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家的邻居说起吧。
我家西边相邻的院子里住几家省委干部。江苏省委的许多干部来自苏北新四军根据地，有的家属进城并不工作，还是男耕女织的习俗。邻居一位阿姨在后院养鸡种菜。她的鸡窝象个办家家的小房子，有两层台阶，她的鸡会上下台阶。她把后院全部开垦了，精耕细作。 好象几家人都分有地，但是只看见她一个人在地头忙。紫色的蚕豆花，紫色的扁豆花。青菜在院中央种成两三垄，收成之后留下一小溜让它们开花结菜籽，浅黄的菜花招蜂引蝶。丝瓜缠绕着竹竿麻绳攀上阳台，先开金黄色的花，然后就种瓜得瓜。自乡下进城里，心仍旧守着乡村，不特意种花，也种得轻黄姚紫，还丰衣足食。
待我把小院里的乡村风光写进作文母亲笑了一笑说，从前他们院子不是这样的。
邻家院子里当中一幢小楼，前院有一小排下房。下房和正楼之间种两棵法国梧桐树。前人栽的树在我小时候已经长成参天大树盖过小楼的顶。两层的小楼，树至少有三层楼高。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家住在下房里，他父亲是省委食堂的职工。
正楼的阳台朝向后院，冬天里名符其实，一台好阳光。附近一带院落里的楼多半只有一个阳台，架在楼下三面是窗的房间顶上。这一家原先的主人大概受够了南京的酷暑，造了两个乘凉的平台。楼上的阳台被两根圆石柱支撑着，阳台下方是一方赭红色水磨方砖的平台，高出地面两尺，接三步石阶上下。
从前梧桐树还没有巨如华盖，小楼不似现在全部幽静在树的阴影里。
从前他们的后院是一方草坪，边缘切得整整齐齐，几乎是正方形的。院角有一两株玫瑰，没有别的花，素净的很。
母亲说，从前楼里住着两个外国嬷嬷。嬷嬷的院子很静的，修院都是静的。从前天热的时候嬷嬷会到楼下的阳台上来晨祷。
我问，嬷嬷呢？
后来宣布她们是外国间谍，被驱除出境了。
年少的我很是喜欢这样的故事。从自家窗户里望出去，邻院的青砖小楼，楼前的梧桐树。想象在我出生之前公安人员端了发报机从楼里出来，两个嬷嬷垂头丧气地跟在后面。她们黑袍白巾，尖头皮鞋，曾经在育婴堂里残害中国儿童。她们的黑袍边扫过梧桐树根，无奈地和小院道别。
我怎么就没能赶上趟看一个热闹呢。
夏天，随母亲在城里访友，主客在座都汗湿衣裳。母亲有事相商，我专心地消耗小冰砖。天忽然暗下来，一下子变得凉爽，暑意全消。母亲赶紧起身告辞，雷暴雨将至。
我跟着母亲急急地朝家去，乌云滚滚，风吹裙起，隐约听见天边的雷声。转过街角，远远看见邻院巨大的梧桐树。天低树高，云灰叶碧，平日静如小山的树，此刻在风里前俯后倾。风压倾树枝，扫帚似的在房顶上方斜扫而过，真担心它会扫落房顶的瓦。
母亲突然问，上帝在哪里？
我竟能猜到她是看见梧桐树才发问，但是我毫无天份地回答，上帝在天上。
不对。母亲扬起右边的嘴角微笑着结论，每当我答错题她都那个样子笑。
上帝无所不在！
我望望母亲，她收住脚步站下。在风里，她说，你记好了，上帝无所不在！
上帝无所不在！我望着风里的梧桐树，在心里重复了一遍。
*** ***
我成长在无神论强势盛行的年代，具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信神，不信鬼。《国际歌》告诉我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老师说救世主就是上帝，根本无中生有，是封建迷信。母亲说上帝无所不在，我并不质疑，在与不在都无所谓。那天以后母亲再也没有谈过上帝，我也没有心思了解上帝。
我有一个玩伴出自有基督教背景的家庭。他的爷爷是一名牧师。不是个普通的牧师，是西南教区的主牧师。我们都没有见过自己的爷爷，我知道他的爷爷甚至多于自己的。他的爷爷三年自然灾害时在牢里饿死了。
