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说过“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说得很对，打别人的父母（即便这些人是他们父母的忠实下级，只不过是小干部）打死都可以，但绝不准别人打他们的父母，他们"历史“与普通老百姓的不同--转载者
近期，陈小鲁向受其迫害的老师道歉引发网上热议。对年轻人、对中年人、对未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个时代的人、甚至不是那个时代的北京人的外省市的人来说，都可能不知此“道歉事件”背后透露的政治笑话。
陈小鲁是陈毅元帅的第三个儿子，文革时是北京八中的高三学生。文革中曾改名陈卫东。1966年8月陈小鲁找到北京四中、北京六中的学生，并提议发起，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即文革中名气很响的“西纠”。此西纠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西纠”的司令是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的儿子，北京四中高三学生孔丹，副司令是陈小鲁。
1966年9月4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主办的《红卫兵报》第2期出版，此“西纠”自办的刊物中有一篇《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文中说到：
目前，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汹涌澎湃之时，阶级敌人刮起了一股黑风。他们也喊“造反”，也组织“造反队”，但他们造的是无产阶级之反。......他们甚至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向我们的革命老首长、老干部。他们抄革命老首长的家，截革命老首长的车，咒骂革命老首长“生活腐化”、“养尊处优”，勒令“搬家”，“辞保姆”，打匿名电话进行威胁，等等。这是疯狂的阶级报复！这是十足的反革命！我们革命的红卫兵绝对不能容忍！绝对不能答应！！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已经成立了！你们胆敢“造反”，胆敢“翻案”，胆敢再动我们革命老前辈的一根毫毛，我们就和你们拼命！断头流血何所惧！横扫妖魔全无敌！
••••••革命的红卫兵们，立即团结起来！行动起来！保卫国家机关！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前辈的安全！维护社会治安！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
透过此文，我们看到了什么？就是有造反派要造“生活腐化”、“养尊处优”的官员的反，而他们就是这些官员的儿女，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于是他们不同意了！于是他们要起来保护这些官员，保护自己的父母。这就是陈小鲁等人发起成立“西纠”的主要目的！
至于“西纠”干了些什么，就举一个例子：
1966年8月27日至9月4日在北京举办“北京国际乒乓球邀请赛”。当时如何维护好整个赛场秩序是个难题，于是就有了以下对话：
时任体委副主任的荣高棠对如何搞好赛场秩序手足无措时，见到正在观看乒乓球比赛的邓小平，荣高棠就向邓小平求救。邓就给他出主意：“找西城纠察队维持秩序。”并说：“李××(一李姓高干之子)的儿子调皮捣蛋，被西纠打了几个耳光就乖了。”于是，大会警卫处就把“西纠”请来维持秩序。
这段对话说明什么？一、“西纠”就是个暴力组织，且已暴力成名。二、“西纠”的这个组织和这个组织的暴力得到某些领导的认同。
我们也可从北京四中学生刘辉宣谱写的《造反歌》，又称《红卫兵战歌》中看到“西纠”的斗争矛头和暴力色彩。歌词中唱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刘辉宣就是北京四中最早的红卫兵，成立“西纠”时，他也成了西纠成员。写到此大家就明白了，刘辉宣肯定是“老子英雄”。确实是，他的父亲也是位老革命，解放军第一次授军衔时，被授大校。
多行不义必自毙，“西纠”的暴力终于为自己带来了覆灭。
“西纠”成立还不到三个月，“西纠”的恶行就引发中央文革的高度重视。在1966年11月19日和21日，时任文革组长的陈伯达就带着组员戚本禹、关锋两次到陈小鲁任革委会主任，所在的北京八中，批评“西纠”建立非法关押人的所谓“劳教所”，即今天所称的“黑监狱”是错误的。戚本禹更是训斥“西纠”，称“西纠是宪兵队”，陈伯达则明确建议“解散西纠”。
由于“西纠”拒绝解散，一个月后的1966年12月16日，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参加的“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上，江青针对“西纠”的恶行批道：“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他们以贵族自居，以为血统高贵，盛气凌人，什么东西！”
在第二天，1966年12月17日，江青在全国在京革命派誓师大会上再次批“西纠”：“对那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我都不愿说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的名字从我嘴里说出来，就提高了他们的身价！我藐视他们！他们作不出大的事业来！”随后周恩来说：“最近这几天，我们对于中学里头极少的一些人，作了一些犯法的事情的那些纠察队员，我们实行了中央批准的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的规定，拘捕了他们。因为经过我们的教育，屡教不改，所以我们把他们拘捕起来，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可是红卫兵组织了纠察队之后，起了相反的作用，……当然这是极少数的一些人啰。因此这个纠察队的名字被他们沾污了，所以我现在提议，你们各学校的红卫兵最好取消纠察队这个名字。……我希望你们自动地主动地把它取消，不要我们下命令，好不好？”
由于“西纠”的几个主要头头被抓了起来，其他“西纠”成员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被迫解散了“西纠”，“西纠”终于在1966年12月中旬结束了其“生命”。从“西纠”的一生和中央文革处理“西纠”的态度，我们看到了什么？ 是否看到中央文革对“西纠”暴行的不满和愤怒！
一份发到县团级的红头平反文件中说：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北京市先后成立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和“首都中学红卫兵连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为反动组织，许多成员受到关押审查和迫害。
文革结束后，孔丹向陈云去信，希望对红卫兵区别情况，认真处理，不要把一些好人也列入清理对象。陈云同志1984年2月27日批示孔丹的信，大意是：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应被清理的）“三种人”。并批转政治局常委，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等同志批示同意。
最近，低调的孔丹却因为同学会上的一句国骂而引来广大网友的侧目。“秦晓质问孔丹：百姓的呼声你们就听不见，你有没有信仰啊？你把老婆孩子送到美国，你信仰啥？孔丹恼羞成怒：我肏你妈！”
西纠和联动，就是官二代的组织，就是我爸是李刚的60年代版，他们抄家、打老师、毁坏文物，在67年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江青狠狠收拾了他们。然后，这些孩子纷纷在父母护佑下去当兵的当兵下乡的下乡。后来搞了45，搞了西单墙，然后官倒，现在都是上市公司的老总了，然后出来道歉，以证明江青是对的？
文革初任校革委会主任，组建首都红卫兵“西纠”，涉嫌八中惨案… 后经特批入伍。1976年入总参二部，后任驻英副武官。1987年10月任中央政体研究室社改局局长。1992年任亚龙湾总经理，标准国际董事长。【点评】造了反、当了官、赚了钱、“道个歉”… 据说是某帅公子的陈小鲁，尼的人生真美满!
陈小鲁一个道歉，引发了种种议论，可陈小鲁道歉能证明文革错误吗?借着欣赏他道歉的当口，人们不妨回忆一下他为之道赚的事发生的历史背景。了解一下工作组，资反路线，了解一下黑字兵，西纠，大联动，了解一下破四旧，血统论。陈小鲁的道歉不仅不能为否定文革加分，只能更证明刘邓路线错谬。
“西纠”领导层成员都是谁?
