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儿廖瘸子
文革中，我曾在乡下上过小学。有个同学，叫廖中海，比我大好几岁却和我们这些比他小很多的同学编在同一个班。其他同学告诉我，他父亲是个瘸子。他父亲老年得子，他却没有得到特殊的娇惯。父亲干不了重农活，他很小就要在家里帮忙，耽误了上学。也许是家里不忍心耽误孩子的前程，希望他能读点书，历经艰辛把他送到学校来了。尽管如此，廖中海还是无心读书，成绩并不好，常常被同学取笑，小学还没有毕业，又回去干农活去了。
廖中海不来上学了，但我们依然是朋友。我去过他家，也见过他的父母。他的家里极度贫困，除了两张床，一个饭桌，几把破旧的凳子，别无他物。每逢青黄不接的时候，连饭都吃不饱。他的母亲，不是我们本地人，讲一口很难听懂的耒阳话。那年头，不少乡里人对他父母都有些排斥和歧视，直呼他父亲为廖瘸子，把他妈叫做耒阳婆。一开始被别人这样叫，也许他们心里会有些不高兴，甚至反感，但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大家也几乎忘了他们的名字，反而觉得这样叫方便，好懂。
乡下农民其所以敢这样直呼廖瘸子，不仅仅是因为他只有一条腿，重点是他的另一条腿是在国民党军队中因伤被锯掉的。那年头，国民党军被统称为反动派，廖瘸子当过反动派，乡里人想怎么欺负他，都不会有人站出来打抱不平的。
好在廖瘸子性格好，并不在呼别人的挑衅和欺负，一天到晚乐呵呵的，有时候，几杯红薯酒下肚，来了精神，仿佛又回到了那战火纷飞的战场。据廖瘸子说，日本人第一次打到长沙附近时，他和一帮热血青年，为了保家卫国，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他年轻时身体特别强壮，舍得吃苦，也不拍死，仅几个月就被提升为班长。在广西昆仑关的战斗中，他带领一个班的士兵担任夜间流动警戒任务，碰上日军偷袭，狭路相逢，展开激战。这次交火，化解了日军偷袭的阴谋，但他被日军机枪击中腿部，等到战斗结束，几经周折，被送到湖南耒阳后方医院时，腿部已经化脓感染，只好锯掉。
疗伤期间，一位在医院做工的当地女青年喜欢上了这个抗战英雄。他丢了一条腿之后，没法继续抗战了，只能回老家自谋职业。这个耒阳女青年也随他一起，离开了医院，她愿意照顾这位抗战英雄一辈子。一段平民的爱情佳话也在没有喧嚣，简简单单，朴朴实实的田园生活中开始了。
廖瘸子虽然少了一条腿，但脑子好使，动手能力很强，回到老家后，自谋职业，无师自通，做起了皮匠。在小镇上，他利用废皮革用手工制出一种类似于草鞋，但比草鞋要结实得多的鞋子，卖给乡下跑远路的挑夫，有时也帮人修修鞋子。他还拉得一手好二胡，会唱几句花鼓调，自组了一个乐队，碰上乡里的红白喜事，也可以挣几个钱，贴补家用。他家的小日子，比上不足，还也算得上小康，温饱无忧。比起那些纯粹干农活的乡下人，要过得稍好一些。
然而，好景不长，共产党当权之后，廖瘸子抗日的那段经历，成了他说不清楚的历史污点。虽然他一无所有，属于贫下中农，在国民党军队中也没当过大官。但有了这一污点之后，他已进不了贫下中农的圈子，生活和工作上不仅得不到照顾和任何抚恤，反而处处受到刁难。成立公社之后，他的小摊位被纳入队办企业，所有的收入都要上交，转换成队里的工分。到了文革中，他的手艺也不让做了，被迫回到生产队干农活。在烈日之下，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拖着一副拐杖的残疾人，在田里汗流浃背，艰难的劳作。
在毛泽东死前的两年，他得了骨癌。有人推测说，是因为他那条被锯掉的伤腿，老是没有痊愈，经常发炎化脓引起的，也有人说是他的命不好，得了要命的病。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没有公费医疗的这个抗战老兵，也得不到政府的任何救济。他自己连饭都吃不饱，更没有钱到医院里去治疗。活活的痛死在自己的家中，就是这个他曾为之献上一条腿的国家，民族和父老乡亲给予他的唯一回报!
廖瘸子的悲惨遭遇，按照当年中共的说法，是没有走对正确的人生道路。抗战时期，如果参加了共军，至少可以混个团长或旅长的干干，即使再不长进，就凭负伤失去一条腿，也可获得吃穿不愁，享受公费医疗的荣军待遇。然而，那个时候，一个十几岁的农民子弟，哪里搞得清楚什么国民党和共产党爱恨情仇，不同道路呢? 况且，在与日军激战的湖南和广西正面战场，你就是铁鞋踏破，也找不到中共的军队身影，到哪里去找所谓的正确道路呢?