他不无骄傲地告诉我他爷爷曾经和杜鲁门总统共进过午餐。杜鲁门作为一名政客和许多人共进过午餐，万不会想到某一顿午餐日后给了一个远东的少年怎样的心理支撑。人往往需要这样的支撑，尤其在低落里，尚没有成熟时。
他有一件小玩具，是个洋玩具。一个两寸长的小棺材，里面躺着个神父，双手拢在胸前。棺材墨绿色，神父象牙色，塑料的或是胶木的，我现在说不上来了。磁性玩具，同性相斥的原理让我们很难让神父安息在棺材里，盖上棺材盖。那个神父总是不甘地从棺材里跳出来，斜靠在棺材外面。明明是个神父，我们却叫它不死的木乃伊，象在避讳什么。
他还弄来过一小本圣经，黑色封皮，圣经两字的烫金几乎剥落尽了。两个少年头凑在一起看了半个下午，都觉得没有意思。上帝命令，‘要有光，’光就出现。开头几页还比较好看，象神话故事。第七天上帝歇了工。我们半个下午就歇工了。
我的玩伴告诉我一件离奇的事。几年前红卫兵抄神学院长的家，抄出来他交党费的收据。收据上收款人的签名是周恩来。
一个地下党暴露了？！这一回我可赶上趟了。我很喜欢这样的故事。
神学院长是留美的。据说他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曾经很显眼，后来低调了。说是周总理指示他出国去深造，为未来的新中国作准备。我的玩伴朝我诚心诚意地赞叹了一番总理的高瞻远瞩，我立时联想周总理把卢嘉川派出去了。
从前全国人大或者全国政协开会时《人民日报》会在报上刊登代表名单，按姓氏笔划排名。有一段时间我喜欢研究人名字，读报纸上的名单。两个我知道的人因为姓氏笔划最少总排在最前面。一个是我家几个门牌号码之外的邻居，军队的高官。我没见过军官本人，他的孙子常来找我哥哥玩。另一个便是神学院长。我试着用侦探的目光看两个同姓的人名，他们同信仰吗？？少年时我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胡思乱想，母亲说我的头脑不太像个小姑娘。
我今生没有见过任何一张党费收据，根本不知道是否收据上有收费人签名。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我从来没有求证过，少年时听到的一段传奇罢了。文革期间南京盛传过梅花党和五·一六。当时言之凿凿某某人是梅花党，后来证明子虚乌有。也许这也是一个类似梅花党的传说。
又听人谈神学院长的主教头衔是大陆自封的，不被西方世界承认，后来知道是人云亦云的谬误。院长是圣公会的主教，不是天主教的主教。英国的王想要离成婚脱离天主教成立圣公会自任最高领袖，圣公会的主教历来由教区内的教士选举产生。院长五十年代祝圣为中华圣公会浙江教区的主教。他不是四九年以前被祝圣的，但并非不合规矩。
四九年以前天主教由教宗任命的中国主教我知道名字的有两位。南京教区的主教和胡适一起被列入战犯名单去了台湾，从大陆信徒的视野里消失。有人议论牧人是否应该擅自离开教宗指派的牧区，可我也听人说过‘在基督时谈基督，在凯撒时谈凯撒’。在凯撒时谈基督只能殉教，上帝未必要仆人承受巨大的苦难，世人太苛求。上海教区的主教倒是坚守牧职，因为一起政教冲突坐了三十年牢，具体什么事情我不清楚。他在牢里时教宗秘密提升他为枢机主教，是大陆内唯一的枢机主教。八十年代他出狱后去了美国。
三位主教的故事都是我在青年少年时听说的，只是故事，曾经在风里飘荡的故事。神学院长的故事在南京纷纷扬扬过相当一段时间，然后归于沉寂。我再想起的时候已经是大学生。
*** ***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西方的文明和思潮开始重新流入中国社会，让在封闭无知的年代长大的青年们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学校组织我们听一个全国闻名的青年导师的讲话录音。导师出自北京的一个师范院校，在全国各地演讲，报上发表文章。录音里导师讲到他看见一个小青工胸前挂了个十字架。他问青工，你知道这个十字架代表什么吗？代表上帝。你知道什么是圣经吗？青工茫然不知。“圣经是Bible!”，导师大声地说。连圣经都不知道却要在胸前挂个十字架，导师痛心地说，盲从啊。。。
“圣经是Bible!”，我回到家里鹦鹉学舌。母亲立刻警告我，其实我好不到哪儿去，我也没读过圣经，对上帝一无所知。
