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虎将军之舒同：舒同罢官

      舒同 (1905.～1998.)，这个名字，很多人知道，是一位很名气的书法家。1954年8月至1960年10月，舒同是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大刮浮夸风、共产风，他治下的山东也有几百万人的饿死。
     根据《中国人口·山东分册》中的历年死亡率资料，可以计算出山东从1958年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184.43万人，少出生225.66万人。薄一波告 诉赵健民（时任山东省第三书记）山东饿死了300万人。从当年山东省饥饿的严重程度来看，300万人可能是一个最低数字。

    2001年12月14日，《墓碑》作者杨继绳在北京交道口南大街76号采访了赵健民， 当时赵老已经89岁了。进他家，他首先谈到他和舒同的关系。他说：“舒同是个知识分子，是江西抚州一个学校毕业的，爱好书法。是从新四军来山东的。我到山 东后舒同约我谈话，我们是在办公室外边操场上谈的。我谈了山东情况，谈了我的认识和我的意见，希望在他的主持下把山东工作做好。舒同说，你谈得很好，但我 觉得你还没有和盘托出。我说，我实实在在地跟你讲了，你还感觉我没有和盘托出。他怀疑我联系地方干部孤立他，不支持他。我说，舒主任，我已经实事求是地向 你讲了我的意见，再不能编一个‘盘’向你‘托出’，看以后的事实考验吧。”

    赵健民，山东冠县人，1932年入党，长期在山东工作，在山东有较深的人事根基。是这位老革命对新来的上司不够尊重呢，还是外来的上司畏于赵健民的地方势力呢？也许二者都有,他们之间是不够协调的。

    1958年10月21日，山东省委发出通知，在全省基层组织批判赵健民，向全体党员传达。省委认为，“自1956以来，赵健民同志一直抹杀社会主义改造和 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巨大成绩，成为反‘冒进’、夸大落后面的代表人物，处处和省委唱对台戏”。“1956年8月，在一届四次人代会期间，赵乘舒同、谭启龙同 志不在济南的时机，在人代会工作报告中，却完全否定工作中的巨大成绩，集中工作中的缺点，搜集落后面材料，大肆揭露和批判工作中的缺点，反对省委‘冒 进’”。“地方主义”。倾向严重。　

    赵健民是敢说真话的人，恰恰在这一点上被新来的上司抓住了把柄。帽子是现成的，而且是致命的――右倾机会主义，再加上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其实，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只不过是对毛泽东的“三面红旗”说了一些真话，地方主义只不过是对中央派来的上司不够顺从。

     赵健民在接受访问时说：“1958年大跃进，有全国的影响，寿张县西边有个范县，济南这边又有过高产卫星。这股风越刮越大，更大的卫星也出来了。我也是农 村出身。知道这么高的产量做不到。高世贵是跟我一个村庄的，当时是支部书记，我问他亩产这么高行吗？他说做不到。我到农村考察，下面组织农民跳秧歌，我不 高兴。我也到范县看过共产主义，是假的。舒同这个人，你越说好，他越高兴；你说实话，他不高兴。舒同在南郊宾馆盖了七栋小楼，毛、刘、周、朱、陈、林、 邓，一个一栋。我当省长时修了泰山普照寺，批判我时还是一条罪状。1958年撤了我的省长，让我到济南钢铁厂当副厂长。济南钢铁厂搞扩建。

       除了批判赵健民以外，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省委常委兼副省长王卓如也受到批判。全省各地乱拔“白旗”，乱扣帽子，成批地撤换干部和开除党员党籍。济宁地区从1958年7月到1959年4月，拔掉的“白旗”就有26000多人。

       本来57年的反右已结束了，舒同又创造性的发明了“整风补课”多打了许多的人。在省直机关54个厅局中，有补课任务的厅局有47个，受到重点补课的厅局级 干部占21.55/100、处级干部占14.17/100、县委委员一级的占12.9/100、共打右派34800余人、开除党籍11900余 人，1980年全部“改正”。

    批判右倾思想以后，大跃进狂潮叠起，青壮劳力都去炼钢、修水库去了，1958年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1959年老天爷帮忙，风调雨顺，夏粮长 势很好。但既然四分之一以上土地没有播种，应该丰收的夏季作物反而少收了十几亿斤。8月开了庐山会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于是又“大办水利”。“从10月 下旬开始，全省700万青壮劳力开上水利工地，到12月初达到887万人。甚至在1960年春夏农村经济面临崩溃、严重粮荒笼罩全省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 力不搞春耕春种、夏收夏种，而去大搞水利工程。”田地只好抛荒，“1959年、1960年两年，全省共荒地5000万至6000万亩。”