也许廖瘸子到死都想不明白，自己没有与中共打过一天仗，为了不让自己的国土，家园和父老乡亲遭受日本人的蹂躏和残杀，与日军浴血奋战，怎么帮的竟不是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父老乡亲，而是帮了反动派，成了反动派中的一员?
出于好奇，也出于内心的不平和纠结，我也曾托人到台湾打听，像廖瘸子这一类抗战英雄，在他当年的军队中是否还有记载，亦或还有一笔没能发出的抚恤和医疗费用？然而，知情者传来的讯息，也是令人万分的失望。当年，国民党兵败去台湾后，除了政治需要宣传过一些抗战烈士，对于那些在抗战中负伤而留在大陆的官兵，是没有任何记载的，这些人实际上都被当作丢弃匪区的垃圾。国民党曾信誓旦旦的宣称，只有一个中国，并自我表述为中华民国的执政党，也不断的宣传领导了伟大的抗日战争，但即使台湾经济起飞后，也没人想到应该补发这些人的抚恤和医疗费用。难道你就不能来点实在的，让大陆人民感觉你些许的人道和责任的一面吗？联想起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些被中共关了几十年，放出来的国民党将军们，选择了回台湾，却遭到无情拒绝，有的竟想不通，在香港自杀身亡的故事，廖瘸子这些抗战伤兵不仅被共产党，也被国民党抛弃，也就不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了。
廖瘸子抵御外敌，不惜流血献身，却得不到好报，倒了一辈子的霉，穷困潦倒，还要受到许多无端的斥责和羞辱。这个悲剧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如果我们换位假设，当年还有一个姓李或姓张的人，参加了八路，也被日本人打掉一条腿，而国共两党在最终的决斗中，国民党赢了，李瘸子或张瘸子的下场，会不会与廖瘸子一样呢？显而易见，绝对不会有什么不同。这就是中国人几千年以来所形成的英雄气慨，窝里斗非杀个你死我活不可!
那么为什么在中国这片国土上，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清楚到不能再清楚的抵御外来侵略的行为，都不能从考察事物本身，来判断对与错，是与非，而是要看这件事是跟谁做的呢？
究其根本，在于军队的归属问题。上个世纪初，推翻了满清专制统治之后，中国人也做过走向共和的努力，但最后都因无法实现军队的国家化，共和毁于军阀们的枪杆子，而白忙一场。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大军事集团，虽然有过谋取和平民主的谈判，但双方都没有把军队交回国家和人民，实现民主共和的诚意。两党大打出手的结果是几百万骨肉同胞成了党派之争血淋林的祭品。廖瘸子仅仅是成千上万个受到虐待的抗战伤残老兵中的一员。比廖瘸子更惨的是那些在抗战中阵亡的将士。保卫衡阳战死的将士的陵墓，早就被夷为平地，做了气象站和一条任人践踏的公路；长沙会战中，湘军第七十三军牺牲的将士在岳麓山的陵墓，文革中曾被无限忠于毛泽东的红卫兵老乡们捣毁并将死者暴尸扬灰。老乡整老乡，内心硬邦邦啊。
我曾与一些抗战老兵的家属聊天，我说，假如真的因钓鱼岛与日本人再次发生战争，你们会像你们的父辈或祖辈一样，去赴汤蹈火吗？大多数人都不置可否。有个年轻人的回答更令人啼笑皆非。他说: 如果硬要我去当兵，我选择当文艺兵或等到敌人第二天要投降了，我先一天当兵，然后高高兴兴地参加有吃有喝的庆祝胜利的派对。
你能责怪这些人不爱国了吗？在战争中，爱国的口号与爱国的行动往往不可以简单的划等号。后者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上，而是建立在实实在在的社会保障和承诺的基础上的，它包括阵亡将士的父母或妻子和子女的赡养；失去了谋生能力的伤残将士的生活料理等一系列非常具体的举措。回望历史，那一幕幕一党当政，成千上万异己遭殃的教训，不能不给人们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换言之，如果在爱国的行动中，没有跟对组织，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能指望谁呢？
也许有人说，最近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九周年，中共七常委全数出动，向抗战烈士献花，过去毁坏的抗战烈士墓地和纪念碑也陆续得到修复，这种顾虑似乎没有必要了。然而，在核心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没有制度的规范和保障，这些行为，究竟是民族意识的觉醒还是处于政治需要所摆出的姿态还很难界定。曾记否？当年重庆谈判，毛泽东还喊过蒋总统万岁呢！
政党政治，谁也不能担保执政党天长地久，即使一党独大，军队的所有权，如果不属于国家，对国家和民众仍然不是福利。这很难避免谁掌握了枪杆子，谁就垄断国家权力的局面。不仅阻碍党或集团内部，而且会阻碍整个社会理性和公平的竞争机制的形成。从而导致任何形式的国家管理权力的更替或交接，更优秀的管理团队和个人上岗，都只能通过非正常手段，甚至武装冲突来实现，社会和民众不得不为之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如果在这个节点上，你又不小心参与了某次对外敌的讨伐或抵御外敌的爱国行动，谁能担保，你选对了组织，选对了道路，下一个廖瘸子或李瘸子的悲惨故事的主角就不会是阁下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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