“西纠”领导及其成员都是根红苗正的干部子弟。
1966 年12 月初，江青在一次座谈会上了解到北京六中“劳教所”发生的暴力事件，她说：“西纠的大头子叫孔丹，他父母有问题。周荣鑫也推脱不了责任。”（②《刘邓路线在中学的滔天罪行》第一集“西纠(联动)在六中的滔天罪行”第20 页，上海中等学校革命师生红色造反团普陀区指挥部1966 年底编印。）
《西 城纠察队的罪恶史》一文中说：1966 年“8 月25 日晚，有31 个学校参加，在师大女附中召开各校红卫兵头头会议，正式成立西纠。由北京市第四中学、第六中学、第八学校、女三中起草宣言并由四所中学在西纠中负重要责任。选出总部头头：孔丹（四中，国务院副秘书长孔原之子。孔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自杀未遂，孔丹母亲许明在文化大革命间自杀）、王××（四中）、赵××（四中）、陈××（八中）、董××（六中）。委托四中成立一个所谓机动连。国庆后，郭冀豫、兰小兵、骆小峰加入总部工作。”（①《历史与教训》，见《解放全人类》第三期，1967 年8 月18 日）经考证，“赵××（四中）”指四中的赵胜利；“陈××（八中）”指八中的陈小鲁，他是陈毅元帅的儿子；“董××（六中）”指六中的董良翮，他是董必武委员长的儿子。“王××（四中）”是谁，待考。
《西纠黑幕》中说：孔丹是“西纠东纠里最大的头目，四中革委会主席”；郭冀豫是“四中红卫兵，西纠小头目。” （②《中学论坛》报1967 年3 月18 日。）
北京六中遵义战斗团编印的《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称，“栗胜利，西纠头目，杀人凶手，已捕”；宋路，“西纠的组织部长”。
这些文字是造反派红卫兵批判“西纠”时的资料，其中不准确甚至歪曲事实的现象肯定在所难免。但它毕竟给我们了解真相提供了一个线索。
2011 年，“西纠”领导人秦晓在《走出乌托邦》中说：“‘西纠’的司令是孔丹，陈小鲁是副司令，董良翮（董必武之子）是不是副司令，我记不清了，我是宣传部长，我记得王向荣是作战部长，赵胜利是后勤部长。”这大概是比较权威的说法了。
“西纠”发出几道“通令”？“通令”是谁写的？
“西纠”发出的“通令”影响很大。造反派说，“西纠”是靠“通令”起家、扬名的。
一般地认为，“西纠”先后发出十道通令。“西纠”1966 年9 月17 日编印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通令集（1—10）》，收入10 道“通令”。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二版），也只收入这1—10 道“通令”。
其实，“西纠”共发出十三道通令。因为《通令集》印刷较早没有收入后三个“通令”，六中的《红卫兵报》也没有刊登第11—13 号“通令”，加上当时“西纠”已受到批评，“通令”的印刷、转印都大量减少，所以后三个“通令”传播范围较小，文革后不为人所知，有些甚至连原文也很难找到了。这十三道通令是：第一号通令，1966 年8 月26 日。 第二号通令，1966 年8 月26 日。第三号通令，《关于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八点意见》，1966 年8 月27 日。第四号通令，《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行抄查的意见》，1966年8 月29 日。第五号通令，《关于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意见》，1966 年9 月3 日。 第六号通令，《关于文斗问题的补充说明》，1966 年9 月9 日。 第七号通令，《关于驱除地、富、反、坏离京的意见》，1966 年9 月9 日。第八号通令，《关于第六、七号通令的补充和说明》，1966 年9 月11 日。 第九号通令，《关于“十一”接待外宾工作的意见》，1966 年9 月14 日。 第十号通令，《关于迎接外地同学来京进行革命串联的意见》，1966 年9月14 日。第十一、十二、十三号通令。（按：笔者认识一位专门收集传单的北京藏友，他收集有第十三号通令。）
8 月31 日，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见到孔丹等“西纠”代表时，称赞说“西纠”的“通令”写得好。
“西纠”的“通令”，鲜明地反映了“西纠”的立场和观点。可以看出：纠察队忠于毛泽东思想，崇尚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坚决造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的反，宣扬血统论，保卫党组织，保护老干部，特别是把维护社会秩序作为主要任务，试图对红卫兵运动进行干预和指导。
北京四中的李三友（其父是北京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号称“李铁笔”，是十三道“通令”的主要起草者。秦晓回忆说他也写了两个。“通令”的撰写可能得到了官场人物（或者“走资派”）的指点。
《西城纠察队的罪恶史》中说：“中央文革早在九月份就打电话给许明，问西纠组织情况，是否有人辅导写通令，说通令不像孩子写的。许明当时矢口再三否认，说她改过二次，只是字面上，与内容无关。”许明是孔丹的母亲。《西城纠察队的罪恶史》还说：“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手下要人李梦夫起草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员手册》。”《西纠黑幕》说：“石油部与西纠有密切关系，宣言和第一号通令是宋惠写的，并专拨戛斯卡车一辆供七中的西纠队员使用。”周荣鑫“亲自指导写了臭名远扬的第十三号通令。”
“通令”的印刷得到了一些报社的支持。《西纠黑幕》说：“《×××报》社、《光明日报》社都帮西纠印通令，而以国务院印刷厂最为积极，通过周荣鑫、许明的关系，先后印了6—13 号通令，《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员守则》、《歌颂32111》、《做老红军的好后代》、《国庆献辞》等，并给‘整风声明’和另一通知排了版。《工人日报》社也很卖力气，排印了《成立宣言》、《第一号通令》、《整风文件》等，《工人日报》社的印刷就是石油部办公厅主任宋惠出面搞的。”
“西纠”的“通令”，符合一部分人（主要是革干子弟、当权者）的愿望，被各地大量翻印。《西纠黑幕》说：“在武汉纠察队总部的墙上不贴毛主席语录，却用大字抄着西纠1—7 号通令。上海市委每一号通令都翻印十万份，大肆张贴在街上，到处可见。上海某地开辩论会，不读主席语录，相反竟大读通令。”
毛泽东的文革的整肃重点是“走资派”（地、富、反、坏、右、资“黑五类”当然要打击，但不是重点），毛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通令”维护秩序，保护老干部（包括所谓的“走资派”），显然不符合毛泽东的要求。
后来，造反派红卫兵严厉地批判“通令”
—— 西纠建立于破四旧的后期，矛头又是指向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但由于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主要敌人认识不清，因此，西纠的大方向并不清楚。由于对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不理解，对革命的“治”必须建立在大“乱”旧的修正主义秩序的基础上不理解，因此西纠把维持社会秩序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由于对“老干部”缺乏阶级分析，因此西纠从一开始就有较强的保守性。在党内走资派的利用下，西纠由初期的方向不明、偏于保守，后期滑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①《彻底捣毁刘家黑窝——打倒“联动”专辑》，国营棉纺二十一厂造反大队、上海红岩编辑部1967 年4 月编。）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股妖风从地洞吹了出来。西、东纠察队成立了，这群可怜的老保，自从他们成立纠察队那天起，就用尽了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猖狂攻击毛主席革命路线。他们抛出一连串所谓“通令”，大叫什么要“保护老干部”，什么“黑五类狗崽子休想翻天”，什么“外地来京学生马上离开北京”等等，用以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一时间，妖魔乱舞，鬼哭狼嚎，他们妄图用这股反革命的黑风保护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阻止革命滚滚向前，扑灭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在这关键的时刻，又是首都兵团首当其冲，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大造西纠所谓“通令”的反，以震撼天地的气魄痛斥他们的“通令”，一针见血地指出，发通令的嗜好，是那些热衷于特权地位的混蛋们的把戏，发通令的一帮子保爹保妈派，完全是出自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卑鄙用心，企图镇压革命运动。（①《历史与教训》，见《解放全人类》第三期（1967 年8 月18 日。）
“西纠”的“通令”，宣传了“西纠”的观点，为“西纠”打造了强大声势，同时也为造反派批判他们、为中央文革要求他们解散组织，提供了依据。
“西纠”主要有哪些活动？
