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
台湾故宫
一个日本记者花费5年时间，走访中国大陆和台湾十余座城市，写就了一部关于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传奇经历的著作。
此书名曰《两个故宫的离合》，作者系日本《朝日新闻》中文网总编野岛刚，曾于2011年与2012年先后在日本和台湾出版。甫一问世，便受到两地媒体和读者追捧，再版数次。2014年1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版权，在大陆推出简体字版。
此 前，有关故宫的历史，两岸已有诸多学者写过专著或论文，记述了1925年故宫成立到1949年分裂的过程；相关当事人的口述历史，也被挖掘过不少。但是， 对于1965年台北故宫建立、台湾民进党当局对故宫的改革企图、中国大陆近年大量搜寻并追回文物的热潮，以及2008年台湾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两岸故宫的密 切交流等，却一直未有系统性专著，而这正是《两个故宫的离合》的重点。
野岛刚追踪梳理了从辛亥革命后故宫文物外流，到“九 一八”事变后，故宫文物迁徙出宫，随国民党一起流落至台湾，并在台北建立故宫博物馆的全过程，还介绍了台湾政党轮替引发的台北故宫改革之争。将在历史离乱 与现实政治翻弄下，两岸故宫命运的沉浮畸变，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与故宫结缘
野岛刚出生于日本横滨，但从小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深感兴趣，在高中时便立志，“要做与中国有关的工作”。大学期间和工作后，他分别在香港和厦门留学一年，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粤语。成为《朝日新闻》记者后，对中国两岸三地的政治、文化、外交始终保持着关注
野岛刚与台北故宫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他作为日本的大学生代表，参加台湾方面举办的国际青年交流活动，在两周内走访了台湾各地。
他 在序言中回忆道，“在那趟不是很有收获的旅程中，我也去了台北故宫，当时对故宫留下了深刻印象。结果时隔20年后，采访台北故宫成为我好奇心的发源地，这 是我始料未及的。” 2007年，年届四十的野岛刚，作为《朝日新闻》特派记者，开启了一段为期3年的台湾生活，负责报道两岸三地的新闻，这让他有了再次近距离接触台北故宫的 机会。
而之所以时隔20年后，还会对故宫感兴趣，则源于他的职业敏感性。
2007 年，他初到台湾时，正值民进党执政，在“去中国化”思想指导下，民进党政府商议，如何把台北故宫变成一个“多元文化”的亚洲博物馆，而不只是“单一中华文 化”的博物馆。而到了2008年，马英九当选，国民党重新执掌台湾，又将故宫定位为“单一中华文化”的博物馆，并表示要坚持长期不变。
此前，民进党政权在2004年把孙中山的铜像，从故宫正面门厅移走，“放在户外风吹雨打”。国民党重新当政后，立刻修复了铜像，2010年起改放在展示馆的正面，孙中山像成功“复活”。
这样一些“小动作”，引起了野岛刚的注意，他看到了其中的荒诞——“一个博物馆的政策定位，在政党轮替前后，变得这么突然，改朝换代在一个博物馆里面换两次，这在全世界可能就只有一个，这已经不是一个文化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由于长期从事政治、外交、国际关系的报道和研究，他形成了一种职业敏感，他从台湾两党对故宫的不同态度，窥见了背后的政治暗战，他试图从政治角度来解答这一“文化现象”，把故宫作为观察台湾和两岸政治的窗口。
国民党重执权柄后，两岸关系趋于缓和。2009年2月，60年不相往来的两岸故宫，开启了破冰之旅，两岸故宫院长首度在北京故宫会面，野岛刚成了随团采访的唯一一位外国记者，与故宫的这些缘分，成为他后来写作此书的重要契机。
探访“老故宫”
为了解开两岸故宫的历史谜题，野岛刚开始四处搜罗资料，他试图“探索千变万化的故宫背后，究竟串联了什么样的历史情结，潜藏了多少政治领袖的思维判断，并通过故宫，描绘出政治权力与文化之深层共生结构的样貌。” ZT
起 初，他担心自己作为一名外国记者，并非文物和艺术品专家，可能难以完成这一题材，于是他把案头工作做得特别细致。野岛刚翻阅了大量中、英、日文的图书、论 文和新闻报道资料。为了获得更多第一手资料，他还在台湾探寻当年“与文物一起渡海的人”，即护送故宫文物来台的“老故宫”。60多年过去，当年的“老故 宫”存世的已然无几，这些亲历者的回忆，成了书中宝贵的素材。
野岛刚介绍，当年文物从大陆海运到台湾，一共分为三批，除了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外，还有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外交部的文物和文件。其中故宫文物都是精选出来的国宝级珍品，共计2972箱，与1933年从北京运出时相比较，大约减少了八成。
