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是一次什么样的会议？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检验和沉淀，事情已经很清楚，刘邓系统点火于基层，密谋于暗室，这就是一次有预谋倒毛逼宫的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刘邓的得力干将彭真首先发难，他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彭 真接着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 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 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
彭真讲完之后，邓小平婉转地说，我们到主 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 起搞的。邓小平的意思很清楚，即毛主席也是有错误的，也是可以批评的。实际上，他是支持了彭真的意见。当然，邓小平也谨慎地谈到，主席的指导思想是对的。
刘 少奇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错误的责任，他说，有些地方不承认天灾，或者只承认三分，七分是人祸，像河南、甘肃。西北有些县的同志，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 中央应首先负责，第二是省级，再是他们。我看，这个话许多人心里有，只是没有讲，现在他们讲出来，就是提高了。刘少奇的这番讲话也是意味深长的，无疑，他 同意彭真的讲话。
彭真的话有没有道理，表面上有理，实际上就是一搅混水的，而刘邓两人则 一唱一和，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你看彭真的话：“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他 把刘邓及省市干部的责任撇得干干净净，惟要毛主席及基层担起责任，那刘邓及彭真们干什么吃得？
从 全国范围来说，三年大饥荒饿死人的责任在中央，除了中央的责任以外，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应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五个省委的第一书记，他 们是：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而在会议之前，省部委的领导怕担责任，惶惶不可终日，彭真的话等于给他们推 卸责任的机会。也似乎在暗示他们，如果中央不公开站出来表态承担政治责任，省部级干部也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这等于一下子引火到了毛泽东的本身。
于 是，先有周恩来出面表示异议，他的发言就实际的多，他说：在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他说，在目前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 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毛 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调查工作进行后，情况正在好转，但不能过分乐观。经验现在还不能完全总结，还是初步总结。主席讲过，不经过反复，不能取得教 训。现在不是弱了，而是强了。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现在的问题是要争取时机，不怨天，不尤人，发愤图强，埋头苦 干。不吹，不务虚名，要谦虚谨慎，骄傲总是危险。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 “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不解决，寸步难行。如粮食上交130到150亿斤，就很难。1959年认识钢 材，1960年认识煤炭，1961年认识木材，我们这些人真笨。不一心一德，集中统一，就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这一点思想不通，辩论三天三夜也可以。
周 恩来讲话不久，陈伯达也开始质疑彭真的讲话。他说，我们不要做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也胡说八道过，要检查。我们还是要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思想办事。我编辑主席 的语录有很大收获。他告诉我们，如何管理中国。要根据主席的指导思想来检查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主席的思想。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 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 的政策。
1月29日，继续开全体大会。毛主席主持，林彪讲话。应该说林彪是比较科学地总 结了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造成严重失误的原因。他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 的创造，党的创造。这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的一些困难是暂时的，而且情况已经在开始好转，今后必然会继续好转下去。造成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特大的自然灾害，我们工作上的一些错误，使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减少了，但我们取得了经验。全党来了个大学习，使我们党员、干部的质量和能力大大提高了。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依靠和相信党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 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 拉，向‘左’边偏。”“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 的。”“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 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而刘少奇则利用代表中央在大会上作正式报告的 便利，公开道出了他在政治究责问题上的立场。在1月27日下午，他发表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讲话，其中提到了“大跃进”时期失误的政治责任问题，他对彭真与周 恩来等人的观点进行了综合，尽管他只字不提毛泽东个人的政治责任，但是，他采纳了彭真关于中央要负责任的看法，公开承认中央要对经济困难局面的出现首先要 担负责任。
而在整个大会期间，刘少奇没有公开说明的是，实际上，许多重大决策并没有经过 政治局的讨论，而是由中央的某一个人即兴制定的。比如，大办人民公社是毛泽东在山东视察时公开讲话在先，中央政治局接纳并做出决定于后。这类事情理所当然 应该由毛泽东个人来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刘少奇完全不接受周恩来、陈伯达和林彪为毛泽东解脱责任的立场。（从近几年发掘的资料得知，刘邓压根就不赞成毛主席 当时提出的施政方针。对于大跃进他们不敢明着反对，暗地里专搞破坏，以至最终酿成了三年困难时期的七分人祸。）
1962 年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无法回避责任问题，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 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负责的应当是我。”而随着这次大会的结束，毛主席被逼退至二线，完全被闲置了！
难 道大跃进的失败和三年困难时期的天灾人祸，完全是他毛泽东一人或者基层干部的失误和责任？不为人知的真相是，会议期间，一些省市级、大区中央局级的领导人 站出来担责，承认错误缺点的讲话，他们的检查就实事求是的多，他们无一例外地检讨自己在执行中央各种正确决策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比如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 笳检讨说，他们在过去的四年期间有过两次头脑发热。他承认在1958年冬向毛泽东汇报石楼县粮食高产时欺骗了毛泽东，当时报告说是全县平均亩产为1000 斤，实际上只有170斤。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则承认湖北省这几年“自以为是，盲目乐观，左倾蛮干”，他说他向毛泽东“反映了一些不合实际的情况，岂不 就是干扰了毛主席的思想。”他还对林彪的讲话做出积极应和，说：“林总批评有人打扰毛主席的思想向左拉，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