“破四旧”。吴德回忆说：“那时，已经产生了西纠，说破四旧是他们发起的，我怀疑。我估计是中央文革小组发起的……。”（①《十年风雨纪事》第26 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年1 月版。）“西纠”不是“破四旧”的发起者，中央文革小组也不是。北京的“破四旧”是从8 月18 日零点50 分北京第二中学红卫兵发出《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开始的。但“西纠”与“破四旧”密不可分。“西纠”是“破四旧”的主力。他们发出的“通令”是指导 “破四旧”的重要文件，其成员更是积极参加“破四旧”运动。为“红八月”“破四旧”伴奏的《造反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作者是西纠成员、北京四中的刘辉宣。文革初期，“破四旧”被赞扬时，“西纠”成员都把“破四旧”当作自己的功劳。
保卫老干部。在“西纠”的《通令》中，基本上没有使用过“打倒”“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类的词汇。相反，他们鲜明地提出保卫老干部。
维持造反秩序。“西纠”的一系列“通令”试图对红卫兵造反运动进行规范。他们在毛泽东前几次检阅红卫兵时充当“标兵”，在维护北京火车站等重要目标的安全秩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西纠黑幕》说：邓小平曾让“西纠”去维护北京国际乒乓球邀请赛的秩序。在这一邀请赛举办之际，八一小学红卫兵要造国家乒乓球队的反。荣高棠知道了十分着急。当时，邓小平在观看比赛，荣向邓告急。邓说：“找西城纠察队维持秩序。”并说：“李××儿子调皮捣蛋，被西纠打了几个耳光就乖了。”后来，大会警卫处把西纠请来维持秩序。
“武斗”的恶行。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抄家、批斗、使用暴力语言，给黑帮挂黑牌、游街、坐喷气式、戴“高帽子”，让他们唱《嚎歌》（《嚎歌》是“西纠”所属的四中红卫兵创作的）等不讲人道、不讲人性的行为，“西纠”是主要参与者，所以民众对“西纠”印象恶劣。
——“武斗”的恶行。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抄家、批斗、使用暴力语言，给黑帮挂黑牌、游街、坐喷气式、戴“高帽子”，让他们唱《嚎歌》（《嚎歌》是“西纠”所属的四中红卫兵创作的）等不讲人道、不讲人性的行为，“西纠”是主要参与者，所以民众对“西纠”印象恶劣。
“西纠”是怎么解散的？
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曾经热烈地支持老红卫兵，双方度过了一个“蜜月期”。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发现，红卫兵纠察队对文革的主要敌人认识不清，他们只造“黑六类”的反，而文革要打倒的是“走资派”；“西纠”成员“保爹保妈”，已被“走资派”利用来打击革命造反派，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要求取消纠察队。
六中“劳教所”的罪行、暴行、恶行，在社会上产生很坏影响，极大地损坏了“西纠”的形象。加上“西纠”一些成员从骨子里透着干部子弟的优越和狂妄，他们呼啸成群，到处惹事，对“黑六类”及“狗崽子”进行残酷打击，在群众面前瞎折腾，引起民众反感。
《西纠黑幕》说：“中央文革十月初就曾向周荣鑫提出过要解散西纠，周荣鑫当中央文革之面答应得很好，但西纠有人在十月底问他是否解散时，他却不直接回答，更加卑劣的是：他暗中把兰小兵找去，教其安身之策，说什么快出通令，一出就让别人感到你们西纠没垮，也好给西纠人员鼓鼓劲。”
11 月19 日和21 日，陈伯达、戚本禹、关锋两次到北京六中，批评建立劳教所的做法。戚本禹说“西纠是宪兵队”，陈伯达明确建议“解散西纠”。西纠的成员很不服气，郭冀豫说：“他们是戴着框框来的，偏听偏信，纠察队难道一点好事都没有做吗？”（《彻底捣毁刘家黑窝——打倒“联动”专辑》）。11月22 日，“西纠”成员兰小兵、路小峰、王向荣给周荣鑫写信：“周荣鑫同志：……中央文革要我们解散，必须把原因将清楚，否则一切后果由中央文革负责！！！望周同志把这些话转给陈伯达同志，并告诉他，我们全体西城纠察队员找他。”12 月3 日，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外语学院少数派师生谈话时说：纠察队好像是管红卫兵的，我建议取消。（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第4 册第20 页，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团等单位1966 年12 月编。）
12 月9 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小礼堂对红卫兵讲话说：“纠察队的名字，开始还有好意。1924 年至1927 年大革命时期，工人纠察队防止工贼、资本家的狗腿子破坏罢工，手挽手地保护罢工机构。可现在纠察队变成了红卫兵的上级。……伯达同志讲，不用纠察队这个名字，我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但我不干涉。”这时，周荣鑫插话说：“海淀区×××纠察队递条子说，打人是枝节问题。”周恩来生气地说：“我不同意。”
1966 年12 月11 日“三司”发布第五号通令《解散“纠察队”》。通令说：
我们红卫兵的各个组织完全是平等的！然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比仇视红卫兵，他们阴谋组织御用“纠察队”专门来“管”红卫兵，把红卫兵分为三六九等，利用红卫兵打击红卫兵，企图把红卫兵扼杀在摇篮里，其狼子野心可谓恨毒！这些“纠察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肮脏产物，是镇压革命群众的反动组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具。为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为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为保卫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为捍卫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特发出第五号通令：解散“纠察队”！有些“纠察队”，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利用，步工作组的后尘，把革命左派打成“反革命”、“右派”，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实质上，他们就是资产阶级保皇派。这样的“纠察队”必须打倒，否则就不能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有些“纠察队”，被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分子所操纵，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狠之入骨。他们秘密建立集中营，私设牢房，使用惨绝人寰的刑法，绑架、囚禁、拷打以至狠毒到屠杀革命群众。他们反对中央文革，炮打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实质上，他们就是极端反动的法西斯纳粹组织。这样的“纠察队”必须惩办，反革命现行犯必须镇压，否则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有些“纠察队”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掌握，以旧的顽固势力侵袭文化大革命。他们对红卫兵的革命行动百般阻挠，横加限制，扼杀小将们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最相信群众，最依靠群众。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斗争中自己解放自己。然而他们对毛泽东思想很不理解，他们是庸人，是糊涂虫。这样的“纠察队”也必须滚蛋，否则文化大革命就不能顺利进行！这样的“纠察队”，是形左实右的大毒蛇，是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宪兵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必须打倒！必须踢开！总之一句话：这样的“纠察队”必须解散！此通令发出后，上述“纠察队”中的一般人员应立即退出，其中犯有现行反革命罪行的队员，司法机关必须立即予以严肃处理。此通令发出后，凡支持与纵容上述“纠察队”的某些单位，不许再给其人力物力上的任何帮助，如交通工具等。哪个单位胆敢无视此通令，一意孤行，他们必将自食恶果。（①《首都红卫兵》第16 号，1966 年12 月11 日。）
