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虎”变成了萎猫
1953年夏季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高岗、饶漱石都很活跃，他们“批薄射刘”，把攻击矛头进一步向刘少奇。会议开了好几天，气氛很紧张。
师哲问毛泽东：“他们在干什么?为什么一直攻击薄一波?”
毛泽东淡淡一笑，说：“他们不是攻击薄一波，而是攻击刘少奇和周恩来同志!”并要师哲把斯大林给的那份“秘密报告”找出来。当时，斯大林曾说：“看看吧，这些东西也许会有用的!”
毛泽东再一次看了斯大林转来的材料。那是当时担任东北铁路系统的苏联总顾问科瓦廖夫写给斯大林的报告。报告中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 派”，联系到高岗访苏回国后，又向人散布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而是赏识他高岗。于是毛泽东对高岗就比较注意了。
北京的冬天，朔风凛冽。困在东交民巷8号里的高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已经从一只“东北虎”变成了萎猫，整日在家酗酒叹气。他最后的一点希望是能得到林彪的同情。
而这时，毛泽东已派陈云去杭州与林彪谈话。行前，毛泽东严肃地说：“陈云同志，你去告诉林彪同志，要他对高岗再也不要袒护了!否则，我们就要和他分裂了!”
林彪与叶群早已获悉12月发生在北京中南海政治局会议上的斗争。所以当陈云刚刚迈进客厅，林彪还未及寒暄，走廊里就响起一个女人的哭嚎声。陈云一看，是叶群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进来，边哭边诉：“这个高麻子哟，可害死人哟......”
林彪制止她：“陈云同志刚到，你鬼哭狼嚎地干什么?”
陈云不十分了解这段内幕，也不知叶群大哭为哪般，就劝她不要这样。叶群还在鼓噪：“高岗不是个东西。还是在东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不正经，不是搞阴谋，就是搞女人。他到杭州来，在林彪同志耳边吹这个风，吹那个风。林彪同志已经批评他了，但他根本不听......”
林彪见叶群说了些对他有利的话，又打起哈哈：“陈云同志刚到，你不要这样嘛!陈云同志是来找我谈工作的。”
叶群这才退了出去。
陈云开始说正题：“林彪同志，因为你没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一些问题还没有公开，主席要我专程前来，向你传达有关会议精神，你可能已经听说，主席在这 次会议上揭露了高饶联盟的问题，对他们的搞阴谋提出了严正的警告。”接着陈云将毛泽东在会上讲的一些要点，原原本本向林彪作了传达。
林彪听得很认真，中间不插一句话，直到陈云全部说完，才喃喃道：“没想到没想到，他到我这里来竟然怀着这样大的阴谋，这是动摇军心啊。”
陈云告辞时，林彪再一次声明：“请转告主席，我完全拥护中央的决定，对高饶分裂我党的活动，我过去和将来都会高度警惕。我林彪要不是身体不好，我还要回京当面批评这个野心家......”
高、饶保护林彪
北方的寒冬已经来临。北京东交民巷8号院前，门开处，一个人影闪了进去。
“高主席，现在是众叛亲离啊。”
进来的是饶漱石。他一坐下就问：“你看到了简报吗?”
高岗抽着烟，好像没听见。
饶漱石继续说：“***的那个发言你看过了吗?”
高岗仍不回答，但眼神告诉饶漱石，他急切想知道这一切。饶漱石说：“你可以看看，他揭发了你在杭州的活动。”
高岗一听反而不感兴趣，背又靠到了沙发上，嘴里嗫嚅：“他能说出个什么?”
饶漱石：“他把你在杭州对他说的话全部都抖搂出来了。他还说，林彪和叶群在杭州就批评过他，让他千万小心，不要参与你的那些非组织活动......”
高岗火起来，一捶椅背，眼冒金星：“如果林彪和叶群真这样说了，那就太毒了!”
饶漱石：“林彪还托人让我给你捎话，说他几年来一直在养病，你到杭州去他没有给你讲什么......”
高岗不语。
饶漱石：“还有几句话，也是他让人转告你的，说这次可能要刮一场12级的台风，很可能把你从12层楼上吹到地下室去，也可能这次跌倒就再也爬不起来了。总之，让你有个思想准备，要敢于自己承担，不要牵扯他人......我的理解，林彪这些话的意思，主要是害怕你咬住他。”
高岗：“你的意思呢?”
饶漱石稍带犹豫：“我想就别捅他出去。他是掌握军队的，前途也莫可限量，扯进去也没有什么好处。现在军队上已经有人在骂你诬陷林彪了。”
“你能给他捎话的话，叫他放心。我高岗不是那种脓包，也不会连累他。”高岗竟发出一种很奇怪的笑声，“我高岗一辈子英雄，枪林弹雨闯荡过，大不了一个死!”
江华受到封锁
1953年12月，毛泽东过完生日的第二天，就乘专列到达杭州，住进刘庄。毛泽东住定后，心情很好，他难得想娱乐一下，于是对罗瑞卿挥挥手：“长子，把江华喊来，咱们打几圈麻将吧。”
罗瑞卿立即拨通了电话，对着话筒说：“江华你是怎么搞的，主席来了好几天你怎么连个影子也不露?”
江华很吃惊：“啊，主席来了?我怎么不知道?”
“你是省委书记，主席来了不告诉你告诉谁?”
“我不知道，就是没有人告诉我!”
“行了，先不管这些。你赶快来刘庄，主席等你打麻将呢!”
江 华放下话筒，发了一会儿愣，他也好生奇怪。别说他现在是省委书记，就是论个人关系来说，他不仅是毛泽东的老乡，也是跟毛泽东上井冈山的少数干部之一。在战 争年代，毛泽东时常想起这个老乡，有时把他叫来，天冷时两个人可以各围一条被子，坐在床上聊个通宵，海阔天空，连家庭婚姻私事在内，常常聊得开怀大笑。就 连江华与吴仲廉的结婚报告，还是毛泽东亲手批的呢。可是现在主席到了杭州，竟然没有人通知他这个省委书记!
江华来到刘庄。客厅中，罗瑞卿等人已围在一张方桌前，桌上摊着一副骨牌。三缺一，就等江华入座了。毛泽东笑着嗔怪：“江华，当了省委书记架子大起来啦，还要八抬大轿抬你不成?”
江华赔笑着：“主席，我哪是那种人?我刚才跟罗部长说了，确实没有人通知我。”
“你回去查查，是谁捣的鬼。”毛泽东向罗瑞卿布置完，又叫着，“快，发牌。”
没等罗瑞卿回京，他已查明，原来是高岗搞的鬼。高岗说江华1945年到1949年在东北工作期间反对过林彪。于是，他们串通一气对江华实行了封锁。高岗吩咐有关人员：凡是毛、刘、周、朱等中央领导人到杭州，一律不要通知江华!
毛泽东知道这个情况，对高岗一伙更加恼火。
1954年1月2日，师哲陪同捷沃西安和尤金大使到达杭州。在杭州车站，师哲见到了上海市公安局长王凡，感到奇怪：上海的公安局长，怎么到杭州来了?因为他和王凡在延安时期就比较熟悉，便开玩笑地问：“你怎么把上海丢了，到这里来?”
“我来保卫毛主席!”王凡说着，表情严肃，并没有笑。
1月4日，毛泽东召见捷沃西安和尤金。师哲任翻译，毛泽东不像往常那样态度和蔼，谈笑风生。客人就坐后，毛泽东和客人寒暄了几句，便话锋一转，严肃地谈起中国党内和国内的问题来了。
毛泽东说：“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说着，毛泽东用手指了指师哲)，楚就是湖南(说着，毛泽东又用手指着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
师哲听着，笑着，翻译着，并不紧张。因为他知道自己虽是陕西人，是秦人，但并无灭六国之志，更无灭楚之心。两位苏联人听了，禁不住抬起头来，用质疑的、惊奇的目光看着师哲。
毛泽东笑了。他心中有数，不肯明讲。
师哲知道，毛泽东所说的“陕西”是指高岗。
高岗是陕西横山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第二十六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3年初调到北京，任国家计委主席后，由于个人野心权欲膨胀，勾结饶漱石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要求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政务院总理。
师哲为了解除苏联人对他的质疑和惊奇的目光，他讲了秦灭楚的故事。有趣的历史故事，客人们听得笑了。
后来有人说，尤金和捷沃西安是负命去杭州，为了向毛泽东通报苏联情况（处决贝利亚）。到了2002年，高岗生前的最后一位秘书赵家梁写文章说明此事：尤金和捷沃西安是应召去杭州，而不是负命去杭州。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为了向毛主席“通报苏联情况（处决贝利亚）”而去见毛主席。
因为早在1953年6月中旬，苏共中央已经正式向中共中央通报了关于贝利亚事件的情况。那是财经会议召开（6月13日） 之前，中共中央接到苏共中央的急电，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位负责人去莫斯科，有紧急事情通报，没有说明是什么事情。经过酝酿讨论，中共中央决定派高岗前往，陪 同前往的有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和翻译师哲。这样的安排，一方面会使苏联人感到，高岗是代表中共中央、毛泽东前去的，是够隆重够规格的。另一方面来说，毛泽 东让自己的秘书和翻译陪同高岗前去，可以更好地了解高岗在苏联的活动和苏共的意图，这是一种谨慎而警惕的措施。
高岗很快就回来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关于贝利亚事件紧急通报的详细情况，并交上了有关的文件。
但是，高岗当时的确有一种异常心态，他在临上飞机前，私下对妻子说：“这次去苏联，我担心有人要害我。万一出什么事，你要把孩子照顾好。”
彭德怀被看成了“另一个司令部”的人
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按说彭德怀是不沾边的。然而在党内一些领导同志的眼里，特别是在毛泽东看来，彭德怀应该算“另一个司令部”的人。
究其原因，因为彭德怀与高岗一段时间的确关系较好，那是抗美援朝的缘故。当时彭德怀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高岗在东北主持工作，前线的后勤供应及许多 事情牵涉到东北。高岗对朝鲜前线的各方面支援非常尽力，亲自去过两次朝鲜，这让彭德怀对他怀有好感。彭德怀在与高岗的接触中，确在一些公开场合议论过一些 中央领导同志的是非，而耿直的彭德怀，还没有意识到被高岗利用了。
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有所暴露后，彭德怀仍无察觉，直到四中全会的前夕，他才感到觉情况的严重。彭德怀本打算向中央报告与高岗接触的情况，没想到被繁忙的 事务一拖，就捱到了七届四中全会闭幕。到这时候，彭德怀报告也好，揭露也好，不但成了马后炮，还被毛泽东看成另外一种性质的举动。
《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南下杭州，名为休假，实际是起草宪法草案。
1954年1月7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和书记处各同志写了一封信。除这封信以外，毛泽东又单独给刘少奇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
“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高岗自头年年底从东北调到北京以后，消息不大灵通。偶尔听到一点什么风声，大都于自己不利。他想找毛泽东，可是毛泽东已外出杭州，只有刘少奇、周恩来同他直接联系。
中国古人说过：“天意从来高难问”，偏偏高岗的姓又正好是这个“高”字。
1954年1月中旬， 《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在刘少奇主持下草拟完成后，由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送往杭州。毛泽东约请同他一道起草《宪 法》的胡乔木等人共同研究修改，并且提议：“此决议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同时提出：“通过团结决议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 志展开批评。”
1月18日，毛泽东向党中央建议，在七届四中全会前先把《决议（草案）》用电报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要他们准备意见；同时也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委的意见，并提出要通知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到会。
高岗看到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后，方从党的副主席的美梦中惊醒。心情就更加不一般了。这个决议是针对谁?
