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祖光之子吴欢撰文——习仲勋先生的几件往事
习老斡旋“左右”，团结父亲和胡乔木
我父亲吴祖光和胡乔木先生的事情被社会上传得很广，有些是不准确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虽然各有坚持，但谁都没错，都是为了共产党好、为了国家利益。
说到此事，自然就要提到习仲勋先生。因为正是在习老的斡旋下，胡、吴二老才化解了矛盾，重修旧谊。
我父亲吴祖光晚年曾在回忆录中充满深情地写道：“自从‘反右’之难以后，我完全断绝了与党和任何国家要人的来往，这其中唯一的例外，是长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仲勋夫人齐心是一位非常关心戏曲艺术的热心观众，经常在剧场和她相遇。这几十年来发生的多少政治变化，没有阻断我和仲勋的交往……”
说起习老在胡、吴之间斡旋左右，也确实不易，因为这两位情况都很特殊，各有特点。我家和国共两党关系特殊：我的高祖父吴殿英，曾祖父吴琳，姻亲赵凤昌、庄蕴宽等晚清追随张之洞创办湖北新军、发动辛亥革命，助孙中山、黄兴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我祖父吴瀛作为功臣后代，二十多岁到北京，成为紫禁城接收代表，参加创办故宫博物院。1919年，中共还未成立，毛泽东从湖南到北京来宣传开展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当时接待他、管吃管住、帮他找时任总统徐世昌陈情促使驱张运动获得成功的正是我爷爷吴瀛先生； 共产党人李大钊牺牲后，也是我爷爷家收留了他的女儿李星华；此外，我父亲吴祖光的表哥是瞿秋白，瞿出国留学，我家曾资助过。有了这几层关系，我父亲向来跟党不见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乔木老则曾任毛主席秘书，是党的第一支笔，其权威可以想见。对比之下，我父亲当然是下风头，或者说根本不是一个量级。但我父亲的性格极强，北京话叫“死扛”，实际上就是甘心吃硬亏的意思。
而习老主动出面促成这两位的握手，无论对党内党外而言，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冯骥才先生曾对我说：“你父亲真有胆子，十六年前政协会上他就敢说：‘法规一定要建立，否则中央领导犯错误谁监督。’”
有人说：“政治家最冷酷。”我要说：“真正的大政治家，乃是那种最具人性特征的人物。”而习老就是这种人。他之所以不同，重要的在于他老人家思想文化结构全面。
调解我父亲和乔木老这两位大文化人，没文化显然不行。所以第一要有超级善良的人性厚道，第二要有渊博的文化和历史知情度，第三才是政策水平。
要知道从古到今，真正古道热肠、为朋友不遗余力的人凤毛麟角。古代忠良讲的是“文臣死谏，武将死战”，父亲吴祖光正是此类人。弄得不好，政治上连累旁人是要命的事，真不是开玩笑。
习老能主动站出来帮我父亲，说白了是为了救命，尤其是救我妈妈。因为她是个民间艺人，已经被“文革”迫害瘫痪，胆子又小，完全弄不清政治的复杂问题，实在经不起一而再、再而三的政治惊吓，真会被吓死的。习老是位有担当、有气魄的政治家，他考虑的是党的形象问题。他要尽其所能团结党的朋友，不让他们再受伤害。
在人们普遍的观念里，胡乔木、吴祖光是所谓“一左一右”的标志性人物。我父母在文艺界和民间乃至国际华人社会影响极大，是公认的好人缘。如果能让胡、吴二人握手，产生的良性政治影响将是意味深长的。所以只有他站出来，我父亲才能得救，于是他真的主动站出来了。当然他也一定考虑到了，如果救不了我父亲，他也会受到误解株连。对此他显然是无所顾忌的，这就是习老的善良之处。果然，他先去说服了党内第一大文化人胡乔木，也感动了胡乔木。他救了吴祖光，也救了新凤霞。
习老先和乔木老谈好，然后又找我父亲，说乔木老年纪大，让我父亲先去看他。开始我父亲不愿去，因为毕竟曾因政治观点有所不同，心结尚在，相见尴尬反而不好。但习老坚持要他去，并主动约定好时间，跟父亲说：“我已经约好了，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我父亲一向敬重习老，最重要的是我父亲信他，也听他的话，于是先去看望乔木老。令我父亲没有想到的是，习老给乔木老做工作做得那么好。乔木老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父亲，两人相谈融洽，尽释前嫌。几天后，乔木老就亲自爬上四楼，来我家回访，彼此重修旧谊。
正因为如此，习老也在大批文化界人士心目中建立起极其崇高的威信。君子成人之美，习老善莫大焉。