1966年12月16日，“首都兵团”主持召开“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参加大会。大会发表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决议》提出：“西东纠察队必须诚恳地、老老实实地向群众检讨！”“彻底解散西东纠察队！”“揪出西东纠察队的后台！”大会上，北京四中的王祖锷和汤池分别作了《宣判反动对联死刑》和《摧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堡垒——西城纠察队》的发言。江青在这个大会上讲话说：“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他们以贵族自居，以为血统高贵，盛气凌人，什么东西！……周荣鑫是负有责任的……”（② 在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的讲话（1966 年12 月16 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第4 册第12—87 页，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团等1967 年3月编印。）江青讲话很冲，她让周荣鑫站起来亮相。造反派红卫兵宣称：“这次大会宣判了中学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死刑！宣判了反动特权组织——东西纠察队的死刑！这次大会，吹起了批判中学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军号。”“十二月十六日的大会的召开，炸响了一声春雷，惊醒了沉睡的中学运动。这个大会的召开，在全国中学引起强大的轰响。举国上下，到处是一片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讨伐声。”（③《为毛泽东思想而战——为纪念首都兵团成立一周年而作》，《兵团战报》新五号（1967年9 月16 日。这次大会，标志着毛泽东支持的老红卫兵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抛弃。）
随后，周恩来、江青等人继续 对“西纠”施压。12 月17 日，江青在全国在京革命派誓师大会上说：“对那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我都不愿说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的名字从我嘴里说出来，就提高了他们的身价！我藐视他们！他们作不出大的事业来！”周恩来说：“最近这几天，我们对于中学里头极少的一些人，作了一些犯法的事情的那些纠察队员，我们实行了中央批准的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的规定，拘捕了他们。因为经过我们的教育，屡教不改，所以我们把他们拘捕起来，教育他们，改造他们。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就联系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纠察队的名字。本来，中学和大学发起了红卫兵，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从地平线上看出了这个新生事物，马上加以提倡、支持、鼓励。因为毛主席在天安门八月十八日接见了我们北京的红卫兵，红卫兵的发展就推广到全国。……在这个时候，我们红卫兵当中，就出现了一个名字，叫纠察队。……可是红卫兵组织了纠察队之后，起了相反的作用，变成管我们红卫兵的了。所以这个发展就不对头了，就渐渐地被一部分坏分子利用，来打击我们的红卫兵的一些革命的行动。当然这是极少数的一些人啰。因此这个纠察队的名字被他们沾污了，所以我现在提议，你们各学校的红卫兵最好取消纠察队这个名字。……红卫兵是你们首创的，纠察队本来也是好意的，但是走到一个相反的方向去，我希望你们自动地主动地把它取消，不要我们下命令，好不好？”（①《首都红卫兵》第17 号（1966 年12 月21 日）。）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西纠”在12 月中旬停止了活动。
“联动”成立
1966年10月之后，大专院校红卫兵取代中学红卫兵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力。11月，北京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的最早起来造反的老红卫兵，在经历“红八月”冲锋陷阵之后，对中央文革的一些做法不满，开始对文革进行反思，特别是他们面临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到他们父辈头上的严酷现实——这意味着自己可能和父辈一起从天上掉到地下，沦为“黑帮子女”，失去优越的政治和生活待遇。11月27日，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工业大学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举行会议，决定成立“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委会”，社会上称之为“联动”）。
“联动”的组织机构采用集体协商的办法，由各校派出一名联络员主持常务工作。总部设在北大附中，总联络员由北京工业大学附中红卫兵于增寿担任，宣传工作由北大附中负责，组织工作由北京石油学院附中负责。有一种说法是，联动的核心成员有“三平一刚”。这“三平一刚”具体是谁，说法不一，有的说是项东平、邹建平、赵占平、李单纲，姑妄听之。
1966年12月5日，“联动”正式成立。成立标志之一是，他们在北京街头贴出一批标语：“热烈欢迎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表现形式!”京工附中的邹建平等人爬上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写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引人瞩目，这下子，全城都知道了。成立标志之二是，由北大附中红卫兵宫小吉受委托起草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宣言》公开发布。《宣告》全文如下：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正式成立。
本委员会誓死忠实于党，忠实于毛主席，为粉碎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时刻准备施行必要的行动。
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来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剥夺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将使历史车轮倒转。
它，威胁着我们！
只有一条路，拉起队伍来，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革命的果实，需要自己去保卫。自己的革命权利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保卫十六条，保卫我们总司令部党中央、保卫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一切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无产阶级铁打江山永不变色！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1]
这个《宣言》中强调“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意思是说，中央文革小组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矛头直指文革小组。宫小吉在后来的《思想汇报》中检讨说：“十二月初干部子弟阶层要完蛋了，干部子弟几乎全有保爹保妈的心理，普遍对中央文革领导不满，普遍对第三司令部不满，认为中央文革侵犯了我们阶层的利益，我们在学校的统治地位已经动摇，在社会上统治地位已经动摇，为了“光复旧河山”，我们成立了联动，我是联动宣言书的起草者……”
“联动”成员大多是8月18日之前参加红卫兵组织的老红卫兵。像“红卫兵”一词的发明者、清华附中红卫兵张承志，人大附中的魏京生等“老兵”都加入了“联动”。“联动”的观点与红卫兵纠察队相似，加上溃散后的东城、西城、海淀红卫兵纠察队部分成员加入该组织，所以它被 “三司”等造反派称为“东、西、海纠的变种”。“联动”在政治倾向上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支持的“三司”（没有明确表示反对文化大革命），主张保护老干部（当然“保爹保妈”），所以被造反派红卫兵称为“保皇派”、“特权阶层的卫道士”。
西纠成员回忆说：“红卫兵和纠察队中的很多人不甘心就这样退出政治舞台，又成立了一个‘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参加者都是一些极具叛逆性的成员。”造反派批判说：“‘西纠’阴魂不散。反革命组织‘联动’一成立，铁杆西纠分子立即进入联动，并成了骨干，有所谓‘策略派’的铁杆西纠分子成为地下联动。”
参加“联动”的都是北京市中学的红卫兵组织，主要有：钢铁附中、石油附中、清华附中、矿院附中、北航、京工大，北大附中、人大附中部分、八一学校、北京市第六中学、八一革命军红卫队、育承中学红旗支队、丰台三中、长辛店铁中等七十多个学校。其中绝大部分是高干子弟。它的核心是由各参加联动的各校头头组成的“特别纵队”，共一百多人。该组织中最顽固的是“十六纵队”近一千人。
批判“联动”的造反派曾经将“联动”的“罪行”概括为“十大罪状”。其实，“联动”的思想和作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指名道姓地批判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他们帖标语、喊口号，说“踢开中央文革”、“油炸江青”、“江青太狂了”、“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等等。
2、有“血统观念”。其成员都是根红苗正的革命后代，大多数人都有很强烈的红色的血统观念。造反派批判说：“联动”是靠反动的血统论起家的。他们拚命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反动对联。江青同志把它改成“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可是联动分子对此不满，公开与江青同志对抗。又改为“老子革命儿接班一一当然，老子反动儿背叛——很难。绝对如此”，并搜集九付反动对联向全国广泛散发。他们每次开会都高叫“红红红”，“天然接班人”，“血统就是高贵”，有的恬不知耻地说：“高干子女里里外外红透了”，以剥削阶级反动血统论代替党的无产阶级路线。