高岗绞了半天脑汁，一个晚上没有睡着觉，最后决定给毛泽东写一封信，要求来杭州谈清这个问题。
1月22日，高岗收到刘少奇的一封短信，并转来毛泽东致刘少奇的一封电报。这封电报说，高岗的信已收到，“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邓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还说：“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当天，毛泽东电告刘少奇，重申：“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示欢迎，但应尽量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
在高、饶问题上，毛泽东一开始是主张宽大处理的。其间，据说毛泽东曾托人告诉饶漱石：“闭门思过，不作他想。”
1954年2月5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五人找饶漱石谈话，正式点出了他和高岗的问题。
1954年2月6日清晨。高岗起床后，走到窗前，撩起窗帘的一角，向窗外隆冬的院落了望，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想看什么。出现在他视线之内的是院子里几棵高大古槐的光秃的枝条在空中摇曳，一股股寒风，在院子里打着旋儿扬起一阵阵灰白的尘土。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今天要开幕了。这件事在高岗心中已经压倒了一切。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高岗是知道的，但他找不准自己所扮演的这个角色的位置......心里有点没着没落。回想去年夏天的财经会议，可真有点今非昔比了。那时候，他前后左右总有一帮人，他能够呼风唤雨；那时候，他是怎样地成竹在胸、踌躇满志啊!现在呢?高岗有点“众芳摇落”的感慨。不过，一直到昨天晚上，高岗还没有得到毛泽东回京、出席四中全会的消息。毛泽东同四中全会保持的这个“距离”，是好事还是坏事?实在难说得很。也许还有一点回旋余地?
高岗心中一直是十五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直到他坐到会场中，听到主持人宣布由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作《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的时候，他才有些清醒过来。
刘少奇的报告重点讲党的团结问题。
刘少奇报告结束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就自己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公开的自我批评。
这时，高岗又聚精会神地听下去，并且记住了刘少奇自我批评的要点：
第一，毛主席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批评，是非常对的。自己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存在着明显的形而上学的毛病。
第二，对私营工商业在赞成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发展和利用的一面，这种观点也有片面性；所谓“剥削有功”，则是说走了火，很不恰当。
第三，认为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合作社，这种观点也是片面的，不正确的，把共产党员不能有剥削当作“教条主义”加以批判，也是错误的。
第四，过分强调农业合作化要以工业化和现代化为前提，这是照搬苏联的经验，不符合中国国情。
刘少奇的自我批评在高岗心中引起的则是有喜又有忧。他喜的是，刘的缺点错误，恰恰是自己的优点，刘少奇有几条缺点，他认为自己就有几条优点，而且对刘少奇的每条缺点错误，他都提出过，斗争过。
高岗忧的是......
正当高岗在想的时候，邓小平的发言开始了。高岗意念中飞快地闪过：自己曾经拉拢他一起“拱倒”刘少奇，但被拒绝了；财经会议上，毛泽东又搬他来替周恩来“解围”。
邓小平在发言中说：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讲的。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没有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他认为那些不负责地传播、歪曲刘少奇的讲话的言论是“流言蜚语”。
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对高岗的分裂党的言行，不指名地提出批评和忠告。
刘少奇的自我批评，邓小平的发言，给高岗出了一道难题。刘少奇好歹对自己的缺点错误列出了几条，自己能列出几条什么呢?邓 小平的发言也相当厉害。比如，他对刘少奇关于资产阶级、关于富农问题讲话的解释，以及他批评关于刘少奇这些讲话的“流言蜚语”，使高岗有些心慌。还有，邓 小平承认自己对“分散主义”“有份”。在高岗看来，刘少奇的缺点错误，恰恰是自己的优点，可是，这个话是绝对不能在这个会上讲的，这些话却又像骨卡在喉， 不吐不快。出难题的还有其他几位同志。他们有的或多或少参与了高岗、饶漱石的活动，他们站出来讲话了。他们做了不同程度的自我批评，但是，他们都不同程度 地指出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及其严重性，希望他能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
高岗给毛主席写过信，说自己“犯了错误”，表示要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那不过上虚晃一枪，为的是要同毛泽东见面。现在看来是非出台“亮相”不可了。
高岗感受到会议的气氛对自己很不利，也装模作样地“自我批评”起来，至于实质问题，却“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高、饶成了众矢之的
四中全会前，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曾在1月25日和2月5日两次找高岗谈话；2月5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五人又找饶漱石谈话，点出了他们的问题。
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会议并作报告，针对高、饶分裂党的阴谋活动，着重强调了增强党的团结。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44位同志作了重要发言，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高岗和饶漱石分别作了一般性的检讨。全会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在压抑、烦躁、气闷，浑身不自在之中度过了几天的高岗，终于挨到了会议结束的一天2月10日。 当《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一致通过的时候，高岗也举了手，但他举起这只手，好象是被一种浪涛浮力托上来的。他这时脑子里尽是周恩来发言中的那些名词、 那些短语，什么“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野心家”、“个人主义的反党活动”、“暗中挑拨”、“非法活动”等等，乱糟糟地在脑子里搅作了一团。
陈云的讲话对高岗的震动极大，他说：“过去出过张国焘，以后是不是还有李国焘、王国焘呢？”显而易见，陈云在警告高岗不要走上张国焘的覆辙。接着，周恩来作了长篇讲话，他明确表示高岗的检查“还不完全，还不深刻”。
七届四中全会闭幕后，中央书记处决定，2月中旬，分头召开两个座谈会，一个是高岗问题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一个是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
这两个座谈会的主旨，主要是揭发和核实有关高岗、饶漱石所犯错误的事实和材料，高、饶本人，也可以在会上进行交代和作自我批评。
这两个座谈会逐日的记录，都在会后整理送到杨尚昆这里，经过汇总，由他向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人通报。
高岗在听完周恩来的讲话后，尤为敏感的是自己已不再被称为同志而是直呼其名，根据党内斗争的经验，问题的性质已经朝着恶劣的方向发展。这个座谈会，他成了众矢之的，昔日的尊严和高傲荡然无存。
饶漱石问题座谈会
就在1954年2月15日，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的同时，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了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是华东的干部，都是些当年在新四军、华中局、华东局工作过的人。
邓小平宣布开会后，就坐在那里聚精会神地旁听。因为他不是华东出身。
陈毅因为历史上长期和饶漱石对立，此时也不便过早地讲话。
谭震林脾气急，以主持人的身份动员说：“大家都是老熟人了，发言不要有顾虑。按照（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揭发、批评饶漱石同志的问题。知道什么讲什么，知道多少讲多少，老账新账一起算！……谁呀，谁开头一炮？”
曾是华东老资格的领导人曾山首先打破了沉默：“据我了解，新四军时，饶漱石就利用种种手段，在党内，在领导班子内，制造不和，破坏团结。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和陈毅同志的关系上。”
曾山接着说：“……后来中央来电报，陈毅要走。我即向饶漱石讲：陈走了怎么办呢？饶漱石讲：中央要调，有什么办法呢？我一直蒙在鼓里，最近才知道，原来是饶漱石向中央发了电报。”
曾山话音刚落，曾任新四军参谋长的赖传珠就接上了：“饶陈的矛盾，实质是饶漱石以小人之心对待陈毅同志，争夺个人权力。刘少奇同志临走时，曾向陈毅、饶 漱石、我和黄克诚同志当面交代：新四军的领导中心应是陈毅。但饶漱石就是不宣布这一决定。饶漱石这是利用我党书记、政治委员是领导中心的一般习惯，故意造 成一种假象，他饶漱石是新四军的中心。‘饶牧师’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权势欲，厉害得很哟！”
赖传珠“饶牧师”的叫法，引起了一点小小的活跃。原来，饶漱石刚到新四军时，留着山羊胡子，穿着长袍，活像基督教的牧师。因而在领导层中，就给他起了个 “牧师”的绰号。接着，曾任新四军代军长的张云逸发言道：“我曾不止一次听到饶漱石煽动干部反陈毅。他还散布了许多有损陈毅同志威信的流言蜚语，说什么陈 毅历史上一贯反毛主席，现在又反少奇同志……饶漱石一手制造了‘黄花塘事件’后，挤走陈毅已成定局。关于陈毅要调走，那时我有点害怕，那么大部队，我怕担 负不了。记得那时饶漱石曾经打电报要我用代军长的名义。我说不要，我的名字没有陈毅同志的名字好。饶漱石轻蔑地说，死了张屠户，就吃混毛猪。怕什么，我支 持你！很明显，他是拉人打击陈毅同志。”
粟 裕任过新四军一师师长兼政委、华中野战军司令员，长期和陈毅、饶漱石共事。他发言说：“饶漱石在同志关系上是很庸俗的。我看到很多，也有亲身经历过的。在 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的时候，饶跟我讲过几次，‘现在还是陈毅负责，将来你要负主要责任。’职务的事，是中央决定的嘛，你饶漱石说了就算数？你饶漱 石凭什么封官许愿？这完全是一种拉拢手段。”