习老晚年长住深圳，我父亲想念他、感激他，那时也走不动路了，还专门坐飞机去看望习老。
王森然谈习仲勋
大约是在“文革”结束不久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有一位老先生为研究有关戏剧剧目方面的问题，时常到我家来和家父聊天。此公叫王森然，辈分在家父之上，家父对他甚为敬重，多次告我王老是位教育、政论、戏剧、文章、书画俱佳的跨界大学者。时人对他的评价低了，远不够公平。
那时正是改革开放后不久，百废待兴。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王老在和我父亲聊天时，曾语气沉重地说了句：“事隔半个多世纪，如今的中国依然是民智未开，且越来越糟糕。文化居然成了罪孽，这是从哪里说起啊！”我父亲一向比较率真、情绪化，立即随声说道：“是啊！全世界没有这种事，几千年的文明就这样破坏，成何体统！”后来我曾问过家父“民智未开”是什么意思，当时大概是他心里烦，并没有回答我。
后来，我为了写文章，才查到此句话出自1896年梁启超的文章《古议院考》。其中说：“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今日而开议院，取乱之道也。故强国以议院为本，议院以学校为本。”也就是说，民智未开，什么事都不好办，而开民智，应先把人民的文化宣传教育搞好。
也就是在那次谈话中，王老还谈到了一位领导人，此人就是习仲勋先生。王老说：“其实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让习仲勋当中宣部部长真是选对了人，他正派、厚道、有学问，如果仲勋继续当下去，不仅文化界很多情况会不一样，中国的很多情况也会不一样。”我父亲叹着气说：“是啊！看看文化界这几十年乱的。总理为什么又把仲勋调到国务院，搞经济的有的是嘛！”王老摇摇头：“仲勋年轻能干，好人才谁不抢啊！”
直到去年，我才知道原来王森然先生早年在陕北教书，很早就了解习老。
习老助周信芳之子赴美
那也是“文革”刚刚结束不久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全国“左”风依然很盛。忽然有一天，京剧大师周信芳的公子周少麟和夫人一起带着个呆头呆脑的小女孩，深夜敲我家的门。
我父亲还没睡，连忙接待。少麟夫人一见我父母，没说话先哭了起来，已成残疾人的妈妈新凤霞也跟着哭。
少麟先生告诉我父亲，他们刚从上海来京。由于“文革”期间周信芳先生被红卫兵打死时，少麟先生的女儿就在旁边。结果当场给吓疯了。如今有美国友人愿意接他全家赴美给女儿治病，但上海的领导有顾虑不肯放，说那是资本主义社会，不让去。他们知道我父母一向和很多中央领导是朋友，当年结婚周总理都在家里请客，因此希望请我父亲出面找中央领导说说情。
我父亲苦笑着说，从1957年反右以后，只有习仲勋一个朋友还跟我们家来往。但习老被整了十六年，也是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给人家添麻烦不合适。况且周家名气太大，海外华人又多，去美国是敏感一些。真不清楚人家肯不肯帮这个忙，即便心里肯帮忙，但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担得起这个责任。
周少麟夫妇见我父亲为难，感到没了希望，哭得更厉害，加上小女孩和我母亲，大家哭成一团。
我父亲见状，心中实在不忍，那股子书生意气又上来了，于是第二天就带着周少麟去见了习老。没想到习老连考虑一下的意思都没有，立即表态：“美国为什么不能去，给孩子治病于情于理都应该批准，难道不去美国就不丢人了吗？美国有很多方面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件事我出面办。祖光你带少麟回去等我的消息吧！”
果然没过多久，周少麟一家顺利赴美。现在中美两国已经来往频繁，但在三十多年前如果同美国来往，弄不好丢官罢职，甚至性命堪忧，像习老这样有肩膀、有胆略、有派头的政治人物，我还真没找出第二个来。
三年以后，周少麟在美国治好了女儿的病，回国首先来到我家，找我父亲约习老，要宴请他全家以示感谢。那时习老已经去了广东，回电婉拒。但是周少麟在我家泡着不走，说救命大恩不能不报，无论如何也要见到习家的人当面感谢！无奈之下我父母只好又去找习夫人齐心阿姨，三家人终于见了一面。
尘世沧桑，人间一瞬，有很多事情其实不提也罢。但像习老这样的好人，我们是应该记住的。 （摘自《纵横》2014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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