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造《田中奏折》：苏联情报机关引中国民众上当
1929年犹太苏联情报部门伪造的意欲中日对抗之《田中奏折》，中国民众果然上当，引起灾难。
看来，俺还得继续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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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奏折》（日语：田中上奏文）
是指蔡智堪声称发现并秘密抄录了“东方会议”的纪要文件，即是一封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献呈为数约四万字的秘密奏折。文件中说，1927年7月25日，田中义一向天皇献呈秘密奏折，提出了侵略计划“满蒙积极政策”，主要阐述了侵略中国的方针政策，后来伪称之为《田中奏折》。奏折提出日本的“新大陆政策”的总战略是：“欲征服支那（指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获取中国的资源后“就可以进而征服印度、南洋诸岛、中小亚细亚以至欧洲。”“大和民族在亚洲大陆显露身手，掌握满蒙的权利则为首要关键。”
然而，《田中奏折》已经被学界公认为伪作，鉴别其真伪意义不大，本文探讨它的影响，为何这样一部被大肆宣传的，又遭到日本官方坚决否认的文件，却似乎真的成为日本此后十多年的外交指导方针。而这恰恰又是坚持《田中奏折》真实存在的最有力的理由。
先罗列疑点：（来自百度百科）
疑点1：上奏天皇只能经由内大臣，并没有宫内大臣这条管道。
疑点2：文中提到田中在欧美旅行之归途受到中国人攻击。→是在上海遭到朝鲜人攻击。无弄错自身经历可能。
疑点3：文中提到山县有朋协调制定打开九国公约困境的策略。→但当时山县有朋已死。无签约可能。
疑点4：文中提到中国政府建造了吉海铁路。→上表文时间为昭和2年，中国吉海铁路竣工是上表两年后的事。（吉海铁路确实于1927年开工，1929年才竣工)
疑点5：本年（昭和2年）予定于东京开办国际工业电気大会。→当时没有这个大会，倒是国际工业动力会议首办于昭和4年10月。
疑点6：此上奏文不符合日本上奏文的格式。
疑点7：此上奏文之用句，与日本当时的用词大相迳庭。
疑点8：田中因为东北事件处理不当，被天皇一怒之下革职，没有机会上奏。
疑点9：内容、日期表记错误极多，如宫内大臣“一木喜德郎”误为“一木喜德”。
疑点10：虽有诸国语言，却独独没有日文版，非但原文不存，连传述版皆无。
疑点11：台湾商人偷偷潜入日本天皇皇居，躲匿书房二日，抄写翻译而出。→如何潜入？
本人增加一条疑点12：田中义一是政友会元老，历史上与国民党关系密切，他本人参加过日俄战争，属于鲜明的反苏亲华派，首相任内不但积极反共防共，而且于1927年11月5日在日本东京亲自接见过下野的蒋介石，对蒋复出给予积极支持。《田中奏折》的主旨“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不符合田中义一的政治理念。
再看反对造假的观点，三条全是推测性的，缺乏说服力：1、日方投降之前曾大量销毁文件及证据，从此种行为推测不排除其销毁此证据的可能性。2、重光葵在远东军事法庭上说明：日本在中日战争中的战略行为近似《田中奏折》中所叙。3、该奏折在战败之前是机密内容，而此类内容经常在一定时间后销毁，字词错误仅是传抄中出现的问题。
以上是《田中奏折》内容的疑点，它的传播过程同样迷雾重重。《田中奏折》最早公开是在太平洋国际学会京都会议（1929年10月28日至 11 月9 日)上由中国学会提交的，当场即遭到日本学会抗议，但是中国学会将其翻译成英文，散发给所有与会国代表。中国学会代表团成员之一阎宝航，已确证为共产党情报人员，文革惨死于秦城监狱，前统战部副部长阎明复为其幼子。阎宝航声称《田中奏折》是从张学良外交秘书王家桢那里拿到的，王家桢又是从台湾人蔡智堪手中花重金购得。蔡智堪、王家桢两人回忆文章出入甚大。蔡说是他从东京宫内省书库亲自抄出来的；王称蔡是蔡在某政党干事长的家里当书记抄写得来的。蔡称他将抄件封于新皮箱内，亲自携往奉天王家桢家中亲自手交与王家桢；王说：“这个文件大概是分十余次寄来的，每次相距时间是两个星期左右”。