发言的同志一个接一个，揭发的事实越来越多。陈毅再也忍不住了，放开嗓门大声说道：“苍天有眼，今天总算看到事实真相了！”
陈毅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同志们就‘黄花塘事件’揭发了很多情况，为我陈毅说了不少好话、公道话，我很感动。但是，我要说，我陈毅不是完人，‘黄花 塘事件’我也是有错误的。我历史上也犯过错误，红四军时期反对过毛主席，反对错了，这个，我什么时候都认账。‘黄花塘事件’中，我的错误是当时对中央有意 见，主要是对中央派饶漱石来做华中局书记、政治委员不满意。感到中央是不是对我不信任？倒不是想争一个官做，而是关于井冈山时代的那个斗争我究竟处于什么 地位？老干部包袱重，归根结底，这是我的党性不纯！我到延安后感受最深的是，中央对我是信任的。对一个干部不是因为历史上有过什么争执就改变了看法。我这 个20年 的老党员，有这样那样的猜测完全不对。今天看来，应该感谢黄花塘那一次斗争，对我很有好处，使我以后讲话比较慎重了一点。这就是我的教训。今天我们揭发饶 漱石同志，我要先做自我批评，先检讨自己的错误。不能因为饶出了问题就放过了自己的错误。我和饶漱石各有各的账，谁都不能赖。”
陈毅的目光扫遍全场，最后停留在饶漱石身上：“但是，有些话，我今天还是要说明白。有些事实真相，今天也要彻底澄清。黑锅，总不能背一辈子！”
陈毅从身上掏出一份电报，扬了扬，声音激动起来：“就是这份电报，我到延安后，毛主席对我说，饶漱石他们发来电报告你的状，你看不看？要看就给你看，但 你最好不看。我说，那我就不看。这次揭发饶漱石，中央办公厅把这份电报公开出来，我才第一次看到。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
接着，陈毅念道：“自少奇同志赴延安及中央委托我代书记与政治委员后，陈毅同志对刘对我（甚至有时误会毛对他不谅解），发生种种离奇猜测。”陈毅念完这段，稍微停顿，还没说什么，饶漱石就抢先承认了：“陈毅同志，对你不起，这种说法不完全符合事实。”
陈毅没有理会，继续念道：“在处理干部与各师不团结问题时，常需要我唱白脸而自己唱红脸。但当我顺利地说服解决后，他又暗中以极不应有的态度造成干部对我个人不满（如他对曾希圣、张云逸同志等）。”
当时任新四军第七师政委的曾希圣大声插话：“这是捏造！”
张云逸也大声说：“这不符合事实！”
陈毅白了饶漱石一眼，继续念电报：“今年初军部到路东，陈脱离军部到四十里外地方玩三个月。待我俘韩请求他回来讨论，才回到军部。不久他又赴四师。”念 到这里，陈毅恼怒得拍案而起：“饶说我到路东玩了三个月，这完全是造谣！少奇同志在华中时，天天讲：你这个痔疮要治一治。我说环境这样紧张，一开刀以后， 假若有一个大‘扫荡’，用担架抬着怎么办？少奇同志走了以后，华中局决定我离开二十天去治疗。后来决定我处理韩德勤问题，派担架接我到了四师。饶漱石，我 讲的是不是事实？”
饶漱石被迫点点头。
陈毅接着念下去：“当陈在医院时，即曾和潘汉年密谈，对潘方面广播反我的行为，不加制止，反秘密支持。当政治首长来讨论工作时，潘则多方广播我好个人独 裁，好打击人，军长无事可做终日下棋等，而陈更以不严正之态度来证实潘的言论。我虽苦极，但仍力持严正与忍耐的态度，并决心下乡调查，将一切工作交陈负 责，并限期警告潘的活动连起来了（原电如此），请他设法制止。”
念到此，陈毅把电报往桌上一丢，批驳开来：“饶下乡回来后……他说：我知道我下乡你们一定爆发斗争，果不其然！这是饶的诡计。现在有很多同志还可以证明，他故意布置了一个陷阱，诱人上钩。”
陈毅抓起电报继续念道：“我下乡不久，陈潘活动即表面化，一方面设法疏远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对我的关系，一方面示意政治部各部长正式批评华中局对军政 治部的领导，最后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二十余名各部、科长会议，来公开批评军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在会议中潘做全面系统发言，陈做结论，指出潘完 全是正确的。”
陈毅念完这段，气愤地看了饶漱石一眼，说：“把我和潘汉年联系起来，这完全是冤枉。我今天还要喊大老爷冤枉！潘汉年在苏区，我和他只有一面之交。他到新 四军是做客，不是新四军的干部，我怎么能向他讲反毛反刘的问题呢？相反，你们两个在莫斯科是很好的朋友，一起做鬼脸，讲笑话，非常亲近。后来处理这个问题 时，你不指责潘汉年，要我指责潘汉年。我做白脸，我批评潘汉年，你装做红脸，说潘汉年没有什么，他是个老同志，说话随便。来了这一套！潘汉年在下面反饶根 本与我不相干。我不向张云逸、曾山、赖传珠同志讲，不向谭震林、黄克诚同志讲，对这些负实际责任的同志我不讲，向潘汉年去讲有什么用呢？从这些关系看，饶 完全是个阴谋：就是借着反对潘汉年，有意无意地把这联系在我的头上。表面上打潘，但是暗地里打在我的头上。”
陈毅冲着饶漱石责问：“电报说我在医院里跟潘汉年密谈。既是密谈，你又没有参加，你怎么晓得呢？”
饶漱石红着脸，一声不吭。陈毅停下不说了，等他回答。半晌，饶漱石结结巴巴地回答：“……密谈是我的推测……”
陈毅盯着电报看了一眼，轻蔑地“哼”了一声：“‘我在德的方面可保证无愧’，好一个无愧！饶漱石同志，你这样对待我，这样对待同志，还大言不惭地说德方 面无愧，还有党性吗？还有天理良心吗？当时我就警告过你：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的权力欲、名利欲、迫害欲的大爆发。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之日。事实怎么 样？真是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2月23日，座谈会安排饶漱石做自我批评。
座谈会结束后，根据中央的决定，高岗、饶漱石停职反省，分别在家里写书面检查。
3月1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就饶漱石的问题写了一份报告。3月12日，毛泽东做了批示。3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的报告。饶漱石和高岗一样，被停止一切职务，隔离审查。
（以上摘录自《作家文摘》2008.1.25《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原载《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张丰温/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8 出版 ）
饶漱石花了半年时间，字斟句酌地写出一份二万多字的书面检查，主要交代了四个问题上的“错误”：
一、黄花塘事件 1943年在淮南黄花塘，借全党整风、审干之机，制造所谓陈毅反对毛主席和一向反对政治委员等“罪名”，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批斗、挤走陈毅，独揽大权；
二、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问题1949年底，大区筹建军政委员会，他明知毛主席、党中央要陈毅任主席之职，却在陈毅谦让时，玩弄“合法”手段骗取中央同意，取而代之；
三、在京休养期间半夜打扰毛主席的问题 承认当时自己患得患失，无端怀疑中央让他来京休养是“调虎离山”，不信任他，而想从毛主席口中试探中央对他的态度；
四、在中组部工作和召开全国组织会议期间所犯的错误 承认当时自己“明斗安（子文），实反刘（少奇）”，与高岗的反党活动作了配合。
检查的结尾处，承认自己个人主义极端严重，自己扣了八顶“帽子”：1、利用弱点，小题大做，打击别人，抬高自己；2、造谣挑拨，上欺下瞒，当面扯谎，矢口抵赖；3、运用资产阶级的权术到党内斗争中来；4、宗派主义；5、一切从个人出发，个人利益高于一切；6、处心积虑，文过饰非，吹嘘自己，沽名钓誉；7、地方主义，分散主义；8、骄傲自满，缺乏自我批评精神。
此后，饶漱石就无所事事，等候处理，除偶尔去附近的景山公园散散步外，足不出户。
矫洪良无奈地说：“那，首长可要当心啊，注意安全。”
散步完，矫洪良赶紧到值班室给白俊杰打电话报告情况。白俊杰立刻找到赵秘书。赵秘书当时正在贾拓夫（计委副主任）办公室商量事情，便急忙告别贾拓夫，与白俊杰匆匆赶回来。他们骑自行车赶到东郊民巷，已是11点45分了。
赵家梁刚进秘书办公室，董文彬和李力群已先后回来，电话铃响了，是贾拓夫打来的，他叮嘱说：“你们要小心，千万不要出意外！高岗力气大，不能硬来，要采取软的办法把枪要回来。”赵秘书等三人都赞成贾拓夫的意见。于是，他们轮流上楼去缠住高岗。
高岗上楼后，走进办公室，把手枪从口袋里取出，放入书桌抽屉，顺手从抽屉里拿出一份信稿，认真翻阅。这份信稿是在2月初，根据他的口述，由赵秘书誊清的，当时没有写抬头，不知道这封信是写给谁的。现在高岗亲自写上抬头“毛主席”，署名“高岗”及日期“二月十七日”。他又端详了一阵，把信稿装进一个信封里，信封上只写了“毛主席”。接着，高岗提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请求周总理照顾他的妻子儿女。然后，他又取了一个大信封把给毛主席的信放进去，在大信封上面写：“刘少奇”，却没有给刘少奇写只字片言。
做完这一切，高岗进入洗手间，动手刮胡子，不慎，刮破左额下巴，擦洗干净，还在渗血，匆忙之中，手指也沾上血迹。他急急忙忙回到办公室，把信封放进抽屉，又抓出手枪放进裤兜。
这时，他听见有人上楼的脚步声，赶紧离开办公室，到起居室坐在沙发上，装作休息的样子。
董秘书进来汇报，高岗似听非听，心不在焉，最后只说了一句：“行！你下去吧！”
赵秘书一见董秘书下来，马上上楼，对高岗说：“没找到安志文，你的发言稿怎么办？”
“等志文来，你和他一起搞吧，不一定今天讲。”
“我见到拓夫，他很关心你，说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叫你想开些！”
高岗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跟志文商量着写吧。”
赵秘书没有理由再呆下去，只好说了句：“千万要想开些！”就起身下楼。
高岗妻子李力群见赵秘书下来，赶紧上去，可起居室里没人。正在焦急间，在走道上遇到儿媳丽达，忙问：“看见你爸爸了吗？”
丽达说：“刚才他到我房里，亲了亲小孩儿，后来见他进餐室的里套间去了。”
这个套间是堆放杂物的地方，平时根本没人去。李力群顿时感到不妙，赶紧去拉开餐室的门。只见门里把手上系着一条很长的绳子，高岗手里攥着绳子的一端，猫 着腰，躲藏在东门边上的墙角里。李力群强装陪笑说：“你这是干啥？这么大的人，还藏猫猫？”高岗很尴尬，一边喃喃说：“没什么，没什么。”
这时，他的长子高老虎听丽达讲了父亲的反常现象，也急忙过来。
等高岗稍平静后，李力群开始向他讲习仲勋那里的情况。高岗神色茫然，一面点头，一面说：“你马上去找师哲，看看他那里怎么样。”李力群只好悄声叮嘱老虎：千万不要离开。然后下楼。
高岗见老虎还站在那里，就对他说：“你去把小张（服务员）找来。”
小张一进来，高岗到隔壁办公室把把两封信交给他，说：“不要交秘书了，直接给王兴悦（机要通讯员），马上送出去。”小张随即下楼。这时，只有高老虎和高岗在一起。
李力群下楼来，向大家讲了情况，大家觉得形势严重，要李力群赶快上去，就说电话联系，师哲不在。
李力群正要上楼，小张进了秘书办公室，把两封信交给赵秘书。
他们一看这两封信，见信封上沾着斑斑血迹，大吃一惊，也顾不得信是给谁的，一致同意马上拆阅。
看后，赵秘书、董秘书和李力群匆匆向楼上奔去。白俊杰、矫洪良等见状，也紧跟着跑上楼。
这时，已是下午1点多钟。
赵秘书跑在最前面，一进餐室，就一边激动得落泪，一边举着信说：“我犯了错误，拆了你这两封信。但是，你绝不能这样做呀，不能呀！”说着，他抢步上前，站到高岗的坐椅边。高岗先是一惊，接着就说：“不啦，不啦！”“烧掉吧，烧掉吧！”
赵秘书拉着高岗的手，流着泪说：“你千万不要自杀呀！”
