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59毛泽东为什么要直接给各级干部写信

来源: 东坡学士于 2014-10-10 09:23:19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36398 bytes)

作者：春天的惊雷

来源：人民网

　　最近，本网民又在网上认真详细地读了《毛泽东年谱》。对有关大跃进部分，又作了详尽的梳理，认识是：一、毛泽东出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一方面号召、推动和坚持大跃进，一方面在努力避免和克服大跃进中的左的急躁冒进，以及形“左”实右；二、毛泽东以满腔热情对待同志同事和跃进事业，苦口婆心地讲，手把手地教。起码在当时，他是认为在前无古人的跃进事业中，犯点左的，或右的错误，是正常的，是一种磨练，是对“自己”的接班人的考验。人们应当清楚，就是在毛泽东对浮夸、冒进的批评中，一些人走上了更高的领导岗位……

　　大跃进发动不久，即1958年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不久,毛泽东便深入河北、河南农村,进行调查。及时发现了某些人犯有严重的"左"倾错误;负责党的宣传口的那个主要责任人在舆论宣传中推波助澜。由于报纸上的许多左倾报导,在干部队伍和广大群众中造成一定的混乱。

　　针对这些情况,毛泽东频繁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下大力纠正"左"倾冒进。这几次重要会议分别是：

第一、第一次郑州会议；第二、武昌会议；第三、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第四、第二次郑州会议；第五、上海会议

　　第一、第一次郑州会议

　　1958年11月2~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会议开始,毛泽东领着与会者学习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阐述了人民公社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并着重指出当时存在的问题。

　　1、强调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他在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条线一定要划清,不能混淆。

　　2、指出现阶段还不能取消商品经济；在当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大发展。毛泽东在会上多次批评某某某和陈伯达等人主张取消商品经济的错误观点。毛泽东说:有些同志读马列主义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有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的小生产者；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品,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
(参见毛泽东11月9、10日在郑州会议上讲话文稿)

　　3、提倡实事求是,不许说谎虚报；坚持走群众路线,不许强迫命令。他强调: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说慌,人民是骗不了的。关于改进干部作风，他说：干部工作作风的好坏,对群众生活影响更大,必须特别注意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允许用简单化的行政命令手段处理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要采取老实态度,反对虚报成绩、隐瞒缺点。

　　4、建议读两本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澄清混乱思想,统一认识。会议期间,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建议认真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他在信中写道:"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

　　可以说，第一次郑州会议仅是毛泽东为纠正"左"倾错误，开的一个头。

　　值得今人注意的是，尽管毛泽东当时千辛万苦地力纠"左"倾错误,对人们进行耐心的教育,然而一些人并没有听。郑州会议结束后不久,党的宣传口主要负责人照样利用《人民日报》鼓吹浮夸风。11月21日,《人民日报》以显著标题报道：广东省是又一个实现粮食平均亩产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亩产粮食1600斤,30多万亩晚稻特大丰收,比去年亩产增加2~3倍。……其"共产风"、"高指标风",照旧鼓吹,并有增无减。后来，毛主席找吴冷西（人民日报社社长）谈话，希望报纸要实事求是，要压缩空气；吴即找党宣口主要负责人传达主席意见，建议开会，而主要负责人却以“太忙”为由，说暂不能开这类会议。

　　第二、武昌会议

　　毛泽东为了继续纠正"左"倾错误,1958年11月21~27日,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反复强调，要纠正"左"倾错误。其主要之点：批评抢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空想。毛泽东说: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指某某某),我看不符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

　　毛泽东要大家集思广益。他说,我脑子里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人民公社究竟怎么办才好?经过这次讨论,如果是多数人,比如十个人里头有六、七个人,都说那个办法比较好,那么办法就比较可靠了。

　　毛泽东强调"压缩空气",把高指标压下来。11月21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有点右倾机会主义了。

　　他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摘,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明年3000万吨钢，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11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第二次讲话强调说:……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毛泽东在11月23日在武昌会议上还讲：强调破除迷信,但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比如,第一条科学，人是要吃饭的，这不但是科学,这是自然规律,客观法则,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识之外的,没有一处证明人可以不吃饭。他强调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关于"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法权,目前只能破除一部分。三风五气、老爷架子、工资过高过大的悬殊、猫鼠关系,这些东西要破除,彻底破除,反得越干净越有力越好。另一部分,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还带有一点强制性,则不能马上破除。社会主义时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现在有用,因为它有用,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详见，毛泽东:1958年11月23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第三、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1958年11月28日~12月2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给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从理论和政策上阐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一次会议，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前一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纠正"左"倾错误的成果。

　　毛泽东批评了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在《决议》中，毛泽东加进了好些精彩文字。并且，这些文字，是专门针对一线两个负责人在《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中的一些观点的。

　　"决议"对否定商品生产和浮夸风作了有力批判；"决议"要求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决议”对否定商品生产和浮夸风也作了坚决的批评。

　　12月9日,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对继续纠正"左"倾提出了以下意见:"对苦战三年,基本上改变农村面貌"的口号表示怀疑；要求做到计划要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超过计划；强调要估计人民公社和人民政权存在着巩固和垮台的两种可能性；
"决议"澄清了有些人以为公社化要把个人现有的消费财产拿来重分的误解； "决议"规定人民公社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