两人回忆差别大得不合情理。王家桢黑龙江双城人，北京大学肄业，17岁考取官派留学生，入读日本庆应大学，修经济科。留学八年，号为“日本通”。1924年归国，曾任张学良外交秘书主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1945年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1948年底，他拒绝服从民国政府要他去台湾的命令，留在大陆。推测蔡智堪是贪功贪财冒认窃取《田中奏折》，而王家桢受阎宝航拉拢，早已加入苏共。1999年9月7日，日本《产经新闻》刊发文章，根据托洛斯基的一份投在《第四国际》杂志的旧稿分析，苏联情报机关1925年左右通过潜伏特工，从日本外务省盗取了重要文件，《田中奏折》是以那批内部文件为底稿，加以改写拼凑出来的，目的是分化中日关系。
《田中奏折》的底本之一是“满洲独立密约”。张作霖及其奉系是日本一手扶植起来的势力，每当他问鼎中原失利，退守关东，他就会琢磨满洲独立。最后一次是1928年春天，北伐军步步进逼，张作霖派代表于冲汉前往日本，订立“满洲独立密约”。此密约被苏联潜伏于日本的间谍获取，已解密的《俄罗斯对外情报录纲要》第三卷披露了相关内容：1、满洲全境及内蒙古独立建国，受日本保护；2、外蒙为缓冲国；3、满洲国不与中国政府为敌；4、日满结盟反共防苏。“满洲独立密约”和后来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非常相似，关键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主动方是张作霖，后者的主动方是日本。在张作霖亲眼见到之前，该密约就被苏联特工从日方窃取。苏联认为“满洲独立密约”严重危害自身利益，加上张作霖此前处处与苏联作对，于是下令潜伏于中国的克格勃杀手埃廷贡暗杀张作霖，不久发生“皇姑屯爆炸案”。暗杀成功后，苏联开动自己所掌握的中国媒体将嫌疑指向日本。张作霖的被暗杀震惊了日本政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原本主张严惩担任皇姑屯路段守卫任务的陆军大佐河本大作，因受到日本陆军强烈反对，而降河本为预备役、闭门思过，被在野党议员和天皇猛烈抨击，不得不请辞首相职务。田中义一辞职不久，蹊跷去世。死无对证，《田中奏折》正好冠上他的名义。日本人不信不要紧，只要中国和美国人民相信，苏联就达到目的了。英文版《田中奏折》出色地完成了分化日美关系的任务，直到二战结束，美国才发现上当。《田中奏折》在东京大审判不予采信，传播《田中奏折》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由于被麦卡锡怀疑为苏共外围组织，洛克菲勒等基金会停止赞助，于1960年关闭。张作霖死后，满独密约对日本外交仍有影响，被误以为《田中奏折》的影响，另一个原因是日本政府被苏联广泛渗透。自从1929年田中义一死得不明不白外，日本连续多名首相被暗杀，浜口雄幸、犬养毅、高桥是清、斋藤实，几乎所有主张对华友好或中日结盟的政治家一概死于暴徒之手，直到广田弘毅就任首相。广田弘毅担任过一届首相，多届外相，1930年代的日本外交基本由其主导。战后因其签署“德日联合防共协定”，成为东京特别法庭被判处绞刑的唯一日本文官。笼罩在他身上的最大一块疑云是，他可能是地下党。苏联希望日本实施《田中奏折》所说的南进战略，减轻苏联东部边境压力，并进入中国消耗国军，失去节制能力的日军被一步一步拖入中国战场的泥沼中，日本普通民众也是那场世界大战的受害者。
“皇姑屯事件”一直被认为是日本人的一个大阴谋。然而，一本叫《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的书提出了不同观点，该书作者从大量的俄文原始史料及俄国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中获悉，“皇姑屯事件”可能是苏联特工的杰作。
按照该书的叙述，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皇姑屯事件”之前，苏俄曾多次刺杀张作霖失败。1928年，莫斯科方面决定让有着丰富的对华情报工作经验的萨尔嫩担任行动的负责人，而具体执行的是有着“冷面杀手”之称的功勋特工埃廷贡。为确保行动的成功，总部又增派了一名兵器专家型特工维纳罗夫。