高岗说：“不啦，不啦。”他一面用右手轻轻拍着赵秘书的左肩，一面催董、李赶快把信烧掉。
这时，赵秘书和高岗并排坐着，面对着壁炉，看董、李二人在炉前烧信。高老虎、白俊杰、小张等都站在餐室西北角的门口。
就在这时，高岗突然从右边裤兜掏出手枪，迅速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右太阳穴，扣动扳机，“砰”的一声响，餐室内外的人都惊呆了！
当突然发觉高岗掏枪、举枪时，赵秘书本能地侧转身，伸出右手去阻挡。就在高岗扣响扳机的瞬间，他用右手向上挡了一下高岗的臂肘，子弹向斜上方飞去，打在后面墙上。
在枪响和高岗倒下的瞬间，赵秘书以为他中弹了，一面大喊：“快打电话，快打电话！”一面抱住高岗，一起倒在地毯上。
高岗被赵秘书死死地抱着，仰面朝天地压在赵秘书身上，很快清醒过来。他看见手枪掉落在后侧地毯上，拼力挣扎着去捡枪。经过短暂剧烈的挣扎，他终于把枪抓在左手中。赵秘书急忙大喊：“快，快，快把枪夺下来！”
在场的众人都跑过来，有的抓住高岗的右手，有的抓他的左手，终于把枪夺了下来。
枪一夺下，高岗马上瘫软。大家把他和赵秘书扶起来，送到隔壁办公室去休息。高岗一边走，一边说：“赵秘书叫人打电话了，一会儿就来人把我带走了。”在沙发上坐下之后，他还这么不停地嘟囔着。大家一再说没有人打电话，他仍将信将疑，喃喃不停，有点神经质。
这时候，安志文来了。他曾是高岗的秘书，是高岗信得过的助手。他推开门一看，非常惊讶：“怎么啦！出什么事了？”
安志文明白后，十分气恼：“你怎么搞的嘛！”
最后，安志文向大家郑重交代：“这件事，就当没有发生，谁也不要对外人说。”
这时，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机突然响起，把高岗吓了一跳。他慌慌张张，颤颤巍巍走过去，有气无力地：“喂？......”
话筒里传来周恩来总理的声音：“高岗同志，今天下午的会，你能参加吗？”高岗直望着安志文，不知如何回答。
安志文轻声说：“就说你身体不舒服，请假。”
高岗木讷地对着话筒复述了一遍。
周总理说：“那好，以后把大家的发言记录给你看吧。”
这时已是下午2点45分。安志文站起身来，对高岗说：“该好好休息了，可不要再胡来！”又对众人说：“都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各自坚守工作岗位，只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下得楼来，一进办公室，安志文立即把门关好，低声说：“这是件大事，不能隐瞒，一定要向中央报告！”赵秘书和小董点头称是。
赵秘书对小董说：“我坐志文的车一起去报告，要是有人问起我，就说我回去休息了，不要让人知道我去哪儿了。”
安志文和赵家梁秘书到达总理办公室时，是下午3点15分。周总理快步跨进房，坐在他的转椅上，带着严肃诧异的目光问道：“有什么急事？”
安志文说：“高岗开枪自杀未遂，我们特来报告！”
总理一惊：“怎么？什么时候发生的？刚才还通过电话嘛！”
“就在您打电话前不久发生的。他在电话里说的话，是我教他那样说的。详细情况由赵家梁向您报告。”
赵秘书扼要地讲了十来分钟，周总理说：“你等等。”说罢，转身出门向隔壁走去。不一会儿，彭德怀、习仲勋等中央、军队和地方的不少负责人从隔壁会议室进来，在挨着三面墙的椅子上坐下。
在大家坐定，周恩来环视一周，说：“高岗今天中午自杀未遂，现在由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同志把经过情况讲一下。”
赵秘书一口气讲了大约四十多分钟。大家感到此事重大，来得突然，都不知该说什么。总理让大家回去继续开会，自己留下来跟安、赵讲话。他说：“高岗的错误 极其严重，你们现在站到中央这边来，挽救他，向中央报告，做得对。现在你们要注意，一是防止他再自杀，二是防止他杀人，首先是杀你（指赵秘书），三是防止 他外逃，跑到外国使馆去。你们回去之后，什么也不要说，也不要让别人知道你们已来报告，更不要对高岗说什么，中央会另外派人去跟他谈话的。他自杀这件事， 不要外传，注意保密。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打电话找我。我有什么事，也会直接找你（指赵秘书）。要密切注意他的情况，有什么问题，随时向我报告。”
周恩来想了想，又问：“高岗楼上有空房间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说：“你们两个，还有张秀山都住到他楼上去。”最后，周恩来问起那封已烧掉的信，并叮嘱赵秘书，尽快把那封信的内容复述出来，交给中央。
傍晚时分，赵秘书陪着习仲勋、马明方、马文瑞、张秀山走进高岗的房间，这些都是他在陕北时期的老战友。
高岗赶快坐起，强装笑脸招呼：“欢迎，欢迎！请坐，请坐！”
可是，大家却是一脸严肃，好像陌路人相见。高岗立刻色变。
习仲勋开门见山，一字一句地说：“我们是代表中央来和你谈话的。”
“从现在起，中央决定对你实行管教，由赵家梁负责，以后你一切都要听他的。管教期间，你要服从管教，要杜绝三个可能：自杀、杀人、外逃。至于生活待遇，一切照旧。”
这时，高岗已是泪流满面。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不断地低声重复着：“我决不再错上加错，一定听从党的决定。”说着拉起赵秘书的手说：“谢谢你救了我，我一定服从管教。”
习仲勋他们起身，没有跟高岗握手告别。
中央对高岗实行“管教”。他失去了自由，整日整夜地胡思乱想，难以入眠。他向管教人员要来两颗安眠药，服后便安然入睡。醒后，他想，这是一种结束生命最无痛苦的方式。
4月29日，高岗向中央交了《我的反省》，承认自己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有“批薄讨刘”的企图，想“把刘少奇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惟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
中央期待着高岗的幡然悔悟，毛泽东明确表示，高岗检讨完之后，他的工作还要给以适当的安排。可是，高岗却铁了心，要尽快结束曾经显赫过的生命。高岗便假借晚上休息不好为名，在积累着安眠药片。
1954年8月，高岗已被管教半年。他写给中央的《我的反省》已交上去一百多天了，一直没有回音。从7月初开始，电台陆续广播各地人大代表的名单，他仔细地收听着，注意是否有他的名字。他的心情越来越焦躁不安，终日心事重重，少言寡语。
8月16日，星期天。
高岗吃罢早饭，便在楼上四处走动，似随便走动，又像是在察看什么。
上午11点多，李力群从外面回来，匆匆上楼，6岁的小女儿告诉妈妈：“爸爸在房间里弄什么东西，一闪一闪的，还啪啪响。”李力群马上去卧室，见高岗手里拿着台灯的电线，站在装有电插座的墙边。
“你在干什么呀？”
“噢，没什么，看看这插座有电没有。”
李力群一把夺过电线，又气又急地说：“你呀，你呀，想找死呀！”
高岗很尴尬：“没有的事......你去报告赵秘书吧！”
“你不是想自杀，我报告什么呀！”
李力群意识到高岗有自杀的企图，但她怕刺激他，所以没有报告此事。
下午6点，赵家梁秘书来接班，到达高家，高岗拉他一起打麻将，一直玩到半夜。高岗是存心不让李力群单独和赵秘书接触，怕她报告白天发生的事情。
过了17日凌晨1点，高 岗勉强上床休息。可高岗毫无睡意，跟李力群谈了很久很久。他讲自己的经历，讲近几年发生的事情，讲他思想上的矛盾和疑惑，等等。他说：“我这辈子做了不少 对革命有利的好事，也做了一些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你的事情。现在，我的问题牵扯到那么多的人，我怎么对得起他们呀！不如死了算啦！”李力群反复劝慰 他。
时间已过了凌晨两点半，怀着身孕的李力群实在太困乏了，她很快就入睡了。高岗却毫无睡意，他坐起来，不知从何处摸出一大把“速可眠”胶囊，迅速塞进嘴 里。他下床，拿起水瓶倒水，却发现水瓶已经空了。于是，他穿过洗漱间，来到值班室，向值班人员要了一杯温水，一口气喝了下去。这时，是凌晨3点20分。他没有觉察到，匆忙之中，有一粒胶囊失落在床上。
8月17日8点多钟李力群发现高岗沉睡不醒。她惊惶地奔出卧室，猛敲赵秘书的房门，大声呼叫：“赵秘书，赵秘书！快来，快来！”
赵秘书冲进高岗的卧室，接着，董秘书和值班室的同志也都跑了进来，围在床边。
李力群一边推，一边呼喊。
赵秘书摸一下他的脉搏，很沉很慢，掰开他的眼皮，毫无反应。于是，他们分别向有关方面打电话，告急，求救。
中央保健局的力伯畏医生接到电话，她对高、饶受到批判还是有点滴风闻，她不能自己单独前往，而必须再叫上一位压得住阵的医疗专家同赴现场。她立即给北京 医院院长计苏华打电话，约了他一起去高岗家。接着，力伯畏又打电话给在京的苏联医疗专家，请他们也尽快赶到高岗家。按规定，凡是重要领导人身体出了问题， 在中央保健局布置抢救时，都通知苏联专家到场。
大约9点半，力伯畏和北京医院的领导及医务人员赶到了高岗家。医生们一看，高岗已经死亡，再进行任何抢救都没有意义和必要了。
倾刻间，苏联专家白祖比克也赶到了。苏联专家到来后，才把高岗的身体翻了过来。在翻转的时候，他们发现床上有一颗“速可眠”胶囊，大概是高岗在吞咽的时候散落到旁边的。通过这颗胶囊，医生们才得出高岗是吞服了安眠药自杀的。
11点左右，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马明方、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一起赶到。他们来到高岗床前，看了仰躺着的遗体，听了管教人员和家属的简单汇报，表情凝重，一言未发。临走时，嘱咐大家，“弄点冰来，把遗体保护好。”
周恩来总理和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是中午一起来的。他们沉着脸，上楼看了高岗遗体。他们一言未发，转身下楼，在大厅里坐下听汇报。周总理听得很认真，没 有追问，也没有责备。他要管教组给中央写个书面报告，并叮嘱严守纪律，不许外传。然后吩咐安排后事的人：不宜火化，土葬，要善殓厚葬；先要保护好遗体，准 备解剖检验。
接着，由总理口述，齐燕铭记录，写了一个名单：王世泰、刘景范、安志文、乌兰夫、刘澜涛、李先念、曾山、张际春、黄克诚、安子文......共19人参加会议。
所有这些人或是跟高岗熟悉的，一起工作过的，或曾在各大区工作过，当时是中央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
周总理叮嘱说：“就说我召开的紧急会议，务必亲自准时到会。”当晚8点半，周总理在东郊民巷8号召开会议。
8点半开会以前，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等先后到来，陆续上楼看了高岗的遗体。
8点半，周总理宣布：“今天，8月17日上午，高岗死了。现在要对尸体进行解剖检验，成立监督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原高岗秘书管教组组长赵家梁三人组成，杨尚昆为组长，请大家等候检验结果。”接着，周总理让李力群汇报高岗自杀经过情况。
当晚10点多，宣读了检验报告：“发现尸体胃里残留大量安眠药成分的粘液；未发现其他异常情况。结论是：死者生前服用过量的安眠药，造成中枢神经麻痹，以致死亡。”
会议结束时，周总理叮嘱说：“今天的事，你们没有传达的任务，不许外传，请严守纪律。”
高岗服用的安眠药是哪里来的？
原来一天，又一天。一个月，又一个月。高岗处心积累，一次一次欺骗管教干部，瞒过了他们，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储足了可使人永远安眠的药片。
就在高岗自杀身亡的当天，罗瑞卿向正在北戴河休养的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
18日凌晨1时，高岗遗体入殓完毕，大卡车当作灵车，载着棺柩，缓缓驶出东郊民巷8号大院。随车送灵的，没有高岗的妻子、儿女和故旧亲朋，只有他原来的秘书、卫士长等工作人员。
灵车一直开到北海后街的嘉兴寺，将棺柩暂时停放在该寺西院的一间小偏屋里。