　　在这次会议上，还有几个问题，需在这里作个交代：

　　一是,毛泽东从1956年就提出不作下届共和国主席的建议,这次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公报》说:八届六中全会在经过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虑以后,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195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会议内定由刘少奇接任这一职务,并由他酝酿提名下届政府领导人人选名单;交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审定,再交人大选举。

　　在1958年11月28日~12月10日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我不能再做国家主席了,我应当退到后台上,让别人干。他没有指名让谁来当国家主席。这个提议使大多数不知内情的与会者感到愕然。经过一阵沉默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说,都不提,我提刘少奇同志当国家主席。没有人表示不同意,毛泽东本人也没有反对。这样大家鼓掌通过,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

　　二是,毛泽东虽然在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上花了很大力气纠正"左"倾错误,并且亲手在《决议》中加了大量纠正"共产风"的文字,然而在《公报》中对毛泽东所作的努力却只字未提。这说明当时坚持"共产风"的力量还相当大。

　　三是,反浮夸风,也是这次会议重点之一,然而《公报》中只用"反对浮夸"一句话带过。毛泽东反对浮夸风的许多精彩讲话,也只字未提。

　　四是,钢、煤、粮、棉四大指标虽然降低了一些,但仍然偏高。八届六中全会,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主动纠正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的一次重要的会议。但现在看来，当时订的经济建设指标仍然不太切合实际。

　　第四、第二次郑州会议

　　八届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于是,毛泽东于1959年2月27日~3月5日,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

　　在会议中,毛泽东对"共产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他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

　　毛泽东说: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按:当时如果谁反对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一一本网民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3月5日毛泽东讲的这番话,显然是对一线领导的两个主要负责人拒不执行武昌会议精神和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严厉批评。

　　毛泽东接着强调：一、指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目前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
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错误倾向；三、指出“共产风"的实质就是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

　　第五、上海会议

　　1959年3月25日~4月1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内容基本同前，此略）。

　　本文开头就说过，──这里再次重申：当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同时，努力克服左倾，是以一种满腔热忱，对待同志同事和跃进事业的，他苦口婆心地讲，手把手地教。当时，他是认为在前无古人的跃进事业中，犯点左的，或右的错误，是正常的，是一种磨练，是对“自己”的接班人的考验。前边也已讲到，就是在毛泽东对浮夸、冒进的批评中，──也正是那个时候，一些人走上了更高的领导国家的岗位……

　　认真读了以上文字，不带偏见的人都会承认，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为了纠正一些人的"左"倾错误，毛泽东从理论指导,到具体安排,到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尽见深邃、详尽和严格。他有时苦口婆心,要求实事求是,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有时也显得声色俱厉:……要代表1000万队干部、5亿农民呐喊，而更多的则是和风细语、耐心细致，不厌其烦地给一些人讲理，给某些人送书，给有关人们写信，开导他们、让他们研读、同他们讨论……等。

　　这些事实告诉人们：毛泽东的当年，是坚持大跃进的；并要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引向正确轨道；是要培养好接班人，是要象以往引导农民走向革命那样去锻炼人们。毛泽东对人民、对事业的忠诚、大公、无私，对同志同事的关爱、正直,确如日月行天，江河径地！

　　而今天，有一些人,总用自己的古怪心情，去说毛泽东……

　　好了，说就说吧，真理、真“正”和伟大,是喜欢人们去说的。毛泽东的真理、真的“正”和伟大，既在正确性宣传中播散，也在批评和攻击中显现自己的科学性和生命力：比如毛泽东预言的一个又一个兑现；比如毛泽东对右派的存在及其本质的正确“指定”；比如毛泽东对“一些人之所以不喜欢社会主义”“走派派还在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的客观性论证,──都正在由一些人的批评攻击而完成！

需要特别提示的是，在毛泽东一系列纠左会议无果（有的，当时干脆就不往下传达）的情况下，根据党的纪律——因为他早已不在一线主持具体工作，只好以个人名义在党内发表意见，他于1959年4月29日写的最具影响力的著名的《党内通信》。与其他五篇《通信》只写给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或书记这样的高级干部不同的是，本篇从给省级一直写到生产小队一级的干部，并通过他们传达给广大群众，是六篇中唯一的一篇一直写给基层干部的《通信》。

本篇《通信》围绕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共讲了六个问题。最集中地体现出对农村工作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错误倾向的批评和努力纠正。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包产问题，生产队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只管现实的可能性，吹牛是没有什么益处的。第二，关于耕作技术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密植问题。强调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要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插秧究竟以什么规格、尺寸为宜，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第三，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在十年内，粮食问题上的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第四，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第五，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第六，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指农业生产中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引者注），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讲假话“一害人民二害自己”。“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可是，很可惜，就是这样一封极重要的纠正“冒进、浮夸”的信，当时，在全国很多地方，也没有传达，有的也就只传达到县级，了事。所以，多少年后，毛泽东作自我批评说，我责任是分一、二线，目的是培养接班人，但发生错误，就比较难于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