1928年春季，“清除”张作霖特别行动小组成员陆续聚集到了哈尔滨。考虑到张作霖经常乘火车回奉天的习惯，特别行动小组决定把“清除”行动锁定在沈阳，采取中途起爆的方式。5月30日夜，莫斯科总部发来密电：张作霖拟在6月3日从北京站出发，返回沈阳，实施“满洲独立密约”计划，所乘交通工具为火车。
在密电中，莫斯科方面还指出：在实施“清除”行动时，一定要把视线引导到日本人或蒋介石集团身上，最好能引导到日本人身上。并指示在华的相关媒体，做好宣传引导工作。特别行动小组立即开始了准备工作。 维纳罗夫负责准备炸药。埃廷贡负责选择行动的地点和线路。他最终选择了列车必经之路的京奉路（即京沈线）与南满路（即长大线）交叉处的老道口。因为该地段处于日本人管辖区，容易把爆炸嫌疑引到日本人身上。
6月4日晨，专车抵达皇姑屯车站，张作霖乘坐的特征明显的车厢穿过老道口交叉点时，轰隆一声巨响，烟尘滚滚，沙石纷飞，车厢炸碎，张作霖被炸出几丈远。当人们把浑身是血的张作霖抬进大帅府时，他已奄奄一息，之后，胡乱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便气绝身亡了。此时是6月4日上午9时30分。
该书还从刺杀的动机证明此事为苏俄所为：张作霖与日本之间有矛盾，但离决裂尚远。日本在张作霖生前，也一直将张看作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而张作霖与苏俄之间的矛盾是根本对立的。长期以来积累的不只是一些嫌隙，而是大量的仇恨，双方在“中东路”铁路问题上已经公然决裂了。后来张学良不惜与苏联一战，更是说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苏俄对张作霖采取极端的方式几乎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虽然“皇姑屯事件”到底是不是苏俄人所为还有待进一步的证实，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苏联人曾多次策划刺杀张作霖但多次失败
1929年犹太苏联情报部门伪造的意欲中日对抗之《田中奏折》，中国民众果然上当，引起灾难。
看来，俺还得继续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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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奏折》（日语：田中上奏文）
是指蔡智堪声称发现并秘密抄录了“东方会议”的纪要文件，即是一封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献呈为数约四万字的秘密奏折。文件中说，1927年7月25日，田中义一向天皇献呈秘密奏折，提出了侵略计划“满蒙积极政策”，主要阐述了侵略中国的方针政策，后来伪称之为《田中奏折》。奏折提出日本的“新大陆政策”的总战略是：“欲征服支那（指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获取中国的资源后“就可以进而征服印度、南洋诸岛、中小亚细亚以至欧洲。”“大和民族在亚洲大陆显露身手，掌握满蒙的权利则为首要关键。”
然而，《田中奏折》已经被学界公认为伪作，鉴别其真伪意义不大，本文探讨它的影响，为何这样一部被大肆宣传的，又遭到日本官方坚决否认的文件，却似乎真的成为日本此后十多年的外交指导方针。而这恰恰又是坚持《田中奏折》真实存在的最有力的理由。
先罗列疑点：（来自百度百科）
疑点1：上奏天皇只能经由内大臣，并没有宫内大臣这条管道。
疑点2：文中提到田中在欧美旅行之归途受到中国人攻击。→是在上海遭到朝鲜人攻击。无弄错自身经历可能。
疑点3：文中提到山县有朋协调制定打开九国公约困境的策略。→但当时山县有朋已死。无签约可能。
疑点4：文中提到中国政府建造了吉海铁路。→上表文时间为昭和2年，中国吉海铁路竣工是上表两年后的事。（吉海铁路确实于1927年开工，1929年才竣工)
疑点5：本年（昭和2年）予定于东京开办国际工业电気大会。→当时没有这个大会，倒是国际工业动力会议首办于昭和4年10月。
疑点6：此上奏文不符合日本上奏文的格式。