8月21日进行安葬，高岗的胞兄高崇义于19日从陕北赶到北京为他的弟弟送葬，而高岗的长子21日下午才从哈尔滨赶来，没赶上为他父亲送葬。李力群因过渡劳累原本不想去，经劝说，还是去了。
高岗的灵柩被拉到万安公墓下葬。高岗之所以能安葬在这里，是因为周总理有明确指示交待：葬在万安公墓，要立碑，只写“高岗之墓”，不写立碑人，不写年月日。当天没来得及立碑，后来做了一个墓碑，没有刻写墓主的名字，没有生卒年月日，也没有碑文，是一个真正的无字碑。
毛泽东处理高岗的初衷
1954年， 毛泽东和党中央揭露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在揭露和批判高、饶反党联盟的问题时，毛泽东一方面对高岗严厉批判；另一方面，毛泽东还是打算挽救高岗。当然 不会再让高岗担任那么高的领导职务了（即国家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但是，还要保留高岗的党籍，不但保留党籍，还要让他当中央 委员，在党内安排适当的职务。
1954年8月中旬，报纸上把全国各地选举产生的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发表完毕时，高岗看到报纸后，没有发现自己的名字，于是他绝望了。8月17日吞服了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毛泽东得知高岗自杀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也十分痛惜。他仔细地询问道：“人死了吗？”当确知高岗已死时，毛泽东询问了死因，沉默良久，说：“遗憾，终于留他不住。他这个人，斗争性太强，性格过于刚烈。”
在毛泽东身边的叶子龙说：“高岗是自绝于党。”
毛泽东说：“话是那样讲，但党内斗争死了人，总是不好的。”毛泽东还对叶子龙说，“本想让他当个省委副书记，去陕北，保留党籍、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工 作，他也会愿意的，可是，迟了一步，没来得及讲。如此结局，我觉得遗憾。这事怪我啊！”毛泽东指示组织部，高岗的子女由组织抚养，还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 对高岗自杀问题，要向苏共中央通报。
高岗的两位妻子
高岗的原配妻子是杨芝芳，生有一个儿子高毅。高毅在1938年成为“高干子女”之前，与母亲杨芝芳一直给地主打工好长时间。
当年高岗和刘志丹在外轰轰烈烈闹革命时，却不知道妻子和儿子在老家陕西横山差点被地主卖掉，幸亏高毅的舅舅得知，赶紧想法让他们母子逃走。陕甘宁根据地 建立以后，高岗才找到他们母子，并把他们接到瓦窑堡。在那里，杨芝芳入了党，担任瓦窑堡被服厂厂长。被服厂经常受到边区政府的表彰奖励，杨芝芳还多次受到 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高毅进入延安保小读书。
1939年周恩来去苏联疗伤时，高毅和陈昌浩之子陈祖涛、陈伯达之子陈小达、刘少奇的子女刘允斌和刘爱琴以及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等一起跟着去苏联，在第二国际儿童院读书。
1947年哈尔滨解放，高毅回到哈尔滨，在哈工大预科学习。1948年有21个中央选派的中央领导人和烈士子女去苏联学习，被称为“4821”，高毅是其中之一，进入莫斯科动力学院土木系学习。1951年底，高毅还没有完成学业提前回国，按父亲高岗的意愿，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机械。
在哈工大，高毅结识了化学系学生宋丽达。宋丽达有一半中国血统，一半俄国血统，她母亲是苏联人。后来高毅和宋丽达结婚了，生有两个女儿。
“文革”中，高毅被定了个以他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被送到咸阳编织器机械厂隔离审查。为此波及十几位与他相识的技术人员和工人。
“4821” 在“文革”中，以“苏联间谍”之名受到迫害。很多人认人，高毅既是“间谍”，又是“反党集团”首脑之子；既“要为老子翻案”，同时自己还是一个“反革命集 团”头子，必将受到严重打击。不过因为他在工厂工作，和工人们在一起，工友们对他特别友善，工友们要他坚强地活下去，所以他受到的迫害并不重。当年与高毅 一同前往苏联的六个孩子有三个没有得到善终，陈小达(陈伯达之子)因工作、婚姻受到挫折无人交流，26岁卧轨自杀身亡；刘允斌(刘少奇之子)在“文革”中不堪凌辱，42岁时卧轨自杀身亡；孙维世(周恩来养女)则被送进监狱，被活活打死，年仅47岁。“比起这些人，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高毅说。
高岗在1938年就与杨芝芳解除了婚姻关系。那时，杨芝芳担任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会长。分会所辖延安儿童保育院，杨芝芳任院长。建国后，杨芝芳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西安市第一保育院院长，全国妇联第一届执委，她还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2001年以96岁高龄在西安去世。
电影《马背上的摇篮》就是拍杨芝芳她们保育院的。
高岗后来的妻子是李力群。
李力群是江苏邳县人，父亲是国民政府的县长，叔父是中共地下党员。17岁那一年，还在徐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她拿着叔父的上级、红军高级将领朱瑞写给林伯渠的推荐信到了西安，换上八路军制服后，和一批进步青年前往延安。
到延安后，李力群先后进入抗大及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陈云问她，学过“党建”没有。李力群说刚从党校毕业，当然学过。陈云说，给你讲“党建”的是陕甘宁边区创始人高岗，你被分配到他那里工去作。
到陕甘宁边区秘书处报到不久的一天下午，高岗来到李力群的住处，说要带她去杨家岭见毛泽东。
到了杨家岭，毛泽东不与高岗说话，却一个劲儿地问李力群多大了，哪里人，谁介绍到延安的。李力群一一作答，毛泽东不住地点头说好。这时桌上摆上一碗鸡蛋炒辣椒，一碗土豆和小米饭，毛泽东要请他们吃饭。
席间毛泽东对李力群说，高岗是陕北领袖，不仅陕北人，我们很多人包括我都要向他学习，今天你来延安参加革命，分到边区党委工作，很好，你跟他生活在一起，要好好和他相处，好好向他学习。
四五天后，王若飞、王明、习仲勋几个人一起来找李力群，说今晚开个会，请你参加。到了会场，李力群被安排坐在高岗跟前，王若飞开始讲话，说今天煮了只鸡，煮了些枣，开个晚会是要举办一场婚礼。这就是李力群和高岗的婚礼，时间是1940年元旦。
解放后，李力群随高岗一起从东北调到北京工作，先是住在三里河国家计委大院，随着高岗职位的升迁，一家人又搬到了东郊民巷居住。“高饶事件”发生后，由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照，政治上受到冲击的李力群一家，在生活上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还能够保证衣食无忧。
丈夫去世的第二天，李力群带着四个孩子和正怀着的第五个孩子一起搬到了北京新街口的一处四合院。一家人开始过起了普通人的安静生活。
但是不久，彭德怀事件发生了。本已远离政治漩涡的李力群还是被政治所牵连，她被从新街口的家里带走，关了三个月，要她交待彭德怀与高岗是如何阴谋勾结进行反党的。李力群说，彭老总和高岗接触时间最多是1950、1951年，在沈阳我们的家里。那时候正在抗美援朝，他们一个志愿军总司令，一个负责后方供应。他们在房间里一谈就是一整天一整夜，门前站着两道岗，别说我，连秘书都不让进屋，我哪能知道他们是如何勾结，怎么反党的？
见李力群提供不出有价值的东西，专案组将她从行政11级降为13级，放了出来。
李力群说：“高岗走之前，将我们一家托付给周恩来照顾。总理日理万机之余，还抽出时间问我需要什么，党和政府也没有把我们家当作‘反党集团’的家庭来看待，至少孩子一点没受委曲，，我也能够照常上班。”
李力群降了级后，从西城的新街口搬到了南城的牛街，还是一个四合院，不过略微小了些。
1962年出版的《刘志丹》一书，本是为纪念陕北领导人刘志丹而写的一本小说，因为“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高明”和“夸大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被批判是为高岗翻案。在西北工作和曾经在西北工作过的一万多名干部都被整，数万个家庭受到牵连，李力群一家也再次被扰乱了平静。
那时“文革”已经开始，革命群众冲进了李力群的家进行批斗，占了四合院的东、南、西三面房子，将他们一家六口挤到北面两三间房子里。
李力群一次次被传去写揭发材料。接着，李力群的几个孩子分别被“发配”去河南、湖南、甘肃、内蒙插队，她也被下放到安徽“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1971年，周恩来没有忘记李力群的一家，毛泽东也指示将李力群作为保护对象。就这样，李力群和几个儿女陆续返回北京。李力群先后当选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从那以后，每逢重大节日，李力群都会受邀出席国宴，享受登天安门观礼的高规格待遇。
孩子都大了，两三间房子显然已经住不下李力群和她和子女，周恩来亲自挑选地方，将他们一家安顿在北京王府井附近的一座四合院里。
李力群的二子三女，由于怕受父亲牵连，都改随母亲的姓，最后一次搬家，连李力群用的都是一个假户名，住了很长时间，邻居们都还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
东北局“五虎上将”冤案
1954年2月举行的高岗问题、饶漱石问题两个座谈会结束后，周恩来与东北局来京参加高岗问题座谈会的林枫(东北局第一副书记)、张秀山、张明远三人谈话，对如何开好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作了指示。
指出会议的重点是揭发高岗，认清其罪恶，鼓舞大家。分清东北局的责任、个人责任，启发大家，强调团结。
1954年3月26日，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沈阳举行，出席会议的有517人，列席会议的170人。会议由东北局第一副书记林枫主持，会议领导小组由东北局委员和省、市委书记组成。原东北局秘书长马洪、原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安志文作为高岗事件的知情人，也来沈阳参加会议。
周恩来亲自到会，在会上作关于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高岗、饶漱石问题的传达报告。
周恩来因有外事任务，在沈阳停留了两天即返回了北京。此后会议由林枫主持。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以中央联络员的身份自始自终参加了会议。
高干会议在揭发批判高岗的同时，张秀山、张明远等东北局负责人先后在会上作了检查，听取大家批评。
就在张秀山、张明远接受批评的过程当中，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周桓在发言中说，贺晋年(东北军区副司令)为高岗亲信，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郭峰、马洪武是高岗的“五虎上将”。于是在会上引起轰动，纷纷抓住不放。
张秀山时任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明远为第三副书记，赵德尊为东北局委员、秘书长兼农村工作部长，马洪原为东北局委员、副秘书长(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专职委员、秘书长)，郭峰为东北局委员、组织部长兼党校校长(1953年11月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未到职)。
