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是批判地继承
陈金霞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64期，
摘自2014年7月《毛泽东思想研究》）
【摘 要】毛泽东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从此，“批判地继承”成为传承和利用中 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在“批判地继承”原则指导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大量清理，整理出许多可为今天所用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涉及到文 化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正确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 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充分利用。但是如何利用才是科学的态度？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就提出对中国传统文化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进行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毛泽东对待中国传统 文化的科学态度，也是中国共产党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一贯方针，有效指导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并将继续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过程中发挥强大作用。
一、“批判地继承”是传承和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
毛 泽东早年接受过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24岁之后逐渐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曾明确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 进行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当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考察中国固有文化的时候，深切地感到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一样，精华与糟粕 共存，要“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 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因此，毛泽东很早就确立了“批判地继承”原则，这也是他对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态度。
在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陈独秀等一批学者激烈地抨击传统文化，如陈独秀在《新青年》先后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 生活》、《再论孔教问题》、《复辟与尊孔》等文，对儒家伦理和孔教势力一再批判。还有学者提出“废除汉字”等极端口号，对传统思想文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毛泽东在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中，也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不如西方文化的地方很多，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外观世界之潮流，内审自身之缺陷，勉负职责，振起 朝气”。但是他对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态度是明确反对的，他曾在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这样说：“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 壁的地位。然而，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可见，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即已 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独特的思考。
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做了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毛泽东认为，中国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 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 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他明确反对只知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洋八股”，就“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理论的任务”提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向党内发出号召。报告中还最早出现了“把国际主义的内 容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等提法。
毛 泽东对传统文化的利用问题是和他对革命现实的思考紧密结合的。毛泽东认识到学习利用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加强党内学习具有重要作用，他反对 只知照搬马克思主义而不懂中国历史现实的教条主义者和民族虚无主义者，多次批判党内这些错误倾向。1939年10月，毛泽东在 《<</SPAN>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不学习历史是造成党内许多同志错误的根源之一，“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 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在整风运动的重要文献《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又一次提到学习研究历史的重要，“不论是近百年 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 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1940年，他在《新民主 主义论》中明确提出“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这一重要原则，即“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认为“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 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他说“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 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对于古代文化，必然是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予以批判地继承。毛泽东认为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 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经过批判地继承，优秀的古代文化遗产将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还提出“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 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的想法。
1942年5月2日至23日， 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并两次发言，即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部重要文献纠正了当时延安文艺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解决了文 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关于文学艺术遗产，毛泽东说，古代文学艺术遗产是古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 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同时，继承文化 遗产是有原则的，知识分子应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 取不同的态度。”“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可见， “人民性”是毛泽东区分“精华”与“糟粕”的根本标准。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又一次提到：“对于中国古代文化”， “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由 此可见，毛泽东在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同时始终没有忽视古代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在以上讲话和论著中，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研究古典文学的一系列指导原 则。首先，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了对古代文化遗产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其次，明确批判地继承的目的，不是颂古非今，而是为了 发展民族新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这实际也就是要求传统文化研究者必须具有清醒的当代意识，必须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和当代的文化建设联系起来。第三，毛泽东 明确地提出了研究传统文化的基本方法和评价标准问题，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首先要进行清理和评价，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 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然后要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确立的这一原则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指导新中国科学利用传统文化的原则，经过批判整理的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正确利用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 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是一场“文化革新运动”，在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一种文化思潮输入中国并引起反 响的。当它变成一种政治理想和现实追求后，就不可避免地遇到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既是政治问题，也是 文化问题。作为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要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并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异质文化，必然要和中国固有文 化相碰撞、摩擦、融合，才能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系统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的问题，并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文化建设是其中的重大问题，而如何正确利用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无疑是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的迫切需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对此，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探索。
《新 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部重要论著。它分为十五个部分，其中十一至十五部分全面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人民 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这部著作中，也体现出毛泽东对利用传统文化的思考。对于传统文化，他有这样一段经典表述：
中 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 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 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在 这段话中，毛泽东表达了对历史的尊重，对古代文化的敬意，同时又把古代文化区分为封建性的糟粕与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精华两部分，重申了去其糟粕、取其精 华的原则。尤其重要的是，毛泽东指出这一过程是发展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可见毛泽东是站在建设新文化的角度去看待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问题 的。