复活节到来，家里一位看着我长大的长辈朋友说神学院要举行一个音乐参拜，有从中央音乐学院来的学生表演，带我去感性体会一下。
金陵协和神学院坐落在一条僻静的小路上，大门紧闭。如果不是门外挂着好几条写着单位名字的长木牌，会让人以为那是个私家的院落。白底黑字的木牌中有一个是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我敢说当时没有几个南大的老师学生知道学校有这样一个研究所。神学院的规模很小，却是宗教中国的橱窗，接待很多外宾。
时间还早，长辈带我参观学校。西式小楼，很旧的木楼梯，维修的很好。走廊墙壁上贴着墙报，英文的，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文章。遇见一位老师，长辈告诉我他懂希伯莱语。有一间办公室门敞开着，那是院长的办公室。我站在门口看，看见一间民国时代的办公室。房间装有深色的实木护墙板，房间中央摆着一张沉重的硬木办公桌，桌上的台灯也是老式的。
转到院子里遇见几个男女学生手里拿着搪瓷饭盆，饭盆是其他大学食堂里都可见的。一个学生向长辈告状说某某某刚才抱怨伙食不好，他们在争论是否应该。食物是上帝赐给的，谢饭之后就不应该抱怨。这时候有人招唤圣乐团集合，几个男学生匆匆经过，一边走一边朝身上套白色的确凉袍子，脚上的球鞋够脏的。
长辈把我先一步带进礼拜堂。当日礼拜仪式用的三段圣经的章节已经选出，公布在圣坛边的墙上。为圣乐团钢琴伴奏的女教师已经在里面，温柔地笑着和长辈谈了几句今天用的曲目。她有一个西式的名字，还有一张美国出生证明。音乐参拜后不久她就回出生地去了。有几个人走进礼拜堂，长辈说，院长来了，他得过去说点事。
我站在不远处看和长辈说话的人，这就是那个故事里的人，我当真遇见了。
他是个温和儒雅的人，全然没有电影里地下党犀利的眼神。头发梳得很整齐，衬衣熨烫过，系领带。他看上去不太像本地大学里的老师，倒有点像我家从海外回来探亲的亲戚。我家的一些亲戚在民国时期离开了中国，回来故乡虽然乡音全在，但是缺失整个一个社会主义，一眼看去就是不同的人。
世俗地说音乐参拜就是文艺汇演。报幕的女生也有个西式名字。她报出的同学名字多半也是西式名字。不象我小学的班级，干部子第多，同学的名字建军、建国、建胜，听上去象一家子的。时下中国的年轻人流行给自己另取个英文名字，甚至换个洋姓。八十年代的风气不同，大家都用父母起的名字。神学院里的洋名字全是翻译成中文压缩成两个字的洋名字，报出来叫张乔治、罗安娜。那个时候神学院的学生多来自有基督教背景的家庭，在共产社会里，父母得有怎样的坚持才能影响到子女选择侍奉神的人生道路。
“下面一个节目混声合唱革命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报幕的女生吐了一下舌头，改口说，“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节目结束之后她向老师抱歉自己说错了话。老师问怎么错了，“我报成了革命歌曲。”老师安慰没关系。对话刮进我耳朵里我不以为然，以一个长发披肩挑剔另一个长发披肩，暗自想她太做作，神学院虽然是个象牙塔，但也不至如此。我大概有点羡慕嫉妒恨。
仪式顺着程序走，讲道、念经、唱诗、再讲道、再念经、再唱诗。。。最后院长讲话。
院长背对着圣餐桌站在圣坛下面，第一排学生的跟前。这是个谦和的姿态，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主教，他是学校里面的老师。他把牧师作礼拜的语言和老师对学生说话的语言融合在一起，在对主的赞美里朝学生循循善诱。他两只手合在胸前，轻缓地说，“我，诚恳地，希望你们。。。”