如果说，周桓的发言只是一种个人行为，那么罗瑞卿以中央联络员的身份在会上发言、林枫作为会议主要主持人作的会议总结，其分量就不同一般了。
罗瑞卿在发言中首先认定：“高岗分裂党，在党内煽动和组织宗派，阴谋夺取中央权力的罪恶活动是长期的、有计划的。……”罗瑞卿断言：“高岗反党反中央的一个最突出表现，是他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当成独立王国。”这就是说东北局内有一个高岗的反党宗派集团。
林枫说：“在高岗离开东北以后，东北局某些负责同志，仍然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进行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并表示完全同意罗瑞卿的意见。
4月24日，会议通过了：《东北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向中央的建议》。
《决议》正式肯定：“根据同志们揭露的事实，证明东北局某些负责同志……形成了一个以高岗为核心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这些同志一方面在高岗的指使和支持下，故意地孤立林枫同志，即在高岗离开东北后，致使林枫同志难以行使职权。”
据此，会议向中央建议撤销他们现任东北局副书记和东北局委员及其他党内职务。
5月4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决议》和《建议》，并下发。“五虎上将”冤案就此铸成。
这“五虎上将”与高岗的关系，其实只是一般的工作关系。但他们被剥夺了发言权，只能接受无理批判，无权进行答辩。
1954年4月28日，中 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撤销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五同志现任东北局副书记和东北局委员及其他党内职务问题向中央的 建议》下达后，这五人都被降级使用。有的去当农场副场长，有的当了建筑公司副经理，有的当机械五金总厂、水泥厂的副厂长……
经过25年之后，张、张、马、郭、赵、陈六人在1979年先后得到了重新安排：张秀山任国家农委副主任；张明远任国家机械委员会副主任；马洪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郭峰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赵德尊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陈伯村任国务院水电部副部长。
中央在重新安排这几个人的工作时，陈云对张秀山说：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薄一波对张明远说：中央对五个人的工作安排，不受过去问题(指“高饶事件”)的影响，高岗是高岗的问题，你们是工作关系，没问题。
后来中共中央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高饶问题依然是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仅仅是“不再提了”。
“饶、潘、扬反革命集团”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由邓小平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后的讨论过程中，风云骤变，高、饶问题“逐步升级”，最后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折：会议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在七届四中全会后对高、饶问题所采取的措施，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决议中对饶漱石的组织处理，改为同高岗一样“永远开除党籍”。经毛泽东“拍板”，认定饶漱石犯有反革命罪，批示公安部在1955年4月1日将他逮捕入狱。三天后，又把饶漱石列为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的首犯来查究。
这个突如其来的大变化，是怎么造成的？
据杨尚昆说，主要原因：
其一，是饶漱石闹翻案，激起了众怒。饶矢口否认自己曾经勾结高岗进行反党活动，声称他那份书面检查是被迫说了违心话；进而说他这次“挨整”是陈毅蓄意挑起，对他进行打击报复；一再表示他要向党中央申诉冤屈......
其二，扬帆案件，火上浇油。全国党代会上印发的材料中，有一份揭发扬帆在上海解放初期主持镇反，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护了特务分子反革命达3300多人”， 其中好些事涉及饶漱石。本来，代表们得知饶漱石闹翻案，已经很恼火，看过此材料后，更加群情激愤，认为饶的问题已经超出犯错误范围，而是对党对人民犯了 罪；进而对饶漱石的政治历史提出了疑问，在皖南事变中的脱险，究竟是如他安抵苏北后给中央电报中说的“派警卫员下山收买敌连长成功”，还是被俘后叛变而被 派回来充当内奸的。
其三，潘汉年的“交代”，引发更大“爆炸”。在党代会上，一些受到高、饶影响或和高、饶问题有牵连的人，先后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或交代。毛泽东对此表示 充分肯定。潘汉年受到很大震动，他想到：自己同扬帆、饶漱石都有过工作关系；在所谓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护”反革命的问题上，自己作为分管政法、 情报工作的副市长当然负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又把1943年夏天被李士群骗到南京用劫持的手段拉他去见汪精卫的事作了交代。陈毅看了他交来的材料，大吃一惊，感到事关重大，安慰了潘汉年几句，便匆匆将潘的交代材料亲自送到中南海给毛泽东。毛泽东看过材料大为震怒，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作出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在4月3日责成公安部执行。
潘汉年的问题，直接同饶漱石、扬帆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当时毛泽东认为：“我感觉，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于是，饶漱石又被认定为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的首犯。
关于斯大林把高岗提供的情报拿给毛泽东看这件事，毛泽东没有具体地讲。
毛泽东一贯反对搞阴谋诡计，反对里通外国，更不容许把自己国家的重要情报提供给外国人。毛泽东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
“对于我们党来说，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起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过了一年半，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讲到高岗的问题。毛泽东说：“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是有许多事实证明了的。”
毛泽东对里通外国的高级干部和中级下部提出了警告，他说：“这是不好的。”接着，又解释说：“我们不赞成苏联的一些事情，党中央已经跟他们讲过好几次， 有些问题没有讲，将来还要讲。要讲就经过中央去讲。至于情报，不要去通，那种情报毫无用处，只有害处。这是破坏两党两国关系的。干这种事情的人，自己也搞 得很尴尬。因为你背着党，心里总是有愧的。送过情报的讲出来就完了，不讲，就要查，查出来就要给适当的处分。”
赫鲁晓夫则是同情高岗和反对斯大林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由于斯大林出卖了高岗，我们失去了一位对我们真正友好并能就中国领导内对苏联的真实态度提供 宝贵情报的人。”他进一步分析：“斯大林为什么要出卖高岗？我想他是受了自己猜疑心的驱使。正像他自己说过的那样，他信不过任何人，甚至也信不过他自己。 他估计毛迟早会发现高岗一直在告自己的密，因此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毛就可以指责斯大林煽动反对中国政府。于是，斯大林拿定了主意：最好还是牺牲高岗来取得 毛的信任。”
饶漱石患了精神分裂症
1954年 底前后，国际共运中出现了苏共与南共和解、赫鲁晓夫为铁托恢复名誉的新情况。这一消息在我国见报后，饶漱石突然一反其沉默寡言的常态，矢口否认自己曾勾结 高岗进行反党活动，声称他那份书面检查是被迫而言的违心话，进而说他这次“挨整”是陈毅蓄意挑起的打击报复，并一再表示要向党中央申诉冤屈。
饶漱石的翻案行为，在党内把大家都惹火了，纷纷要求毛泽东从严处理这个脑后有反骨的“魏延”。这是饶漱石彻底埋葬自己的诱因之一。
1955年3月全国党代表会议期间，扬帆“问题”的出现，是饶漱石政治命运彻底完结的又一个重要诱因。上海“潘杨事件”案发，说杨帆的“以特反特”方针，是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饶漱石的发明。于是饶漱石事件开始升级。
结果，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议中，对饶漱石的组织处理，在原来预计的“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基础上，又加上了“永远开除党籍”。
1955年4月1日，随着扬帆问题被定性为“反革命”，经毛泽东“拍板”，饶漱石又以反革命罪被公安部正式逮捕。三天后，毛泽东在七届五中全会上说：“我感觉，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些。”饶漱石被定为“饶潘杨反革命集团”首犯，被公安部立案侦讯。
1955年10月11日，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谈到“关于思想斗争”时指出：“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
最高人民法院结案时，潘汉年被判15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饶漱石、杨帆被判处16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从此，饶漱石的政治生命已经完全终结。不过，饶漱石问题虽被定性为反革命，但党中央、毛泽东还是给了他生路。
1965年，已经服刑10年的饶漱石因备受精神煎熬，在狱中患了精神分裂症。考虑到饶漱石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公安部报请中央批准，予以假释，安排到一个农场养起来，配备了服务员、厨师各一人，每月发给生活费200元。
直到1975年3月2日，饶漱石因病逝世，终年73岁。
潘汉年、扬帆等人的问题，最后都得到了平反昭雪。