3、反对中央文革支持的“三司”。这从他们的口号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打倒三司”、“打倒蒯大富”、“谁说青山不老，定把三司挖掉”、“三司不倒，联动不动；三司若倒，联动更好”。
4、“联动”成员与北京保守派工人组织“捍卫团”、西安的“红色恐怖队”、沈阳的“红后代”保持联系。
5、参与了一些武斗，有一些极端行为，甚至是恶作剧行为。
6、串联各地，影响很大，赢得一批同情者。
中共彻底否定文革，强力清洗文革中的“三种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凡是“三种人”，一律不得重用，受到残酷打击那是难免的。“联动”成员根红苗正，是革命后代，又率先质疑文革小组，在清理“三种人”运动中他们的一些成员给中央领导写信，反映情况。经中央某领导表态，他们不在“三种人”之列。党啊，再一次宽容了自己的孩子……
此后，“联动”许多成员走上了领导岗位。
2011年12月26日，在北京东郊京城梨园大戏楼，当年的“联动”成员举办了纪念“联动”成立45周年的纪念会。会议由马小军主持，舞台上悬挂着“‘联合行动周年纪念会’”。参加纪念会的有200人左右，多是文革中北京海淀区各中学的老红卫兵及“联动”成员。
往事已如烟……
近期，陈小鲁向受其迫害的老师道歉引发网上热议。对年轻人、对中年人、对未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个时代的人、甚至不是那个时代的北京人的外省市的人来说，都可能不知此“道歉事件”背后透露的政治笑话。
陈小鲁是陈毅元帅的第三个儿子，文革时是北京八中的高三学生。文革中曾改名陈卫东。1966年8月陈小鲁找到北京四中、北京六中的学生，并提议发起，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即文革中名气很响的“西纠”。此西纠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西纠”的司令是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的儿子，北京四中高三学生孔丹，副司令是陈小鲁。
1966年9月4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主办的《红卫兵报》第2期出版，此“西纠”自办的刊物中有一篇《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文中说到：
目前，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汹涌澎湃之时，阶级敌人刮起了一股黑风。他们也喊“造反”，也组织“造反队”，但他们造的是无产阶级之反。......他们甚至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向我们的革命老首长、老干部。他们抄革命老首长的家，截革命老首长的车，咒骂革命老首长“生活腐化”、“养尊处优”，勒令“搬家”，“辞保姆”，打匿名电话进行威胁，等等。这是疯狂的阶级报复！这是十足的反革命！我们革命的红卫兵绝对不能容忍！绝对不能答应！！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已经成立了！你们胆敢“造反”，胆敢“翻案”，胆敢再动我们革命老前辈的一根毫毛，我们就和你们拼命！断头流血何所惧！横扫妖魔全无敌！
••••••革命的红卫兵们，立即团结起来！行动起来！保卫国家机关！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前辈的安全！维护社会治安！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
透过此文，我们看到了什么？就是有造反派要造“生活腐化”、“养尊处优”的官员的反，而他们就是这些官员的儿女，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于是他们不同意了！于是他们要起来保护这些官员，保护自己的父母。这就是陈小鲁等人发起成立“西纠”的主要目的！
至于“西纠”干了些什么，就举一个例子：
1966年8月27日至9月4日在北京举办“北京国际乒乓球邀请赛”。当时如何维护好整个赛场秩序是个难题，于是就有了以下对话：
时任体委副主任的荣高棠对如何搞好赛场秩序手足无措时，见到正在观看乒乓球比赛的邓小平，荣高棠就向邓小平求救。邓就给他出主意：“找西城纠察队维持秩序。”并说：“李××(一李姓高干之子)的儿子调皮捣蛋，被西纠打了几个耳光就乖了。”于是，大会警卫处就把“西纠”请来维持秩序。
这段对话说明什么？一、“西纠”就是个暴力组织，且已暴力成名。二、“西纠”的这个组织和这个组织的暴力得到某些领导的认同。
我们也可从北京四中学生刘辉宣谱写的《造反歌》，又称《红卫兵战歌》中看到“西纠”的斗争矛头和暴力色彩。歌词中唱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刘辉宣就是北京四中最早的红卫兵，成立“西纠”时，他也成了西纠成员。写到此大家就明白了，刘辉宣肯定是“老子英雄”。确实是，他的父亲也是位老革命，解放军第一次授军衔时，被授大校。
多行不义必自毙，“西纠”的暴力终于为自己带来了覆灭。
“西纠”成立还不到三个月，“西纠”的恶行就引发中央文革的高度重视。在1966年11月19日和21日，时任文革组长的陈伯达就带着组员戚本禹、关锋两次到陈小鲁任革委会主任，所在的北京八中，批评“西纠”建立非法关押人的所谓“劳教所”，即今天所称的“黑监狱”是错误的。戚本禹更是训斥“西纠”，称“西纠是宪兵队”，陈伯达则明确建议“解散西纠”。
由于“西纠”拒绝解散，一个月后的1966年12月16日，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参加的“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上，江青针对“西纠”的恶行批道：“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他们以贵族自居，以为血统高贵，盛气凌人，什么东西！”
在第二天，1966年12月17日，江青在全国在京革命派誓师大会上再次批“西纠”：“对那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我都不愿说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的名字从我嘴里说出来，就提高了他们的身价！我藐视他们！他们作不出大的事业来！”随后周恩来说：“最近这几天，我们对于中学里头极少的一些人，作了一些犯法的事情的那些纠察队员，我们实行了中央批准的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的规定，拘捕了他们。因为经过我们的教育，屡教不改，所以我们把他们拘捕起来，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可是红卫兵组织了纠察队之后，起了相反的作用，……当然这是极少数的一些人啰。因此这个纠察队的名字被他们沾污了，所以我现在提议，你们各学校的红卫兵最好取消纠察队这个名字。……我希望你们自动地主动地把它取消，不要我们下命令，好不好？”
由于“西纠”的几个主要头头被抓了起来，其他“西纠”成员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被迫解散了“西纠”，“西纠”终于在1966年12月中旬结束了其“生命”。从“西纠”的一生和中央文革处理“西纠”的态度，我们看到了什么？ 是否看到中央文革对“西纠”暴行的不满和愤怒！
一份发到县团级的红头平反文件中说：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北京市先后成立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和“首都中学红卫兵连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为反动组织，许多成员受到关押审查和迫害。
文革结束后，孔丹向陈云去信，希望对红卫兵区别情况，认真处理，不要把一些好人也列入清理对象。陈云同志1984年2月27日批示孔丹的信，大意是：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应被清理的）“三种人”。并批转政治局常委，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等同志批示同意。
最近，低调的孔丹却因为同学会上的一句国骂而引来广大网友的侧目。“秦晓质问孔丹：百姓的呼声你们就听不见，你有没有信仰啊？你把老婆孩子送到美国，你信仰啥？孔丹恼羞成怒：我肏你妈！”
西纠和联动，就是官二代的组织，就是我爸是李刚的60年代版，他们抄家、打老师、毁坏文物，在67年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江青狠狠收拾了他们。然后，这些孩子纷纷在父母护佑下去当兵的当兵下乡的下乡。后来搞了45，搞了西单墙，然后官倒，现在都是上市公司的老总了，然后出来道歉，以证明江青是对的？
文革初任校革委会主任，组建首都红卫兵“西纠”，涉嫌八中惨案… 后经特批入伍。1976年入总参二部，后任驻英副武官。1987年10月任中央政体研究室社改局局长。1992年任亚龙湾总经理，标准国际董事长。【点评】造了反、当了官、赚了钱、“道个歉”… 据说是某帅公子的陈小鲁，尼的人生真美满!
陈小鲁一个道歉，引发了种种议论，可陈小鲁道歉能证明文革错误吗?借着欣赏他道歉的当口，人们不妨回忆一下他为之道赚的事发生的历史背景。了解一下工作组，资反路线，了解一下黑字兵，西纠，大联动，了解一下破四旧，血统论。陈小鲁的道歉不仅不能为否定文革加分，只能更证明刘邓路线错谬。
“西纠”领导层成员都是谁?