疑点7：此上奏文之用句，与日本当时的用词大相迳庭。
疑点8：田中因为东北事件处理不当，被天皇一怒之下革职，没有机会上奏。
疑点9：内容、日期表记错误极多，如宫内大臣“一木喜德郎”误为“一木喜德”。
疑点10：虽有诸国语言，却独独没有日文版，非但原文不存，连传述版皆无。
疑点11：台湾商人偷偷潜入日本天皇皇居，躲匿书房二日，抄写翻译而出。→如何潜入？
本人增加一条疑点12：田中义一是政友会元老，历史上与国民党关系密切，他本人参加过日俄战争，属于鲜明的反苏亲华派，首相任内不但积极反共防共，而且于1927年11月5日在日本东京亲自接见过下野的蒋介石，对蒋复出给予积极支持。《田中奏折》的主旨“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不符合田中义一的政治理念。
再看反对造假的观点，三条全是推测性的，缺乏说服力：1、日方投降之前曾大量销毁文件及证据，从此种行为推测不排除其销毁此证据的可能性。2、重光葵在远东军事法庭上说明：日本在中日战争中的战略行为近似《田中奏折》中所叙。3、该奏折在战败之前是机密内容，而此类内容经常在一定时间后销毁，字词错误仅是传抄中出现的问题。
以上是《田中奏折》内容的疑点，它的传播过程同样迷雾重重。《田中奏折》最早公开是在太平洋国际学会京都会议（1929年10月28日至 11 月9 日)上由中国学会提交的，当场即遭到日本学会抗议，但是中国学会将其翻译成英文，散发给所有与会国代表。中国学会代表团成员之一阎宝航，已确证为共产党情报人员，文革惨死于秦城监狱，前统战部副部长阎明复为其幼子。阎宝航声称《田中奏折》是从张学良外交秘书王家桢那里拿到的，王家桢又是从台湾人蔡智堪手中花重金购得。蔡智堪、王家桢两人回忆文章出入甚大。蔡说是他从东京宫内省书库亲自抄出来的；王称蔡是蔡在某政党干事长的家里当书记抄写得来的。蔡称他将抄件封于新皮箱内，亲自携往奉天王家桢家中亲自手交与王家桢；王说：“这个文件大概是分十余次寄来的，每次相距时间是两个星期左右”。两人回忆差别大得不合情理。王家桢黑龙江双城人，北京大学肄业，17岁考取官派留学生，入读日本庆应大学，修经济科。留学八年，号为“日本通”。1924年归国，曾任张学良外交秘书主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1945年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1948年底，他拒绝服从民国政府要他去台湾的命令，留在大陆。推测蔡智堪是贪功贪财冒认窃取《田中奏折》，而王家桢受阎宝航拉拢，早已加入苏共。1999年9月7日，日本《产经新闻》刊发文章，根据托洛斯基的一份投在《第四国际》杂志的旧稿分析，苏联情报机关1925年左右通过潜伏特工，从日本外务省盗取了重要文件，《田中奏折》是以那批内部文件为底稿，加以改写拼凑出来的，目的是分化中日关系。
《田中奏折》的底本之一是“满洲独立密约”。张作霖及其奉系是日本一手扶植起来的势力，每当他问鼎中原失利，退守关东，他就会琢磨满洲独立。最后一次是1928年春天，北伐军步步进逼，张作霖派代表于冲汉前往日本，订立“满洲独立密约”。此密约被苏联潜伏于日本的间谍获取，已解密的《俄罗斯对外情报录纲要》第三卷披露了相关内容：1、满洲全境及内蒙古独立建国，受日本保护；2、外蒙为缓冲国；3、满洲国不与中国政府为敌；4、日满结盟反共防苏。“满洲独立密约”和后来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非常相似，关键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主动方是张作霖，后者的主动方是日本。在张作霖亲眼见到之前，该密约就被苏联特工从日方窃取。苏联认为“满洲独立密约”严重危害自身利益，加上张作霖此前处处与苏联作对，于是下令潜伏于中国的克格勃杀手埃廷贡暗杀张作霖，不久发生“皇姑屯爆炸案”。暗杀成功后，苏联开动自己所掌握的中国媒体将嫌疑指向日本。张作霖的被暗杀震惊了日本政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原本主张严惩担任皇姑屯路段守卫任务的陆军大佐河本大作，因受到日本陆军强烈反对，而降河本为预备役、闭门思过，被在野党议员和天皇猛烈抨击，不得不请辞首相职务。田中义一辞职不久，蹊跷去世。死无对证，《田中奏折》正好冠上他的名义。