关于高、饶问题，邓小平在1980年3月19日说过：“揭露高、饶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也找陈云同志谈判......高岗想把刘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也是正确的。”
高、饶事件，应该说是党内争权的派别斗争。杨尚昆在回忆处理高饶事件的文章中说：“回想起来，发生高、饶事件的当时，毛主席在党中央的威望如日中天，他怎么看，怎么说，我都信而不疑。近来重新翻看1955年的‘工作日记’，上面还有这样一段记载：我听过毛主席宣布饶、潘、扬是‘内奸’，大吃一惊，痛感自己‘思想右倾’哩！”其他的干部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附录：李力群谈高岗事件
高岗自杀已经五十多年。“高饶事件”是中共党内斗争中屈指可数的尚未翻案的事件之一。高岗的遗孀李力群至今仍然在为高岗鸣冤叫屈。
李力群今年87岁。她1937年10月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1938年加入中共，在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秘书处工作。当时高岗是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他显然看中了李力群。
李力群说：“高岗要带我去上杨家岭去看毛主席，我就跟他去了。毛主席请我吃饭，问我谁介绍来延安的，是哪里的人，多大岁数了。我都跟他说了。然后他就 说，高岗是陕北人民的领袖，和刘志丹创建了陕甘宁边区，使我们中央长征过来有个落脚点。你和他好好相处，跟他一块生活，是很幸福的，向他学习。
“我当时也莫名其妙。怎么我和他能相处？和他干什么？过了几天，王明、王若飞、柯庆施，习仲勋也在，(19)40年跟高岗结婚。我那时才18、9岁。”
*高岗林彪之谊*
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高岗被毛泽东派往东北。
李力群说：“毛主席又说他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就派他到东北去，要把东北建设成背面靠着苏联、蒙古和朝鲜(的根据地)。有了东北根据地，我们就全国胜利。”
在东北，高岗和当时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林彪配合默契。
李力群说：“过去林彪也说过，东北解放战争，我没有高岗的配合，没有高岗和我一块补充部队，部队到了100多万，我打不了胜仗。我能说高岗坏吗？我不能。我林彪还是有良心的。
“林彪从杭州回来当副主席。他找我，要叶群去接我到他家里，问我几个孩子的情况。他说高岗是冤枉的。他说陈云去叫他揭发高岗，他当时就说，我不能昧着良 心说高岗不好。在东北对刘少奇有意见，你陈云也有一份，我林彪也有一份。对刘少奇有意见是毛主席。反刘少奇不是他一个人，就是他出头说了就是了。”
*毛想让高当总理？*
李力群说，提出让高岗当总理(部长会议主席)。
李力群说：“是毛主席跟高岗谈话。主席说，高岗，你来做总理好吗？高岗说，我不行，还是林彪行。是毛主席跟高岗说，林彪在经济上不行。他会打仗。过去，蒋介石也怕他三分；斯大林对他很欣赏。”
*高岗彭德怀之谊*
高岗在东北期间正值朝鲜战争。高岗和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配合得也非常好，与彭德怀个人关系密切。高岗自杀以后，李力群带着四个孩子被赶出原来的住处。
李力群说：“就把我住的地方换了，叫我从新街口搬到宣武区了。当时我家里连暖气都没有，没有炉子，孩子，三个大的在学校住宿，小的跟着我。我冻的......彭老总偷偷地叫警卫员去看我，问我有什么困难。警卫员都不敢说他是彭老总派去的，就是说有一个老头子，在沈阳到你家里吃过饭。我就说，是彭老总，那警卫员摆手叫我不要说彭老总。”
*被陈云“出卖”*
高岗在东北期间还同陈云发展了密切的个人友谊。
李力群说：“陈云根本不能出去，就在家里想想、说说。到前方，到农村不都是靠高岗嘛。陈云过去还说，哎，老高啊，你很体贴我身体不行。你在下边跑。咱跟 陈云的关系应该很密切。尤其高岗到北京，陈云要打听高岗，说毛主席老找你谈话，跟你说。高岗不是把陈云当成圣人了嘛，结果就被出卖了嘛。
“所以毛主席跟高岗说，陈云这个人是不可靠的，形势好了他就出来；形势不好他就有病了。到后来，(19)54年，陈云一下变了。所以高岗说：‘我看错了你陈云了！’”
*高岗否认反周*
李力群表示，高岗一直说他没有反对周恩来。
李力群说：“毛主席对周总理不满意，高岗就说，主席呀，总理已经很不错了，能把国务院工作应付了，尤其是外交部。后来不是又给他安上说反毛、反刘、反周。后来高岗说，他妈我真冤枉，我哪里反周啊？我他妈在毛主席跟前说了许多好话，为了周。
“后来秘书在跟他(周恩来)汇报时讲的，把高岗关起来以后，高岗死也不承认，说你给传达说，反你了，反周了。周恩来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是毛主席说他反我的，他们说他反我的。
“可是周恩来对高岗，那的确还是好，在高岗死后对我们，对我几个孩子管了，这点我感激。但是我知道，高岗跟我说，跟秘书说，说我怎么能反(周)嘛。我就是对刘少奇有意见。我对刘少奇的意见是工作上的意见嘛。我怎么能反总理呀？我没有嘛。
“他没有反总理，所以他死以前，还给总理写了封信，说你们看在我一辈子是为革命奋斗的，为共产主义事业，为全国胜利方面。我是冤枉的。我希望你帮我照顾一下我几个孩子。”
*毛周照顾*
高岗死后，周恩来似乎对李力群有所关照。
李力群说：“总理就不让我去教育部了，叫我生完孩子到劳动部。为什么到劳动部工作？因为劳动部长是马文瑞，是西北人，是高岗的部下。总理认为他能照顾我。实际上他敢照顾我吗？”
劳动部部长马文瑞不仅没有关照李力群，而且为了显示和她划清界限，把李力群的行政级别从11级降为13级。文革开始以后，周恩来对李力群有过特别交待。
李力群说：“周恩来让专案组跟我说，关于高饶事件，彭德怀、陈云的事情，千万不要说，就说你以前不知道。当时我挨打挨斗，我就按照总理跟我说的，一切就说不知道。”
所以刘也别觉得太憋屈，一命换一命，谁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少来着？
1969年，周恩来亲自指示将李力群下放到教育部“五.七干校”。中国独立记者高瑜2007年底采访过李力群。高瑜说：
“后来她到干校去了。她的几个大孩子已经都‘插队’(注：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去了。就有一个小儿子。小儿子是高岗死了以后她才生出来的嘛。她说，我能不能带这个小儿子去，结果不让她带。而且是让国管局的一个局长，叫朱奎的，当年是刘志丹部队的人，周恩来特别让这样一个人告诉她，说你到干校去吧。给她送到干校了。
“到了干校两年，那个干校生活非常苦啊，劳动啊，下水啊，而且她又是高岗的老婆，在干校也遭批斗啊，斗争啊。”
还是毛主席最关心自己亲信高岗的遗孀。李力群说：“高岗死以后，应该说毛主席对我和几个孩子很照顾了。”
2007年底采访过李力群的中国独立记者高瑜说：“当年高岗死了以后，毛主席还规定一个孩子要给40元的生活费。40元的生活费比一般干部都高呀。给一个炊事员、一个司机、一个四合院。”
*1971年获优待*
1971年，毛泽东指示将李力群从“五.七干校”接回北京，予以工作和生活照顾。
高瑜：“71年，中央办公厅来两个人，要接他回北京。当时军代表和造反派不让回，说这是高岗的老婆，就得在干校，不让回去。她也不敢跟人家回去。过了一个月以后，中南海警卫团又派了三个人来了。这两次要接她回去都是毛主席指示的，周恩来给办的。
“接回北京以后，她提出来要到图书馆去工作，说这样我可以少接触人。结果毛主席说不行，说你们在东北、西北都是有影响的人，而且你在东北还办过学校，回教育部。
“这个时候呢，周恩来找她谈话，问她几个孩子在哪儿。她说我的孩子都‘插队’了。她说，把孩子的生活费也停了。李力群说，我的外交部的同学曾每月给过我们50块钱。两个外交部的同学，就是当大使的，工资多一点，就给50块钱，照顾了两个孩子。
“周恩来就跟她说，我把几个孩子马上给你接回来，给你补发几个孩子的生活费。谁支援过你，你借过谁的钱，你该还谁就还谁。每个孩子按当年的40块钱补助。后来说给他们家补了一万多块钱。当年一万多块钱当然很多了。
“后来由国务院给她看了房子。看了好多处房子，包括当年邵力子的房子，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房子。那都是当年还是政治局，党中央副主席那类人住的院子，都是很大的。就是还是按高岗当年的级别。
“李力群都不敢去住，说那么大的院子，我怎么敢去住啊。结果后来就是找到现在这个房子。当年是外交部副部长吴学谦住过的房子。她到这儿以后就改名叫李力，把‘群’字给舍了。到现在户口本上还是‘李力’。就一直住到现在，最近又要拆迁嘛，她说她要当‘钉子户’。”
李力群谈到1971年回到北京之后受到的关照说：“后来把我从干校接回来，71年接回来，总理找我谈话，把我几个孩子都接回来，安排工作，恢复我的级别，恢复我的职务，我在教育部当司长，学生司。任命我为第四届人大代表，第五届政协委员。”
*毛泽东有悔斥责周*
那么李力群对毛泽东怎么看呢？
记者：“您认为毛主席是好人吗？”
李力群说：“我不是那样(看)。他也看见刘邓的势力大，他们团结刘邓周陈，他(毛)也害怕。可是后来，他(毛)又后悔。我得说明白，他对高岗还是很亲密的，他也不是想把高岗整死。从他的一些言论，从他后来，从他高岗死了以后，他跟周恩来发脾气，说你把高岗整死了，把问题复杂化了，扩大化了。
“在北戴河，他从杭州回来，跟周恩来发脾气。从后来他在政治局在十三陵开会时说，有人想把高岗整死，灭他的口。从他后来在庐山会议，他说，对高岗的问题，我迟了一步，我要习仲勋(跟高岗)谈话，结果我迟了一步，结果他死了。过去叶子龙(注：毛泽东秘书)也说嘛，高岗死了以后，毛主席是一个多月显得心里沉重。”
*保高指示未传到*
李力群在1971年从周恩来那里得知毛泽东曾经想保护高岗的情况。
李力群说：“这是总理跟我说的，(主席)叫习仲勋去跟高岗讲，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要他回西北当省长，开发西北嘛。这是总理把我从教育部干校接回来，找我 谈话。他问我，习仲勋去讲了没有？我说，没有，因为刘邓把高岗软禁起来就不准西北人去了。谁也进不了了。不准见。我说，我还是有自由的。我知道，(习仲 勋)没有去。”
*奉毛之命查刘少奇*
记者：“您认为高岗自杀，毛泽东有没有责任？”
李力群说：“我觉得毛主席有责任。很多事情高岗干的，反对刘少奇，查刘少奇1929年的敌伪档案，叛变自首，都是毛主席叫他去做的，而且对刘少奇的意见是毛主席开始跟他讲了许多事情。他们刘邓对他不满意，没有的事情也说。你比如说财经会议高岗的发言是毛主席修改的。高岗开始没有在财经会议上发言(的计划)。”
李力群谈到当年具体负责查刘少奇被捕情况的前中共东北局副书记张秀山。李力群说：“罗瑞卿在东北怎么整他，说他‘你恶毒地去查敌伪档案’。张秀山说，是 毛主席让我查的。我查了敌伪档案，刘少奇叛变自首，我交给毛主席了。毛主席还拍着我的肩膀说，你是好同志，你为了党的纯洁性。我们共产党不是‘混合 团’。”
张秀山后来被确定为高岗的“五虎上将”之首，被中共整治了24年。
*先秉承毛意后被毛抛弃*
李力群说：“东北高岗案抓了‘五虎上将’，根本没有事实。人家‘五虎上将’说，我们不是为高某人工作，我们是为党工作的。所以过去郭峰(注：中共东北局组织部长)跟我说，高岗和张秀山是傻，到底是陕北土包子出来的，傻。人家叫你去查敌伪档案，你就去查。
“所以我给中央写信也是说，毛主席有责任。高岗那些东西，对刘少奇的意见，一方面是工作的事，另外嘛，也是毛主席跟他讲的。你比如说，毛主席跟高岗讲，说刘少奇‘七大’当了二把手以后就拉派，重用地下党的人，如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等。另外，说六十一个(人)是刘少奇让张闻天写的信，叫叛变自首出来。以后就讲刘少奇到北京去，找了多少老婆，找了资本家的女儿了，在天津讲话了，说资本家剥削越多越好了，都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嘛，大家都觉得刘少奇......