在学校里听够了老师慷慨激昂的声音，我一下子就喜爱上他的陈述方式。他要求他的学生们的我没听进去，但我有点希望自己能有幸成为这里的学生。我非信徒，可以将宗教当作一门历史念？
院长讲话结束后学生们一排接一排地顺序起立，他们离开座位依次上前去接受院长的祝福。院长对每一个人低声地说一两句话，有些人和院长有点对话。我注意到每一个接受祝福的人都吻一下院长的手作为结束。
学生的队伍走完其他来参加音乐参拜的人也被组织了离座排起队伍。我被安排在几个从延边来进修的女信徒后面。神的福音居然能传到那么偏僻遥远的地方，我有点惊讶。我前面的人一个接一个上前去，每个人都俯身吻院长的手。我犹豫自己是否该照样画个葫芦。
在队伍里慢慢地朝前走，我想到《牛虻》。就那么奇怪，忽然想到那本书。是的，蒙泰尼里神父在忏悔书上签了名字之后就到中国来当了一名传教士。好像就这么点联系。
“他默默地跪了下来，蒙泰尼里默默地把手放在他那垂下的头上。过了一会儿，亚瑟抬起头来，亲吻了一下那只手，然后踏着沾满露水的草地，轻轻地离去。”我记得这个句子，因为亚瑟走过沾满露水的草地，邻居的院子里也曾有过一方草地。
我便知道了我不能够。
轮到我了。院长先伸出双手将我的手握住，喃喃地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我什么都说不出来。我想，接下来该我前臂轻举顺理成章地吻他的手。可是我不能够。我有点不知所措。
他是一位智者，有一双牧羊人的眼睛。他一定看得出我是一只迷途的羔羊，连慕道友都不是。我朝他垂下头，再抬起。他立即明白我的意思，轻轻地松开手，放开一只羔羊。他依旧朝我慈祥地微笑，两只手朝我摊开着，好似随时可以拥抱我。我回报他我的笑容，然后我退下。
我家西边相邻的院子里住几家省委干部。江苏省委的许多干部来自苏北新四军根据地，有的家属进城并不工作，还是男耕女织的习俗。邻居一位阿姨在后院养鸡种菜。她的鸡窝象个办家家的小房子，有两层台阶，她的鸡会上下台阶。她把后院全部开垦了，精耕细作。 好象几家人都分有地，但是只看见她一个人在地头忙。紫色的蚕豆花，紫色的扁豆花。青菜在院中央种成两三垄，收成之后留下一小溜让它们开花结菜籽，浅黄的菜花招蜂引蝶。丝瓜缠绕着竹竿麻绳攀上阳台，先开金黄色的花，然后就种瓜得瓜。自乡下进城里，心仍旧守着乡村，不特意种花，也种得轻黄姚紫，还丰衣足食。
待我把小院里的乡村风光写进作文母亲笑了一笑说，从前他们院子不是这样的。
邻家院子里当中一幢小楼，前院有一小排下房。下房和正楼之间种两棵法国梧桐树。前人栽的树在我小时候已经长成参天大树盖过小楼的顶。两层的小楼，树至少有三层楼高。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家住在下房里，他父亲是省委食堂的职工。
正楼的阳台朝向后院，冬天里名符其实，一台好阳光。附近一带院落里的楼多半只有一个阳台，架在楼下三面是窗的房间顶上。这一家原先的主人大概受够了南京的酷暑，造了两个乘凉的平台。楼上的阳台被两根圆石柱支撑着，阳台下方是一方赭红色水磨方砖的平台，高出地面两尺，接三步石阶上下。
从前梧桐树还没有巨如华盖，小楼不似现在全部幽静在树的阴影里。
从前他们的后院是一方草坪，边缘切得整整齐齐，几乎是正方形的。院角有一两株玫瑰，没有别的花，素净的很。
母亲说，从前楼里住着两个外国嬷嬷。嬷嬷的院子很静的，修院都是静的。从前天热的时候嬷嬷会到楼下的阳台上来晨祷。
我问，嬷嬷呢？
后来宣布她们是外国间谍，被驱除出境了。
年少的我很是喜欢这样的故事。从自家窗户里望出去，邻院的青砖小楼，楼前的梧桐树。想象在我出生之前公安人员端了发报机从楼里出来，两个嬷嬷垂头丧气地跟在后面。她们黑袍白巾，尖头皮鞋，曾经在育婴堂里残害中国儿童。她们的黑袍边扫过梧桐树根，无奈地和小院道别。