日本人不信不要紧，只要中国和美国人民相信，苏联就达到目的了。英文版《田中奏折》出色地完成了分化日美关系的任务，直到二战结束，美国才发现上当。《田中奏折》在东京大审判不予采信，传播《田中奏折》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由于被麦卡锡怀疑为苏共外围组织，洛克菲勒等基金会停止赞助，于1960年关闭。张作霖死后，满独密约对日本外交仍有影响，被误以为《田中奏折》的影响，另一个原因是日本政府被苏联广泛渗透。自从1929年田中义一死得不明不白外，日本连续多名首相被暗杀，浜口雄幸、犬养毅、高桥是清、斋藤实，几乎所有主张对华友好或中日结盟的政治家一概死于暴徒之手，直到广田弘毅就任首相。广田弘毅担任过一届首相，多届外相，1930年代的日本外交基本由其主导。战后因其签署“德日联合防共协定”，成为东京特别法庭被判处绞刑的唯一日本文官。笼罩在他身上的最大一块疑云是，他可能是地下党。苏联希望日本实施《田中奏折》所说的南进战略，减轻苏联东部边境压力，并进入中国消耗国军，失去节制能力的日军被一步一步拖入中国战场的泥沼中，日本普通民众也是那场世界大战的受害者。
“皇姑屯事件”一直被认为是日本人的一个大阴谋。然而，一本叫《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的书提出了不同观点，该书作者从大量的俄文原始史料及俄国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中获悉，“皇姑屯事件”可能是苏联特工的杰作。
按照该书的叙述，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皇姑屯事件”之前，苏俄曾多次刺杀张作霖失败。1928年，莫斯科方面决定让有着丰富的对华情报工作经验的萨尔嫩担任行动的负责人，而具体执行的是有着“冷面杀手”之称的功勋特工埃廷贡。为确保行动的成功，总部又增派了一名兵器专家型特工维纳罗夫。
1928年春季，“清除”张作霖特别行动小组成员陆续聚集到了哈尔滨。考虑到张作霖经常乘火车回奉天的习惯，特别行动小组决定把“清除”行动锁定在沈阳，采取中途起爆的方式。5月30日夜，莫斯科总部发来密电：张作霖拟在6月3日从北京站出发，返回沈阳，实施“满洲独立密约”计划，所乘交通工具为火车。
在密电中，莫斯科方面还指出：在实施“清除”行动时，一定要把视线引导到日本人或蒋介石集团身上，最好能引导到日本人身上。并指示在华的相关媒体，做好宣传引导工作。特别行动小组立即开始了准备工作。 维纳罗夫负责准备炸药。埃廷贡负责选择行动的地点和线路。他最终选择了列车必经之路的京奉路（即京沈线）与南满路（即长大线）交叉处的老道口。因为该地段处于日本人管辖区，容易把爆炸嫌疑引到日本人身上。
6月4日晨，专车抵达皇姑屯车站，张作霖乘坐的特征明显的车厢穿过老道口交叉点时，轰隆一声巨响，烟尘滚滚，沙石纷飞，车厢炸碎，张作霖被炸出几丈远。当人们把浑身是血的张作霖抬进大帅府时，他已奄奄一息，之后，胡乱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便气绝身亡了。此时是6月4日上午9时30分。
该书还从刺杀的动机证明此事为苏俄所为：张作霖与日本之间有矛盾，但离决裂尚远。日本在张作霖生前，也一直将张看作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而张作霖与苏俄之间的矛盾是根本对立的。长期以来积累的不只是一些嫌隙，而是大量的仇恨，双方在“中东路”铁路问题上已经公然决裂了。后来张学良不惜与苏联一战，更是说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苏俄对张作霖采取极端的方式几乎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虽然“皇姑屯事件”到底是不是苏俄人所为还有待进一步的证实，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苏联人曾多次策划刺杀张作霖但多次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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