“西纠”领导及其成员都是根红苗正的干部子弟。
1966 年12 月初，江青在一次座谈会上了解到北京六中“劳教所”发生的暴力事件，她说：“西纠的大头子叫孔丹，他父母有问题。周荣鑫也推脱不了责任。”（②《刘邓路线在中学的滔天罪行》第一集“西纠(联动)在六中的滔天罪行”第20 页，上海中等学校革命师生红色造反团普陀区指挥部1966 年底编印。）
《西 城纠察队的罪恶史》一文中说：1966 年“8 月25 日晚，有31 个学校参加，在师大女附中召开各校红卫兵头头会议，正式成立西纠。由北京市第四中学、第六中学、第八学校、女三中起草宣言并由四所中学在西纠中负重要责任。选出总部头头：孔丹（四中，国务院副秘书长孔原之子。孔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自杀未遂，孔丹母亲许明在文化大革命间自杀）、王××（四中）、赵××（四中）、陈××（八中）、董××（六中）。委托四中成立一个所谓机动连。国庆后，郭冀豫、兰小兵、骆小峰加入总部工作。”（①《历史与教训》，见《解放全人类》第三期，1967 年8 月18 日）经考证，“赵××（四中）”指四中的赵胜利；“陈××（八中）”指八中的陈小鲁，他是陈毅元帅的儿子；“董××（六中）”指六中的董良翮，他是董必武委员长的儿子。“王××（四中）”是谁，待考。
《西纠黑幕》中说：孔丹是“西纠东纠里最大的头目，四中革委会主席”；郭冀豫是“四中红卫兵，西纠小头目。” （②《中学论坛》报1967 年3 月18 日。）
北京六中遵义战斗团编印的《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称，“栗胜利，西纠头目，杀人凶手，已捕”；宋路，“西纠的组织部长”。
这些文字是造反派红卫兵批判“西纠”时的资料，其中不准确甚至歪曲事实的现象肯定在所难免。但它毕竟给我们了解真相提供了一个线索。
2011 年，“西纠”领导人秦晓在《走出乌托邦》中说：“‘西纠’的司令是孔丹，陈小鲁是副司令，董良翮（董必武之子）是不是副司令，我记不清了，我是宣传部长，我记得王向荣是作战部长，赵胜利是后勤部长。”这大概是比较权威的说法了。
“西纠”发出几道“通令”？“通令”是谁写的？
“西纠”发出的“通令”影响很大。造反派说，“西纠”是靠“通令”起家、扬名的。
一般地认为，“西纠”先后发出十道通令。“西纠”1966 年9 月17 日编印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通令集（1—10）》，收入10 道“通令”。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二版），也只收入这1—10 道“通令”。
其实，“西纠”共发出十三道通令。因为《通令集》印刷较早没有收入后三个“通令”，六中的《红卫兵报》也没有刊登第11—13 号“通令”，加上当时“西纠”已受到批评，“通令”的印刷、转印都大量减少，所以后三个“通令”传播范围较小，文革后不为人所知，有些甚至连原文也很难找到了。这十三道通令是：第一号通令，1966 年8 月26 日。 第二号通令，1966 年8 月26 日。第三号通令，《关于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八点意见》，1966 年8 月27 日。第四号通令，《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行抄查的意见》，1966年8 月29 日。第五号通令，《关于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意见》，1966 年9 月3 日。 第六号通令，《关于文斗问题的补充说明》，1966 年9 月9 日。 第七号通令，《关于驱除地、富、反、坏离京的意见》，1966 年9 月9 日。第八号通令，《关于第六、七号通令的补充和说明》，1966 年9 月11 日。 第九号通令，《关于“十一”接待外宾工作的意见》，1966 年9 月14 日。 第十号通令，《关于迎接外地同学来京进行革命串联的意见》，1966 年9月14 日。第十一、十二、十三号通令。（按：笔者认识一位专门收集传单的北京藏友，他收集有第十三号通令。）
8 月31 日，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见到孔丹等“西纠”代表时，称赞说“西纠”的“通令”写得好。
“西纠”的“通令”，鲜明地反映了“西纠”的立场和观点。可以看出：纠察队忠于毛泽东思想，崇尚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坚决造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的反，宣扬血统论，保卫党组织，保护老干部，特别是把维护社会秩序作为主要任务，试图对红卫兵运动进行干预和指导。
北京四中的李三友（其父是北京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号称“李铁笔”，是十三道“通令”的主要起草者。秦晓回忆说他也写了两个。“通令”的撰写可能得到了官场人物（或者“走资派”）的指点。
《西城纠察队的罪恶史》中说：“中央文革早在九月份就打电话给许明，问西纠组织情况，是否有人辅导写通令，说通令不像孩子写的。许明当时矢口再三否认，说她改过二次，只是字面上，与内容无关。”许明是孔丹的母亲。《西城纠察队的罪恶史》还说：“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手下要人李梦夫起草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员手册》。”《西纠黑幕》说：“石油部与西纠有密切关系，宣言和第一号通令是宋惠写的，并专拨戛斯卡车一辆供七中的西纠队员使用。”周荣鑫“亲自指导写了臭名远扬的第十三号通令。”
“通令”的印刷得到了一些报社的支持。《西纠黑幕》说：“《×××报》社、《光明日报》社都帮西纠印通令，而以国务院印刷厂最为积极，通过周荣鑫、许明的关系，先后印了6—13 号通令，《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员守则》、《歌颂32111》、《做老红军的好后代》、《国庆献辞》等，并给‘整风声明’和另一通知排了版。《工人日报》社也很卖力气，排印了《成立宣言》、《第一号通令》、《整风文件》等，《工人日报》社的印刷就是石油部办公厅主任宋惠出面搞的。”
“西纠”的“通令”，符合一部分人（主要是革干子弟、当权者）的愿望，被各地大量翻印。《西纠黑幕》说：“在武汉纠察队总部的墙上不贴毛主席语录，却用大字抄着西纠1—7 号通令。上海市委每一号通令都翻印十万份，大肆张贴在街上，到处可见。上海某地开辩论会，不读主席语录，相反竟大读通令。”
毛泽东的文革的整肃重点是“走资派”（地、富、反、坏、右、资“黑五类”当然要打击，但不是重点），毛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通令”维护秩序，保护老干部（包括所谓的“走资派”），显然不符合毛泽东的要求。
后来，造反派红卫兵严厉地批判“通令”
—— 西纠建立于破四旧的后期，矛头又是指向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但由于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主要敌人认识不清，因此，西纠的大方向并不清楚。由于对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不理解，对革命的“治”必须建立在大“乱”旧的修正主义秩序的基础上不理解，因此西纠把维持社会秩序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由于对“老干部”缺乏阶级分析，因此西纠从一开始就有较强的保守性。在党内走资派的利用下，西纠由初期的方向不明、偏于保守，后期滑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①《彻底捣毁刘家黑窝——打倒“联动”专辑》，国营棉纺二十一厂造反大队、上海红岩编辑部1967 年4 月编。）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股妖风从地洞吹了出来。西、东纠察队成立了，这群可怜的老保，自从他们成立纠察队那天起，就用尽了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猖狂攻击毛主席革命路线。他们抛出一连串所谓“通令”，大叫什么要“保护老干部”，什么“黑五类狗崽子休想翻天”，什么“外地来京学生马上离开北京”等等，用以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一时间，妖魔乱舞，鬼哭狼嚎，他们妄图用这股反革命的黑风保护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阻止革命滚滚向前，扑灭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在这关键的时刻，又是首都兵团首当其冲，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大造西纠所谓“通令”的反，以震撼天地的气魄痛斥他们的“通令”，一针见血地指出，发通令的嗜好，是那些热衷于特权地位的混蛋们的把戏，发通令的一帮子保爹保妈派，完全是出自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卑鄙用心，企图镇压革命运动。（①《历史与教训》，见《解放全人类》第三期（1967 年8 月18 日。）
“西纠”的“通令”，宣传了“西纠”的观点，为“西纠”打造了强大声势，同时也为造反派批判他们、为中央文革要求他们解散组织，提供了依据。
“西纠”主要有哪些活动？
“破四旧”。吴德回忆说：“那时，已经产生了西纠，说破四旧是他们发起的，我怀疑。我估计是中央文革小组发起的……。”（①《十年风雨纪事》第26 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年1 月版。）“西纠”不是“破四旧”的发起者，中央文革小组也不是。北京的“破四旧”是从8 月18 日零点50 分北京第二中学红卫兵发出《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开始的。但“西纠”与“破四旧”密不可分。“西纠”是“破四旧”的主力。他们发出的“通令”是指导 “破四旧”的重要文件，其成员更是积极参加“破四旧”运动。为“红八月”“破四旧”伴奏的《造反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作者是西纠成员、北京四中的刘辉宣。文革初期，“破四旧”被赞扬时，“西纠”成员都把“破四旧”当作自己的功劳。
