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权是中国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她已经是美国大都会歌剧院的主要演员，美国朱莉亚音乐学院第一个中国女文学硕士。她历尽千辛万苦，从美国回到祖国参加建设，可是被打成“大右派”，流放到东北兴凯湖，那是苏武牧羊的地方。深爱她的丈夫陪她而去，竟病死在兴凯湖畔。就这样，她对祖国仍然一往情深。教育孩子要爱国，告诉学生要爱国。凡是有人出国找她写推荐信，她都反复嘱咐人家：“学成了千万回国！”张权生前任全国政协常委、北京音乐家协会主席、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北京歌舞团副团长。她多次出国担任国际音乐比赛的评委，又经常担任最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者。
1951年，张权回国，先后在中央实验歌剧院、黑龙江省歌舞团和哈尔滨歌剧院担任独唱和歌剧演员。不幸是，1957年，张权被打成“右派”，祸端在于一篇文章——《关于我》(1957年中共整风，记者姚莹澄采访张权后以张权名义编写的文章，发表于1957年5月19日第7期《文艺报》上)。
同年，张权的丈夫——著名音乐活动家莫桂新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劳改营，次年死于兴凯湖农场。此后二十年，张权独自一人带着三个孩子，历经坎坷，却始终没有放弃唱歌。
在自述中，张权这样描述那段困难的日子：
1957年春，到处都提倡大鸣大放，给本单位提意见，既然是毛主席号召的，我也就响应吧。恰恰文艺报一位记者让我谈一淡，我便拉拉杂杂地说了一些，比如有位领导说：“像张权这样的美国妇女，若是站在人民的舞台上，简直是不能容许的。”我觉得很伤心；我发表一篇学习河南梆子的文章，院领导问我为何擅自发表， 我也觉得不能接受……意见无非是这些，我还没有提得更深刻些的水平。但我却被打成右派，而且批判的调门越来越高，说我“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感到十分委屈，但一切辩解都是无用的。
我的工资被降了三级。过去我可以演唱的许多场合不让去了，一些大剧场也不能安排我的节目，我在报上被描绘成蓄谋已久的“反党分子”。莫桂新同样被当作敌人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记得我带着孩子去北京半步桥监狱为他送行时，心境异常凄楚沉痛。他的胡子长了，显得困倦和憔悴，由于缺乏营养，脸上泛着一层灰，那尽 量掩饰的痛苦令人心碎。他分别和三个孩子告别，让她们好好学习，并用胡子扎了扎她们稚嫩的脸蛋。我和他都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诀别。
提到张权，我们不能不说到她的丈夫，著名的歌唱家，教育家，音乐活动家莫桂新先生。他是第一位在中国演歌剧男主角的演员，才华横溢。很不幸的是，在反右运动中，莫桂新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劳改营。1958年年仅41岁的他死于东北臭名昭著的死亡营---兴凯湖农场。
对于丈夫的死，张权悲伤地回忆道：一年以后，我突然接到北大荒打来的一封电报，上面写着“莫贵薪病死”。我好象是做着一场梦，而且根本就不相信，电报上他的名字就错了两个字，莫非是搞错了?我没有哭，但当我从幻想中醒来时，我知道我的确已经失去了最亲爱的人。我的泪水似乎已经熬干了，我的眼睛突然象被蒙上一层白纱，耳朵的听觉也几乎丧失。我最怕单独在家，他的幻影会时时出现在我面前，我常常在黑暗中与他对话。当我听到门外的脚步声，我总以为他从远方归来了，当我走到人群中，总是下意识 地四处张望，想找到他的面孔。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我更不敢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这时的张权曾想到过死，到另一个世界去寻找丈夫莫桂新，但想到自己身后三个可怜的孩子，她选择了坚强地活下去。这时期，张权基本失丢了演唱的机会。但她把痛苦咽在心里，只要碰上偶然而至的演唱机会，她会竭尽全力抓住不放。1962年，她还把多年精心积累准备的百余首中外各类歌曲集中起来，到北京、天津、沈阳、哈尔滨一带连续举办数十场独唱音乐会。
