头奶奶冲上去拉住他，声嘶力竭哭着：你还我儿子！你给我跪哈（下）来，跪哈（下）来！你还我儿子！小毛头妈妈哭着拉住她，妈妈，您不能这样。写到此，我的心抽的紧紧的，就像昨天发生的事。
人人都说（那个哎）沂蒙山好---，沂蒙（那个）山上哎嘿哎，好呀好风光。这是小毛头爸爸教我们的歌。
李云峰，南京人。？-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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