我怎么就没能赶上趟看一个热闹呢。
夏天，随母亲在城里访友，主客在座都汗湿衣裳。母亲有事相商，我专心地消耗小冰砖。天忽然暗下来，一下子变得凉爽，暑意全消。母亲赶紧起身告辞，雷暴雨将至。
我跟着母亲急急地朝家去，乌云滚滚，风吹裙起，隐约听见天边的雷声。转过街角，远远看见邻院巨大的梧桐树。天低树高，云灰叶碧，平日静如小山的树，此刻在风里前俯后倾。风压倾树枝，扫帚似的在房顶上方斜扫而过，真担心它会扫落房顶的瓦。
母亲突然问，上帝在哪里？
我竟能猜到她是看见梧桐树才发问，但是我毫无天份地回答，上帝在天上。
不对。母亲扬起右边的嘴角微笑着结论，每当我答错题她都那个样子笑。
上帝无所不在！
我望望母亲，她收住脚步站下。在风里，她说，你记好了，上帝无所不在！
上帝无所不在！我望着风里的梧桐树，在心里重复了一遍。
*** ***
我成长在无神论强势盛行的年代，具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信神，不信鬼。《国际歌》告诉我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老师说救世主就是上帝，根本无中生有，是封建迷信。母亲说上帝无所不在，我并不质疑，在与不在都无所谓。那天以后母亲再也没有谈过上帝，我也没有心思了解上帝。
我有一个玩伴出自有基督教背景的家庭。他的爷爷是一名牧师。不是个普通的牧师，是西南教区的主牧师。我们都没有见过自己的爷爷，我知道他的爷爷甚至多于自己的。他的爷爷三年自然灾害时在牢里饿死了。
他不无骄傲地告诉我他爷爷曾经和杜鲁门总统共进过午餐。杜鲁门作为一名政客和许多人共进过午餐，万不会想到某一顿午餐日后给了一个远东的少年怎样的心理支撑。人往往需要这样的支撑，尤其在低落里，尚没有成熟时。
他有一件小玩具，是个洋玩具。一个两寸长的小棺材，里面躺着个神父，双手拢在胸前。棺材墨绿色，神父象牙色，塑料的或是胶木的，我现在说不上来了。磁性玩具，同性相斥的原理让我们很难让神父安息在棺材里，盖上棺材盖。那个神父总是不甘地从棺材里跳出来，斜靠在棺材外面。明明是个神父，我们却叫它不死的木乃伊，象在避讳什么。
他还弄来过一小本圣经，黑色封皮，圣经两字的烫金几乎剥落尽了。两个少年头凑在一起看了半个下午，都觉得没有意思。上帝命令，‘要有光，’光就出现。开头几页还比较好看，象神话故事。第七天上帝歇了工。我们半个下午就歇工了。
我的玩伴告诉我一件离奇的事。几年前红卫兵抄神学院长的家，抄出来他交党费的收据。收据上收款人的签名是周恩来。
一个地下党暴露了？！这一回我可赶上趟了。我很喜欢这样的故事。
神学院长是留美的。据说他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曾经很显眼，后来低调了。说是周总理指示他出国去深造，为未来的新中国作准备。我的玩伴朝我诚心诚意地赞叹了一番总理的高瞻远瞩，我立时联想周总理把卢嘉川派出去了。
从前全国人大或者全国政协开会时《人民日报》会在报上刊登代表名单，按姓氏笔划排名。有一段时间我喜欢研究人名字，读报纸上的名单。两个我知道的人因为姓氏笔划最少总排在最前面。一个是我家几个门牌号码之外的邻居，军队的高官。我没见过军官本人，他的孙子常来找我哥哥玩。另一个便是神学院长。我试着用侦探的目光看两个同姓的人名，他们同信仰吗？？少年时我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胡思乱想，母亲说我的头脑不太像个小姑娘。
我今生没有见过任何一张党费收据，根本不知道是否收据上有收费人签名。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我从来没有求证过，少年时听到的一段传奇罢了。文革期间南京盛传过梅花党和五·一六。当时言之凿凿某某人是梅花党，后来证明子虚乌有。也许这也是一个类似梅花党的传说。