当 年随第二批文物来台的高仁俊，是受访的“老故宫”之一，他原来任职于中央博物院，时年20岁。据其回忆，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半年后应该会回去（大 陆）”，但事与愿违。“到台湾十年后，仍然没想到下半辈子会在台湾过，所有故宫职员都相信，总会和文物一起回到大陆的，但现在已经不这么想了。”
在探访过程中，老故宫们的一句话让野岛刚印象深刻。他告诉《凤凰周刊》，“这些老故宫常跟我说，是‘上帝保佑,文物有灵’，否则文物不可能可以这么完整地保护下来。虽然当时他们的工资很低，但他们都感觉，保护文物、保存中华文化，这份工作很有意义。”
重走文物迁徙路
在刚开始的采访中，一些人会怀疑这样一个外国记者，能否写好中国文化的题，但是野岛刚通过自己积累的专业知识，慢慢打消了大家的顾虑，他和两岸故宫研究和管理领域的许多顶层人士，都建立了联系。
在五年时间里，野岛刚采访了四位台北故宫院长、一位北京故宫院长、一位南京博物院院长、一位沈阳故宫研究员，还有众多赴台的老故宫职员，以及众多的历史学者。
在做了大量资料整理和采访工作后，关于文物迁徙的过程，野岛刚已经烂熟于心，但为了能更生动形象地讲述那段历史，也为了了解60年后，迁徙路上的变化，他决定重走文物迁徙之路，探寻当年路上的见证人。
他依次走访了沈阳、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安顺、峨眉山、乐山、重庆等地，参观了沿途众多博物馆、纪念馆。一路上，他受益匪浅。比如他得知，原来除了北京和台北故宫外，还有一个沈阳故宫，而且规模庞大，藏品丰富。
在四川乐山，他发现了一个“战时故宫纪念馆”，看到了许多珍贵的战时故宫资料，他对记者说，“我当时吓了一跳，他们保留资料做得这么认真”。
在贵州安顺，一位曾亲眼目睹过文物的老伯告诉他，当年故宫的工作人员，把文物藏在当地华严寺的山洞里，天晴时他们会把文物从山洞搬出来晒太阳，而且每天都有士兵在洞窑入口处通宵值班站岗。在这位老伯的带领下，他亲身到当年收藏文物的洞窑参观。
在走访过程中，许多有趣而感人的故事被挖掘，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被拉近了。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下，除了冰冷的数字和无情的战火外，更多文物护送人员鲜活的面孔跃然纸上，这正是这本书能打动人的原因所在。
挖掘文化背后的政治
作为一个时政记者，他不甘于把写作停留在历史表象的整理，而企图挖掘文物和文化背后更深层的政治意义。
他注意到，中国自古以来，权力的“政统”与文化的“道统”，都是分不开的一体两面，对文化的继承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政权的合法性，如果在道统上不能自洽，那么政统就会受到挑战。
1949年，蒋介石败给毛泽东，被逐出大陆，在兵荒马乱中，他除了把中华民国200万党政军重要人士及其家属，以及大量黄金带到台湾以外，还动用在当时极其珍贵的军舰，将数千箱文物运抵台湾。
在运送第一批文物的时候，国民党当局甚至下令，将已经上船的想要逃难的老百姓驱逐下船，要先运送文物。这样的举动，如果仅用文物的艺术价值和货币价值，或许是难以解释的，野岛刚分析了文物背后的政治价值。
野岛刚认为，蒋介石之所以下令把文物运到台湾，更主要的原因是他相信“文物继承者等同于中国正统统治者”，而此后中国大陆经历“文化大革命”，文物遭到破坏，这样的逻辑则更加具有说服力。
曾 在蒋介石手下担任台北故宫院长的蒋复璁，阐述了蒋介石搬运文物的政治意义，“中华民族有一个数千年的道统，有人想在‘文化大革命’时将这道统文化连根拔 起，但终究失败。因为‘文化大革命’，才有蒋先生的文化复兴运动，蒋先生从国父孙中山继承道统，就是继承孔子的道统。”
在 野岛刚看来，“蒋介石深知故宫文物的政治利用价值”。他搜寻资料，企图找到更多蒋介石对于文物的看法；他甚至专程跑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查阅蒋介 石的日记。但在蒋的日记中，野岛刚“读到蒋介石详细描述其如何用尽一切手段将黄金运到台湾，却没有发现任何谈到故宫的只字片语”。
蒋介石穷尽毕生努力，希望从共产党手中夺回失去的大陆。到台后的国民党政权一度认为，“故宫的文物究竟是要回到大陆的，在‘反攻大陆’之前，台湾不过是暂居之所。因此博物馆的保管功能非常重要，展示陈列的程度，只要差不多就可以了。”
故宫的政治意义，在后来民进党和国民党的斗争中更为明显，故宫成为民进党“去中国化”的重要工具，但终于在国民党重掌权柄后，将故宫恢复为“单一中华文化”的博物馆。
在两岸关系的破冰上，两个故宫的交流合作，也被贴上了更多的政治标签。野岛刚总结道，“对于政治而言，文化有时是极为有用的工具。尤其像两岸关系，这样政治上敏感的问题是很难互相让步的，先从文化面强调亲近关系，好处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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