“我的信上，我说，高岗认为刘少奇不适合当毛主席的助手，那也有好多人同意高岗在中央会议上讲。就是因为毛主席对高岗信任，什么话都跟他说。
“但是后来毛主席却离开那里，而且就听286、刘少奇的汇报，结果就追问，你这些反刘少奇的言论是哪儿来的？毛主席跟你说了什么？高岗死也不说，他要去见毛主席，结果刘少奇、286、周恩来不准他见，不准他去杭州，他当然心里就 不满意，高岗就跟我说，我上当了，他妈这些人都准备好了，一致对我的，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我死，我生命可以不要，我要保住毛的威信。”
*毛拒见高岗落井下石*
李力群和高岗显然都不知道，不让高岗去杭州见毛泽东的并不是刘邓周，而是毛泽东本人。高岗在1954年1月19日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到杭州去见毛。刘邓随即将信转交给毛。毛泽东在1月22日写信给刘少奇说：“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上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
在2001年9月发表的《杨尚昆日记》记录了1954年1月28日毛泽东同杨尚昆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处理高岗问题的方法。从杨尚昆记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要“极力避免”、“力求避免”自己从杭州返回北京参加会议。毛泽东当时是想避免和高岗见面，避免给高岗直接对质的机会。
另外，186对高岗还不乏落井下石的举动。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中有一段话说：“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这段话是186亲笔加上的。
*高岗：都是莫须有的事*
高岗不堪巨大的精神压力，自杀身亡。李力群谈到高岗自杀的原因。李力群说：
“高岗这个人个性很强，但是座谈会上不准他讲话。安他那些罪名根本不是事实。像陈云讲的，‘你一个，我一个’，是毛主席说将来他到二线，是不是中央可以 轮流值班。高岗回来就跟陈云商量，陈云问，可以你一个，我一个，林彪也可以算一个，陈云表示支持这个轮流，支持‘你一个，我一个’。结果，座谈会上不准高 岗讲话，四中全会以后，只准他们揭发。陈云就起来说，‘你一个，我一个’是你说的。高岗说，你怎么能......你没有脸面，是你说的，怎么能说是我说的？
“四中全会根本不准他说话。他说，***，我们***实事求是，现在没有真实性了，怎么能够这样对我？他个性很强的，他受不了这个，回来情绪很坏，说怎么你座谈会一直对着我，都是莫须有的事。但是，有些事情对刘少奇有意见，也不是我一个人。他就觉得***揭发的事情就没有真实性了，哪里是实事求是？都是莫须有的事情，没有的事情。”
*胡耀邦有意平反286力阻翻案*
文革以后，胡耀邦要为高岗平反。中国独立记者高瑜说：
“李力群找过胡耀邦，讲高岗的冤案。胡耀邦让中组部成立一个高岗平反小组。而且胡耀邦当时到东北、西北去，遇到很多老干部，当年都被打成反毛、反党，因 为高岗都受过牵连吧。文革以后都平反了嘛。他们在讲自个的问题的时候说，高岗在东北、西北都是党的有功之臣，这个谁也抹煞不了的，提出为高岗平反。
“胡耀邦到西安去，见了很多老同志。老同志也是提出来为高岗翻案。胡耀邦当时就做了这样的评价说，他是自由主义，不是反党路线的问题。说毛主席当年向全国发电报，让全国向高岗学习。给他戴的(反党)帽子不合适。
“但是从西安回来以后，286找到胡耀邦，批评他，说‘你糊涂’，你怎么到西北胡说啊？你怎么说他不是反毛主席，不是反党啊？胡耀邦说他反刘少奇是真的，也不能说就是错的。都是政治局委员，还有什么不能提不同的意见呢？但是呢，286就把这个事阻止下来了，胡耀邦也没办法。”
李力群对胡耀邦很感激，对当年向186告密的286极为反感。
李力群说：“胡耀邦说，高岗不是反党，他是毛主席过去让大家向他学习的，表扬他为革命，为西北、东北建设是有功之臣，要我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的。可是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人家不能让你说，不能让你公开嘛。胡耀邦为什么倒下了？至少其中有要为高岗平反(的因素)。”
李力群说：“286认为高岗不能平反，而且81年大家讨论历史决议的问题，286说，处理高岗还是对的嘛，虽然他不是路线斗争，也不是什么野心家，也没有什么路线问题，但是对高岗的处理还是正确的。286到处讲嘛。大会小会总是要提出高岗的处理还是对的。你‘处理正确’就是怕暴露你这个暴君！你比186还暴！没民主！我还怕什么？你再把我抓起来，再关起来吗？”
*复查结论*
文革以后的几十年里，屡遭挫折的李力群仍然在不断向中共领导层写信，为高岗喊冤。
李力群说：“我现在也可以说思想解放，我跟你说，是我给中央写了(信)。我不知道写了多少信。我现在倒不是因为现在吹捧刘少奇、286、陈云等人。我把他们怎么搞的阴谋，怎么搞的手段，我都写出来给中央。我也不怕他再把我整死。”
还是在386担任中共总书记的2001年，中共中央就对高岗案进行了复查。2004年6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洪祝等人到李力群家里向她宣布了复查结论。 (中华网)
参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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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泽东六十大寿前后作出的决定》尹家民/文 《作家文摘》1998.9.9。原载尹家民/著《知情者说(6)历史关键人留物给后世的真相》，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 (1998.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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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西北局高干会议》，《作家文摘》2003.5.30，原载《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美）马克．赛尔登/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3 出版 (2003.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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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高岗第一次自杀经过》，《作家文摘》2003.7.22，原载《百年潮》2003年第7期，赵家梁口述，张晓霁整理 (2003.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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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饶漱石：从“小姚”到野心家》夏明星、舒平/文，《文摘旬刊》2003.8.15，原载《文史春秋》2003.8 (2003.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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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在伟人身边的日子》，王鹤滨/文，《文摘旬刊》2004.1.16， 原载《周末》 2004.1.1 (2004.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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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毛泽东处理高岗的初衷》，《作家文摘》2005.11.22，原载《党史博采》2005年第10期 (2005.11.24)。
22.《红墙医生》（选载之二），《作家文摘》2006.1.13，王凡、东平/著，作家出版社2006.1 出版 (2006.01.15)。
23.《毛泽东让陈毅“不要伤风”》，《文摘旬刊》2007.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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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高岗夫人李力群：我只想有一个安稳的家》，《作家文摘》2007.6.26，原载《中国老年》2007年第6期，卓成华、西川/文 (2007.07.13)。
25.《斯大林为何要“出卖”高岗》《作家文摘》2007.6.26，原载《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述韬/等译 (2007.07.13)。
26.《陈云、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高岗的问题》，《作家文摘》2007.11.13，原载《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张聿温/著 (2007.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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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毛泽东三召陈毅》张聿温/著，《作家文摘》200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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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东北局“五虎将”冤案始末》林蕴晖/著，《作家文摘》2008.10.28，原载《国史札记——事件篇》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2008.11.11)。
31.《建国后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林蕴晖/文 ，《作家文摘》2008.11.18，原载《国史札记.事件篇》东方出版中心2008.8，出版 (2008.12.02)。
32.《高岗长子高毅》卓成华/文，《作家文摘》2008.12.5，原载《中国老年》2008年第12期 (2008.12.20)。
33.《高岗之子高毅的晚年生活》卓成华/文，《文摘旬刊》2009.3.6，原载《各界》2009.2 (2009.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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