又听人谈神学院长的主教头衔是大陆自封的，不被西方世界承认，后来知道是人云亦云的谬误。院长是圣公会的主教，不是天主教的主教。英国的王想要离成婚脱离天主教成立圣公会自任最高领袖，圣公会的主教历来由教区内的教士选举产生。院长五十年代祝圣为中华圣公会浙江教区的主教。他不是四九年以前被祝圣的，但并非不合规矩。
四九年以前天主教由教宗任命的中国主教我知道名字的有两位。南京教区的主教和胡适一起被列入战犯名单去了台湾，从大陆信徒的视野里消失。有人议论牧人是否应该擅自离开教宗指派的牧区，可我也听人说过‘在基督时谈基督，在凯撒时谈凯撒’。在凯撒时谈基督只能殉教，上帝未必要仆人承受巨大的苦难，世人太苛求。上海教区的主教倒是坚守牧职，因为一起政教冲突坐了三十年牢，具体什么事情我不清楚。他在牢里时教宗秘密提升他为枢机主教，是大陆内唯一的枢机主教。八十年代他出狱后去了美国。
三位主教的故事都是我在青年少年时听说的，只是故事，曾经在风里飘荡的故事。神学院长的故事在南京纷纷扬扬过相当一段时间，然后归于沉寂。我再想起的时候已经是大学生。
*** ***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西方的文明和思潮开始重新流入中国社会，让在封闭无知的年代长大的青年们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学校组织我们听一个全国闻名的青年导师的讲话录音。导师出自北京的一个师范院校，在全国各地演讲，报上发表文章。录音里导师讲到他看见一个小青工胸前挂了个十字架。他问青工，你知道这个十字架代表什么吗？代表上帝。你知道什么是圣经吗？青工茫然不知。“圣经是Bible!”，导师大声地说。连圣经都不知道却要在胸前挂个十字架，导师痛心地说，盲从啊。。。
“圣经是Bible!”，我回到家里鹦鹉学舌。母亲立刻警告我，其实我好不到哪儿去，我也没读过圣经，对上帝一无所知。
复活节到来，家里一位看着我长大的长辈朋友说神学院要举行一个音乐参拜，有从中央音乐学院来的学生表演，带我去感性体会一下。
金陵协和神学院坐落在一条僻静的小路上，大门紧闭。如果不是门外挂着好几条写着单位名字的长木牌，会让人以为那是个私家的院落。白底黑字的木牌中有一个是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我敢说当时没有几个南大的老师学生知道学校有这样一个研究所。神学院的规模很小，却是宗教中国的橱窗，接待很多外宾。
时间还早，长辈带我参观学校。西式小楼，很旧的木楼梯，维修的很好。走廊墙壁上贴着墙报，英文的，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文章。遇见一位老师，长辈告诉我他懂希伯莱语。有一间办公室门敞开着，那是院长的办公室。我站在门口看，看见一间民国时代的办公室。房间装有深色的实木护墙板，房间中央摆着一张沉重的硬木办公桌，桌上的台灯也是老式的。
转到院子里遇见几个男女学生手里拿着搪瓷饭盆，饭盆是其他大学食堂里都可见的。一个学生向长辈告状说某某某刚才抱怨伙食不好，他们在争论是否应该。食物是上帝赐给的，谢饭之后就不应该抱怨。这时候有人招唤圣乐团集合，几个男学生匆匆经过，一边走一边朝身上套白色的确凉袍子，脚上的球鞋够脏的。
长辈把我先一步带进礼拜堂。当日礼拜仪式用的三段圣经的章节已经选出，公布在圣坛边的墙上。为圣乐团钢琴伴奏的女教师已经在里面，温柔地笑着和长辈谈了几句今天用的曲目。她有一个西式的名字，还有一张美国出生证明。音乐参拜后不久她就回出生地去了。有几个人走进礼拜堂，长辈说，院长来了，他得过去说点事。
我站在不远处看和长辈说话的人，这就是那个故事里的人，我当真遇见了。