这段话出现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中的论“科学的”一段。事实上，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也包含“民族的”和“大众的”成分，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先 看“民族”的一面。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做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报告中就提出“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结合起 来，“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1940年的 《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再次重申，建设新文化，“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 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和“洋八股”比起来，毛泽东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好的文化形式，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 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 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而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提出，“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出 于宣传和教育群众的需要，他一直对民间传统文艺样式很重视。毛泽东提出，文艺是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的，而工农兵群众还没有普遍受到较好的教育，所以，在百 姓中比较普及的秧歌剧、欣赏难度不大的版画等就成为发展解放区文艺的重要样式。1941年，中宣部《各抗日根据地群众鼓动工作的指示》指出：“各种民间的 通俗的文艺形式，特别是地方性的歌谣、戏剧、图画、说书等，对于鼓动工作作用更大，应尽量利用之。”当时各根据地的秧歌戏、版画等艺术样式十分活跃，涌现 出《白毛女》等优秀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依然对民族样式十分重视。他在1956年8月24日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中提到，“我们当然 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 己的创造为好。”他还多次接见京剧、评剧等文艺界工作者，对他们的工作予以充分的肯定。
再 说“大众”的一面。毛泽东认识到过去的文艺作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人 民性大众性。因此，“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 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 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 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当然，我们还是要对过去的文化进行清理和批判，发扬其具有人民性的一面，警惕其反动性的一面。
毛 泽东尤其强调文化建设的目的性，即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都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他说，“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 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艺术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 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所以，他提出了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要“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 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
今天我们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依然要用“批判地继承”这一理论武器，建设优秀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领域不断推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三、在“批判地继承”原则指导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科学清理
五 四时期，胡适、陈独秀、鲁迅等都曾比较激烈地反对传统文化，甚至全盘否定。这种激进态度在当时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其后产生的消极作用也是不容掩饰的。 而毛泽东提出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地继承”，使其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更为客观和理性。在毛泽东“批判地继承”方针指引下，在马克思 主义科学态度指导下，新文化建设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大清理。
对于传统 文化，首先要全面认识，集中清理。那么，哪些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哪些是传统文化的糟粕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将传统文化分为“古代封建统治阶级 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即封建性糟粕和民主性精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深化了关于精华与糟粕的认识， 他在1960年12月同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的谈话非常有代表性：“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 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 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 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这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相当全面地论述了精华与糟粕的复杂性，避免简单粗暴地对待传统文化，同时也为科学区分、批判利用传统 文化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自己忙于革命工作，无法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但他经常鼓励党员和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和科学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清理。
1938 年，毛泽东会见臧云远时，就文化工作的两重任务说道：“中华民族有那么悠久的历史，留下那么丰富的文化遗产，都还没来得及有系统地整理考证，理出头绪，还 他们的本来面目。这方面资料很多，杂乱散落，要下一番功夫，弄清楚事实，这是整理和考证的工作。然后，以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掌握资料来 分析批判，看哪些是好的，有用的，哪些是坏的，没有用的，坏的去掉，好的留下，要为新时代所用，这是文化工作的两重任务，要一道来作。”毛泽东认为，对于 丰富的文化遗产给以整理考证，并用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进行扬弃利用，是文化工作的两重任务，但是出于实际的需要，却应该一道来做，不可偏废。
1939 年，他在知道何干之想写民族史的消息后，致信给他：“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11940年，他在读了范文澜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提纲后，致信 给他：“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陈伯达在延安时期曾写过《老子的哲学思想》、《墨子哲学思 想》、《孔子的哲学思想》等文章，陆续发表在1939年到1940年的延安《解放》上。毛泽东对此很重视，他曾两次写信给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 部长的张闻天，深入探讨《孔子的哲学思想》中的问题，还写信给陈伯达称赞其《墨子哲学思想》“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并就该文提 出六条具体意见。这六条具体意见其实也反映了毛泽东自己对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如他谈到，中庸思想具有一定的真理内容，在于“肯定质的安定性”，但是中庸 思想是反辩证法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同 时，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更加提倡批判地继承。他说：“中国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在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重新出版。”在 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文代会上，毛泽东关于批判地继承方针都得到充分贯彻。
1949 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也就是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提到旧文艺的改造问题时说，旧文艺里一切坏的部分、一切 不适合于人民利益人民要求的部分一定就会消灭；另外有一些合理的、可以发展的东西就会慢慢地提高、进步，逐步变为新文艺的组成部分。这实际上是把毛泽东对 传统文化的观点贯彻到文学艺术界，即古代文学艺术分为民主性精华和封建性糟粕，需要区别对待。
1953 年9月24日在第二次文代会上，周扬在《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一文中也再次重申批判继承文学遗产的态度和方法：一切作家、艺术家都必须 认真地学习自己民族的文学艺术遗产，把继承并发扬民族遗产的优良传统引为己任。系统地整理和研究民族文学艺术遗产的工作，就成为我们文学艺术事业上的最重 要的任务之一。我们对待遗产又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
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 义改造基本完成，国民生产总值有了较大提高，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更加迫切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一年党中央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文艺方针。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提出：“为了保证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 针……对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必须继续进行批判，但是，对于我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 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作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
1960 年召开的第三次文代会发表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祝辞中再次重申了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方针，并概括为“批判地继承和吸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周 扬作了题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报告，指出：继承遗产必须经过研究和批判，要批判就必须研究，而批判又正是为了更好地继承。批判的过程就是一 个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遗产的过程。只有经过这种反复的过程才能对于批判地继承遗产做到恰如其分。
在 党中央的号召下，关于如何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理论探讨开始逐渐增多，于1960年前后形成了一个讨论热潮，文艺界初步出现“百家争鸣”的气氛。同时期， 各种报纸和期刊上发表的使用“批判地继承”原则对具体文化遗产进行评价的文章也很多，学者们抱着积极的和认真的学术态度，希望为清理祖国文化遗产尽一份 力。
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为例，在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总体研究中较好把握了 “批判地继承”原则，对古典文学中的糟粕进行了清理，对唯心史观进行了批判，同时发掘出大量具有民主性的精华，取得了很多成就，如对屈原、曹操、陶渊明、 杜甫、李清照、李煜、关汉卿等在文学史上取得较大成就的文学家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客观的评价，还在对中间作品、山水诗、共鸣等问题的讨论中，深化了马克思 主义文艺理论，建构了适用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整套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和方法论。
不 可否认，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在“左”的思潮及其他一些因素干扰下，走过了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如1958年，陈伯达提出在哲学社 会科学界“厚今薄古，边干边学”，对“批判地继承”原则冲击很大，1964年以后受到更多“左”的错误干扰，甚至出现“越是精华越要批判”这样走向极端的 口号。但是，综观20世纪五六十年代，总体上坚持了“批判地继承”的原则，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了大量的清理，挖掘出许多可 为今天所用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奠定了基础。
今 天，我们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 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 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这是新一届领导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是对第一届领导集体“批判地继 承”方针的坚持与发扬，将继续指导广大学者发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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