保卫老干部。在“西纠”的《通令》中，基本上没有使用过“打倒”“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类的词汇。相反，他们鲜明地提出保卫老干部。
维持造反秩序。“西纠”的一系列“通令”试图对红卫兵造反运动进行规范。他们在毛泽东前几次检阅红卫兵时充当“标兵”，在维护北京火车站等重要目标的安全秩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西纠黑幕》说：邓小平曾让“西纠”去维护北京国际乒乓球邀请赛的秩序。在这一邀请赛举办之际，八一小学红卫兵要造国家乒乓球队的反。荣高棠知道了十分着急。当时，邓小平在观看比赛，荣向邓告急。邓说：“找西城纠察队维持秩序。”并说：“李××儿子调皮捣蛋，被西纠打了几个耳光就乖了。”后来，大会警卫处把西纠请来维持秩序。
“武斗”的恶行。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抄家、批斗、使用暴力语言，给黑帮挂黑牌、游街、坐喷气式、戴“高帽子”，让他们唱《嚎歌》（《嚎歌》是“西纠”所属的四中红卫兵创作的）等不讲人道、不讲人性的行为，“西纠”是主要参与者，所以民众对“西纠”印象恶劣。
——“武斗”的恶行。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抄家、批斗、使用暴力语言，给黑帮挂黑牌、游街、坐喷气式、戴“高帽子”，让他们唱《嚎歌》（《嚎歌》是“西纠”所属的四中红卫兵创作的）等不讲人道、不讲人性的行为，“西纠”是主要参与者，所以民众对“西纠”印象恶劣。
“西纠”是怎么解散的？
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曾经热烈地支持老红卫兵，双方度过了一个“蜜月期”。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发现，红卫兵纠察队对文革的主要敌人认识不清，他们只造“黑六类”的反，而文革要打倒的是“走资派”；“西纠”成员“保爹保妈”，已被“走资派”利用来打击革命造反派，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要求取消纠察队。
六中“劳教所”的罪行、暴行、恶行，在社会上产生很坏影响，极大地损坏了“西纠”的形象。加上“西纠”一些成员从骨子里透着干部子弟的优越和狂妄，他们呼啸成群，到处惹事，对“黑六类”及“狗崽子”进行残酷打击，在群众面前瞎折腾，引起民众反感。
《西纠黑幕》说：“中央文革十月初就曾向周荣鑫提出过要解散西纠，周荣鑫当中央文革之面答应得很好，但西纠有人在十月底问他是否解散时，他却不直接回答，更加卑劣的是：他暗中把兰小兵找去，教其安身之策，说什么快出通令，一出就让别人感到你们西纠没垮，也好给西纠人员鼓鼓劲。”
11 月19 日和21 日，陈伯达、戚本禹、关锋两次到北京六中，批评建立劳教所的做法。戚本禹说“西纠是宪兵队”，陈伯达明确建议“解散西纠”。西纠的成员很不服气，郭冀豫说：“他们是戴着框框来的，偏听偏信，纠察队难道一点好事都没有做吗？”（《彻底捣毁刘家黑窝——打倒“联动”专辑》）。11月22 日，“西纠”成员兰小兵、路小峰、王向荣给周荣鑫写信：“周荣鑫同志：……中央文革要我们解散，必须把原因将清楚，否则一切后果由中央文革负责！！！望周同志把这些话转给陈伯达同志，并告诉他，我们全体西城纠察队员找他。”12 月3 日，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外语学院少数派师生谈话时说：纠察队好像是管红卫兵的，我建议取消。（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第4 册第20 页，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团等单位1966 年12 月编。）
12 月9 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小礼堂对红卫兵讲话说：“纠察队的名字，开始还有好意。1924 年至1927 年大革命时期，工人纠察队防止工贼、资本家的狗腿子破坏罢工，手挽手地保护罢工机构。可现在纠察队变成了红卫兵的上级。……伯达同志讲，不用纠察队这个名字，我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但我不干涉。”这时，周荣鑫插话说：“海淀区×××纠察队递条子说，打人是枝节问题。”周恩来生气地说：“我不同意。”
1966 年12 月11 日“三司”发布第五号通令《解散“纠察队”》。通令说：
我们红卫兵的各个组织完全是平等的！然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比仇视红卫兵，他们阴谋组织御用“纠察队”专门来“管”红卫兵，把红卫兵分为三六九等，利用红卫兵打击红卫兵，企图把红卫兵扼杀在摇篮里，其狼子野心可谓恨毒！这些“纠察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肮脏产物，是镇压革命群众的反动组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具。为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为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为保卫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为捍卫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特发出第五号通令：解散“纠察队”！有些“纠察队”，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利用，步工作组的后尘，把革命左派打成“反革命”、“右派”，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实质上，他们就是资产阶级保皇派。这样的“纠察队”必须打倒，否则就不能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有些“纠察队”，被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分子所操纵，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狠之入骨。他们秘密建立集中营，私设牢房，使用惨绝人寰的刑法，绑架、囚禁、拷打以至狠毒到屠杀革命群众。他们反对中央文革，炮打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实质上，他们就是极端反动的法西斯纳粹组织。这样的“纠察队”必须惩办，反革命现行犯必须镇压，否则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有些“纠察队”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掌握，以旧的顽固势力侵袭文化大革命。他们对红卫兵的革命行动百般阻挠，横加限制，扼杀小将们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最相信群众，最依靠群众。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斗争中自己解放自己。然而他们对毛泽东思想很不理解，他们是庸人，是糊涂虫。这样的“纠察队”也必须滚蛋，否则文化大革命就不能顺利进行！这样的“纠察队”，是形左实右的大毒蛇，是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宪兵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必须打倒！必须踢开！总之一句话：这样的“纠察队”必须解散！此通令发出后，上述“纠察队”中的一般人员应立即退出，其中犯有现行反革命罪行的队员，司法机关必须立即予以严肃处理。此通令发出后，凡支持与纵容上述“纠察队”的某些单位，不许再给其人力物力上的任何帮助，如交通工具等。哪个单位胆敢无视此通令，一意孤行，他们必将自食恶果。（①《首都红卫兵》第16 号，1966 年12 月11 日。）
1966年12月16日，“首都兵团”主持召开“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参加大会。大会发表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决议》提出：“西东纠察队必须诚恳地、老老实实地向群众检讨！”“彻底解散西东纠察队！”“揪出西东纠察队的后台！”大会上，北京四中的王祖锷和汤池分别作了《宣判反动对联死刑》和《摧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堡垒——西城纠察队》的发言。江青在这个大会上讲话说：“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他们以贵族自居，以为血统高贵，盛气凌人，什么东西！……周荣鑫是负有责任的……”（② 在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的讲话（1966 年12 月16 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第4 册第12—87 页，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团等1967 年3月编印。）江青讲话很冲，她让周荣鑫站起来亮相。造反派红卫兵宣称：“这次大会宣判了中学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死刑！宣判了反动特权组织——东西纠察队的死刑！这次大会，吹起了批判中学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军号。”“十二月十六日的大会的召开，炸响了一声春雷，惊醒了沉睡的中学运动。这个大会的召开，在全国中学引起强大的轰响。举国上下，到处是一片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讨伐声。”（③《为毛泽东思想而战——为纪念首都兵团成立一周年而作》，《兵团战报》新五号（1967年9 月16 日。这次大会，标志着毛泽东支持的老红卫兵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抛弃。）