1958年9月29日全地区动员144.95万人（占全区整半劳力的80%）参加省委部署的钢铁生产“淮海战役”。各县主要负责人到工地召开誓师大会，分 采矿、运输、建炉、冶炼几路大军。铁矿共有6家，矿工5000余人。投产的各种小土炉19758座，还有各县发动群众搞起的土坯炉、水桶炉、大窑坩锅炉、 烧缸炉等计462983座。日产铁由44吨达到5.93万吨，泰安、肥城放出日产千吨“卫星”。

   1958年8月山东各地大办公共食堂，以泰安地区为例：农户停止自炊，一律免费入公共食堂就餐。1959年1月，中共济南市委在泰安召开会议部署发展公共 食堂，各地办食堂再兴高潮。泰山市、泰安县14处公社388个核算单位，建公共食堂2610处，就餐人数76.65万人，占两县市总人口的98％。

在大跃进狂潮中，共产风集中表现在对财产“一平二调”，平，即平均分配；调，即无偿调拨，当时简称“平调”，即充公。　劳动力、资金、土地、山林、房 屋、车马、机器、作坊、农副产品、建筑材料、锄头、镰刀、铁锨、猪、鸡、鸭、水桶、灯笼、尿桶等大大小小的财产，都随意从群众家里拿走。
　　“一 平二调”风不是只颳一阵子，而是连续不断地颳。大办钢铁，兴修水利，办社工业，搞丰产方（即在一块土地上搞高产试验），办红专学校，办养猪场，办食堂，办 托儿所，办展览馆，开现场会，干这些事所需要的一切，都从生产队和社员家里无偿调走自1958年以来，连续三年，越颳越猛。日照县刮了15次，五莲县洪凝 公社颳了29次。寿张县张秋大队社员说：“三年来有五次大清剿：第一次是军事化大搬家，清剿家庭用具；第二次是大办钢铁，清剿铜、铁、锡；第三次是倾家荡 产大投资，清剿社员财产；第四是反瞒产私分，清剿生产队的粮食；第五次是1960年春恢复食堂，清剿社员家里的粮食。”多次清剿，生产队、社员一贫如洗。

共产风除了“一平二调”以外，另一个方面是随意合并生产队，打乱基本核算单位。1959年冬到1960年春，合并了30％的生产队，由此被牵动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60％。有的公社的规模三年变了五次。

1958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上报800多亿斤，后来落实到380亿斤，最后落实到287亿斤；1959年粮食总产量上报400多亿斤（原来是420亿斤， 书记裴孟飞建议上报320亿斤，舒同不听，报400亿斤），后来落实为270亿斤，后来又说是243亿斤。1960年省委计划粮食产量550亿斤，各市、 地委报的数字是374.74亿斤（亩产405斤，粮田面积9261万亩），比省里计划减少了31.9％。后来说落实为总产量为182.34亿斤（过秤入库 174.97亿斤，其余为自留地、十边地的收入），实际只有160亿斤。

寿张县第一书记刘传友，1958年上报平均亩产5000斤，总产31 亿斤，实际亩产只有297斤，总产量只有4.05亿斤。1959年上报平均亩产700斤，总产8亿斤，实际亩产只有298斤，总产量只有3.6亿斤。这个 县的农村工作部长，不同意浮夸的产量，讲了真话，被加上了“反对三面红旗”的罪名，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粮食浮夸造成了一系列恶果。一是 造成了农业已经过关或问题不大的错觉。因而各方面事业的计划安排都跟着这个吹得过高的“基础”而膨胀起来，结果超过了负担能力。以水利建设为例，全省原定 1960年修建大中型37座，结果1959年冬到160年春，一个浪头就上了122处，800万人上阵，强迫劳动，大搞通宵夜战，不顾社员死活。

   舒同不认为没有粮食，1959年3月8日，舒同在发表了《当前人民公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其中写道：当前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在1958年粮食大丰收以后 的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除了灾区以外，全省各地几乎普遍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荒，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 潮。，他还坚信原来浮夸报上来的产量，认为是生产队、农民瞒产私分。因为毛泽东对广东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经验作过批示，2月28日发表在《经济消息》上，题 《是粮食问题还是思想问题》。舒同作为封疆大吏，不应是不行的。省委总结了惠民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舒同亲自对这个经验作了批示，从而在全省开展了以反瞒 产私分为内容的两条道路斗争与社会主义教育。各社队，村庄，都翻箱倒柜，搜查粮食。