女儿莫纪纲这样评价当时的张权，“二十多年里,特别是‘文革’期间，母亲的心灵和身体受到严重摧残。最令她心碎的是被长期剥夺上台演唱的权利。但她却始终不屈不挠,坚强地熬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我的母亲张权并没有被那些难以忍受的磨难和摧残所击垮。”
张权在《我住长江头》中的声乐艺术
张权演唱过各类作品，而最具魅力的是艺术歌曲。提到她唱的艺术歌曲，又不能不提《我住长江头》，聆听这位已故著名歌唱家昔日精湛的演唱，不无感慨万千。这里略述一二：其一，良好气息控制产生多层次的力度及音色变化。比如，这首歌第四句是“共饮长江水”，在各字级进后，“水”字四度跳进到小字二组A音。张权情绪跃进到这个最高音时，力度呈现“P”到“PP”再到“PPP”的变化，并延长至下一个休止小节。这样声音留有余地，意境连绵，既有利于突出后面的表现，也合乎曲作者的原意。当进入“定不负相思意”一句时，这一句处在中音区，又是全曲的核心句，对于女高声，不易唱好。但张权唱得字字饱满有力，“思”字作倚音处理，使情感热切，下连到达D音，非常稳定。这一句在结束时，“相”字到达小字二组的A。张权在“定不负”之后换一个气，深情有力的唱出“相思意”。“意”字在小字二组G音上自由延长，在钢琴的和弦余音下，渐渐消失，悠长的气息，满腹的心绪，托寄于遥远的天国。第二，字正腔圆的理解与贯彻。她一方面注重“字正”。在演唱《我住长江头》首句“我住长江头”时，她要求在“长”字上增加了下方小三度的倚音，为的是不把“长”唱成“畅”。而另一方面又注意“腔圆”，在演唱“共饮长江水”时，她要求“水”字在跳进中，闭口复合韵母ei 一旦唱出便马上放开，这样做既守着了字调，又可以避免声音被挤在喉咙里。她在教学中对初学者都要求的“窄字宽唱”。她自己在演唱这一句时，在渐弱的声音中，也能仔细辨听得到“水”字从ei至ai的趋势。张权曾撰文写道：“对‘字正腔圆’的理解要全面，既要注意‘字正’，又要善于通过正确的发声方法达到‘腔圆’的效果。”可见“字正腔圆”这个地道的中国词汇在张权的理解和实际处理上，将民族风格与科学方法统一了起来，实际上是中西结合的另一种说法。张权在《我住长江头》时，多处作了含蓄收敛的处理。这不仅只是一个真假声结合的轻唱问题，更是一个领会歌曲的思想内容的问题。这首作品产生于1930年，曲作者青主，原名廖尚果。他创作的这首歌，决非一般的情歌。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之后，作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的他被误当作共产党人遭到通辑，被迫隐名埋姓，潜至上海租界，从事音乐工作，开始了他7年的亡命乐坛的生涯。期间，他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一幕幕血淋淋的场面历历在目，人生世相，变化多端，不堪回首，特别是朋友间相互出卖、相互残杀，自己也死里脱生，险些丧命，更是感慨万千。他借用宋代李之义的词来抒发自己的复杂心绪。他曾表示在这首歌中表达了自己的创伤和失意。因此，演唱者在演唱这首歌时，应该多几份庄重、含蓄和无奈才更合乎作者本意。张权把演唱作为第二度创作，非常强调演唱前的“案头工作”， 她把《我住长江头》视为重点教学曲目，她认为这首歌比复杂华丽的外国歌曲更有深度和难度。她为这首歌作了最好的诠释。现在声乐学生对这首作品的词曲缺乏深究，演唱时情感都比较夸张和外在，自然也就缺乏真切的表达。要唱好《我住长江头》，不能不听张权。张权的《我住长江头》，最能体现了她严谨、准确和适度的演唱风格。由于这首歌曲的内容本身与张权多舛的命途不谋而合，那歌声里无尽的思念和期盼，听罢尤如冰炭置肠，催人泪人。张权一生坎坷不平，身心承受着一般人难以承受的打击，她默默地在艰难崎驱中行走，一个人承担着一切，坚强地走过来了。笔者从张权亲人那里得知，张权一生最爱唱《我住长江头》，她是用心在歌唱。张权将整个生命体验化作了这首歌曲的表达，要想懂得张权，就不能不听她的《我住长江头》。她的演唱体现了老一辈学院派歌唱家深厚的艺术功力和丰富的思想感情。或许只有懂得张权的人，才能够领略其中三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