随后，周恩来、江青等人继续 对“西纠”施压。12 月17 日，江青在全国在京革命派誓师大会上说：“对那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我都不愿说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的名字从我嘴里说出来，就提高了他们的身价！我藐视他们！他们作不出大的事业来！”周恩来说：“最近这几天，我们对于中学里头极少的一些人，作了一些犯法的事情的那些纠察队员，我们实行了中央批准的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的规定，拘捕了他们。因为经过我们的教育，屡教不改，所以我们把他们拘捕起来，教育他们，改造他们。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就联系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纠察队的名字。本来，中学和大学发起了红卫兵，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从地平线上看出了这个新生事物，马上加以提倡、支持、鼓励。因为毛主席在天安门八月十八日接见了我们北京的红卫兵，红卫兵的发展就推广到全国。……在这个时候，我们红卫兵当中，就出现了一个名字，叫纠察队。……可是红卫兵组织了纠察队之后，起了相反的作用，变成管我们红卫兵的了。所以这个发展就不对头了，就渐渐地被一部分坏分子利用，来打击我们的红卫兵的一些革命的行动。当然这是极少数的一些人啰。因此这个纠察队的名字被他们沾污了，所以我现在提议，你们各学校的红卫兵最好取消纠察队这个名字。……红卫兵是你们首创的，纠察队本来也是好意的，但是走到一个相反的方向去，我希望你们自动地主动地把它取消，不要我们下命令，好不好？”（①《首都红卫兵》第17 号（1966 年12 月21 日）。）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西纠”在12 月中旬停止了活动。
“联动”成立
1966年10月之后，大专院校红卫兵取代中学红卫兵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力。11月，北京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的最早起来造反的老红卫兵，在经历“红八月”冲锋陷阵之后，对中央文革的一些做法不满，开始对文革进行反思，特别是他们面临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到他们父辈头上的严酷现实——这意味着自己可能和父辈一起从天上掉到地下，沦为“黑帮子女”，失去优越的政治和生活待遇。11月27日，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工业大学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举行会议，决定成立“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委会”，社会上称之为“联动”）。
“联动”的组织机构采用集体协商的办法，由各校派出一名联络员主持常务工作。总部设在北大附中，总联络员由北京工业大学附中红卫兵于增寿担任，宣传工作由北大附中负责，组织工作由北京石油学院附中负责。有一种说法是，联动的核心成员有“三平一刚”。这“三平一刚”具体是谁，说法不一，有的说是项东平、邹建平、赵占平、李单纲，姑妄听之。
1966年12月5日，“联动”正式成立。成立标志之一是，他们在北京街头贴出一批标语：“热烈欢迎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表现形式!”京工附中的邹建平等人爬上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写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引人瞩目，这下子，全城都知道了。成立标志之二是，由北大附中红卫兵宫小吉受委托起草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宣言》公开发布。《宣告》全文如下：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正式成立。
本委员会誓死忠实于党，忠实于毛主席，为粉碎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时刻准备施行必要的行动。
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来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剥夺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将使历史车轮倒转。
它，威胁着我们！
只有一条路，拉起队伍来，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革命的果实，需要自己去保卫。自己的革命权利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保卫十六条，保卫我们总司令部党中央、保卫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一切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无产阶级铁打江山永不变色！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1]
这个《宣言》中强调“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意思是说，中央文革小组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矛头直指文革小组。宫小吉在后来的《思想汇报》中检讨说：“十二月初干部子弟阶层要完蛋了，干部子弟几乎全有保爹保妈的心理，普遍对中央文革领导不满，普遍对第三司令部不满，认为中央文革侵犯了我们阶层的利益，我们在学校的统治地位已经动摇，在社会上统治地位已经动摇，为了“光复旧河山”，我们成立了联动，我是联动宣言书的起草者……”
“联动”成员大多是8月18日之前参加红卫兵组织的老红卫兵。像“红卫兵”一词的发明者、清华附中红卫兵张承志，人大附中的魏京生等“老兵”都加入了“联动”。“联动”的观点与红卫兵纠察队相似，加上溃散后的东城、西城、海淀红卫兵纠察队部分成员加入该组织，所以它被 “三司”等造反派称为“东、西、海纠的变种”。“联动”在政治倾向上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支持的“三司”（没有明确表示反对文化大革命），主张保护老干部（当然“保爹保妈”），所以被造反派红卫兵称为“保皇派”、“特权阶层的卫道士”。
西纠成员回忆说：“红卫兵和纠察队中的很多人不甘心就这样退出政治舞台，又成立了一个‘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参加者都是一些极具叛逆性的成员。”造反派批判说：“‘西纠’阴魂不散。反革命组织‘联动’一成立，铁杆西纠分子立即进入联动，并成了骨干，有所谓‘策略派’的铁杆西纠分子成为地下联动。”
参加“联动”的都是北京市中学的红卫兵组织，主要有：钢铁附中、石油附中、清华附中、矿院附中、北航、京工大，北大附中、人大附中部分、八一学校、北京市第六中学、八一革命军红卫队、育承中学红旗支队、丰台三中、长辛店铁中等七十多个学校。其中绝大部分是高干子弟。它的核心是由各参加联动的各校头头组成的“特别纵队”，共一百多人。该组织中最顽固的是“十六纵队”近一千人。
批判“联动”的造反派曾经将“联动”的“罪行”概括为“十大罪状”。其实，“联动”的思想和作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指名道姓地批判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他们帖标语、喊口号，说“踢开中央文革”、“油炸江青”、“江青太狂了”、“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等等。
2、有“血统观念”。其成员都是根红苗正的革命后代，大多数人都有很强烈的红色的血统观念。造反派批判说：“联动”是靠反动的血统论起家的。他们拚命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反动对联。江青同志把它改成“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可是联动分子对此不满，公开与江青同志对抗。又改为“老子革命儿接班一一当然，老子反动儿背叛——很难。绝对如此”，并搜集九付反动对联向全国广泛散发。他们每次开会都高叫“红红红”，“天然接班人”，“血统就是高贵”，有的恬不知耻地说：“高干子女里里外外红透了”，以剥削阶级反动血统论代替党的无产阶级路线。
3、反对中央文革支持的“三司”。这从他们的口号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打倒三司”、“打倒蒯大富”、“谁说青山不老，定把三司挖掉”、“三司不倒，联动不动；三司若倒，联动更好”。
4、“联动”成员与北京保守派工人组织“捍卫团”、西安的“红色恐怖队”、沈阳的“红后代”保持联系。
5、参与了一些武斗，有一些极端行为，甚至是恶作剧行为。
6、串联各地，影响很大，赢得一批同情者。
中共彻底否定文革，强力清洗文革中的“三种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凡是“三种人”，一律不得重用，受到残酷打击那是难免的。“联动”成员根红苗正，是革命后代，又率先质疑文革小组，在清理“三种人”运动中他们的一些成员给中央领导写信，反映情况。经中央某领导表态，他们不在“三种人”之列。党啊，再一次宽容了自己的孩子……
此后，“联动”许多成员走上了领导岗位。
2011年12月26日，在北京东郊京城梨园大戏楼，当年的“联动”成员举办了纪念“联动”成立45周年的纪念会。会议由马小军主持，舞台上悬挂着“‘联合行动周年纪念会’”。参加纪念会的有200人左右，多是文革中北京海淀区各中学的老红卫兵及“联动”成员。
往事已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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