     谭启龙1959年4月11日从济宁给舒同的信：

……很多妇女、小孩提篮子挖麦苗,有的树皮也剥光了。牲畜毛猪大量死亡，农具破坏非常严重，单县原有牲畜44532头，死亡10669头，占24％，原 有农具58784件，破坏36446件，占62％。据地委初步统计，最近三个月非正常死亡1200多人（我看不止此数），已发现弃子卖婴58起，单县仅三 个月非正常死亡253人，蔡堂一个公社死亡153人，有一个生产队弃婴6人。曹县一个县外逃4万多人（全地区外逃跑34万人），他们在外面流浪，有的半途 饿死，有的自杀，有的晕倒在河里淹死，有的躺在大街上叫喊救命。据了解，仅在河南开封就死亡62人，情景之惨，令人难忍；影响之坏，无法估计。全区水肿病 发病人数曾达67万多人，单县4月上旬水肿病达53000多人，黄后楼一、二排32户260人，患病的达227人，占81％，很多人卧床不起，有的大小便 不通，有的肚皮肿裂了口。巨野县刘官屯村共3000多人，有一半以上水肿病，干部还扣着粮食不发。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 1960年12月23日下午的省委扩大会议上发言说：由于饥饿，民兵训练工作不得不停止，1960年征兵工作也不得不推迟。有些连排干部家属，在部队驻地 乞讨，有一位军官家属对丈夫说：“这种年头你顾不了我，我顾不了你，把孩子送给人家，咱们各奔前程吧！”一个战士全家讨饭去东北，父亲临走时去部队，父子 见面后抱头痛哭了一场。有一个排长全家死得只剩下一个小弟弟。一个连队一个时期接到15份电报，其中13份报告家里饿死了人。

      赵健民在一次发言中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这一年半时间内，全省非正常死亡65万人，外流109万人，人吃人的现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没有文字但有口头汇报的还有十多起。

     卫生部报告，1959年“入春以来，肿病又有上升趋势，涉及面也比较广。其中山东最为严重，1月至4月10日，发生肿病人77．9万多人。死亡618人，仅4月1日至10日，即发生肿病人17．3万人。”

     1961年春，山东农村粮食情况：到1961年4月20日，全省农村口粮尚有22.2亿斤（其中农村留下的口粮还有15.78亿斤，国家返销6.41亿 斤）。从4月21日到麦收的几十天内每人平均口粮6两多一点（16进位，6两相当于10进位的3.75两）。其中5两（相当于10进位的3.125两）和 不足5两的占农村人口的30.9％。口粮不足5两的县有：即墨，胶县，平原，枣庄等。要知道，这不足5两粮食还包括地瓜干在内。扣除各级干部多吃多占，到 农民手中已经不多了。而这点粮食是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农民每天热量的唯一来源（那时没有油，没有副食）。这已经挨饿的第三个年头了。

    1957年山东人口5400万，1960年只有5200万，从1954年到1957年，山东每年新增人口100万，以1957年为基数，1960年应有人 口5700万，而实际只有5200万，少了500万。寿张县一个村庄没有生小孩的。王成怀同志向舒同汇报说淄博地区死了11万人。他还满不在乎，说安徽、江苏也死了许多人，不值得大惊小怪。

    1960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宣 布中共中央决定：免去舒同职务，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书记。1960年12月中旬，山东省委扩大会议和五级干部会议，集中揭发批判舒同的 错误。山东省档案馆保存有这次会议的全部材料。曾希圣作了长篇发言，指出：“舒同的错误应由他自己负责，与党中央领导毫无关系。”曾希圣把中央领导人的责 任开脱得一干二净，把山东问题仅看作一个省的特殊问题，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显然，他那一时期的工作，也是积极主动地，甚至是创造性的，山东是全国饥饿程度严重的省份之一。

     曾希圣身挂两省帅印。其实，安徽的问题比山东还要严重，曾希圣到山东来揭舒同的盖子，却紧紧捂住自己的盖子。相比之下，舒同比曾希圣要老实得多。 1961.4.1 中共中央决定：谭启龙同志担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同志回安徽省担任第一书记；舒同同志仍保留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暂时下放到章丘县担任县委第一书 记。1963年3月调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来源杨继绳《墓碑》： 以上材料主要摘自曾希圣1960年10年12月16日在山东省五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这个报告存山东省档案馆。《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山东省档案馆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书也有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