他是个温和儒雅的人，全然没有电影里地下党犀利的眼神。头发梳得很整齐，衬衣熨烫过，系领带。他看上去不太像本地大学里的老师，倒有点像我家从海外回来探亲的亲戚。我家的一些亲戚在民国时期离开了中国，回来故乡虽然乡音全在，但是缺失整个一个社会主义，一眼看去就是不同的人。
世俗地说音乐参拜就是文艺汇演。报幕的女生也有个西式名字。她报出的同学名字多半也是西式名字。不象我小学的班级，干部子第多，同学的名字建军、建国、建胜，听上去象一家子的。时下中国的年轻人流行给自己另取个英文名字，甚至换个洋姓。八十年代的风气不同，大家都用父母起的名字。神学院里的洋名字全是翻译成中文压缩成两个字的洋名字，报出来叫张乔治、罗安娜。那个时候神学院的学生多来自有基督教背景的家庭，在共产社会里，父母得有怎样的坚持才能影响到子女选择侍奉神的人生道路。
“下面一个节目混声合唱革命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报幕的女生吐了一下舌头，改口说，“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节目结束之后她向老师抱歉自己说错了话。老师问怎么错了，“我报成了革命歌曲。”老师安慰没关系。对话刮进我耳朵里我不以为然，以一个长发披肩挑剔另一个长发披肩，暗自想她太做作，神学院虽然是个象牙塔，但也不至如此。我大概有点羡慕嫉妒恨。
仪式顺着程序走，讲道、念经、唱诗、再讲道、再念经、再唱诗。。。最后院长讲话。
院长背对着圣餐桌站在圣坛下面，第一排学生的跟前。这是个谦和的姿态，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主教，他是学校里面的老师。他把牧师作礼拜的语言和老师对学生说话的语言融合在一起，在对主的赞美里朝学生循循善诱。他两只手合在胸前，轻缓地说，“我，诚恳地，希望你们。。。”
在学校里听够了老师慷慨激昂的声音，我一下子就喜爱上他的陈述方式。他要求他的学生们的我没听进去，但我有点希望自己能有幸成为这里的学生。我非信徒，可以将宗教当作一门历史念？
院长讲话结束后学生们一排接一排地顺序起立，他们离开座位依次上前去接受院长的祝福。院长对每一个人低声地说一两句话，有些人和院长有点对话。我注意到每一个接受祝福的人都吻一下院长的手作为结束。
学生的队伍走完其他来参加音乐参拜的人也被组织了离座排起队伍。我被安排在几个从延边来进修的女信徒后面。神的福音居然能传到那么偏僻遥远的地方，我有点惊讶。我前面的人一个接一个上前去，每个人都俯身吻院长的手。我犹豫自己是否该照样画个葫芦。
在队伍里慢慢地朝前走，我想到《牛虻》。就那么奇怪，忽然想到那本书。是的，蒙泰尼里神父在忏悔书上签了名字之后就到中国来当了一名传教士。好像就这么点联系。
“他默默地跪了下来，蒙泰尼里默默地把手放在他那垂下的头上。过了一会儿，亚瑟抬起头来，亲吻了一下那只手，然后踏着沾满露水的草地，轻轻地离去。”我记得这个句子，因为亚瑟走过沾满露水的草地，邻居的院子里也曾有过一方草地。
我便知道了我不能够。
轮到我了。院长先伸出双手将我的手握住，喃喃地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我什么都说不出来。我想，接下来该我前臂轻举顺理成章地吻他的手。可是我不能够。我有点不知所措。
他是一位智者，有一双牧羊人的眼睛。他一定看得出我是一只迷途的羔羊，连慕道友都不是。我朝他垂下头，再抬起。他立即明白我的意思，轻轻地松开手，放开一只羔羊。他依旧朝我慈祥地微笑，两只手朝我摊开着，好似随时可以拥抱我。我回报他我的笑容，然后我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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